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谢尔曼 著 吴万伟 译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个末日帝国之子虽然改造了区域研究领域，却过着一种超越边界的生活。
1967年，印尼共产党（PKI）总书记苏迪史曼（Sudisman）出庭受审。他的同志在一系列屠杀中死去数十万人。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五大领袖之一，苏迪史曼是唯一出庭的人；其他人都遭到枪杀。雅加达法庭上还有两个外国人：研究印尼的30岁的学者本尼迪克特·欧格曼·安德森及其同事，来自澳大利亚的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th）。
在众多共产党证人中，只有两位在法庭上大声抗议，并拒绝诬陷他人。安德森多年后回忆说，一个是后来疯掉了的老太太；另外一个是“看起来有19岁或20岁的华人青年。他非常平静，在作证时不失尊严。我对此印象深刻。”
被判处死刑的苏迪史曼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尊严。2001年，安德森告诉我“他非常有气势，威严而平静，他的发言铿锵有力，我感觉到自己有道德义务为他做些什么：“在苏迪史曼第一次离开法庭时，他看了看我和赫伯特。他没有说什么，但是我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想法：‘你们得帮助我们。你们两个或许是唯一能确保我的发言流传下来的人。’那就像一个濒临死亡者的求助。”安德森在1975年回答了那个求助，他通过走私的方式搞到一份法庭记录，并把苏迪史曼的演讲翻译成英文。澳大利亚一家激进出版社将其作为桔黄色的28页的传单出版，题目是“责任分析”，译者还撰写了令人钦佩的介绍。
苏迪史曼审判之后，安德森在爪哇做科研的能力最终受到限制。这位娴熟使用印尼语的年轻学者受到了监视：1967年美国大使馆的文件显示，安德森“被认为是正宗共产党员或至少是同行者。”他自己也发现遭到印尼报刊的攻击。据说与国家情报机关有联系的杂志《Chas》在头版文章中称他是“有用的白痴”。1972年4月，安德森被驱逐出境。那是他持续近30年的流放生涯的开始。
因为印尼向他关上大门，安德森在1974年被迫前往曼谷。他后来说：“那是非常美好的时光。”独裁政权的间隙期允许泰国激进主义的繁荣发展。不过，这个好日子在1976年就终结了，军方推翻了民选政府，并在曼谷闹市街头公然枪杀和吊死学生中的激进分子。
虽然如此，安德森在泰国的阶段对其思想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个经历迫使他进行比较思考---这在当时的区域研究学者中还非常罕见。他后来写道：“在泰国，一直迫使我思考如果我必须在同一地方写泰国和印尼，该怎么办？”在79岁时在12月，安德森死于印尼巴图（Batu）。他战胜这个挑战的结果就是《想象的共同体》（1983），这本分析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了29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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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安德森64岁，我前往纽约上城区为《通用语》采访他。他住在伊萨卡（Ithaca）东边8英里的弗里维尔（Freeville），那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农家院落，周围是吃草的奶牛，还有一个谷仓，顶部是爪哇人风格的气象风标。一连三天，我们坐在微风吹拂的厨房里交谈，里面堆满了一摞摞的犯罪小说、学术期刊、亚洲报纸和博士论文等。一面墙上挂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黑白照片，那是年轻的苏加诺（Sukarno），此人是在1949年领导印尼获得独立的左翼民族主义者，其政权在1967年被苏哈托将军推翻。
就在准备离开时，我询问安德森是否打算写回忆录，他说不。但两年后，日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要求他写一本小型自传。他最初的反应是“尴尬的拒绝”：“西方教授很少有令人感兴趣的生活。他们看重的往往是客观性、庄重性和正式性，至少官方场合有些自我轻视。”但当好朋友和从前的学生，京都大学的加藤刚（Kato Tsuyoshi）同意帮助他，并将其翻译成日语后，安德森答应了。令他高兴的是，该书在2009年在日本出版（《椰壳碗外的人生》（《ヤシガラ椀の外へ》，加藤刚译，NTT出版---译注）。
其实，这个项目刚一开始，本尼迪克特的弟弟，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就敦促他出版英文回忆录，但他对此建议不屑一顾。2015年，随着80岁生日的临近，他改变了主意。就在去世前不久，安德森完成了《超越边界的生活》的最终定稿，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这是一本干脆利落的书，里面有他的传奇人生轨迹和敏感性，有很多知情者才听得懂的笑话、特殊的旁白和狡猾的幽默。本书也是对学界生活的辛辣讽刺。但总体上说，该回忆录是世界主义基础读本，鼓吹超越各种边界如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和学科的边界。
