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确立科学的深度模式，即从一般的人头式评介进入到历史的具体的深层专题研究。作者通过对阿多尔诺等人第一手文本的研读，确证了法兰克福学派中后期发生的“后现代”转折，特别是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忽略的阿多尔诺哲学新动向——反叛自卢卡奇以来乃至整个西方理性的后人学、无调哲学以及否定的辩证法。
在我们以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由于比较多地停留在人头式的一般描述上，也就较少地去深入把握这一思潮自身的内在逻辑运演及转变。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思想流派，甚至一个思想家的自身理论进程，并非始终分有某种不变的观点，而往往表现出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变动不居性，有时，这种变动性甚至可能呈现出根本的相互背逆性。如前、中、后期的卢卡奇，前、后期的萨特，前、后期的阿尔都塞，前、中、后期的弗罗姆等等。在这些思想家的不同时期，其基本理论话语多数是不尽相同的。如卢卡奇走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而萨特的前期根本就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相对于60年代以“保卫马克思”为使命的阿尔都塞来说，他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危机论”是十分可悲的。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用一种不变的观点去指认某个学派或思想家都会导致理论上的非法性。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注意的问题。在本文中，我想指出的仅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的后期，发生了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隐性逻辑蜕变，具体说，也就是对（新）人本主义思潮自身的批判性审视和限定性的内省。这主要发生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后期的理论著述中，我将其称之为一种潜在的“后现代转折”（准确地说是“后人学”）。而其中最重要的哲学理论建构，就是由我们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主将阿多尔诺完成的。
后人学：启蒙的辩证法与工具理性批判
自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西方思想中就出现了一股反叛整个西方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哲学理性框架（包括整个实证哲学为主线的科学主义和全部新人本主义）的后现代论（postmodernism）思潮〔1〕。到了70、80年代，后现代思潮已经成为西方人文精神非主流思潮中的主导倾向之一，几乎成了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杰姆逊语）。在这一新的哲学文化理性的涌动中，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主体化的后人学倾向尤其引人注目。我注意到，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中后期特别是阿多尔诺的一些重要论著，已经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思潮的烙印，或者说直接就是这一思潮前期发生的组成部分。并且我们将看到，阿多尔诺的哲学思考可以从逻辑深层上被指认为后现代思想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理论确证。但是更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他又以自己独特的思考，先在地批判性地拒绝了后现代思潮后来陷入的逻辑误区。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所谓“社会批判理论”登上现代西方思想舞台的，他们反复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从其话语的表层看，似乎这是卢卡奇以来人本学主体哲学的一种延续，而法兰克福学派的不少理论家在其思想发展的初期，也都是以新人本主义重新解读30年代发表的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新端点的。可是，如果我们深入地去面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学术观点立足之作、由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写于1944年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就不难发现，他们在那里已经提出了一种与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思潮有较大异质性的后人学话语。
