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穷则变，变则通，这是儒家的古训，究竟是不知通变的穷途末路，还是极尽穷困之后涌出来的变通之路?如果是前者，那不过是随着烟消云散的光景而已，如果是后者，无论如何，至少要花上三四十年的功夫，才能把此刻的心境真正定位。”
2016年3月8日，在华东师大举办的“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前，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和杜维明握了握手，开场白中，桑德尔说：“杜先生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培训和指导我们，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是一种学习的文明，美国是一个传道的文明，他让我们意识到，要向他者学习。”一席话意味深长。
2009年，杜先生毅然决定回国建立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2010年9月28日，也是孔子诞辰日，高等人文研究院挂牌，杜维明在古稀之年，开始“创业维艰”。此前，哈佛大学因为他对以儒家文化为首的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继续聘任他为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维明幼承庭训，后师从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大师，并负笈西学，获得哈佛哲学博士。1968年起，他便在西方世界传播儒家身心性命之学，并提出儒学的现代转化、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和世界伦理等论域。
回到北大后，杜维明的思考仍在逐步成熟和飞跃。采访中，他对记者说：“21世纪，对人的思考将成为全球思想界的共业。我们的问题意识应该有所改变。”在这样的维度下，儒家资源如何再度开发，从而为世界危机提供解决方案?这是他念兹在兹的大问题。当然，也是他一生身体力行的事业。此前，他刚刚推动促成了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首度落户中国，并在全球范围内提倡精神人文主义，开启21世纪的宗教对话。
虽然已经是76岁高龄，杜维明依然在全球飞来飞去，席不暇暖。但疲惫常提醒他，他已经不是上个世纪那位拎着贴满城市名的大行李箱，周末下了飞机奔向课堂，讲完课就冲机场的中年弘道者了。“在身体锻炼方面，我做得很不够。”采访中，他的回答很真诚，还带有一些歉意。当然，对杜先生来说，体知儒学本身就包含着满负荷运作的奉献自觉之意义在内。而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儒者，这一志愿在1950年代他十五岁时就已经萌发了。
对人的重新思考和精神人文主义
三年前的一次北京聚餐上，杜维明曾向在座包括记者在内的每位后学赠送了一张面额为1000元的韩币，上面有李朝大儒李退溪的人像。
1967年，刚刚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杜维明去韩国汉城(现在的首尔)拜访大儒李相殷先生并参观奎章阁藏书，他惊讶于儒学在朝鲜李朝独立发展的辉煌。李滉(退溪)、李珥(粟谷)的思想让他感怀：儒学有世界性的潜能，这不容忽视。杜维明在1970年的随笔《体验边缘的问题》中写道：“我们希望三四十年后，世界各处都有践行儒术的志士仁人，因为儒学存在的真理应当为人类全体所共享。”
终于，在2014年5月，杜维明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的概念，包含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维度。他带着最新的思考去英国和90岁的基辛格对话。自此，“精神人文主义”不断被丰富着出现在各类演讲中。
“这是否是您对自己思想的阶段性总结和提升?”
杜维明点点头。“我一直在想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内涵和它对其他文明的解释力，每次有些推进，但总还有堵塞，不能完全说服自己，现在基本想畅通了。”在国际研讨会的当天下午，风雨交加，“希望促使精神人文主义形成一个话语，在我，至少是一个奋斗的学术目标。”杜维明边思考边向记者阐释他最后的“豁然开朗”。
当前人类面临的处境呼唤对新的人文主义的思考
“当下思想哲学界面临的关键挑战是，我们要思考，人类发展到现在，究竟朝哪个方向走?包含仁爱的文明能否延续、发展，是人类自救的前提。”杜维明将这样的思考称为人类思想界的“共业”。这样的感受是与全球各界广泛交流后得出的共鸣。2015年，联合国发出“2030联合国千年目标”;同年9月，世界气候大会上，达成了自京都协议、哥本哈根会议后的首次共识。“因为，人类的处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不是过去问题的延伸，因此特别呼唤新的人的自觉，新的人文主义，这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是否有可持续性和普遍性。”
一方面，互联网等新技术，造成了人类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文化多元化、政治多元现代性使得全球化中始终带着分化的趋势。具体到每个“道成肉身”的个体，怎样的资源和途径才能将人联系在一起呢?在杜维明看来，儒家思想要想发挥主流资源的作用，要有开放的心态，同时，要有对自身更好的理解和挖掘，“从这个角度上，儒学的现代化和西化，我们仍然在进行中。”
