谢谢各位的掌声！
刚刚李希贵讲完，接着他来讲,我压力好大。这个月的《人民教育》要刊发我的一篇文章，是一篇关于李希贵的长文，昨天我在我的微信上也发了，题目叫做《我和李希贵：不得不说的故事》。
文章结尾是这样说的：“在大谈‘教育家向我们走来’的今天，我对用‘教育家’这三个字来评价当代基础教育的教育人，一直比较谨慎。但是若干年后回看今天，如果一定要说有‘教育家’，李希贵也许算是一个。”
李希贵刚才的话题是从学校管理层面来讲的，我现在想讲一个微观的话题，题目是《教育：请给人以心灵的自由》。
我最初报的题目是《教育：请给学生以心灵的自由》，后来我发现，仅仅是学生有心灵的自由还不够，还应该有教师。这里的“人”就包括教师。
我先从今年上半年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说起。为什么要先讲这部电视剧呢？因为，这部电视剧的曲作者和音乐总监叫“胡小鸥”，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青年作曲家，他也是我的一个学生。2008年有一段时间，成都各家大报纸都在报道一个叫“胡小鸥”的作曲家获得了一个国际作曲大奖，他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作曲家。有天晚上，胡晓鸥的父亲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感谢你对小鸥的培养，他得了一个大奖。”我说，这和我没关系，我又没教他作曲，因为我根本就不会作曲。他父亲又说：“您教会了他做人，胡小鸥还一直记着您，至今还保留着高中时代的作文呢！”我开玩笑说，那我就等着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吧！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当时并不是胡小鸥的班主任，只是教他语文，但他居然还保留着我给他批改过的作文。
我一直认为，天才不是学校培养的。胡小鸥哪是我培养的呢？今年4月，他回到成都，来到我的学校给我们学生做演讲。胡小鸥是一个很朴实、很善良的作曲家。他在演讲中对学生们说，他中学的时候成绩中等，永远徘徊在二、三十名。他从小喜欢弹钢琴，但弹的时候一些曲子太枯燥了，他就想：“为什么不自己弹呢？”于是他就乱弹，发现乱弹很好听，就把它记下来。他用自己能读懂的符号记下来，这就是他最早的作曲，最早的作品，这张纸条他至今保留着。后来，因为他成绩不是特别好，但酷爱音乐，学校就破格同意他不上课，在家里学音乐，准备考川音。后来，他果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川音。再后来，就到美国深造，拿到了音乐博士。
他来看我的时候，说起了我当年给他批改过的作文《悲鸿不悲，德华缺德》：“我现在都还记得这道作文题的由来。当时徐悲鸿的画展在成都举行，门前冷落；与此同时，刘德华的演唱会却火爆轰动。可是，刘德华演完后偷税漏税一百五十万。李老师便给我们讲，徐悲鸿的作品终究会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品流传下去，载入史册，而刘德华缺乏社会责任感，实在缺德！”他说，现在某些歌星获得的太多，而对社会的付出与回报则太少太少，他对这些明星很是看不起。我感到了胡小鸥作为艺术家的社会良知。
我今天先说胡小鸥，是想说明：天才级的学生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但是教育可以给他一片土壤，包括空气、水分、阳光，包括他们需要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如果不是学校当时同意胡小鸥不上课，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很难说胡小鸥会成为后来的作曲家。还有，任何天才的孩子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格，其“天才”才有意义。
我今天想讲四点：第一，创新首先是思想的创新；第二，教师应该是精神自由的人；第三，给学生以舒展的心灵；第四，给学生以健全的人格。我演讲的时间有限，我讲到哪算哪，时间一到我就下来。
第一，创新首先是思想的创新。
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但现在人们一说到创新，往往就只是技术创新。具体到教育上，更多的是技巧创新，比如“一题多解”，比如作文的“构思新颖”，比如出人意料的开头、别具新意的结尾，或者是小发明、小制作等等。技术（包括技巧）的创新当然是需要的，但比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思想创新。
众所周知，一部人类史实际就是一部思想创新史。
比如，我们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它恰恰是一部思想创新史。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首先在一国成功。列宁则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一国成功，并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对列宁主义的发展是，提出革命可以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取得成功。邓小平的贡献却又在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看，这不都是思想创新吗？