在这一论著中，他们明确批判了作为传统人本主义理论基石（其实也是整个西方工业文明本质）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支配论。依他们之见，文艺复兴以来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捧上了天的启蒙理性，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步地显现出自身具有的两重性质：首先，启蒙的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上帝，高扬人；打倒神性，恢复人性。其根本意图就是为了消除一切神话，使人通过握有认识事物本性的理性（知识）成为现实世界的“主人”。这是它解放的革命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由于启蒙的意志是“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人要成为“自然界的主宰”〔2〕。 这就必然导致启蒙思想所追求的目的仍然是一种统治和奴役。原来是上帝统治世界，现在主人换成了人。如果上帝的本质是人的异化，那这一次权力的转移就不过是人从无意识的幕后走到了前台。现在，人成了这世间的君主。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由等价物支配的！”启蒙理性的同一性之现实本体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商品交换原则。正是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市场性量化和工具理性的进程中，就必然出现一个从对自然到对人的新型统治和奴役过程。在这一支配性的过程中，社会正是按照理性——“技术结构塑造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个人，进行自我外化”，在这里，“理性本身，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经济结构的单纯的协助手段”，“一切东西都可以变成能够重复的、可以替代的过程”。“对于统治者来说，人们变成了资料，正像整个自然界对于社会来说都变成了资料一样”〔3〕。在他们看来，原来为了打倒神话的启蒙的理性现在却变成了人类主体奴役自然和自我奴役的工具。这样，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启蒙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是新的奴役的制造者。“理性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它工具的一般的工具”〔4〕。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进程中， 手段——工具理性“作为目的被提高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更深刻的高层次自我异化！因为今天最大的神话就是理性本身。
由此他们论证道：传统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逻辑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过去真实的并且是无害的东西，都可以是今天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理解后来法兰克福学派指认“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的特殊语境。过去看来美好的启蒙思想走向了自己反对的东西，启蒙本身成了新的神话，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实际上到这里，批判理论已经超越了以往一切人本主义（包括新人本主义）话语之罗网。当然，他们自认为仍然在探索人的更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是从包括对人类主体中心主义的人本逻辑的解构开始的，这可以被指认为一种反对一切奴役性人本主义的后人学。这一观点后来在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当然，这一新的后人学哲学逻辑才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来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尺度，这是我们以往的研究所严重忽略和误解的一点。
无调哲学：从“星丛”与“力场”中消失的主体与客体对立
更进一步去分析，当我们直接深入地解读阿多尔诺自己独立的哲学文本时，一种具有后现代思潮的批判和否定精神之思路就更加一目了然了。在阿多尔诺自己独特的“无调哲学”中，非整体性的解构理论色彩直接成了论说语境的主调。我们发现，阿多尔诺的理论探讨不仅否定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思潮的科学实证主义，而且也直接将作为实证主义对立面的那种黑格尔——卢卡奇式集合性元主体逻辑（这实际上包括了一切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对象，因为这仍然是一种没有丝毫客观性的主体辩证法和总体性理论。
