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马克思撰写并发表批判普鲁东的《哲学的贫困》。这部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发表最早的文本，以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决定性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一文本第一次公开问世的。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给予这一论著以足够的理论关注和深入的文本解读。本文在此对其发生的历史语境特别是普鲁东的思想，以及《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文本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以期更加深入的研讨视域出现。

1、普鲁东与《贫困的哲学》

当1846年普鲁东写下《贫困的哲学》并自认为他第一个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了内在理论结构的同时，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的研究，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上面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过渡时期：一方面，马克思彻底摆脱了人本主义哲学构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方法中科学地面对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正确地理解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前提，根本上转变了他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认知态度，但还没有直接开始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所以，这使得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论著都很自然地存在一种过渡性质。即科学的方法和研究前提与尚没有解决经济学具体理论问题的矛盾性。所以，特别是对马克思这一阶段关于具体经济学和历史问题的看法，只能采取历史的指认。不能夸大其理论逻辑语境的意义。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5日致信普鲁东，邀请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的通讯组织，并请普鲁东担任该组织在巴黎的通讯工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465页。）可是，普鲁东当月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社会主义者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注：普鲁东：转引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译文序，第10页。）当然，他是在承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用稳火式的改良来医治资本主义。同时，普鲁东明确表示愿意同马克思进行不同观点的讨论。普鲁东在给马克思回信的时候，他的新著《贫困的哲学》已经要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普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即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他真是以神性的名义在拯救世界。

在读普鲁东原来写下的《什么是所有制》一书时，人们往往被作者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打动。可在普鲁东的这部新作中，我们绝对看到的是另一幅面孔。原来那个质朴的为无产阶级请命的斗士不见了，现在是一位打着上帝的旗号，与资产阶级大讲“调合”的漫画式的“思想大师”。这对于还在对普鲁东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存有一线希望的马克思，无疑是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普鲁东的理论出发点不再从人出发的公正，而是与上帝等质的一种“普遍理性”，即对社会规律的认识。（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以我的见解，普鲁东后来从格律恩那多少也知道了一些黑格尔哲学。可是，这位迟到的学生与马克思甚至整个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先进方向不同，他不是从黑格尔绝对理念背后的神正论复归于人，而是从现实走向神学。这是大前提上的背道而驰。所以，开篇之初，他就声称：“社会历史无非是上帝观念的一个长期的‘确定’，一个人类命运的逐步启示”。不过，与古代的那种认识不同，普鲁东是通过“科学理性”来确认的神性，并将这种神学的假设作为他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如果人的劳动是上帝创世的继续，那么，普鲁东的理论就是在现实中“替天行道”。显然，普鲁东的这种理论前提足以说明他对当时欧洲哲学特别是对基督教文化之批判的寡闻。

如果说在《什么是所有制》一书中，普鲁东的理论基础还是法哲学，兼有一些经过中介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主要是不准确的劳动价值论）。那么，《贫困的哲学》倒真的是他第一次这般投入经济学理论。普鲁东对经济学的理论定位也是有意思的。他明确说明，经济学是一种新的哲学。这种口气初一看有点像西斯蒙第，可意思却是另样的。“经济科学依我来看是形而上学的客观形式和实现”。谁研究劳动和交换的定律，谁就是真正的、专门的形而上学者。这是“一种富有逻辑性的科学或是一种富有具体性的形而上学，根本改变了过去哲学的各项基础”。（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7页。）这显然是一笔糊涂帐。因为，如果在黑格尔那里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经济现实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实际上是绝对观念的历史实现的一个现代高点，可普鲁东的头脑就没有那么清楚了：“社会经济的全部历史都写在哲学家的著作里”。（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8页。）“在经济学家看来，事实就是真理，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它就是事实，是有形的事实。在我们看来，情形正相反，事实决不是有形物，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形物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事实是无形观念的有形表现。”（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2页。）在费尔巴哈以后的这种极简单而粗糙的显性唯心主义文字，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可这却是普鲁东用哲学来教训贫困的经济学家的法宝。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真正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辩证法，只是学来一点外在的皮毛，即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调合三段式。

