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一书自发表以来，据说有着很大的学术影响。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鲍德里亚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门内逆子，并没有像许多马克思的外部敌人，只是简单化地攻击马克思思想的不同历史派生形态，而是准确地直接爆破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内部最重要的支撑性结构——物质生产基始论和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①。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生死存亡。在此，我主要来讨论一下鲍德里亚该书中提出的诸多问题和反命题。
一、鲍德里亚要反对什么？
“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romanticism of productivity)。”(鲍德里亚，序言第1页)这是《生产之镜》开篇序言的第一句话。也是对《共产党宣言》故意的模仿和调侃。《共产党宣言》里这个著名的句式在一个世纪多以来曾被无数人在不同的理论语境下改写过——阿德勒的《资本家宣言》、前东欧新人本主义的文本、甚至今天的后现代思潮(比如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中，都可以见到这个句式的改写版，然而这一次却不相同：鲍德里亚的改写将剑直指马克思的理论心房。“革命的想象”被用来隐喻当下一切批判资本主义的激进话语；他试图透视性地指认，在这些表面看似激进的革命期冀眼皮子底下，其实放养着一条人们至今不曾知晓、也未曾擒获的毒龙，这就是“生产浪漫主义”，而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恰是革命者马克思。当然他也承认，这条毒龙对马克思来说是在无意识中放生的。
鲍德里亚欲图反对的，正是马克思超越一切旧思想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鲍德里亚自以为捏住了马克思这位巨人身上隐密的阿基里斯式的致命脚后跟。他说：
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经过不可思议的蔓延之后，这种生产形式只是强化了作为生产性语言的革命话语。从“泰凯尔”(Tel Quel)无限制的“文本生产率”中生产力的解放，到德鲁兹的无意识(包括无意识的“劳动”)工厂机器的生产率，没有任何革命能够在其他形式中替代生产性的革命话语。(鲍德里亚，序言第1页)
鲍德里亚想说的意思是：马克思固然是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并未真正触及支撑资本主义存活下去的真正的本体论基础，即生产的逻辑；马克思固然也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中生产的具体内容，可恰恰又放过了生产本身的质性结构(“形式”)。由此可见，鲍德里亚这里首先要批判的是生产——这是第一个否定性的关键词。
我们当然知道生产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的意义。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释中，还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化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都是马克思哲学理论逻辑的基础性范式。鲍德里亚认为，这个未被考问过的生产(力)发展的逻辑深藏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呐喊背后作祟，以至于今天那些表面看起来超越马克思的批判话语中，无一例外地都盘踞着这条隐身的生产毒龙。此外，他还直接攻击了巴特、克莉斯多娃(“泰凯尔”)等人号称从现代性文本中解放出来的生产性文本(参见张一兵，2002年b)，以及从德鲁兹欲望机器中被释放出来的无意识生产力。显然，在鲍德里亚的眼里，后现代思潮固然也在孜孜寻求摆脱现代工业总体性构架的当下流动着的真实生命创化，但它仍然没有跳出生产的逻辑。所以，鲍德里亚不是一个肯定性的后现代论者。
鲍德里亚将自己从马克思激进批判背后找到的东西指认为“生产的爱欲”，这也是工业性构架中理想化的人的本己存在。所以，今天的一切“社会财富或语言、意义、符号或幻象——一切都是根据‘劳动’生产出来的”。鲍德里亚亮出的批判性目标中的第二个重要的否定性关键词是：劳动。事情已经十分明了：鲍德里亚旗帜鲜明地否定的东西就是生产和劳动。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前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性基础，而劳动又是什么呢？依恩格斯的证明，它是人从动物生存状态超拔为人类存在状态的基始性环节，是物质生产过程中居主导地位的主体活动。可见，鲍德里亚否定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根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社会存在和人。鲍德里亚在当下欧洲学界的生命之所以如此显赫，个中奥妙便在于此。他的逻辑起点竟然就是马克思的整体逻辑之死！
在鲍德里亚看来，生产-劳动的逻辑是今天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因而也是“资本和政治经济学的真理”。鲍德里亚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锋芒虽然尖锐，却不曾怀疑生产的逻辑，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批判的终极目标就显得狭隘和后劲不足了：他只是要把被资本主义体制重重压制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当然，在鲍德里亚看来，迄今已经出现过的一切针对资本主义的更激进的批判也不外如此。解放生产力成为革命的口号，掩盖了一个原本应该更加宏伟、更加颠覆性的愿景。仔细地想想，鲍德里亚也是在证伪我们今天中国社会行进的根本路向。他说：
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将以真正的、激进的生产率(productivity)的名义被颠覆。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将以祛-异化(de-alienated)的超生产率、生产的超空间(hyperspace)的名义来废除。资本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必须被解放。所指的交换总是隐藏于能指的“劳动”之下：让我们解放能指以及文本的意义生产！无意识被围困在社会、语言，以及俄狄浦斯结构中：让我们重新恢复它的原始生命力，让我们把它当作生产机器保留下来！生产主义的话语(productivist discourse)支配着一切，不管这种生产率具有客观的目的还是为了自身而发展，它都构成了自身的价值形式。它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旋律，也是根本变革的主导旋律。(同上，序言第2页)
