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断有中小学语文教材在选文方面出现问题的声音。一会儿说革命传统题材少了；一会儿说鲁迅题材少了；最新的说法是外国题材多了，甚至给教材编写者戴上了“卖国”的帽子等等，这些意见可以统一理解为“教给学生什么”的问题。不错，教给学生什么，无疑是很重要的、带有方向性的问题。对这一点，我们党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历来十分高度重视。我国有十分严格的教材审查制度，尽管这一制度从专家组成到公开透明等许多方面还需要改进完善，但毋庸置疑，这一制度从建国以来至今都是十分严格的。换句话说，用哪些篇目、教什么内容和大概比例占多少，或有相对明确的规定或业内约定俗成，不按照规矩办，审查委员会很难通过。因此，总的说，在现行指导原则下，我认为目前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选文上不存在方向性的、颠覆性的毛病和问题。

这样说，是不是说教什么的问题就解决得很好呢？不是的，社会各界不断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所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教材编写者重视和思考。依我看，最该重视和思考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偏少、偏简、要求偏低。这固然有多方面原因所致，比如，长期以来有人认为，教传统文化是复古，与新文化精神相悖；也有人认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应该分科设立，而不应该放在语文教材中；还有，相关部门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不到位，缺乏指导的力度和刚性的要求；更有甚者伴随着近年来泛起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认为一切都是洋的好，外国的好，包括各种经验都要照搬国外等等。

正是在习近平同志对把古代诗文从教材中拿走的现象进行了两次批评后，有关部门才下发了通知，提出了要求。我看，在语文教材中贯彻和落实的措施和办法还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以此为例，我想说的是，教材选哪些篇目，教什么内容，无疑是很重要的，也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批评建议，但不要轻易打棍子、扣帽子，因为教材编写毕竟是专业性很强，各方面要求又很高的一项工作。

其实，在人们重视、甚至有点过度重视教什么问题的时候，却忽视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怎么教的问题。

还以怎么用好语文教材教好语文课为例。笔者近年来听过许多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有些还是很优秀的老师所讲，其所用教材、所选篇目都是充满正能量的，这毫无问题。但，效果并不好。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教师在运用这些教材中的篇目进行教学时，脱离了语言文字本体的内容，既不讲或很少讲字、词、句、层、段、篇、语、修、逻、文，又不去或很少讲这些课文崇高和美妙在何处，而是堆积起概念化的、空洞的、标语式的讲解，加上近年来学界和语文教育界泛滥的名词术语，同时不适当的配上PPT和音乐等，或声嘶力竭，或矫情造作，活生生的将一篇充满正能量的课文讲成“四不像”，让学生对学语文产生反感。长此以往，人们把这些反感的情绪不适当的，或者片面的强加到教材的选文上，造成不管什么人上课，只要选好文章就一定能教好的错觉。

怎么教，即教法的问题，当下尤其应该引起重视了。教师应该重视教法、各级教研部门和教育系统内行的领导都该重视教法，教材编写者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也该重视教法，因为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笔者作为修订并通过审定后一个版本的语文教材主编，在修订过程中，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一手抓教什么，即课文篇目选择，坚持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教材编写中，充分顾及到革命传统、鲁迅作品和国家领土意识等篇目，尤其是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努力做到比例适当且符合不同学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在篇目选择中，我特别坚持要求编辑们对所选篇目不得随意改动，尤其不得对名家名作任意删改，凡是选入教材中的篇目若进行重要修改的，必须经过编委会讨论通过，而不能简单由编辑说了算。此外，我们还针对选文偏于陈旧脱离学生生活的实际，尽最大可能将近年来出现的优秀篇目选入其中。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以及把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材料放进教材，以增加教材的时代感和新鲜感。另一手抓的就是怎么教的问题。在重视选什么的同时，我们在编教材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怎么教的问题，精心设计每一道练习题以引导老师怎么教，巧妙设计口语交际和写作话题以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教材编写者同时编写教学参考、学生参考和课外读本，以帮助老师更好的运用教材等。笔者在编辑过程中也看过一些版本的语文教材，看得出来，编写者更加重视内容选择，而对练习、口语交际、写作、综合性学习等设计得相对粗糙，这当然影响教师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话说至此，我想还是要重申，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社会各界，大家重视选什么篇目进入语文教材，也就是教什么的问题是对的，也是必须坚持的方向性问题；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教师该怎么教、用什么方法教的问题，两者必须并重。如果只重视前者而不重视后者，那不仅有悖我们选好、用好教材的初衷，甚至和我们的初衷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