正是因为邓小平的思想创新，给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活力，而凡是没有思想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都走入了死胡同——比如，固守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结果导致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再看1978年中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也是一次思想创新。我们无法说它产生了多少吨钢或者多少“当量”，但它却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因此，从人类历史长河看，思想创新显然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因为它是宏观的，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
以上说的是巨人的思想创新。如果我们承认思想创新的巨大意义，那么，我们不妨再继续追问：思想创新的权利只是少数巨人独有呢，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享有的？
从理论上讲，思想创新的权利当然是人人拥有，谁也不应该垄断思想创新的权利。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思想”是统治者的专利，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封建残余的惯性和极左路线的肆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般老百姓是没有思考的权利的，更别说思想创新的权利了。特别是到了“文革”时代，所有独立思考的人，结局都很悲惨。不过，今天不一样了，这是一个鼓励创新的时代，但这里的“创新”首先应该是思想的创新。
第二，教师应该是精神自由的人。
培养具有思想创新能力的人，首先要有具有思想创新的教师。可现实状况是，不要说“思想创新”，相当一部分教师没有自己的思想，也不愿意去思考，更谈不上思想创新。这当然不能完全怪教育者，我们首先要呼唤各级领导、呼唤我们的社会，要给教师以心灵的自由，要还教育者——包括校长和教师——思想创新的权利！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还”而不是“给”！因为，思想创新的权利是每一个人本来就拥有的。这里的“思想创新的权利”就包括“胡思乱想”的权利，要允许每一个校长和教师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想法，这是思想创新的最基本条件。
真正的教师同时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思考体现自己的存在，以思想展示自己的尊严。教师当然也应该具备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天然使命感和批判精神。对学生进行创新教育的前提是，教师本人要有思想创新的的意识、能力和胆略。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如果习惯于在权威面前关闭自己思考的大脑，就谈不上任何创新。
像李希贵校长，他本身富有思想创新的精神，他也拥有了相对比较宽松的心灵自由的环境。关键是，他和他的老师都是有“想法”的人。所以，十一学校的改革创新取得了成功。李希贵的成功，首先是思想创新的成功，是“与众不同”的成功。不过，对教育创新的成果，有的人还是有一些惯性思维，觉得必须能够“复制”、“推广”、有所谓的“创新成果”才有价值。
还是以十一学校为例。我听到一些人反对十一学校的改革，理由之一是说“他那个学校不能复制”。为什么一定要复制呢？创新的意义在于多元，难道不能“复制”这创新就没有意义了吗？
成都有个私立学校，其办学的理念非常前卫，给学生以尽可能多的自由，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夏山学校。今年年初，我和杨东平老师去看了一下，很是赞赏。我便在网上发了一条微信，介绍这所独特的学校。结果很多人不以为然地说：“这种学校没有推广的价值。”
为什么要有推广价值呢？难道中国教育要回到“农业学大寨”时代吗？各具特色的学校不断涌现，其意义是在于为国民提供多元的选择，而不在于“推广”！动辄就想到“推广”、“复制”，想到“统一”、“规范”，这就是思想的禁锢。如此潜移默化的思想禁锢，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而已。这样，是谈不上“创新”的。
我特别喜欢给孩子们拍照。我们武侯实验中学教学楼墙上的巨幅照片，就是我给上体育课的孩子们抓拍的，孩子们奔跑的身姿极富青春活力。我为这幅照片配了几句话：“像风一样迅猛，像火一样热烈，像鹿一样敏捷，像鹰一样飞翔……青春的翅膀，拍打着天空；成长的足音，震撼着大地。告诉未来我能行，告诉世界我来了！向着太阳，激情出发！”
这幅照片的对面墙上，是我们老师的照片，也是我抓拍的，每个老师都在灿烂地笑着，充满生命的活力。我也为这幅照片写了几句话：“芬芳的笑容，是精神绽放的花朵；美丽了校园，灿烂了童心。明媚的笑声，是灵魂散发的阳光，照亮了理想，辉煌了人生。”
两幅照片，交相辉映，遥相呼应。但我更强调的是，教师对孩子的感染与影响。说“明媚的笑声，是灵魂散发的阳光。”那请问老师有没有“灵魂的阳光”？如果老师没有“灵魂的阳光”，你用什么去照亮学生精神世界？必须要有教师的思想自由，才会有学生的心灵飞翔。教师对孩子精神的影响，就是用思想照亮思想，用个性发展个性，用激情点燃激情，用梦想唤醒梦想，用创造激发创造，用智慧开启智慧，用民主培育民主，用人格铸造人格……
只会做题的老师，教只会做题的学生，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第三，给学生以舒展的心灵，