在第一章中，普鲁东同时反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他认为，现实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和交换已经自发地普遍地组织起来，政治经济学给了我们这个组织的基本原理，并以人权维护这个社会的运转；而社会主义则认为这个组织是产生出罪恶、压迫和贫困的根源，因而它必然是“过渡性质的”。一是完全肯定，二是彻底推翻的否定。普鲁东的立场是想说明，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的“社会科学”，因为它说明了社会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即规律。这应该是一种研究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批判和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将是一筹莫展”。（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8页。）“社会主义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政治经济学所有过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9页。）比如，由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理论。一切价值都由劳动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看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非批判性，因此社会主义必然在反对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中这就表现为资本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二元对立。普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都是极端和片面的，高明的他要第三个原则：即作为否定之否定出现的协调原则。（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0页。）即承认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但纠正它的错误，“使事实与权利协调起来”，从而得到“秩序”。（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1页。）

第二章是普鲁东用哲学对经济学的“拯救性”讨论。讨论围绕着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价值理论而展开。普鲁东直接提出，“价值主要地是显示出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可以说只有通过社会性交换，再联系到它的天然状态才能形成它的功用，才能体会到它的价值概念”。（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3页。）价值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是交换的必要条件，去掉交换使用即等于零。普鲁东发现这是一对客观矛盾，并且，“二律背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性质”。（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0页。）在普鲁东眼里，过去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理论上的弱智，他们只能直观地看到经济学中的正题或者反题。这是由于经济学家都不懂哲学。“价值的本质是绝对可以调和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3页。）这又是黑格尔的矛盾之调合，正，反，合。这才出现了政治经济学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构成价值的发现。构成价值正实现和调合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本质，供给与需求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接触并且调和，这两者在商业的构成中实现。在交换中，形成比例关系，进入这一构成与实现的要素就是价值，配合后的多余部分是非价值。“价值是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通过分工与交换两种方式自然形成的社会之中，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人们把它叫做产品的价值，乃是一种公式，用货币记号来指出该产品在总财富里所占的比例”。（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85页。）构成价值是一个合题，功用与交换不可分形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综合价值或社会价值，即真正的价值。“价值是通过它在供1与求1之间的一种连续的摇摆现象而达到的一种绝对的经济规律”。就这样，普鲁东自认为创造了政治经济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是普鲁东所描述的经济进化的五个时期。分工是经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这本身是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第二个阶段是机器，机器是分工的对立物。第三个阶段是竞争，竞争是经济的调节，并为价值构成所需要。普鲁东在这里批评共产主义取消竞争，他认为问题不在消灭竞争，而是使竞争得到平衡和监督。第四时期是垄断，“由于垄断，人类才占有了地球”。（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83页。）第五个时期是警察或捐税。第八章普鲁东用了一个非常吓人的标题：“人和上帝在矛盾律下的责任，或天命的解答”。他还在鼓吹：“社会的任务就在于不断地解决它的二律背反”。（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7页。）例如人的理性与无限的神性矛盾，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社会发展中的二律背反）。“劳动，发明了工作方法和机器，因而无可限量地增加了它的力量，然后用竞争来鼓励工业的天才，用资本的利润和企业的特权来保证它的收获，从而使阶级社会的组织变得更为深刻，更是不可避免的”。普鲁东说，“关于这一切，不应该指责任何人”。（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4页。）他反对一切简单的肯定，因为“社会经济的一切都暂时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1页。）也反对一切激进的否定（他反对西斯蒙第的开倒车），他期望“社会按照知识和经济的进步逐步改善”。（注：普鲁东：《贫困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1页。）普鲁东自己，是这种矛盾不断现实协调的根本。他自认为是法国的黑格尔。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发表之后，普鲁东并没有公开答辩。但他在自己的一份手稿边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实际上，马克思悔恨我的观点处处与他相一致，而我却先于他提出来了……马克思实则是忌妒”。（注：转引自杰克逊：《马克思、普鲁东和欧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5年第3期，第25页。）这真是令人目瞪口呆的看法。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马克思究竟是不是与普鲁东“处处一样”。