安德森家族的历史读起来简直就像康拉德的小说。本尼迪克特的高祖父连同叔高祖父参加过1798年的爱尔兰联合起义，为此他们被抓进监狱。他们的侄子参加过1848年的起义，随后逃亡巴黎、伊斯坦布尔，最后逃到美国，当了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该家族的另一个分支在英格兰、爱尔兰当地主和军官，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如缅甸、阿富汗、香港和印度服役。
安德森的父亲十分勇敢，且语言天赋极高，其工作生涯主要在中国度过，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雇员。用他儿子的话说，该机构最初是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主要负责征收“皇权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海上贸易”税款。本尼迪克特1936年出生于昆明，但他的父亲在1941年做出了重大决定，全家迁居加利福尼亚：如果仍然留在中国，他们可能就会被关进日本的俘虏收容所。
1945年，全家迁往爱尔兰，他们生活的一座房子里“装满了中国字画、卷轴、衣服和服装，我们常常为了好玩穿着表演。”广播电台是娱乐和启蒙的另一来源：到了晚上，全家人听著名演员在英国广播公司朗读古典小说，“我们的想象中充满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吉姆爷》（Lord Jim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尤赖亚·希普（Uriah Heep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柏菲尔》中阴险虚伪的小职员典型）、《德伯家的苔丝》等人物。”在那些年，巡回剧团群体在爱尔兰很多，安德森一家的孩子们（包括本尼迪克特的妹妹梅勒妮Melanie）都观看过莎士比亚、萧伯纳、王尔德、谢里丹（Sheridan）和奥凯西（O’Casey）的剧作。
他的父亲很年轻时就去世了，本尼迪克特当时只有9岁，孩子们被送往英格兰的寄宿学校。她的英国母亲痴迷于书籍和思想，依靠退休金勉强度日，本尼迪克特必须赢得奖学金。最后他终于获得伊顿公学中13个指标之一，此处即刻强化了他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获得奖学金的男孩子居住在与英国贵族子弟分开的宿舍里，必须穿特殊的“中世纪”外套。但是，他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旧式教育如文学、艺术史、古代史、考古学、比较现代史等。
课程的核心是众多语言，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和“冷战俄语”。（后来，安德森还学了印尼语、爪哇语、泰国语、塔加路语（Tagalog，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的土著语言）、荷兰语和西班牙语）。记忆和背诵拉丁语和法语诗歌是其教育的基本内容；他的老师要求他把英语诗歌翻译成拉丁语，甚至用拉丁语写诗歌。他之后的很少学生获得如此严格的教育。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伊顿公学毕业后，安德森进入剑桥大学。在他看来，这里简直就是平静的假期。他迷上了电影（尤其是日本电影），感受到政治化的第一波动荡。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一个下午，他穿过校园，看到一群棕色皮肤的学生在示威游行：
突然，抗议者莫名其妙地遭到一帮人高马大，高唱“上帝拯救女王”的英国学生的袭击，其中很多人是运动员。在我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抗议者大部分是印度人和锡兰人或僧伽罗人，个子瘦小得多，根本没有机会占到便宜。我试图上前帮助他们，结果我的眼镜被人扯下来，在地上被踩得稀巴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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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毕业后，安德森在家里晃悠了半年，与渴望他成为英国外交官的母亲争吵不休。当一个朋友邀请他到康奈尔大学的政府管理系担任助教时，出现了一个替代选择。他在1958年元月的暴风雪中来到伊萨卡，并在此度过了他漫长的、成果显著的职业生涯。