应该在开放心态下对儒家资源进行创新
何谓开放的心态?杜维明结合当天“桑德尔与中国哲学”研讨会上的讨论，主张从最低限度上，对西方已经提出来并取得成绩的制度，要承认其普世价值的地位，并容忍它对我们的说教;尽管这些价值当下出现了瓶颈，在某些国家表现得不好，但我们要能尊重、参照、学习。另外，中国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的重要资源。“桑德尔等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看到了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在相互学习中，西方会有更全面的参照，进而会丰富、修正自己普世价值的局限性。这同时也激发了我们对自己文化价值的信心。”杜维明强调，“这不是推销，也不是一个软实力的问题，而是事实本来如此。”
为此，杜维明谈到，理论自信的前提在于理论的创新。“君子有诸己而后存诸人”，想要说服别人，先要说服自己。而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深刻丰富的资源，可以转化成“行”的才能称为“知”。杜维明又强调，儒家思想的确体现在历代政治制度中，但是，没有体现的，是否就不是儒家思想了呢?这也是杜维明多年苦苦冥思之点。“作为一个丰富而多元的思想体系，它在各阶段的呈现可能只能是一种形式。在另一个成熟的条件下，会绽放出第二、第三种形式。比如，宋明理学的根在先秦，但它只有在宋明时代被开掘了才能体现。”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北京召开
为了促进全球对人的共同思考，杜维明推动了保守的世界哲学大会移师中国。
2013年的8月8日，在雅典的杜维明几乎一夜未眠。但这一夜的准备为中国的哲学界和思想界写下了新的学术记录：杜维明和王博及刘哲代表北京大学向国际哲学联合会(FISP)102个会员所做的15分钟的主题陈述，使险些失之交臂的具有116年历史的“世界哲学大会”举办权，稳稳地落地到中国。
其实，对杜维明个人而言，这场被誉为哲学界“奥运会”的举办权的准备工作早在2007年就开始了。当时，杜维明以哈佛燕京社社长名义，邀请FISP董事局和韩国哲学大会地方委员会成员到哈佛召开研讨会，当时的题目叫《21世纪哲学的再思考》，在会议之余举办的行政会议上，杜维明就表达了中国的申办意愿。按照FISP的规则，举办地是要在前一次全体大会上由102个会员组织投票表决。当时，FISP的反馈信息是，中国并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5分钟主题陈述三条理由，击败巴西竞争对手
但是，直到投票前不久我们才知道，巴西正在准备举全国之力申办哲学大会。8月8日下午，北大团队看到巴西打出了“如果你投巴西一票，将承诺带你去旅游”的横幅，大有志在必得之势。事先信息的不对称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被动，关键就看8月9日的主题陈述了。 第二天的主题陈述中，杜维明说了三点。
第一，中国需要哲学。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中，救亡图存的爱国心使得社会精英都忙于做拯救国家的政治家，很难出哲学家。但2013年，当代中国的发展有了新的契机，全国上下都提出，除经济、政治之外，文化和生态对发展同样重要，以此修正现实中经济发展过于凸显的现状，回到人的全面发展，必然会带来人生价值的追问、世界观的认同、文化的发展目标等一系列的转向。也许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FISP)不需要中国，但中国需要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需要全球范围内哲学上有建树的人帮助中国一起发展。150年中的拿来主义最多只是工具，而不是从哲学上寻找中国自己的出路。
第二，西方哲学需要走出象牙塔。由于追求学科上的纯净，西方哲学已经成为象牙塔中的学科，自我边缘化了。虽然当代有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罗尔斯等杰出大家，但是比起政治学上的亨廷顿、社会学上的罗伯特·贝拉、受韦伯影响至深的帕森斯、科学上的爱因斯坦，哲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式微。哲学必须显示出影响力和公共性，而中国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宽广的视野。
第三，哲学本身必须全球化。哲学的太阳从希腊升起，不能在从希腊落下，要普照世界，落到多个文明大国，包括中国、印度、拉美等。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
陈述赢得了大会的掌声，“最后，中国得了56票，巴西得了20票。”事后的FISP执行会换届选举中，3000多人中31人当选，秘书长卢卡得了79票，杜先生得了65票，第三名是40出头。
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已经确立——“学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如今，由杜维明、谢地坤、江怡、王博、孙向晨组成了五人筹委会，其中，北大哲学系系主任王博和复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均为1965后。届时预料将有超过四千来自全球各地的哲人前来交流。中国哲学和中国智慧将会为人类文明承担起应有的职责。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会有它自身发展的逻辑轨迹，我只不过发挥了一点推动作用。”杜维明显然已经不太愿意述说这个故事了。