2、马克思对《贫困的哲学》经济学观点的批判

在以往的讨论中，我们已经《从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信》中初步了解了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发表前后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想法。（注：参见拙文：《一定的历史的暂时的》，《江汉论坛》1997年第2期。）显而易见，那还是马克思粗粗浏览该书后的一些直观认识。不久之后，马克思写作并公开出版了全面批判普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论著——《哲学的贫困》。对于马克思这部论著的理论定位，并不是一件十分轻而易举的事。恩格斯在1847年3月9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妨碍《哲学的贫困》一书的出版，那就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扔掉算了”，因为出版《哲学的贫困》一书要“重要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2页。）当时我正在精心研读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又自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文本，所以我始终不理解恩格斯为何这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唯一正面表述自己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在在解读过《马克思致安年柯夫信》之后，再一次反复阅读《哲学的贫困》，才真正对这部文献的理论意蕴有了一些破解，自然，也才知晓了恩格斯此话的意味。对于恩格斯称《哲学的贫困》是当时党的“纲领”一说也不会过于诧异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09页。）

以笔者现在的见解，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实际上隐喻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观点，一切重新建构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并以哲学来投射现实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马克思有自己的新哲学，从广义上说，它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离开了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科学研究，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视域中就不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在当时，这种现实的研究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实证批判，以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分阶段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反思。哲学，首先是这一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南，这就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次，哲学进一步表现为一种对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生存情境的理性把握，这就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而后者，只是在1857-1858年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研究中才得以完成的。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才刚刚开始将他在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新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再一次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科学建构之中。当然，这还是一种初步的理论接合。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用法文写作的，以便直接对法国工人起作用，把他们从普鲁东的错误影响下解放出来。这本书一共两章八节。第一章是立足于马克思正在撰写修改的《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经济学研究，而第二章是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致安年柯夫的信》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学界一般指认《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如果从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这远不是第一部，《1844年手稿》和《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第一部公开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一部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著作。如果准确地讲，这是一部哲学经济学论著。这是他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经济学的结果。第一章“科学的发现”中的三节主要分析普鲁东的价值理论，也是本书对经济学本身的探讨。总的说，这些讨论在基本观点和方法上是正确的，但由于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真正解决政治经济学的深层问题，从而也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总体逻辑。所以他的大量观点还依托于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创立，是在十年之后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

1846年，正是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确立，以及马克思对英国“以李嘉图学说为依据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即霍吉斯金、汤普逊、布雷和格雷等人论著的直接研究（《曼彻斯特笔记》），马克思最终清除了普鲁东的影响，从而实现了经济学观念的最初转变。而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对普鲁东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通过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的努力，揭露了普鲁东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非科学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特征。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对普鲁东价值论的经济学批判与对普鲁东的历史观方法论的批判是分别进行的。对资产阶级自然主义历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批判与肯定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同步发生。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马克思直接批评普鲁东的价值理论。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普鲁东的经济范畴往往是一种与神学式的假哲学混杂在一起的东西，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分工和这种分工所包括的交换等都是凭空掉下来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8页。）普鲁东根本不知道人类社会生活存在的历史性特征。比如“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历各个不同的阶段”。如在中世纪，交换的只是剩余品；而后来，“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才出现了“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的时期。（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交换总是一定历史时期中的特定的交换。我们能看出，这正是马克思刚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普鲁东在讨论经济，也承认经济的优先性，可是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必然导致深层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指出，这实际上也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致命错误。

