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产生背景

1 .历史背景:

社会流动准则的演变一般来说, 社会形态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前工业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有着不同的准则。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 血缘和人身关系决定着社会分层和流动。代际流动严格地受到家庭或原有身份地位的限制。这种规则使得社会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贵族, 大量社会下层的民众只能延续以往低下的地位。这种形态在使古代社会获得一种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同时, 通过抑止建立在能力之上的大跨度社会流动而延缓了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专业技能知识的家族化传递, 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木乃伊师职业的传承。

在第二个阶段, 财产关系决定着社会分层和流动, 社会流动开始突破前现代社会血缘和人身依附关系的限制, 变得相对活跃。工商业贵族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贵族逐渐取代了封建贵族。在这一时期,打破社会固有结构的意愿引发了对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的追求和革命的行动。此时, 建立在财产关系调整之上的继承或者婚姻等成为社会流动的有效形式或者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这种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和流动原则实质上为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社会发展。

在第三个阶段, 能力以及作为能力表征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理论性的系统知识与技能是与近代科学发展、学科分化、专业主义的出现结合在一起的———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在能力主义的原则支配下, 社会流动处于最为活跃的时期, 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并至少产生两种社会效果。一种是社会日益凭借知识和能力来衡量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 这使得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手段, 教育资格成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 系统的社会化制度性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首要方式, 教育日益成为个体社会流动和晋升的“机会之乡” , 20 世纪60 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兴盛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即是此种社会效果的显著外现。第二种社会效果是, 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社会流动使得平等、民主等观念日益成长为教育系统的主旋律之一。也就是说, 人们日益相信教育是实现社会平等和向上流动的伟大途径, 开始坚信教育改变命运。对社会流动的寻求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社会流动的欲望也就在教育这一渠道内得到了有控制地宣泄。

2 .学术背景:

对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的乐观和困惑在二战后的社会学研究中, 社会流动日益成为研究重点之一。在早期研究中, 受民主社会平等观念以及对教育功能肯定性认识等方面的影响, 研究者们虽然也意识到教育是文化选择的手段和维持社会制度稳定的装置, 但往往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研究中的前提和结论都倾向于认同学校或教育是社会向上流动的关键, 在教育平等的前提下, 教育应该成为获致社会平等的首要途径。因此在研究先赋因素与获致因素(首要的是教育)对个体社会地位的影响时往往较为注重后者的作用。认为工业化增加了获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与分层中的重要性, 而削弱了先赋性因素的重要性。[ 1]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也日益发现, 教育在对更广泛社会群体(最主要是中产阶级)开放的同时, 各阶层接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并不平等, 尤其是已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如果考虑教育过程及其对未来生活和职业前景的影响, 则这种不平等更为严重。对此进行的分析发现, 先赋因素即家庭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背景是这种不平等产生的主要因素。1966 年, 科尔曼报告的有关结论———在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因素中, 家庭和学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要比学校设施、教师等因素更为重要———在出人意料的同时, 也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方向的思考之门。“ 教育逐渐成为代际之间地位传递的中介” ,“家庭的阶级等级制对教育机会和文凭的直接影响一直在增长” ;因此, “代际间的流动过程, 既是教育日益对其发挥支配作用的过程, 也是先赋因素像教育一样竭力表现自己的过程” 。[ 2]

可见, 作为先赋因素的个人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与作为获致性因素的知识技能交织在一起控制着个人的社会流动, 并演变成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在统治阶级控制下的学校教育就成为这种隐性文化资本的培育者和产出者。这样, 学校使社会驯化,把社会的不平等转变为能力的不平等。在精英主义和文凭主义的装扮下, 个人之间新的和更大的社会地位差别变得合理化了, 这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中将个体等级化的唯一合法方式。而贵族阶级在民主社会中也因此戴上了“能人”的面具而继续着他们的狂欢。