21世纪的文明对话：从比较式到合作式这样的陈述和辩论，几乎贯穿杜维明的一生。 在河南登封有座嵩阳书院。书院里有棵4000多年历史的大柏树，人称“大将军”。“大将军”见证了自北魏开始的佛教、道教活动，更是目睹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朱熹等大儒在此讲学弘道。2012年9月，它被一群来自五大洲的不同语言的哲人们惊醒。
嵩山论坛，搭建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平台
由北大高研院牵头的“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的全球论坛在登封举办，论坛第二天，研究东正教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赫鲁济，研究基督教的美国坦普尔大学教授、对话学院院长斯维德勒、研究道教的波士顿大学科恩教授，和杜维明等海内外哲人们围坐大树下，讨论着“在过去的文明对话中，我们做错了什么?”、“将来如何能做得更好?”、“基督教内部如何沟通?”、“它对美国国家安全和能力构成怎样的影响?”等一系列的问题，似乎又重现了那个由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以及犹太教的先知等一批伟大哲人所构成的“轴心时代”。 这一年，北大高研院提出倡议，将“天地之中：文明对话嵩山论坛”作为一个总结历史、关注当下、放眼未来的人文平台，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和冲突，为全球社会走向“对话文明”创造条件。而儒学，则要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世界性问题。
2014年8月，嵩山论坛的主题是“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作为一个备受河南省政府重视的年度人文对话平台，继续吸引着拉丁美洲科学院的坎迪德·门迪斯教授，德里发展社会研究中心的阿希斯·南迪教授等域外哲人。那次论坛上，杜维明正式公开提出了“儒家的精神人文主义”的说法。他认为，这将是21世纪人类精神的共享。
在和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同时，杜维明也倡导商业文明伦理，与长江商学院共同承办的“儒学论域”在2015年已经举办了第三届，“良知·价值重塑·企业家”的主题，在冯仑、秦朔等企业家和何怀宏、樊和平、黄光国、斯蒂芬·杨等海内外学者中展开热烈讨论。
向他者的学习：比较式对话到合作式对话
除了嵩山论坛、儒学论域这样的平台式对话，2015年，具有哲学界“参议院”之称的国际哲学学院(IIP)年会也首次移师北京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国内八所高校哲学学院、系协办。IIP2015学术年会的主题是“人的维度”，并在IIP主席库奇拉迪女士提议下，首次设了“中国哲学”专场,与2018年中国承办的世界哲学大会主题“学以成人”遥相呼应。 在“桑德尔与中国哲学”国际研讨会上，杜维明做了《从自我的角度看精神人文主义》的主旨演讲，桑德尔与其就是否有第三种成人的方式展开了有趣的讨论。在最后一天的陈述中，桑德尔坦承他学到了很多，尤其是角色在政治中的作用和儒家对角色伦理的诠释对社群主义提倡“情境中的自我”，反对“无负担的自我”提供了理论帮助。这个反应也呼应了杜维明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谈论到的开放的心态和儒学必须加强自我反思的观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杜维明便力倡和实践“文明对话”，进入21世纪，这样的思想已经有了更多的共鸣者。桑德尔勾勒了他心目中跨文化对话的方式，“比较式对话”，是比较相似和不同，但是这个路向愈发显示出方法论上的不足。因此，他提出了“合作式对话”，除了对流派的差异与交融进行细致考察外，要基于相同的文本，进行不同的文化解读、解释、学习，对话者在介入文本、交互探讨的过程中发现各类思想传统中的丰富和深度。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杜维明的文明对话已经同时兼具比较式和合作式的内涵，儒家思想的潜能也将被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善于学习者挖掘。
记者曾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疑惑声：杜维明为何不花时间写自己的著作呢?古稀之年还奔波各地，他是喜欢这样的社会活动吗?在1970年代，杜维明在康桥写下散文，表达身处异国对“如何”做儒者无例可寻的恐惧，文末写道：“穷则变，变则通，这是儒家的古训，究竟是不知通变的穷途末路，还是极尽穷困之后涌出来的变通之路?如果是前者，那不过是随着烟消云散的光景而已，如果是后者，无论如何，至少要花上三四十年的功夫，才能把此刻的心境真正定位。”
1970年到2010年，真的过了40年，而到2018年，便是48年。从15岁算起，一晃已过甲子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杜维明此时的心境是“真正定位”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