鲍德里亚张开的渔网几乎是铺天盖地的：马克思被网在里面，因为他高呼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紧锁的生产力；巴特和克莉斯多娃也被困在网中央，因为他们试图解放囿于追求现代性原初意义的文本生产；弗洛伊德和德鲁兹同样陷了进去，因为他们希望解放作为人的本真生命的无意识爱欲。这一切都是“生产主义的话语”！请注意，这里说的并不是斯密-李嘉图一线下来的现代自由主义，而恰恰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话语，即“根本变革的主导旋律”。当然，在这些试图革资本主义命的激进话语中，马克思的罪过最大！鲍德里亚专门注释道，在生产主义的隐喻中，“马克思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因为他将生产方式概念激进化和合理化了，赋予它一个“高贵的革命头衔”。所以，鲍德里亚将清算所谓生产主义的矛头一径指向了马克思。因此，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的生产方式。
鲍德里亚说：“马克思摧毁了经济人的虚构，正是这个神话集中了交换价值体系、市场、剩余价值及其形式的整个自然化过程。”鲍德里亚当然知道，马克思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地方，就在于对后者那种将资本主义生产永恒化、自然化的意识形态的无情揭露和坚决否定，对这一点他坦然承认。可是，他认为马克思实现这种批判的路径却仍然是以“劳动力的名义”来完成的。具体而言，马克思在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中发现资本家只是支付了劳动力的“价值”，但却悄悄地无偿占有了大量剩余价值，仅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超越了蒲鲁东等人，创立了科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
鲍德里亚接着指出，这个剩余价值理论固然是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可是实质性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人是通过劳动来生产价值的观点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和“自然化”。请注意，这里出现了马克思的体系里第四个遭到鲍德里亚理论暴力攻击的概念：劳动力。鲍德里亚认为，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话语中，是作为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被定义的，而劳动力则成为所有社会历史形态中人的本真生存方式。(笔者将会专文证明，鲍德里亚这个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显然，鲍德里亚要批评的并不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揭露，而是马克思借以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本体论根据。我们已经知道，鲍德里亚之所以反对马克思，是因之于他那基于象征关系的非生产存在论。所以，鲍德里亚十分不高兴地说道：“这不是根据价值、终极目的和生产，对所有的人类品质、偶然的欲望、以及交换进行编码的另一种完全任意的协定，一种模拟模式吗？”(鲍德里亚，序言第3页)现在我们知道了，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愤怒源于他反对后者用生产-价值的框架来泛解全部人类存在和社会历史的做法。在表面的攻击背后，鲍德里亚无声地发出了更尖锐的质问：难道一切人类生存历史都是由生产逻辑支配的吗？
对这个问题，鲍德里亚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他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致使人们生成了一种幻觉：“不再是‘是(Being)’你自己，而是‘生产’你自己”！他说，隐蔽的人本主义逻辑在今天已经直接造成了我生产故我在，再放大一些，甚至是我生产故历史在。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个概括对于马克思的哲学话语来说并不错。也是在这里，鲍德里亚点出了自己那本书的命名：“生产之镜”。他指出，“必须打破生产之镜，因为在这面镜中反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同上，第29页)鲍德里亚明确告诉我们，生产之镜说是借用了拉康的镜像理论。他认为，拉康在镜像阶段描述的东西，遍布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各个方面。我个人并不认为鲍德里亚此处对拉康的挪用是合法的；对拉康的镜像理论鲍德里亚尚未入门。
我们知道，拉康的镜像理论是个体心理自我确立的否定性指认。他认为，个人心理自我的自觉确认是由一个虚假的镜像开始的，这是一个以个体自己的外在影像为开端的假相，这个并不是自己的镜像先被无意识地误认为“我”，然后再由个体幼年时期周遭亲人的面容构成的规范反射孤镜进一步建构这个伪自我。在拉康那里，这个占有了自我主位的反映关系(伪我)即是小他者(准确地说，是小他者Ⅰ与小他者Ⅱ)。所以，镜像阶段是人自我建构起始阶段的一个本体论骗局。(参见张一兵，2006年，第3章)鲍德里亚将拉康的镜像理论拓展到人的生存的类属领域并不为过，这也是一种逻辑可能，可是，生产作为人类的客观对象性活动，却并不来自人类主体直接的对象性映射关系；从来也没有哪个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将生产误认为是人的本真存在，更不要说对拉康镜像逻辑中的无意识自指关系的缺席。显然，鲍德里亚自以为得意的这个借用自拉康的镜像之喻，其实是建立在对拉康的误读之上的。如此一来，鲍德里亚这个批判性平台的底座就是空无的了。在空无上建构空无，倒是恰好印证了拉康对那些自以为是的疯家伙深刻反讽式的评点。
根据鲍德里亚的思路，人们在斯密-马克思的生产的镜像中获得了一种意象，并由此建构出一个虚假的客观世界、一个对主体的自我指认，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镜像的本质是功用性的价值逻辑，因此生产之镜也可以扩展为全部政治经济学之镜。后来，他又使用过劳动之镜、历史之镜等概念。可见，在更深的层面上，鲍德里亚试图质疑以功用性价值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切人类中心主义。然而，鲍德里亚并不是在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经济至上论或增长主义，他批评的竟然是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立面的马克思。根据他的说法，马克思的确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表层非历史性，可是，生产的话语和表现的话语在马克思的批判逻辑中仍然是两个“未经分析”的东西，因而更深一层的生产之镜恰恰现身在马克思的内里逻辑中。