这种状况要求研究者从20 世纪早中期大众乐观地看待教育的社会流动价值和平等作用的潮流中解放出来, 对先赋因素与获致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所引发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平等问题作出理论解释。布尔迪厄的研究正适应了这种形势, 因为他正是站在上述前提和疑问之上展开批判性研究的。

3 .布尔迪厄的出场

社会流动的不平等状态及其成因一直是布尔迪厄(Pierre Bo urdieu , 1930 -2002)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 场域、习性、惯习乃至文化资本等概念正是在这个问题的激发下流淌出来的。在对不平等状态成因的考察中, 布尔迪厄将研究的主要介入点放在了教育选择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上, 因此权力场域中的学校教育、乃至由其中蕴涵的知识和文化所形成的资本就成为首要的研究变量。这是一种建立在阶级之上并剥离了经济领域影响之后的限定性研究。也就是说, 布尔迪厄在超越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是由邪恶的“经济资本”所造成的这一认识的同时, 将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归结为“文化资本”在分配、占有、继承和流转中的不平等。布尔迪厄之前的研究大多是乐观地建立在对教育民主化的重视和对平等作用的诉求之上, 布尔迪厄的深度研究使研究倾向转向了深刻认识和批判教育对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功能。布尔迪厄的研究成为了这种转向的标志和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及其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暴力等理论体系获得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尤其是左派的理解和支持。

二、权力再生产的教育机制:场域中的资本、权力与符号

1 .高等教育的权力再生产功能

布尔迪厄的系列研究意图在于揭示统治权力的社会分配模式, 并通过历史例证的分析, 确立法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以及与社会权力各形式和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 也即学校为中介的权力再生产方式。正是从这个意图出发, 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学校作为一种精英制造的系统工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布尔迪厄通过这一由众多不同性质的场域构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 来了解发达国家中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正是借助这种构造, 社会统治巧妙地伪饰了自己并使自身得以世代传承。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一种从教育出发指向政治的社会学。教育的本质在此被界定为一种着力于分配特定符号资本的权力再生产, 它促成了权力的运作、转换与中性合法化。①在研究中, 布尔迪厄对法国中学优等生会考中的优胜者这一精英群体的社会出身、学业状况, 以及日后几十年中在社会特征、职业生涯等方面的变化进行了调查, 取得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对分散于各个不同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群体的家庭背景、社会特性、文化乃至心理定式、思维模式、意愿取向、行为方式等进行分析, 形成多个解析侧面。

与此同时, 布尔迪厄将各类法国著名的大学校与一般的外省的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分置两端形成了一个横坐标, 并根据各个教育机构的自主性程度构成纵坐标, 在这样一个框架中, 高等教育机构被放置在了相应位置。在学生群体及各相关因素与高等教育机构所处地位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比较发现, 它们具有重合性, 也就是说, 学生社会身份所标志的场域与不同学校本身所处的场域是有着严密的相关性② , 同时权力型学校场域的结构与权力场域本身的结构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状态揭示了国家贵族与精英学校之间, 精英学校与社会体制之间, 社会体制与国家顶级企业及资产阶级之间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这种种相关性具有延续的特征, 也就是能再生产出这样的关系及关系中体现的地位差别与距离, 从而使其客观化、历史化。

2 .场域:物化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纠结

在此, 场域概念是一个核心。简单地说, 场域指的是不同的权力或资本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也许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由这些位置所产生的决定性力量已经强加到占据这些位置的占有者、行动者或体制之上, 这些位置是由占据者在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目前的或潜在的境遇所界定的;对这些权力或资本的占有, 也意味着对这个场的特殊利润的控制。另外, 这些位置的界定还取决于这些位置与其他位置(统治性、服从性、同源性的位置等等)之间的客观关系。”[ 3]

布尔迪厄强调场域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之外真实存在的客观关系, 而不仅仅是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或个体之间的主体间联系。这种强调往往会导致人们认为场域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布尔迪厄否认了这一点, 这种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场域的文化意味。布尔迪厄富有创意的理论世界所具有的充分复杂性和广泛性拒绝任何简单化的概括, 也抵制简单地把概念或主题进行先后秩序的排列。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场域实质上包含了习性、惯习、行动者、位置、距离、权力、资本、文化、符号等一系列的概念。