普鲁东自称他拥有哲学辩证法，可“普鲁东先生的整个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要和供给”。（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7-88页。）普鲁东指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是正确的。可他却是从任意而错误的推论中得出的结论：在普鲁东那里，使用价值＝众多，交换价值＝稀少，使用价值＝供给，交换价值＝需求。这一矛盾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中得到解决（构成与实现）。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创造出来的所谓“构成价值”为中心的经济学说和超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是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歪曲说明，而这将李嘉图倒过来改造社会的方法已经由李嘉图式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所运用。

应该特别指出，此时的马克思，现在已经不是一般地承认劳动价值论和肯定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且在经济学的大部分观点上都已经转变到李嘉图的立场上来了。我们知道，通过《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时期的第二阶段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已经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各种流派。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已经直接肯定李嘉图是“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6页。）因为他“已经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9页。）这种区分说明，马克思此时的经济学研究又明显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他已经从古典经济学中区分出斯密与李嘉图，并直接将李嘉图视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科学的最高点。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论起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直接将李嘉图与普鲁东进行了对比研究：其一，“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而普鲁东却离开现实，在头脑中发明新公式。这个所谓新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其二，“李嘉图把现实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而普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其三“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普鲁东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所以，实际上，“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普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为什么？因为，李嘉图是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理论公式，这个公式正是经济生活的本质，李嘉图以这个本质来透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象，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2-93页。）而普鲁东则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以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作为例证。我要再加一句：李嘉图是社会唯物主义，普鲁东是唯心主义。

针对普鲁东批评李嘉图，特别是将帽子的生产费用与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马克思说，这是“把人变成了帽子”，这不是因为李嘉图观点的“刻薄”，是由于事实本身就是刻薄的。马克思在这里直接反对法国人本主义文学家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攻击。（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4页。）当然，马克思决不是在肯定李嘉图所肯定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观点，他是要说明，普鲁东不仅歪曲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中的科学表述，并且将资产阶级的现实作为自己建立公平的基础。因为李嘉图正确的“公式”，只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以必要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规律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定历史规律。可笑的是，李嘉图用劳动价值论正确纠正斯密的错误，反倒又被普鲁东再次弄错了。并且，他再把这种混乱的错误当成自己“平均主义地”改造社会的基础。马克思还指出，就是这种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也并不是普鲁东的发明，因为在他之前，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汤普逊、霍吉斯金、艾德门茨和布雷等人都有过重要的论述。马克思为此还对布雷的《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一书进行了大量引证。（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0-115页。）也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从经济学上批评了布雷，因为布雷也不过是将资产阶级的幻想变成了他想实现的理想。但是，“要想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 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说到底，普鲁东的“创造”至多是“以李嘉图学说为依据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布雷计划”的漫画版。

我认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第一章中对普鲁东的经济学批判是正确的，但从理论深层来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像前东德经济学家图赫舍雷尔所说，“在经济理论问题上，马克思在这里很大程度上还是论据李嘉图的，所以在许多个别问题上有着李嘉图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论观点。（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第一章的真正主题是交换价值。马克思这里主要还就量的规定而论，对价值的质的分析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马克思自己说，只是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普鲁东主义才被连根铲除了。在那里，马克思才真正解决了价值的质的分析，即劳动怎样和怎样的劳动形成价值，而且价值必然地要发展成为货币）。此时，马克思还没有论及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交换价值与价格之间以及价格与市场价格的严格区别。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搞清楚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同它变相的表现形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别，所以他还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李嘉图的观点。这里自然既有正确的内容也有错误的方面：这种错误开始于认为价值由生产费用或劳动时间的最低额决定，即马克思接受的“劳动价值”或“劳动的自然价格”这两个名词，并在许多个别问题上直至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以及一般利润率上也都存在错误。