我们都知道，卢卡奇在他早期著名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首先提出了总体性观点，并将其确立为区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法的特殊理论质点，这以后，相当一部分人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萨特和列弗斐尔），都用总体性（总体化）去证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原子化、非整体化物化肢解。一般说来，总体性话语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批判的一个极有力的逻辑武器。可是，依阿多尔诺所见，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当他穿透了人本主义的逻辑外衣，就发现了一种更深层的隐性人类主体中心主义本质。他入木三分地指出，卢卡奇等人本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表面上好象是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而实际上在他们的“总体性”、“主客体辩证法”和“人”的人本主义逻辑背后，显然还是在以一种奴役性的二元分裂隐性地“重复唯心主义的主客体概念体系”，而他正是要对这种更深层的逻辑谬误进行理论审判。在这时，阿多尔诺提出要批判那种表面肯定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人本主义，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极重要的一个方面了。
在阿多尔诺看来，卢卡奇式的人学主体论的关键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深层理论本质，不管它是实证主义的逻辑命题，还是新人本主义的个体存在。它们的共同实质只有一个，即装扮成各种模样的主体奴隶主（“逻辑命题”、“语言结构”、“无意识”、“超人”、“存在”等等）与被支配的客观对象。在实证主义那里，主观性冷漠地离开客体以便操纵它，这是一种直接的工具性奴役关系；而人学主体论则是一种更坦率的强制，因为世界就是那种在其客观的创造物中认识自己的意识的产物（胡塞尔的“意向性”、海德格尔的“在世中”和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而也正是在这种逻辑对立中，“主体就把它归结于它自己的尺度；主体淹没了客体”〔5〕。这是一种激进的人本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 因为它表现了一种主体对客体的支配和奴役，主体贬斥客体正是为了更方便地奴役它。“客体只不过是主体所设想的无主体残余物”〔6〕。 而这种奴役关系最终又会回过头来介入人类自身的关系，以造成一种无意识发生的新的自役性！因为从一开始，对自然的统治就与社会的等级统治及控制交织在一起。于是，与实证主义一样，人本主义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主体对客体的隐性支配。在理论逻辑的深层，它就很自然地显现为一种由主体占主导地位的奴役和统一客体的总体论。他愤怒地说：“总体是虚伪的！”
请注意，在这里发生了一个十分奇妙的话语翻转。阿多尔诺针对卢卡奇看起来正是批判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总体性规定，却说明了一个卢卡奇逻辑深层的某种悖结性：总体性原则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果！因为制造这样一种总体的元主体性，虽然似乎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实质上却不过是现时社会总体化暴力的无意识映照。因为，历史的客观总体性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中形成的〔7〕。在市场中，通过交换价值的抽象等价中介，交换总体认可的只能是纯粹定量的等价物，在这里，一切对象、一切人都被还原为没有质的差别的总体化原子而被吞没。显然，总体化是一种暴力过程，它的实质正是一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支配和奴役关系之写照！而真正地“获得了解放的人类决不会是一个总体”〔8〕。这是由于， 我们并不需要用一种自称是自律性的元主体取代他律性（受外界支配）的元主体，似乎由此去完美协调某种统一总体。阿多尔诺认为，一切“总体理性的神话”背后仍然是某种非强制的更深层的隐性奴役和支配。那怕它把自己装扮得再美好。所以，任何一种以总体出发的主体性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
我认为，阿多尔诺的这一批判是颇具力度的。他透过极能迷惑人的表相，看到了卢卡奇总体性背后的人类主体冲动。很显然，他似乎想坚决划清与这种人本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界限。这也是值得我们一些至今还在操作人本主义价值哲学的人认真内省的。因为这可能会是一个较高的理论逻辑立点。