这些概念在客观关系的建构、模式化以及冲突、妥协的演变过程中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场域, 它既包括物化形式, 也包括非物化形式, 而且这两种形式是包容在一起的, 不可分割的。因此场域不能被狭隘地视为一个实体性概念。物化权力和象征权力通过行动者及各自拥有的资本种类、性质、数量和形式等进行斗争和妥协, 从而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变动不居、各自独立, 冲突却又互相依赖、纵容的关系。历史的进程表明物质权力的获得者如何将这种权力变成一种文化的和体制的权力并构建其通道, 从而获得权威、进行传承, 将权力及其分配占有神圣化, 也即社会分层的神圣化, 通过这种神圣化, 社会分层被固定下来, 在此基础上通过合法化经济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而再生产着社会结构。

3 .学校场域中权力再生产的合法化和神圣化

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学位制度、文凭等成为构建文化资本的重要资源。这类方式在被神圣化的同时———这种神圣化往往是通过仪式来达成与表现的———使得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掩饰了自己的本质。“即它是如何把植根于经济与政治等物质权力的那种历史武断的社会秩序转变成文化精英阶层们温文尔雅之外部表现的。社会等级制度作为衡量社会成员优秀与否的尺度, 使一部分人获得了社会尊严, 使另一部分人沦落下层, 而社会炼金术的运作则使得无论尊严者还是沦落者都对自己处境的形成原因懵懂无知。… …这些仪式和制度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 从其能够统治的对象群中辨别并超拔出来了。并激发了下层群体对他们的尊敬与奉献, ……从而, 文凭的权威性证明了新的阶级统治的合法性生产得到了集体的信任, 而毕业学位的授予, 则意味着这个较长周期的生产过程到了最高顶点。”[ 4]

因此学校也就成为核心竞技场, 这个核心竞技场居于一个由物质权力和文化权力斗争演变而来的更为复杂的、由多种场域交叉联系构成的网状系统中。在此网状系统中, 诸种形式的社会权力有效地流通并集中。因此, 各种权力形式相互共存与竞争也就构成了学校教育的另一面。各种权力场域的统治者、如经营管理者、知识分子、教师、行政人员、艺术家都在场域中拥有着自己的位置和次级场域, 它们或与经济资本相适应, 或与文化资本相符合, 分别占有不同的优势, 从而形成彼此之间或对称或对抗的关系。各种资本的占有者为了通过文凭等权力制度来确立自己的神圣性、使自身得以承继并永存不朽。因此, 他们在学校机构和教育中彼此竞争, 以求战胜对方, 取得优势, 或者通过建立一种内部的区分来承认和奖励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即社会优秀分子)的方式进行妥协, 消除权力形式间的内部冲突。③通过这种方式, 不同权力形式的继承者们以相对和平竞争的方式分享领导权成果。“因此, 不是这所学府或那所学府, 而是由它们组成的场域(即客观关系的空间)致使场域本身成为了地位差别与距离再生产的场所, 这是一种血缘遗传似的再生产, 而模式化了的地位差别与距离则构成了社会等级次序。”[ 5]

在此基础上, 作为社会权力再生产模式中介的学校场域中的关系也就成为国家权力场域的构造和传承的主要相关因素。因此这一核心竞技场的一端连着国家和整体社会, 另一端则连着个体。4 .场域下的国家意识与个人惯习:固化的符号控制在布尔迪厄看来, 国家不仅仅是掌握合法的物化暴力机构的组织, 它同时还掌握了合法的符号暴力的机构。布尔迪厄认为, 国家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 , 通过上述这种文化和权力再生产机制, 国家能够普遍有效地预定既定人员的社会地位及社会尊严。国家凭借着教育制度隐蔽地制造和维持着社会等级制度乃至个体的命运, 外在的特权在此被转换成合法的礼物, 布尔迪厄在书中称之为“国家的魔法” 。