对于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来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令人兴奋的日子：康奈尔和耶鲁是美国大学中在此领域有充满活力的学位点的仅有两所。他们的资金雄厚，金钱不仅来自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而且来自美国政府，他们很想了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农民反抗和民族主义运动。安德森痴迷于在这个新领域的思想冒险：“学生感觉到就像闯入未知社会和领域里的探险家一样。”他的同行有些来自缅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基本上组建了康奈尔现代印尼研究项目，并在该项目所处的荒芜的大学生联谊会大楼的腐烂地基上安装了钢铁柱子。
《超越边界的生活》中最有趣的篇幅细腻地描述了被安德森铭刻在心的仁慈导师们。第一个是知识渊博的系主任乔治·卡欣（George Kahin），他是印度尼西亚专家，擅长1940年代末期从荷兰争取独立的历史，在麦卡锡时代他的护照的临时取消就是他对印尼民族主义的同情的明证。安德森写道，卡欣在1940年代曾经参与贵格派为日裔美国人辩护的积极主义行动“塑造了我的政治思想。”另外一个影响来自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她是来自拉脱维亚的说俄语的犹太人，曾在巴黎和纽约担任芭蕾批评家，后来前往印度尼西亚成为德国考古学家威廉·斯塔特海姆（Wilhelm Stutterheim）的情人，他们对印尼殖民地前的文明有浓厚兴趣。霍尔特没有学术资历，但卡欣让她到康奈尔给研究生讲授印尼语。安德森经常到她家里玩，沉溺于她对传统爪哇艺术、舞蹈和文化的丰富知识之中。有时候他们会相互朗读俄罗斯诗歌。他写道“对我来说，霍尔特非常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安德森的早期，还有另外两个人与他非常亲近。捷克犹太人哈里·班达（Harry Benda）在爪哇的商业活动因为日本占领者而中断，曾被关进俘虏收容所，还差一点丧命。后来，班达逃亡康奈尔，撰写了印度尼西亚战前和战时日本人和穆斯林关系的博士论文。约翰·艾可斯（John Echols）是“完美的美国绅士”，通晓十多种外语，编著了第一部英语印尼语辞典。安德森对字典的痴迷源自艾可斯：他写道：“直到如今，我的个人图书馆中最受欢迎的书架仍然堆满了许多种字典。”
安德森的幸运不仅是因为有恩师提携，而且在于康奈尔松散的制度性安排，这对他的职业生涯非常重要：“违背常规的招聘法则---多名候选人竞争性、严格的面试、反对任人唯亲----统统没有，我没有经过任何面试也没有外来候选人竞争就直接成了助教。”
安德森的恩师卡欣敦促他开始撰写从1942年到1945年的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的博士论文，这位年轻学者在1961年12月在雅加达登陆。他第一次瞥见这个国家的场景令人难忘：“我记得非常清楚，前往市区时所有出租车的窗户都是开着的。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件事是气味---新鲜的树木灌木丛、尿臊味、香料、雾蒙蒙的油灯、垃圾还有大街上两边摊位上飘散的食物味道。”他将在印尼生活将近两年半的时间。
雅加达还没有成为拥挤的、烟雾弥漫的超级大城市：小轿车很少，众多街区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外国人更是罕见。与安德森在英国和爱尔兰观察到的那种社会等级差异相反，周围的“平等主义”立刻令他印象深刻。他住在一条街附近，那里一到天黑，男人们就在人行道上下棋，他注意到低级职员和出租车司机与政府高官和温文有礼的商人能够面对面交流。在年轻的安德森看来，这就是某种“社会天堂”。他很容易学会了印尼语：他的印尼语在4个月之后突飞猛进，他发现“自己能够娴熟和愉快地与任何人交谈---内阁部长、公交车司机、军官、保姆、商人、女招待、中小学教师、异性装扮癖者妓女、街头小混混和政客等”。（他对语言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深：安德森告诉我他用印尼语思考了很多。）
当安德森不在雅加达档案馆工作时，他就去了解爪哇人，徜徉在古老的皇宫；观看影子戏表演和灵魂附体，探索10世纪时建造的佛塔---婆罗浮屠（the Borobudur印度尼西亚爪哇中部的佛教神殿遗址---译注）（他曾经在佛塔的最高层“紧挨着启蒙层”的地方一直睡到黎明）还到内陆地区的小村庄参观。
这个回忆录证明安德森热衷实地考察的田野研究和休闲活动，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日益严重的政治摩擦很快导致爪哇爆发惊天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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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0月1日，六位印尼将军被谋杀，尸体被投入井中。左翼总统苏加诺被拘押；苏哈托将军控制了局势，并指责印尼共产党企图政变。那是安德森所说的“灾难”的开端---后来是一系列屠杀。根据1968年中央情报局的研究，这次屠杀的规模相当于1930年苏联的大清洗和二战时的纳粹大屠杀。