这里所谓“生产的话语”暗指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而“表现的话语”则是指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过是生产逻辑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或者说是“表现秩序”。同样，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根本否定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基础的生产逻辑本身，所以，“以生产和生产的革命性公式的名义，对表现秩序进行激进批判已毫无意义”。(鲍德里亚，序言第5页)
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理论妙想；我以为，它不过是由巴塔耶那个所谓圣性事物延伸出来的某种伪浪漫主义式的批判性张力而已。只是，鲍德里亚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无意中洞察了全部社会存在之虚假性的童真孩子，他决定扯掉“皇帝身上的新衣”，此处这件新衣就是生产，就是生产之镜。十分明了，鲍德里亚希望成为第一个站出来打碎这面魔镜的人。根据萨林斯的说法，先于鲍德里亚出来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普适性的人是彼德维克和施米特。(萨林斯，第3页)当然，鲍德里亚轻狂的自信也不过是一场唐•吉诃德式的无妄拼杀和幻觉。
二、拒斥历史唯物主义构架
在《生产之镜》的第一章里，鲍德里亚直接选择了劳动概念作靶子，他判定劳动是马克思生产逻辑的关键。实际上，这首先就是一个因研究领域的不同而产生的学术误解和逻辑混乱。一开篇，鲍德里亚就挑明自己的理论意图：要真正批判政治经济学，仅仅揭示隐匿在消费概念背后的诸如需要和使用价值一类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揭示隐藏于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背后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所有基础性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首先就要质疑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及其超越的要求”(鲍德里亚，第1页)。
鲍德里亚的这个表述十分准确，他要看清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制造否定，而是必须首先站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要求之上去，即应当彻底地直接去反思马克思用以超越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应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来反对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时提出的观点，此时却被鲍德里亚用来反对马克思。显然，鲍德里亚已经深刻理解到，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靠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鲍德里亚要做的，就是要超越马克思的超越。
鲍德里亚提出了两个关于不证自明的哲学历史观公理上的问题：
是什么公理保证着从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辩证起源中生发出全部革命理论？是什么公理保证着作为劳动力的人的类丰富性，保证着历史的原动力或历史仅是“人们生产着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历史？(鲍德里亚，第1页)
倘用传统话语模式来表述的话，第一个关于历史观“公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则是革命的动因？这是社会运动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关于历史观“公理”的问题则更深入一步了，我们不妨还是转译一下。鲍德里亚的提问是：为什么要说历史只是人们生产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进而，为什么说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更进一步，为什么只有在作为“劳动力”时，人才能获得自己的“类”的丰富性？鲍德里亚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简单挪用这个劳动力的概念的做法是非法的。这是一个问题证伪的系统。
当然，这首先是哲学问题域中的问题，具体来说，是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问。应当承认，鲍德里亚在自己的整个批判逻辑中对问题往往抓得很准。可是，鲍德里亚其实悄然隐匿了一种思想史的盲点。这个问题群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递进的过程：马克思先是假设了人的类本质为劳动(力)，接着才会将人类社会历史视为物质生产自我运动的历史，进而才将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指认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变革的动力。对此，我的解释如下：
第一，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马克思已经不再将劳动看作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类本质。鲍德里亚既然拜读过阿尔都塞的著作，应当不会不知道马克思思想史中的这个重要转变。再者，马克思从来没有用经济学语境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才可能建构起来的工人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历史物化形式来泛化历史观和人类学：这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鲍德里亚自己的逻辑混乱。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把握终究不够；其实，当马克思进入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创建的最后阶段时，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将人规制为劳动力的雇佣关系。1845年3月，在关于李斯特经济学的手稿中，马克思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被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因为人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被贬为一种劳动力，一种与水力、马力和蒸汽力并列的物的力量；他愤怒地发问：“人同马、蒸汽和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1页)就这一点来看，鲍德里亚一定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这段表述，否则的话，他还会将所谓劳动力人本学这盆脏水强泼到马克思头上吗？