其次，阿多尔诺还抨击了卢卡奇式人学马克思主义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法宝，即物化批判的逻辑。物化的观点也是由卢卡奇1923年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推崇的。在没有看到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他以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经济论著确证了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四个重要方面。需要指出，卢卡奇早期的物化理论并不直接等同于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它是源出于成熟期马克思的科学经济学文本的特设性物化观点（我将其称之为“物役性”理论，以区别于早期青年马克思的人学异化史观）。这与后来一些新人本主义学者含混地非经典地回到异化尺度是有一定差别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没有区分两种物化，即生产的对象化与物役性关系颠倒的差别，为此他后来自责过多次，并表示应该肯定对象化而仅仅否定异化，似乎这才回到马克思。然而，阿多尔诺甚至不去简单地批评异化，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浅显层面的人本主义唯心论谬误，他恰恰是针对卢卡奇非批判地肯定的对象化（或具体化）进行理论逻辑穿刺的。阿多尔诺就此有了一句名言：“一切对象化都是遗忘”〔9〕！ “异化”关系看到的是人对人的奴役关系，但被卢卡奇轻易放过去的对象化呢？这就是一种公正的东西吗？阿多尔诺说，不！在对象化中，自然界被制造成有利于人类控制和操纵的量上可变的东西，这一本质上不公正的理论质点恰恰是人本主义主体哲学并不关心的。阿多尔诺的逻辑立论十分独特：反对物化（“异化”）的奴役并非是要走到相反的错误一端去，再使人成为奴役自然的主人——人类中心主义〔10〕。后来阿多尔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否定物化决不应该“以哲学帝国主义”来并吞异己物，“早期卢卡奇渴望重新到来的有意义的时代正如他后来证明它只是资产阶级时代一样，也是物化、非人制度的产物”〔11〕。他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异化”一类的概念不再出现。这不单是因为出于这部著作的经济学题目的考虑，而且也具有哲学的意义。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阿多尔诺根本反对一切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做法，他要反对一切对人对自然的奴役、统治和支配（显而易见，阿多尔诺的这一思想也是十分接近当今生态哲学的境界）！在这里，阿多尔诺反对一切主体奴役客体的东西，同时也反对一切奴役性和强制性的东西。从而，他也决不是要求客体重新走向奴役主体的地位（象旧唯物主义那样）。这就是说，虽然阿多尔诺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人本主义主体论，但他既不主张实证主义，也不是简单地象浪漫主义那样主张文明的倒退。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就是要达到一种原有主客体二元分裂和双方之间的“相互的批判”，以便重新造成一种真正的理想的关系。那么，阿多尔诺究竟主张什么样的理想关系呢？我发现，阿多尔诺是要主张一种新的主客体之间“和平”的伙伴关系，即“那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独特状态”。依他所见，主客体的关系将取决于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他们的对立面之间的和平的实现。这种和平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有差别的交往，即所谓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与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后来哈贝马斯以此才扩展出一种交往理论）〔12〕。这是一种全新的伙伴关系。对于这种全新的非奴役性甚至是非架构性的关系，阿多尔诺将其别出心裁地称之为“力场”和“星丛”的非架构状态。力场，是他从物理学中借来的一个术语，它是指一种各种因素各种方面的相互吸引和排斥关系；而星丛，（从本杰明那里借用来的一个天文学术语）则是指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诸种变动因素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基本内核或本源的第一原理。在阿多尔诺后来的不少论著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两个重要范畴。
