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菲拉·泰勒·塞摩尔 著 吴万伟 译

五年前的今天，我站在医院的病房里等待母亲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我不忍心与她呆在同一个房间。感觉就好像眼睁睁看着她的本质和存在悄悄溜走，只剩下残缺的躯壳。

今天不是一章的结尾，更不是故事的终结。悲伤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虽然我还真指不出它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悲伤将我的意识置于某种框架中。我特别珍视一些思想和见解，即我精心记录下的那些东西，但同时也有数百条稍纵即逝的或已经消失的想法还会不时地挑动起我的情感。如今已经没有了清晰的时刻，但就像浸泡在水中的字迹永远铭刻在心。我觉得那些时刻仍然生活在我身边，塑造了我现在的生活。

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悲伤的世界安静和孤独。熟悉的劝慰性话语往往是“慢慢就会好受些。”但是，多年过去了，在这个本来以为会好过些的世界，我们仍然感到悲伤。时间让我们变得更加孤独。此刻，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教训要与各位分享，但我想写的是礼仪和常规常常让人感到窒息。我渴望母亲玛丽安（Marianne）仍然活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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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人都有一死与亲眼看着亲人离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任何程度的想象力都不能让你准备好应对特殊情况，我曾经想象过很多场景。在我11岁的时候，母亲就被诊断为癌症，从此后，我常常想到她的死亡。当她去世时，我曾迷信地认为，正是我的那些想象导致了她真的死亡这个结果，似乎我思考死亡这么多就是漫不经心地希望死亡快快到来一样。

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她去世前的几个月，我真的并没有像过去7年那样思考迫在眉睫的死亡可能性。我已经习惯于母亲是个癌症患者。事实上，在我出生前，她就已经患上了癌症---黑素瘤（melanoma）。我后来知道，她右臂色斑处的光滑伤疤就是癌症在她身上留下的第一个印记。我记得小时候用手指头沿着伤疤线抚摸，感受到软软的压痕。后来是她的肚子正下方长长的疤痕，那是手术留下的印记，取出了又一个肿瘤。后来，她的头发掉光了，这让她花费很大功夫用彩色围巾包头免得让我看见秃头。在我的思想中，她将永远这个样子身患癌症，继续活着，虽然将来可能会死掉。

在肿瘤科第一次进入我们的生活七年后，当她真的死去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震惊。整整一个星期---从星期三一直到下个星期三，我都在恍惚中度过，忽而觉得她就要死了，忽而意识到她的的确确离开我们了。说实话，我很高兴这种状态并没有我意识到的那样长。我发现那些日子真的让我的情感受不了了。很快，我甚至愿意她死得更快些，这样我就不需要眼睁睁看着她受苦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知道我们渴望的很多对话再也没有机会说了，它们会被冲刷到时间的阴沟里，这让我们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否想这些都同样折磨人。我有时候想从悲伤中摆脱出来，而不是为仍然活着的人感到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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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去世的第一年，悲伤时我并不觉得尴尬或顾忌形象。我能够感觉到悲从中来，它塑造了我的世界。我会在对话中撂下一句话“我母亲死了”。看到人们的同情反应，我好像意识到悲伤是应该的。我深陷丧亲之痛中，根本没有能力与外部世界正常沟通。

如今，我已经有些尴尬了。不是因为我不想告诉别人，而是到这时我已经解释了几百次，已经觉得再次重复有些乏味无趣。我已经意识到了尴尬，不愿意成为改变对话口吻的人。我必须面对如何表述她的死亡，如何不让外人觉得不快。虽然我一直讨厌“她过世了”的委婉性，但我发现自己用这句话越来越多，为的是不让人觉得太突兀。“她过世了”比“她死了”更柔和些，虽然后者更真实，因为它说出了癌症带给她的暴力伤害。

“父母”是我在对话中最害怕听到的词汇，如“你父母做什么的？”或者“你父母住在何处？”我现在只有父母的一半，这破坏了该词的含义。如果我实话回答，会说“我父亲住在格罗斯特郡（Gloucestershire）”，下个问题就是“那你母亲呢？”

这时我就忍不住想象她住在哪里。哪儿也没有，她在风中，在我们的呼吸中。谈论她会让她具有真实性吗？她的骨灰早已经被风吹走，她也没有坟墓。或许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吧。