我想和大家一起重温陶行知当年的话：“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只有校长教师学生工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才能造成一个民主的学校。”
这是陶行知的原话，这些话在今天听起来都还很前卫的。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做到这“六大解放”？我们还必须强调这“六大解放”？可见我们教育没有走多远，我们的教育改革还在陶行知当年的起点上，我们的教育还没有一个学生得以解放。
“六大解放”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条是“解放他的头脑”，即我今天说的“让学生拥有心灵的自由”，让学生能想也敢想。比如语文课的阅读教学中，与其煞费苦心地“引导”学生找这个“关键词”、寻那个“关键句”，不如让学生畅抒己见，宁肯让阅读课成为学生精神交流的论坛，也不要让它成为教师传授阅读心得的讲座。又如作文教学，与其仅仅让“训练”学生如何在“怎样写”上下功夫，不如放开让学生在“写什么”上多动脑筋。衡量一堂语文课成功的标志，不在于学生与教师有多少“一致”，而是看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有多少“不一致”。从某种意义说，宽容学生的“异端”，就是对学生创造精神和创新权利的尊重。
第四，给学生以健全的人格。
创新也好，创造也罢，还是有要健全的人格。我们说“给人以心灵的自由”，是在一定前提下讲的，绝对不是无法无天。这个“前提”就是健全的人格。是的，知识就是力量，但良知才是方向。天才不可培养，但人格可以铸造。
我们来读读一封信。2007年新学期开学之际，全法国的85万名教师同时接到了这样一封信，写信者称，自己满怀信念和激情，要与教师谈谈儿童及其教育。这是一个法国人写的，他不是搞教育的，但是他对教育感兴趣，也有所思考，他想和教育者们分享他对教育的思考。
信中有这样的话：“教育就是试图调和两种相反的运动，一是帮助每个儿童找到自己的路，一是促进每个儿童走上人们所相信的真、善、美之路。”这话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就是，教育有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一是尊重个性，因为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成长之路，教育就是要帮孩子找到这条独特的路，因材施教，不能搞一刀切；二是培养共性，无论这个孩子多么“独特”，他总是人类的一份子，人类所有的文明遗产文化成果，比如真善美，他都应该拥有并传承下去。尊重个性与培养共性，不可偏废，不可走极端。教育就是要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应当使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写信者看来，儿童应当成为“自由的人、渴望知晓美好事物与伟大事物的人、心地善良的人、充满爱心的人、独立思考的人、宽容他人的人，同时又是能够谋到职业并以其劳动为生的人。”说得多好！
这位写信者是谁呢？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当时，他是在任总统。当然，作为西方的政治家，萨科齐和我们有很多不同，但人类对教育的理解总有共通之处。我们就事论事，就话论话，这段关于教育的理解，是人类共同的认识。
萨科齐这封信的主题是“重建学校”。什么是教育，或者说教育的使命是什么？他写道：“培育对真、善、美、伟大与深刻事物的欣赏，对假、恶、丑、渺小与平庸事物的厌恶，这便是教育者为儿童所承担的工作，这便是对儿童最好的爱，这便是对儿童的尊重。”这就是教育！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创新”对人类才有意义。
我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说的是我曾工作过的一个学校，有一个当初花钱买来的尖子生考上了清华，班主任老师请他回校给高三学生讲讲学习方法，他问学校：“多少钱？”班主任老师说，你考上清华不应该感谢学校吗？他说：“考上清华跟学校有什么关系？”
这个学生学习能力不可谓不强，其智商不可谓不高，但是他就是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种“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他能力再强，但其人生的走向，很可能要么是林森浩，要么是芮成钢，要么是周永康！
我们所期待的创新人才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这里，我引用朱永新老师在今年新教育年会上的话：“新教育的彼岸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那应该是一群又一群长大的孩子，在他们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政治是有理想的，财富是有汗水的，科学是有人性的，享乐是有道德的。”
中国所有师生的人格健全、心灵自由与思想创新，这是让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真正跻身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前提所在。
2015年12月19日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根据速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