要理解阿多尔诺这种哲学逻辑的奇特意向，还应该提到的是他的理论“星丛”中的音乐理论研究。阿多尔诺本人就是一位极专业的音乐家和作曲家，当然他更是一位新音乐的理论研究者。早在20年代的维也纳，他就从现代新音乐大师勋伯格那里汲取了非古典的“无调”技巧，从而成为新音乐的重要理论支持者。当然，准确地说，他的音乐理论研究更接近音乐社会学。在他对现代音乐的理解中，有着一般音乐理论所不可能达及的思想深度。依他所见，一部西方音乐的历史，也是西方社会历史的深刻表现史〔13〕。透过他的音乐文本解读，巴洛克时期音乐对神的人学咏叹中，已经存在了“对自然加以审美控制”的冲动，而贝多芬简直就是音乐中的康德或黑格尔，由于不再需要象莫扎特和海顿那样去取悦于贵族赞助人，贝多芬就能自由地展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总体性”：“他的各个乐章都按自己的规律，不注意外部情况地自我形成并形成总体”〔14〕。固定的规律（旋律）与总体（样式），在贝多芬的那些伟大的交响乐中实现了一种决定性的压抑，由此突现为资产阶级对总体肯定式的音乐意识形态。而据阿多尔诺分析，在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中（如《庄严的弥撒》），则又出现了对总体性的背叛。当然，在音乐中获得解放的是明确推翻了贝多芬和整个西方音乐总体性统治的新音乐革命，这就是勋伯格等人造就了不合谐音合法性的“无调音乐”。因为在这里，才第一次打破了有调的三和弦的统治。阿多尔诺将其称之为音乐中真正的辩证法。他的哲学逻辑相当大的程度也是一种反对一切总体性和体系框架的无调哲学。
否定的辩证法：同一性逻辑的伪谬性
阿多尔诺在哲学逻辑上最重要的确证实际上是在其晚年的《否定的辩证法》中完成的。这就是对全部“史前”人类思想发展中轴线——同一性逻辑的证伪。
阿多尔诺哲学批判的指向是令人战栗的。为什么？他要否定的正是整个西方哲学在远古时代得以确立的基础，即“一”。他将其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西洋镜”〔15〕。我们知道，这个“一”正是希腊哲学从那种感性直观的“动”与“多”中第一次向物像背后提问的入口，爱利亚学派的本真存在归一的观点可谓西方哲学本体论之发轫。“一”是万物（像）背后的本质（巴门尼德），是感性万变之中的不变（芝诺）。然后才有了柏拉图的理念说（“一”和它的分有等级）、亚力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神化的、作为绝对本质的“一”）。这当是后来全部西方文化的逻辑基底（这里请注意后来德里达的思想出发点）。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将“一”悬置成自在之物，再一次回到物像。他的意义在于把人们误以为是客观本性的认识构架直接指认出来了，但不管怎样，康德还在用先验统觉给世界归一的〔16〕。阿多尔诺认为，康德哲学确立的主体（同一）性是由费希特夸张地表现出来了。在他这里，伪装成先验构架的主体直接以自我统治者的样式站在世界的中心：“非我以及一切最终在我看来属于自然的东西都是劣等的，所以自我保护思想的统一体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吞没它们”〔17〕。后来的黑格尔不过是将这个绝对的“一”客观化成某种有神性的绝对观念，并以此吞吐整个世界。从本质上看，黑格尔哲学简直就是唯心主义标举思维同一性的第一哲学之大成。阿多尔诺将这种以主体性吞食对象的情形称之为“唯心主义的狂怒”。在当代，从尼采、叔本华、胡塞尔一直到海德格尔和萨特，都不过是以新的花样张开同一个血盆大口（其中，海德格尔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因为他自认为也是一次哲学本体论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阿多尔诺还是认为海德格尔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思辨花招）。至多，原来那个绝对观念现在被称之为“权力意志”、“意向性”或“存在”。实质都是一个，人类主体的同一性圈套。阿多尔诺说，这个“主体是神话的后期形式，然而也是神话的最古老形式的相似物”〔18〕。
如前所述，阿多尔诺批评唯心主义的同一性原则，并不是简单地回到旧唯物主义（实在论）或实证主义。因为旧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也在确证另一种粗俗的同一性。旧唯物主义把人直接变成自然物质系统等级中的一个隶属层级。他指出：“批判思想的目的不在于把客体放在一度被主体所占据的、现已空出的皇位上。客体在这个皇位上将不过是一种偶像。批判思想的目的是废除等级制”〔19〕。而实证主义简直就是资产阶级愚弄人民装疯卖傻的春药。实证主义要求人们不再去寻求现象背后的“形而上学”，是为了更好地将他们锁在现实资本主义市场过程的同一性操纵和支配之中。对此他写道：“最新风格的乡巴佬不会在‘背后的世界’问题上自寻烦恼，而是愉快地购买‘台前世界’有声或无声地兜售给他的东西。实证主义成了意识形态”〔20〕。
那么，到底阿多尔诺试图否定的同一性原则是什么呢？依他之见，这种统治了西方哲学文化数千年的同一性原则含义有四：其一是指个人意识的统一性；其二是由同一性生出的逻辑普遍性；其三是思想对象与自身的等同；最后是主体与客体的和谐一致〔21〕。这种同一性是随着人类中心主义共生的：“当主体断言自身是万物的培根式的主人并最终是万物的中心主义创造者时，它便把一种认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带进了这种幻想”。这就是一种主体同一性的原则。在这种哲学要求下，“同一性的圆圈——它最终只是使自身同一——是由一种不宽容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的思维画出的。监禁思维是它自身的作品。这种极权的因而特殊的合理性在历史上是受威胁性的自然所操纵的。这是这种合理性的局限性。这种同一化的思维在畏惧中使自然的奴役长存下去，这种思维使每一种不等同的事物相等同”〔22〕。