悲伤也迫使我面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的问题。我已经发现，描述最多的是为什么她死时那么不舒服那么令人沮丧。在我看来，意识到她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什么，这总是让人感到些许安慰，但那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什么也不能阻止死亡的出现。我感到痛苦的并不是她死亡的事实，而是觉得她不应该这么痛苦。那样的死亡太过残酷和令人麻木，拖得太过冗长。这种想法的隐含意义曾经令我感到惊恐，至今仍然如此。本来觉得可能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或减少她的痛苦，但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想法非常糟糕，不过，我觉得求牧师祈祷没有任何意义。悲伤已经足够令人痛苦了，没有必要让别人闯进来解释一些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体验的东西。我们对死亡的认识确定了我们的世界观。那是我们人性中最隐秘、最具个人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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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精神很伟大，提醒我们意识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是真正的幸运儿。当然，像我们一样，她会对自己这么早就被掳走感到愤怒，但是她非常坚强，直到死亡来临的时刻，她才去思考死亡的虚无性。她渴望坚定地扎根于活人的世界直到最后一刻。没有牧师，没有黑暗的讨论。直到临终时刻，都是四月柔和的微风伴着她和我们。

在她临终的那些日子，她在哀悼我们---我们所有人和整个世界。这个想法好几年都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们对她死亡的可能性痛苦不堪时，她可能也在想即将失去我和父亲以及她认识的每个人。我不知道，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盯着月亮照耀山头时，她是如何面对即将的到来的死亡。或许我并不需要放任自己去回顾这些想法，但回头想想，我仍然禁不住想到她在那些夜晚并不孤独。

时间的可塑性的确怪异。“慢慢你会好过些”仍然是我在对付的事。在最初的日子，它没有任何意义---她并没有真的离开我们。她准备的饭菜仍然在冰箱里冻着，写给她的留言条在房间里随处可见。但是，我敢肯定在慢慢你会好过些之前会有非常痛苦的阶段。有一个时期我意识到自己陷入死亡带来的影响中。在她去世两个月之后，我能记得最糟糕的那一天，我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一下子感受到痛苦和虚空的面容。但是，也不是直接从那里升上去。我仍然能回顾那些天的强烈悲痛，如果我放任自己的话，丧亲之痛还像当时那样强烈。我觉得这未必是有危害性的坏事，我需要让她继续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有时候我仍然能感受到那种痛苦。

五年时间足够我改变和培养完全不同的性格。那种感觉就像我被强行拖着离开她，而她永远定格于死亡的那个时间。在早期，知道她可能会说什么还有一种安慰，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同了，对人生有了更为错综复杂的理解。我越来越不清楚她可能会说些什么了。在我成长变化的过程中，我之前养成的机制和早先告诉自己的事已经不够，正如我们对人生、对痛苦、对政治的观点都与成年早期不同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存在对付悲伤的工作，未来一些年还有更多的事要做。但是，这与我们普遍进行的自我评价和反思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悲伤永远也不会彻底消失。

所以，对母亲之死感觉“稍好些”并不直截了当。如果悲伤像旧病复发一样重新浮现，这本身是坏事，但我可能有一种失败感或内疚感。不过，这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组成部分，悲伤并不是线性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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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个完美的人。她从来不愤怒，从来不强人所难，总是试图传达出世界令人迷惑的复杂性和不公平性。我知道死亡有一种倾向，会引发无缘无故的报复----正如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所说，那是记忆的诗歌许可证。在她还活着的时候，我曾经花费几年时间哀悼她，我将此归功于她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带来的奇迹。我知道我出生时就非常幸运，由她来陪伴我，而且不仅把她当作母亲还当作朋友，这或许是我的双重幸运，现在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她去世时，我才18岁，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参加A级课程考试（英国的大学入学考试---译注）和离开家。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到我们非常幸运。她能够知道我的成年的第一缕微光，我已经长大，知道如何感谢她了。但是，她给我的刺激和鼓励，我已经没有机会回馈给她了。我失去了与我的人格密不可分的亲人，有时候我觉得只有在记忆中，我才能理解我自己。当然，存在最简单和最深刻的丧失就是无法相互做伴了。

最近，我在碗柜的背后发现了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在她去世后，我收到的所有信件。首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重量，所以我把它带到洗澡间放在磅秤上称重。重达4.2公斤。就在我一张一张阅读卡片时，又返回到最初几个星期的世界。那是一种深刻的重生，再次返回到因为她的去世而天旋地转的感觉，在某个时刻，时间消失了，在她缺席时我们都慢慢褪去。

卡片里充满了逸闻趣事，一再重复了她丰富多彩的人格魅力，她慷慨无私的精神，她讲究实用的品质和对色彩的喜爱。我身不由己地返回到这个时间，克服悲伤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时间又一次不再是直线了。

最后一张卡片上简单地写着：“我们不说一句话，因为我们无话可说。”

作者简介：

拉菲拉·泰勒·塞摩尔（Raffaella Taylor-Seymour），2014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人类学专业。目前在英国广播公司旗舰艺术和文化系列节目“竞技场”（Arena）工作，今年晚些时候将作为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者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译自：On the loss of a mother by Raffaella Taylor-Seymour

http://kingsreview.co.uk/magazine/blog/2015/04/28/on-the-loss-of-a-m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