第二，毫无疑问，生产的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发生过多重语义和历史性的变化，而鲍德里亚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显得非常愚蠢。也许是批判的冲动和野心过于强烈以至于冲昏了头脑，他竟然犯下了将一个在学术界在场了近五十年的思想家的理论成长过程绝对同质化的低级错误。鲍德里亚并不知道，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而马克思前后期所使用的一些看似文字上相同的生产概念，在实质内容和具体意谓上也大不一样。
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了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状况和规律性的东西，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态中发生的历史现象的说明和批判。生产的概念，首先是意味着在哲学历史观中作为基始存在条件的广义的生产活动，不仅仅指物质生产，也包括人本身的生产。其次，生产还是作为理解当代社会历史本质的现代性生产概念：它一方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消除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立的关系性存在——革命的实践活动而在场，另一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现代工业性实践活动中最基始的物质劳动创造过程出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中最重要的核心透视点。以上这两个范式都属于哲学话语范畴。到了1858年以后，马克思还曾在经济学语境中使用过有多重特设意义的狭义的生产和一般生产概念，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机器大生产。马克思生产理论中的这些复调语境，在鲍德里亚脑中成了一笔糊涂账。鲍德里亚固然极有灵性，可若是从歪斜的地基上建筑，那么其学术殿堂再辉煌再后现代，也经不住要害处的轻轻一推。
接着，鲍德里亚引述了他自己翻译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马克思第一次阐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名言：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第23页)
马克思错了吗？在先前所有思想家只看到英雄意志创造历史的地方，马克思朴素地透视了历史的真相。他在这里使用的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生产”是广义的物质生产概念：并不特指生产的某一种特殊的历史存在方式，而是通指那个创造了一切人类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创造活动，没有这种实践活动人类就无法生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会在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生产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生的基始。此外，这里的“需要”也是广义的所指。马克思当然知道，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基础上，人们都会产生他们特定的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专门分析过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的不同需要。同样，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曾经具体写道：人们吃喝穿住这样的“第一需要”(也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数量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状况，也就是说，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在某一国家或某一时期属于必要的生活资料，在另一些国家或另一时期却不是必要的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3页)。鲍德里亚虽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但是我们能够推断：在他眼里，马克思此处使用的“生产”和“需要”都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东西。所以他武断地说，“将生产力的解放混同于人的解放：这就是革命的公式或政治经济学自身的公式”。
马克思也从来没有将生产力的解放直接等同于人的解放本身：生产力的解放只是人的解放的一种物质前提，并且，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解放的确是社会革命发生的真正客观基础。鲍德里亚说，人们没有反思的正是这个问题，即将生产看作历史的本质，甚至是人的独特质性方面。也是因此，他十分反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说法：当人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第10页)。他诘问道：人为什么要将自己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他认为，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固执”，也是来自于政治经济学的偏执。正常的读者读到鲍德里亚的这句话，必定会怀疑自己看错了：竟然还有人认为不用将人与一般动物区分开！难道人是像其它低等动物一样的存在吗？