如同上述他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阿多尔诺认为同一性哲学的现实社会基础正是商品经济的交换原则。“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不会有任何交换。正是通过交换，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成了可通约的同一的。这一原则的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成为总体的”〔23〕。更重要的是，阿多尔诺认为主体同一性原则的死亡是由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宣判的。在这里，同一性变成了种族灭绝的绝对同一性。“没有这一基本原则就不会有奥斯威辛”〔24〕！正是它宣判了整个西方同一性文化的死亡和失败。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阿多尔诺批评恩格斯简单地颠倒黑格尔，制造了一种物质第一的本体论（这一点是不够准确的）。而“凡是宣扬某种绝对‘第一性’之物的地方都会谈到次于它的东西，谈到和它绝对异质的东西、即它的意义上的关联物”〔25〕。他认为成熟的（《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不是如此〔26〕，虽然马克思当然主张客观物质存在“优先性”，他的哲学新世界观仍然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但马克思划清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庸俗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不再坚持某种不变的绝对“第一”，而是历史地现实地认识整个历史过程，这是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以阿多尔诺之见，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非强制和非同一性的辩证认识和批判理论——即否定的辩证法。他认为，这种否定的辩证法是完全革命和开放的（虽然阿多尔诺也暗示马克思可能无意识地落入生产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马克思批判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后继者，只是他，阿多尔诺才真正理解了这种否定的辩证法之真谛。
那么，什么又是阿多尔诺主张的否定辩证法呢？依他之见，“辩证法始终是对非同一性的意识”〔27〕。因此，这种辩证法与黑格尔式的强制性同一辩证法是“不能和好”的。虽然黑格尔也看到矛盾，但他的辩证法之目的却在于同一，矛盾的历时性展开即是否定之否定，可是否定之否定却是肯定性。阿多尔诺评论道：“把否定之否定等同于肯定性是同一化的精髓，……在黑格尔那里，在辩证法的最核心之处一种反辩证法的原则占了优势，即那种主要在代数上把负数乘负数当作正数的传统逻辑”〔28〕。黑格尔辩证法的最终结果是调合矛盾。而否定的辩证法的目的恰恰在于正视矛盾的客观性。从差异到非同一的矛盾关联，这就是辩证法的本质。“它的运动不是倾向于每一客体和其他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是怀疑一切同一性；它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瓦解认识主体首先直接面对的概念的、 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形式”〔29〕。“非同一性的认识想说出某物是什么， 而同一性思维则说某物归在什么之下、例示或表现什么以及本身不是什么”〔30〕。“对真正的哲学来说，与异质东西的联系实际上是它的主旋律”〔31〕。“辩证法的结果是主张思想形式不再把它的对象变成为可改变的东西、变成始终如一的对象”〔32〕。“思想是一种否定的行动，是抵制强加于它的东西的行动”。“哲学的目标、它的开放和不加掩盖的方面像它的解释现象的自由（哲学将这种自由和被解除武装的问题结合一起）一样是反体系的”〔33〕。所以，阿多尔诺说：“在批判本体论时，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34〕。
可是读者一定很想知道，不要了体系，拒绝了本体，那阿多尔诺究竟想正面表述一种什么哲学观点？这样，我们又与刚刚认识的星丛相遇了。反对专制的同一性思维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思维中的任何统一，否定的辩证法中的科学统一就是星丛。在这里，统一不是“从概念到更一般的总括性概念的一步步递进，而是使概念进入一个星丛”〔35〕。与“一”的强制不同，“星丛只是从外部来表示被概念在内部切掉的东西：即概念非常想成为但又不能成为的‘更多’”〔36〕。比如，在对客体的认知中，“在客体的星丛中，对客体的认识是对客体自身中积淀的过程的认识。作为一个星丛，理论思维围着它的概念转，希望像对付一个严加保护的保险箱的锁一样把它突然打开：不是靠一把钥匙或一个数字，而是靠一种组合”〔37〕。这就象马斯洛在反对线性因果观和还原论时举过的一个例子：今天在科学认识的台球桌上，一只球不再是被一只球击中，而常常是被十只甚至更多的球同时打中！在这里，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一切条件和因素都会形成一种自然的星丛式的关联。这就是一种全新的科学认识。在这种认识中，一切线性的奴役性的强制所有的理论体系和“主义”都被消除了，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功利性意向都消解了。在这里，否定的辩证法给人一个真实的世界图景。