安德森和另外两位同事鲁思·麦克维（Ruth McVey）和弗雷德里克·邦内尔（Frederick Bunnell）在伊萨卡的安全区内观察这些事件。他们决定对印尼灾难做出思想反应，很快行动起来要证明官方的说法有缺陷。依靠康奈尔的印尼地方报纸的庞大档案库以及印尼电台记录，这三人在1966年1月制作了162页的报告，它后来被称为康奈尔报告。
这份文件的写作花费了三个月时间，坚持认为政变尝试并非共产党的掌权企图，而是爪哇中部省份将军挑起的“军队内部权力争斗”。卡欣一直热衷于推动美国外交政策朝着更加人道主义的方向前进，将康奈尔报告递交给国务卿助理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很快这份文件被交给报纸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他将康奈尔年轻学者的结论传播了出去。
2001年，在我与安德森的讨论中，他为康奈尔报告的主要观点辩护---军队内斗引发了暴力---他用强烈的激情和迷人的细节谈论了1965年和1966年的事件。不过，他谈的很多东西在《超越边界的生活》中都没有涉及到。
他解释说，印尼共产党持有类似于意大利共产党立场的议会立场。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崇拜其民族主义、清廉和反对越南战争的立场。但是，那些年的经历也让他清楚看到印尼共产党的失误。完全没有被武装起来，却拥抱了毛主义论调：“那是个巨大的错误。它制造了人们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担忧。印尼共产党不是游击队武装，难怪他们遭到屠杀，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屠杀。”
当安德森1999年被印尼政府允许返回这个国家时，他出席了20世纪60年代屠杀幸存者的聚会。此次会议在人力资源部拥有的雅加达无明显特征的大楼中进行，很多参会者都是老人。他回顾说，那是一种类似于贵格派聚会的“难以置信的完全投入的体验，”人们在谈论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当他就坐之后，房间里传出了嗡嗡声。有人劝说这个外国学者发言。最后，一个大约50岁的体面华人朝他这边走过来。安德森意识到来到他面前的就是32年前的那个孩子，曾经在1967年苏迪史曼审判中挑战法官的人。他们谈论了一整天，安德森听说了他的故事，他又转述给我：
许多共产党人在试图逃离被清洗的命运时往往闯入华人聚集区，这部分是因为华人比印尼人口风更紧，不容易告密，部分是因为这些聚集区已经习惯于某种神秘性。这个年轻人曾经就是激进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苏迪史曼招募的私人信使，专门负责与各色地下工作者接头。
康奈尔报告是具有持久学术价值的著作吗？安德森在2001年坚持认为，1965年10月1日的事件是“苏哈托将军从高层操纵的结果”。他认为苏哈托是这场阴谋的幕后主使。9月30日运动的当今学者有不同看法。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约翰·罗莎（John Roosa）著有2006年报告《大屠杀的借口：9月30日运动和印尼的苏哈托政变》，在最近给我的电邮中，他注意到：
我认为苏哈托事先知道这个阴谋，但并没有亲自卷入这个阴谋。从现有情况看，我认为非常清楚的是苏哈托不是主谋。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都是猜测。他猜测苏哈托即便不是主谋也是破坏者：苏哈托在9月30日运动团体内植入内线间谍，他们挫败了阴谋，确保其实施犯罪（杀掉将军）然后溃败。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牵强附会。本尼迪克特也想宣告印尼共产党无罪。康奈尔报告的论证是完全错误的---爪哇官员自己也这样说。
按照罗莎的说法，印尼共产党领袖包括主席迪努·艾地（D.N. Aidit）深度卷入此次阴谋：“艾地的观点是使用忠于印尼共产党的军队领袖干掉被怀疑鼓吹反共的右翼将领。”但是，情况出了差错。“最初的计划似乎是活捉这些将军，将其带到苏加诺面前，但阴谋实施者没有遵循计划，不太在乎将军们的死活，当他们反抗时就被射杀或被匕首捅死了。”
考虑到安德森在情感上对这些事件的联系，人们可能期待他的回忆录会包含此次“灾难”的很多东西，但该事件只是顺带而过，而且从一很特别的角度论述。有个非常简短的段落讲述了他的同志和印尼流亡者以及在柏林的“永远的学生”皮皮特·罗奇加特·卡塔维查亚（Pipit Rochijat Kartawidjaja）。此人在苏哈托独裁期间，常常成功地与柏林的印尼领事馆发生冲突，那个“微小而腐败的”机构事实上被一个情报官主导。安德森写道，皮皮特是“具有惊人天赋和无所畏惧的讽刺作家”。他的文章出类拔萃，“混合了正式印尼语、雅加达俚语、低俗的爪哇语。”这种风格混合了“爪哇人的哇扬皮影偶戏（wayang-lore）”、印尼华人的功夫漫画书和让朋友们笑翻天的粪便学和赤裸裸的性笑话等。