以鲍德里亚的眼光来看，马克思既然认为人将自身的存在视为目的，他就会去设定一个目的之外的手段(生产)，因为人有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人就必须生产，于是人也就不得不将自己视作发动生产的劳动力；正是在生产的过程中，作为目的的人会把自己作为手段从目的中分离出来，这就是“异化”，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就是试图将人重新确立为自身的目的。这又错了！1845年以后，马克思已经不再依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了。他固然还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人自己创造的物质力量反过来对人的奴役；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他也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异化性质，但此时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社会关系的物化颠倒的角度提出证伪性批评，而并未作出人要通过否定异化重新成为自身的目的之类的轻率断言。
三、方法论病根：历史的超历史化
第一章论说的重点虽然是批评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但鲍德里亚的思维跳跃性很大，他可以从刚刚铺开的历史哲学平台上随便就纵身跳到经济学语境之中。这种严重的逻辑错位是非法的。此处，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为鲍德里亚第一章之小结的哲学断言，因为从理论上看，这恰好是他对上述批评的一个方法论推进。
在《生产之镜》中，每一章几乎都有一个所谓的认识论小结。除去第五章，前四章各有一认识论评判。这一章的认识论评判的标题叫“在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阴影中”。通篇看来，鲍德里亚如此命题意在点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病根，他认为这个病根是将特定的、有限的概念“普遍化”了，这导致了一种非法的理论僭越。下面分析他的批评。
鲍德里亚说，马克思“打碎了资产阶级思想(自然和进步、人与理性、形式逻辑、工作、交换等等)中抽象的普遍概念”(鲍德里亚，第29页)。然而，仔细回顾马克思的很多文本，我并没有发现马克思曾经试图简单地否定过上述被鲍德里亚判定为“资产阶级普遍概念”的诸范畴。我认为，马克思断不会反对“自然与进步”，他只是反对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化和永恒化；他不会反对“人与理性”，只是反对资产阶级抽象的人和虚伪的理性；他也不会反对“形式逻辑”、“劳动”和“交换”，而只是反对在资本的统治下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和拜物教式的思维方式。更可笑的是，鲍德里亚指证道，马克思试图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生产方式、劳动力”这些概念来打碎资产阶级上述普遍概念，这无疑又是一个错位式的思维。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最大的概念，它被马克思称为唯一的“历史科学”的世界观，而历史辩证法也是这种总体性世界观的一个重要逻辑结构，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历史辩证法。生产方式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概念，也是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关键性透视点。至于最后一个概念“劳动力”，谁都知道这是一个专门的经济学范畴，与前三个范畴根本不在同一层次上。在我们阅读过的已有文本中，马克思从来没有在哲学(认识论)的意义上更宽泛地使用过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表现的古典经济学，的确是因为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点上，可是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摧毁，都是建立在深入的经济学研究、历史研究和科学史研究基础上的成果。1845年以后，马克思已经不再像青年时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那样，在哲学平台上来宣判布尔乔亚王国的死期了。
在作了牵强的错误批判之后，鲍德里亚又声称自己发现了马克思的重大认识论病根，即后者虽然正确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抽象概念，可是又将用来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本身“普遍化”了。他说，马克思认识论方法的本质仍然是“‘批判的’帝国主义”。根据鲍德里亚自己的理解，“认为一个概念不仅是一个解释的前提，而且是对普遍运动的解释，这种观点依赖于纯粹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没有逃出这个陷阱”。言下之意大致是说，将一个范式或一个概念变成一种普遍适用的公式，这是形而上学的传统，因而马克思的认识论也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这个陷阱。
鲍德里亚承认，借由历史性和辩证法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说明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性(暂时性)，说明了历史是进步的，历史辩证法不承认任何试图凝固化了的现存性，这有效地证伪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市场经济作为自然秩序的永恒存在)。可是，当马克思将历史概念本身“自我放大”之后，它就不再是历史的了，而是沦为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伍的“支配性符码”。他此处的言外之意，是指责马克思把特定意义上出现的历史概念(进步的必然性)放大到全部社会历史过程中，特别是演绎到没有进步概念、没有生产方式存在的原始社会中去了，这就是马克思的理论暴力。
我认为，鲍德里亚此处是偷换概念。实际上，马克思1845年以后在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时，其思想实验中时常同时并存几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概念：一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历史范式，这是作为马克思全部理论核心的有限历史性和本体论生存时间尺度的方法论(也是认识论)范式，亦即我曾经格外强调过的，由马克思专门标识出来的“一定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模型。换句话说，马克思恰恰是最反对任何超历史的概念的。正是从这一点上，海德格尔那个有死者的个人此在概念得以形成。(参见张一兵，1999年，第6章)