论说至此，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本文是否要确证阿多尔诺才是时下非常时髦的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开先河者，更甚者，阿多尔诺就是一位后现代论者。实际上这一判断恰恰错了。阿多尔诺批判了传统人本主义和一切同一性哲学，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德里达等人的真正理论逻辑奠基人，但他绝不是一位“后现代”论者。因为阿多尔诺并不想步及相反的泥潭，即后现代思潮中的那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阿多尔诺虽然认为“理性是病态的”，但人类不可能没有理性，理性只有得到治愈后才是合理的〔38〕。他也批判强权性的人本主义和主体论，但他并不否定主体和人，而相反是以真正的人类解放和自由的追求者自居的。他甚至明确批评马尔库塞等人误解了否定的辩证法，鼓动左派学生直接起来破坏现实，搞所谓“文化大拒绝”，走入可悲的无政府主义。他以为，“使敌意的青年人装扮成穴居人，他们拒绝按文化的骗局进行比赛，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戴上了他们的祖先父权制尊严的、样式陈旧的徽章”〔39〕。所以，当1968年， 左派学生以“单向度社会”中的“文化拒绝”战略起来造反的时候，阿多尔诺发现他还是被深深地误解了。可是当他不得不站在法庭上批评学生时，面对那些自以为在反对一切“同一性”强制的革命女学生赤裸的胸膛，阿多尔诺自然会意识得到“否定的辩证法”之辩证法对他的深深反讽。郁郁而逝，看来是必然的结局。
以本文的见解，以阿多尔诺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后来实际上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向，这种转向是以全新的后人学为基本点的。我发现，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家的代表弗罗姆，在其最后一部著作《占有还是生存》（1976年）中，也已经放弃了抽象的主体中心论，区分了“占有性”的人道主义主体生存与后人道主义语境中的非占有的、非中心的“生存性”的主体伦。在这里，他明确反对传统人本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利己和占有欲”，反对“奴役自然”和“人对自然界抱有一种深深的仇视态度”〔40〕。至此，虽然弗罗姆也试图将这一理论意向与自己原有的人学理论统一起来，可无论如何他原来那种强调人类主体主导性和超越性的历史逻辑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而马尔库塞直接以阿多尔诺的观点撰写了著名的《单向度的人》，固然阿多尔诺认为马尔库塞没有正确理解他的观点，但这毕竟是对反对同一性（肯定性）原则，张扬否定性（批判性）的一个现实操作。这是马尔库塞晚期资本主义革命战略的一个极重要的思想基础。以我之见，后来的波洛克和哈贝马斯的思想也都是建立在这一新的理论转折之上的。不理解这一点，实际上是无法真正解读哈贝马斯的非同一性的交往理论的。这些都是我们以往对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大大忽略了的一面。
注释：
〔1〕“Postmodernism”一词准确地译为中文，不应作“后现代主义”，而当为“后现代论”（“后现代状态”、“后现代思潮”）。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理论思潮，它恰恰是反任何“主义”的。以“后现代主义”一词指认后现代思潮是非法的。
〔2〕〔3〕〔4〕〔10〕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 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80、26、213页。
〔5〕〔6〕〔7〕阿多尔诺：《主体——客体》， 《法兰克福学派论文精选》，纽约，1978年版，第499、506、501页。
〔8〕参见《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论争，导言》，伦敦， 1976年版，第12页。
〔9〕阿多尔诺：《论本杰明》，法兰克福，1970年版， 第159 －160页。
〔11〕〔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135、21、184、178－179、168页。
〔12〕《阿多尔诺致本杰明的信》，《美学与政治》，伦敦1977年版，第113页。
〔13〕〔14〕阿多尔诺：《音乐社会学导论》，纽约1976年版，第211、209页。
〔40〕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 －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