当然，马克思由于有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在许多问题上也已经超出了李嘉图。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是在肯定的立场上，以价值规律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机制；而普鲁东一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则想以所谓“真正实现”价值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问题，重建社会的平等。马克思则在科学地证明：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只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历史关联，它正是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表现，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所以，在以个人交换、劳动价值转化为商品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彻底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就根本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同时，马克思第一次较完整地揭示了价值规律在私有制条件下的实现问题。当然，在这个时候，虽然马克思已经开始肯定和维护劳动价值论，可他恰恰没有历史地说明价值本身的历史的形成和变形。也还没有全面证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这个艰巨的理论任务还要等到1857年以后，同时，如果谈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宏观分析，《哲学的贫困》与《资本与雇劳动》中只是将此运用于经济学的“个别范畴的分析”，后来才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微观认证。（注：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224页。）

3、马克思对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批判

在这本书的第二章的五节中，第一节是批判普鲁东的假黑格尔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这是全书较有价值的部分，即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指导方法问题。用前苏联经济学史学家卢森贝的话来讲，就是在这本书中，“反对普鲁东的论战就变成反对当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首先是反对其方法论的论战”。（注：卢森堡：《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46页。）其它后四节是从分工与机器、竞争与垄断、土地所有权与地租到罢工与工人同盟的具体批判。这一章的开始，马克思明确要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是重新讨论哲学。马克思反讽地说，这是回到德国，从英国人（政治经济学）变成德国人（哲学家）。同时，马克思在此第一次直接论说了李嘉图与黑格尔的关系：“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8页。）以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思路，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实际上是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的过程，而黑格尔不满意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物化状态，于是他再将物化了的人扬弃为绝对观念。普鲁东既不理解李嘉图也不了解黑格尔。如上所述，他是用“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来油炸政治经济学。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李嘉图经济学理论不少的肯定性评述。而这一章里，是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特别是社会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在说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深层唯心史观的前提下，再看普鲁东的肤浅性。图赫舍雷尔认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注：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页。）因为他已经自觉地从生产关系入手，解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具体地说，就是将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只能是历史的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和它的内部联系，所以，政治经济学只能是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以及这一经济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性。这也就是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以及“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页。）这样，马克思很自然会站在一个远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逻辑尺度上，也能清楚地发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错误。

马克思指出，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页。）“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上怎样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0页。）因为在马克思已经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生存最重要的“本体”规定不是什么永恒不变的抽象本质，而是一定的历史性存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确地看到了生产在人类生活中的基始性，一些优秀的代表人物（如李嘉图）已经在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的经济关系，我们前面将这些重要的思想概括为社会唯物主义。在对待过去的社会历史运动，特别是由资产阶级否定封建社会，这些资产阶级的科学家是可以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眼光。可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些经济学家（同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家）都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天然）形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马克思分析道：“经济学家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3页。）而从实质上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税务和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很显然，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本质遮蔽。这种非历史的隐性历史唯心主义，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科学尺度上才能被正确的透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发现普鲁东的幼雅可笑。因为普鲁东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非历史地描述了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不证自明的原理，而他只要用哲学来编一下次序就行了。马克思说，普鲁东“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普鲁东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2页。）普鲁东又是拿来正反合，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上。结果是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页。）

马克思指出，普鲁东根本无法理解，“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普鲁东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生产，但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显然，这是《致安年柯夫信》中系列观点的展开说明。前东德学者图赫舍雷尔说，《致安年柯夫的信》可以视为是《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纲要。（注：图赫舍雷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当然，马克思这里有更加明确有力的分析：“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的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155页。）这是第一层次的说明。

第二层次，马克思自然要确证，普鲁东和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都不过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反映。“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所以，“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可是，“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作剧作者又当作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作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遇迥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原理”。（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8-149页。）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这里阐发的正是他不久前刚刚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也难怪梅林要说：《哲学的贫困》“只是一本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论著”。（注：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8页。）

针对普鲁东同时反对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批评普鲁东想凌驾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不断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页。）在此，马克思专门论说了这时他理解的经济学的三种流派，更重要的是他直接说明了新的科学社会主义。他分析了“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页。）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会想出各种的体系。可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寻找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而“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页。）

这就是不久之后《共产党宣言》的主体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