国家的暴力也以一种无形却有力的控制性方式, 通过学校和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感觉、思维和判断, 成为我们生存时无所不在却又无所知觉的空气。这种偷偷地强加给众人的特定阶级的要求蜕变成为了普遍性符号统治工具。当我们接受了这套由理性化的统治者所制造并由学校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思想时, 我们实际上温顺地屈服于一个连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枷锁。在另一方面, 这一场域的形成关系着在场域中行动的个体。因为仅仅具有场域的客观构造还不足以说明权力继承的所有问题。个体的实践认知能力和主观意图, 包括一系列的思想、意愿、行为方式等心智或精神结构也成为场域的塑造因素和特征。这一整套的精神结构与社会结构相碰撞, 使习性和惯习在场域中生成(这种惯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意识地被制造出来的), 从而让参与其中的行动者能够凭借这一整套的思想与行为范畴, 认识和实现他们拥有的潜能以及与之相符合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身份层次。

权力, 不仅通过外部物质条件的“单调的推动” , 也通过对其内部成员的思想铸形、理想建构,使自己巧妙而迂回地传承下来了。社会秩序在此演变成为一种认识论的秩序。

三、布尔迪厄教育再生产理论的限度与启示

1 .前定性与虚无主义:

对布尔迪厄的批评在进行上述理解的同时, 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场域概念的统整性和前定性。也就是说, 在场域中发挥作用的惯习、权力、资本等, 实际上都是统整在实践中的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并没有脱离场域的权力、资本, 也没有脱离行动者和惯习的场域。统治的传承或再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结构, 而后者又前定了场域中的行动者。这种前定性的理论逻辑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教育改革的无力性:既然在一个统治性关系所封锁的体制中, 通过场域、权力、惯习等形成的文化资本成为一种社会上升和成功的前结构, 此前结构复制着社会结构并控制着社会流动, 那么从教育内部进行的改革就很难成功。这种推论导致了某些学者认为布尔迪厄拥有虚无主义态度, 并就此提出了批评。[ 6]

布尔迪厄前定性的理论揭示了社会流动固化的一面, 强调了教育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稳定性, 但同时也忽视了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向功能和革命性作用。对教育社会流动功能的态度从乐观走向了悲观, 甚至走向了虚无主义的极端, 这是布尔迪厄关于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理论的局限。

2 .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在1949 年之后的中国大陆, 相对于之前的社会来说, 社会结构分层和流动发生了很大的变革, 与此相应, 社会观念和教育体系的性质、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强调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强调工农子弟接受教育的优先权, 努力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排斥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 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则被视为同一阶级而优先录取。因此, 在以总体时间为单位的观察中可以发现, 在智力相似的条件下, 当代高学历的获得主要依赖于个人的后天努力程度, 而受社会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制约较小。④

但是, 进入新的社会历史时期,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也发生了相应的显著变化, 尤其是高等教育迅速的发展和改革使得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影响日益加剧。根据杨东平教授的调查发现, 北京市大学生生源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 年的18 .5 %下降到1999 年的16 .3 %, 清华大学从1998 年的20 .7 %下降到2000 年的17 .6 %。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1 ∶2 .5 ∶17 .8 ∶12 .8 ∶9 .4 ,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1 ∶4 ∶31 .7 ∶22 .6 ∶17 .4 , 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 .6 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 .2 倍, 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 .9 倍和31 .7 倍。另一方面,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的子女, 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 .6 倍, 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 倍, 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 %, 而低阶层子女在高学历阶段的优势也正在消逝。[ 7]

面对上述历史演变与现实变革, 运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框架来探询历史背后的客观化关系及其演进的途径和后果, 无疑是有价值的。对于迈向发达社会的中国来说, 考量教育体系与社会结构、分层流动、权力场域的复杂关系也有益于全面真实地衡量教育的价值。唯此, 才有可能站在平等、正义的角度对现实中教育的权力再生产模式和功能持有警醒的心态, 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过程均等、教育对未来生活前景影响均等进行反思性的思考。当然这要求理性地分析布尔迪厄教育再生产理论的优势与局限, 运用本土思考方式, 从国情出发,实证性地分析由社会空间结构、教育体系、权力场域及其内部复杂关系组成的具体现实。这无疑需要更多的研究。