安德森认为皮皮特教会了他如何用印尼语流畅地写文章，并将其中一篇题目为“我是印尼共产党还是非印尼共产党？”的文章翻译成英语。这篇文章就基于皮皮特的亲身经历，他年轻时在1965年东爪哇一个蔗糖农场工作。皮皮特的文章充满了黑色幽默，但安德森说，“恐惧笼罩在他的身上。”
他在文中描述了经常光顾当地妓院的人不再前往了，当他们看到共产党人的生殖器并钉在门上，他回顾了堆满了尸体的木筏从他居住的小镇谏义里（Kediri）沿着布兰塔斯河（Brantas）河漂流而下。
在人生即将终结的写作中，在让人感觉后意识形态的回忆录中，安德森选择将主要精力集中描述在爪哇太平安宁的日子---骑摩托车在内陆区游玩、在人行道上下棋、婆羅浮屠的满月，而非他热爱的国家的毁灭。
安德森对在1940年代印尼争取独立斗争的早期著作促使他严肃思考民族主义：他看到雅加达技术熟练的民族主义者知识分子不仅聚拢名为印尼的国家而且求助于新的语言---印尼语，这已经成为抵抗荷兰殖民统治者的语言。《想象的共同体》诞生于越南战争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现实。该书源自安德森在1980年代初期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根本性改变”即1978-79年越南、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安德森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权不反对帝国主义者反而陷入自相残杀呢？这是令人感到担忧的场景：“我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全面的战争前景感到担忧。”
安德森开始全面研究民族主义。它已经成为无法靠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其权威和复杂性的力量。在写作《想象的共同体》中，他部分受到汤姆·奈仁（Tom Nairn）的《英国解体》(1977)的启发，用安德森的话语，该书描述了英国“是前国家的、前共和时代的腐朽遗迹，因而注定要重蹈奥匈帝国的命运”。但是，安德森强烈反对奈仁的观点：民族主义是现代发展历史的病理学，与个人的神经质密不可区分。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既非病态也非固定的永恒力量。相反，他写道：“它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因为哪怕是最小国家的成员也从来不能认识大部分国人，不仅没有见过面甚至没有听说过，但在每个成员的心中都能想象这个集体。”
在《想象的共同体》的2006年版本后记中，安德森回顾了该书的巨大成功：“1980年代，它是比较研究民族主义历史的唯一著作，旨在抗衡欧洲中心主义，并使用非欧洲语言资源。它也是唯一拥有标记性偏见的著作，偏向于“弱小国家”如匈牙利、泰国、瑞士、越南、苏格兰、菲律宾。《想象的共同体》在很大范围内是在学界理论崛起背景下出现的。他在2006年写道，它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后来被成为话语分析的东西融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先锋 派的混合体。”
安德森在回忆录中说，他想挑衅学者同行：“我故意把沙皇俄国和英属印度放在一起，把匈牙利和暹罗（泰国的旧称）和日本放在一起，把印尼与瑞士放在一起，把越南和法属西非放在一起。这些对比旨在让人感到吃惊和震撼，但也是要将民族主义历史研究‘全球化’。”
能够让他驾轻就熟地拿匈牙利与日本相比的理由是一种心态，广泛的、无限的好奇心和令人奇怪的跨学科意识。在考察学界生活时，他看到了厚厚的学科界墙，它们促成了狭隘的、地方性的思考。在有关民族主义的研讨班上，他告诉我们他很高兴让学生的眼光超越狭隘的洞穴：
我强迫年轻的人类学家阅读卢梭、政治科学家和19世纪古巴小说，要求历史学家阅读李斯特经济学，要求社会学家和文学比较评论家阅读丸山正雄（Maruyama Masao）等人的著作。我选择丸山正雄是因为他是政治科学家、亚裔美国人，不仅是涉猎众多领域的智者，而且有幽默感和历史感。在我看来，非常清晰的是，之前仅受本专业训练的学生并不真正理解对方的学术术语、意识形态或理论。
他也决心扭转他们的术语充斥的写作风格、自以为了不起和不愿学习外语（美国学者）的倾向。总体上，他发现学界中人过于庄重，喜欢把教授们比作中世纪的僧侣，热衷于研究“琐碎无聊的东西”。作为剑桥大学的学生，他在论文中塞入玩笑、扭曲和嘲讽。刚入康奈尔，马上有人告诉他“学术研究是非常严肃的事”，这让他不由得反思：“现在我明白传统中国的缠脚会是什么感觉了。”