二是从现代性工业生产，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历史概念，这是由工业生产表现出来的、更明显的流动性和革命性。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法的本质就是这种现代历史性的先期反映，但遗憾的是德国恰好就不存在这种工业生产的现实，因此，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调侃德国人是“没有历史的”。当然，此处的历史是狭义的现代性历史的概念。
三是人类解放之后才出现的、真正的人类历史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经济动物”的世界(虽然他不再使用“非人的”之类人本主义的概念)，所以他常常将资本主义社会也称为“史前社会”。这第三个历史概念是在一种特设意义上使用的。
四是常识意义上的历史领域和历史研究中的历史概念，此处不再赘言。
显然，鲍德里亚对历史概念的批判只在第二个语境中才可能成立，并且必须首先证明马克思的确试图将资本主义特有的现代性时间图式强加于全部人类历史以后才是合法的。否则，再严厉的批判也只能是虚假的空话。鲍德里亚这样说：
在原始社会，既不存在生产方式，也不存在生产，同样没有辩证法和无意识。这些概念只能分析我们这个社会，只有这个社会被政治经济学所统治。因此，这些概念只有一种飞去来器(boomerang)的价值。(鲍德里亚，第31-32页)
鲍德里亚郑重其事地用黑体字标出的这个论断，在我看来纯属庸人的自娱自乐。这段话准确地表述应该是：在原始社会中，现代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并不存在，今天我们关于辩证法和无意识的学说也还未见踪影。然而，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今天的现代性生产看成原始社会存在的基础；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说到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里，生产方式和性质都是不一样的，唯一不变的是生产始终作为社会存在和运动的现实物质基础而存在。“人们的生活自古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同上，第488页)即使是在原始社会，除非我们那些祖先们不吃不喝，否则他们就一定要发生获得食物和保护自己生命存续的活动，即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同上，第24页)。
之所以有这种“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页)，并不是因为人类刻意做秀以区别于动物，而是人类特有的天然高于动物取食和生存的方式，否则不仅鲍德里亚和他的老师们所推崇的礼物交换和耗费不能出现，就连原始人类生存的简单可能性都将丧失。② 我们诚然可以不把这种活动称之为今天任何一种文明语言中的“生产”，但这种客观的活动又的确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基础；虽然它并不属于功利价值体系，但它是必须存在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标识的广义的物质生产。这一点，并不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摩尔根19世纪中后叶关于原始社会最粗浅的研究中关注到物质生产在那时只是“附带的事”而改变。马克思说，“在古代人那里，交换价值不是物的联系……在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等等那里，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2页)马克思的言下之意是：在原始群落生活中，物质生产还没有成为决定性的主导因素，但是，如果没有了生产，仍然会使人类的生存基础丧失。马克思此时的人类学观念显然已经不比莫斯后来的发现落后多少。因为，能够比一般动物更好地维持原始部落人们生存的那种活动形式(不叫生产方式也同样可以)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同样是人们活下去的基础性条件。必须澄清的是，马克思那个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的一般基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说，不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而恰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话语。一个连政治经济学话语与哲学话语都无法区分的批判平台，其严肃性是值得怀疑的。
鲍德里亚自己的批判逻辑中还内含了一个他自己完全不自知的悖论：他指责马克思将当代的生产、历史等概念投射到原始社会的做法是不对的，可是他自己用原始部族社会中的初级社会结构和存在方式来强暴全部人类生活的思路，难道就不是逻辑僭越吗！难道就不是可悲的符码帝国主义吗？
注释：
①这是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的理论维度：一是历史辩证法主体向度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中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批判理论——历史现象学。(参见张一兵，2002年a，1999年)
②马克思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掠夺生活。但是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掠夺的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5页)马克思的这段话稍改一下，完全可以说给鲍德里亚听：要能够进行礼物赠送(象征交换)，就要有可以赠送的东西，因此就要生产。
参考文献：
[1]鲍德里亚，2005年：《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1988年：《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1979年，人民出版社。
[4]萨林斯，2002年：《文化与实践理性》，三联书店。
[5]张一兵，1999年：《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a：《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b：《巴特：文本是一种织》，载《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
2006年：《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