注释:

①　当然, 布尔迪厄也提出了教育所生产的符号权力的社会

服务功能。当社会统治以正义、普遍性和共同幸福的名

义在进行时, 这种社会服务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②　布尔迪厄与他的合作者从1965 年开始的对大约10000

名学生的调查证明,“ 精英” 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社会支

配阶层。根据来自84 所高等教育机构调查资料, 布迪

厄也证明名牌大学的学生更多地出身于社会的支配阶

层, 而普通大学的学生更多的是来自于被支配阶层。

③　像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样的“ 知识分子精英学院” 是培育法兰西高级知识分子的温床。它们吸收的是那些首

先对学院怀有强烈兴趣的学生——— 因为这些学生的气

质正是学校所需要和评估的那种文化资本的活的体

现——— 并使他们得到了荣誉, 这样, 来自于已经文化化了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迅即又加入到了文

化资本家的行列中。而另一方面, 高等商学院和巴黎综

合工科学校等高校旨在培养国家与工业界的领导者, 吸

引的学生则主要来自于、也注定了是经济富裕的法国中

产阶级上层家庭。国家管理学院, 则把自己定位在上述

两种精英学府的中间, 重点培养内阁成员与高级社会服

务人员, 既注重文化能力, 又强调经济能力, 招收的学生

主要来自于那些罕见的既有世袭财产又有文凭的家庭。

参见:Pierr e Bourdieu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 ols in the Field of Pow er .Tra nsla ted by Lauretta C .Clo ug h .Cambridg e :Polity Press .1996.preface by Lo. c Wacquant.5 。

④　1952 年高校学生中工农子弟的比例达到20 .5%;1958

年高校新生中的工农子女已占55 .28 %, 1965 年则达到

达71 .2 %。北京大学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 1957 年为

30.8%, 1960 年为64.8%, 1964 年为41.5% , 文革期间

的1974 年这一比例最高, 达到78.6 %。参见马和民,

高旭平著:《教育社会学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

版第111 页;刘海峰著:《公平与效率:21 世纪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425 页。上

述比例在而文革后则有所回落。以北京大学为例, 1978

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 .5%, 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子

弟占52 .2 %, 其他为20 .3 %。1991 年, 工农子弟为37 .1 %、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为62.3 %, 其他为0 .6 % 。参见杨东平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

距》,《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 年第1 期第19 -25 页。另外根据李强在“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 中对中国人民大学1991 级本科生和1992 级硕士、博士研究

生进行的调查的所获得数据中可以看到, 1991 级本科

生中, 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占30 %, 工人家庭出身的

占16.8%, 干部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占53 .2%。参见李

强著:《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年版第287 页。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相对性的结论是成立的, 也说明了中国社会革命对社会流动和分层的影响。但是新的统治阶层是否在其中获得了支持其社会身份的资本则是未明的。

参考文献:

[ 1] 　甘泽布姆, 特莱曼, 乌尔蒂.代际分层比较研究的三代及以后的发展[ M] .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 年卷).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61.

[ 2] 　A.H .哈尔西.趋向于能人统治吗? ——— 英国实例[ A] .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 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147 .

[ 3]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142 .

[ 4] [ 5] 　PIERRE BOURDIEU .State Nobility: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M] .Cambridge :Po lity Press.1996.4, 6.

[ 6] 　PROST A.Une sociologie sté rile :La reproduction[ M] .Esprit , Dé cembre , 851861;Snyders G .é co le , classee t lutte de classes , Paris, PUF .

[ 7] 　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

[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1):19-25.

(本文责任编辑　朱新卓)

作者简介:王　晨(1977-), 男, 浙江温岭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讲师, 教育学博士, 从事西方教育思想史、西方大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