1996年，安德森的心脏病发作一次，幸亏活下来了。2001年，他从康奈尔退休，之后每年花费半年时间住在曼谷中产阶级下层聚居区的公寓里。他告诉我，这里“充满了小商人、中学教师、警察情妇等。”因为摆脱了教学和行政管理负担，他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若干项目中：有关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书《三种旗帜之下》（他说该书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印尼华人记者和专栏作家桂泰青（Kwee Thiam Tjing）的文学政治传记，安德森相信此人代表了20世纪初期印尼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最优秀品质；以及“业余爱好者的人类学”研究《农村地狱的命运：佛教泰国的禁欲和欲望》。他从来没有丧失对文学的热情，帮助翻译了印尼年轻作家黄振坤（Eka Kurniawan）的《人虎》， 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独具一格，远远超过我认识的东南亚作家。”安德森将其敏感性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著名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相提并论。
他继续思考民族主义，认为它是“国家以及附属机构的强大工具，”在从中国到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中，它“最容易被压迫性力量或保守势力利用。与从前的反对封建朝代的民族主义不同，它很少对跨越国家的团结感兴趣。”他继续反思左派的命运：
长期以来，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新左派、社会民主派---提供了进步和解放的民族主义能够繁荣的“全球”框架。“共产主义”失败之后一直存的全球真空，部分被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新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种种主义所填充，这些主义以不同的或未必总是合作的方式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贫瘠和“人权”干预的虚伪性。但是，这个真空需要在长时间里做很多工作才能填补。
安德森告诉我们《超越边界的生活》有两大核心主题：“第一个是翻译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傲慢自大的地方主义的危险，或忘记严肃的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区域研究中，很多年轻日本人现在在学习缅甸语；年轻的泰国人在学习越南语；菲律宾人在学习韩国语。他说，这些学生“开始看到头顶上的同一片天空。”
重要的是，牢记学习一门语言不仅仅是学习一种用来交际的语言，而且是学习使用这种语言者的思考方式和情感方式，与我们不同的方式。这是学习思想和情感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学习如何从他们的视角看待问题。
他的回忆录的最后是关于记忆、技术和诗歌的结尾，其中他的首要目标是谷歌：谷歌说“谷歌是非同寻常的‘搜索引擎’”，在使用“引擎”这个词时没有任何讽刺的色彩。但在古英语中，这个词意味着“花招诡计”（正如动词“炮制”所反映的那样），甚至是“折磨工具”。安德森感到苦恼的是，未来子孙后代可能从来不知道一本书的实际感受：“日语书是一种装订方式，缅甸语书是另外一种。”群体思考法则是“学生对谷歌的信仰几乎是宗教性的。”
作为学生，他痴迷的是曾经背诵过的诗歌节奏和韵律，如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阿尔蒂尔·兰波（Rimbaud）令人晕眩的《醉舟》（Le Bateau ivre）。今天如果记不住，可以通过搜索补充。“轻轻松松搜索一切”的影响是加快了我早在谷歌诞生前就注意到的趋势：没有理由记住一切，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提取“任何东西”。
年轻时背诵的诗歌永远留在他的心中。2007年，他应邀访问列宁格勒，为俄罗斯地方大学的年轻老师讲授民族主义课程。在发表演讲时，他记起在伊顿公学时背诵过的俄罗斯诗歌，所以朗诵了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一首诗歌的最后一段（“马雅可夫斯基夏天在别墅中的一次奇遇”（An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Which Befell Vladimir Mayakovksy In A Summer Cottage） 遗憾的是，译者没有找到中译本。---译注）。这位诗人在1930年的莫斯科的混乱情况下消失了。令他吃惊的是，所有学生和他一起大声背诵出来：
永远照耀
在任何地方照耀
一直照耀到最后一天
照耀---
与其他东西一起照耀
那是我的格言
也是太阳的格言。
安德森回顾说“到了最后，我热泪盈眶。有些学生也眼睛满含热泪”。
译自：Benedict Anderson’s View of Nationalism By Scott Sherman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benedict-andersons-view-of-nation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