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一份很重要的文本。在这里，并非象过去的经济学家眼中看到的，只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则研讨。实际上，这首先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马克思在此，主要是研究一般经济学的出发点之定位，如何开始科学地研究经济现象，以及这种研究的历史参照系。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依次讨论了生产、个人、生产总体及生产的基础地位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最后还有一个简短的分篇设想。我认为，这不是《资本论》的导言，而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未完成的讨论性的引言。后来的《资本论》只是它科学实现的一个主体部分。并且，这一文本中根本没有绝对确定性的东西，大部分理论质点都带有商讨的性质。但是，如果跳出经济学领域而投向更宽泛的视野，我们的确可以获得许多精彩绝伦的东西。
一、《导言》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投射
《导言》是从生产一般开始它的全部讨论的。为什么？以我的见解，这还是马克思一般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向经济学的一种理论过渡。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类社会的历史性生存是由物质生产来确定的。所以马克思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物质生产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也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而马克思后来的《资本论》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即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却是从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出发的。这是其一。第二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恰恰是从物质生产出发的，所以生产过程中对等的三种投入（劳动、资本和土地），形成三种对应的产出（工资、利润和地租）。并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从物质生产的四个环节出发的，即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流通）。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即“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同上，第23页）千万不要以为马克思简单地肯定从生产出发的经济学逻辑。以我的想法，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历史的科学思考之后，恰恰没有采取从客体向度——生产这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手来面对经济现象。马克思后来的狭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对象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之主体向度（这一对象是在后来确定的）。这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逻辑中研究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并不直接吻合。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我发现，从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建构来说，《导言》的开始部分恰恰是一条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逻辑设定的否定性的实验性的探索思路。
首先，马克思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斯密、李嘉图喜欢谈论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之假象。马克思说，生产一定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四节手稿中说明过的问题。经过《伦敦笔记》，马克思已经可以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这让人想起本世界福科的后现代断言，即“人，是一个晚近的发明”。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的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只是在十八世纪中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人类生存情境的一种“缺乏想象力”的预感。因为只是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在这个自然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同上，第18页）这种市民社会中的独立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但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一切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却将这种历史的个人假象式地表述成天然的人，并将其当作历史的起点。在经济学中，只有斯图亚特是一个例外。
马克思回过头去看历史，越向前追寻，“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同上，第21页）这也就是说，个人，作为一种真正独立的生存，实际上不是一个永恒的状态，而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人的本质是现实社会关系总和，人的生存是一定的历史性规定都还是一种哲学规定，而在历史现实的经济学视域中，人的生存及其本质都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规定了。人的生存和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之总和：开始人的本质是在人对自然、人与人的自然联系之中，个人根本是不可能离开族类而生存的，个人不过是一个血亲群体的附属物。只是在后来资产阶级的市民中，在分工和交换的中介下，在社会劳动的片面性中，个人失去了过去与自身同一的“本质”——自然的族类关系，而再一次构成类（社会经济关系）时，这已经是离开了人而独立的物与物的关系。在这里，个人都是独立的，而市场的交换自发地再以物的关联使片面的个人结合起来。个人的独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可是，这种历史规定却被政治经济学家误认为进入人类社会主体生存状态的前提。这是马克思要否定的第一个直观性的“常识”。在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晚年，他曾经再一次回到过这一问题的思考：“‘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的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405页）
第二点，马克思同样不赞成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象前提的一般生产。马克思认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所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讲到生产就只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即“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比如现代资产阶级生产，马克思说这是他此处将要研究的本题。可是，这并不是说就不能对生产进行抽象，如“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这就是生产一般。生产一般不同于一般生产。前一个生产一般是说生产的抽象，后一个一般的生产是讲由“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构成的生产的“总体”。即“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同上，第23页）马克思分析道，就是这个生产的一般本身也是由许多不同的历史部分抽出来的共同点构成的，“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第一种是所有社会生产过程中都必须存在的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第二种是私有制条件下的一些社会生产特有的（如所有制、市场交换），第三是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共有的（如公有制）。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谈论生产一般更重要的是不能忘记生产的历史存在的“本质的差别”。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从这个生产一般出发，抹去社会生产的历史性差别，将资本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变成“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也就认证了“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同上，第22页）
这里的哲学理论意义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手稿中对生产与再生产一般的说明，必须做一定的特设说明，由于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对社会历史的经济进程有现实的了解，如“市民社会”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这样的观点，因为市民社会只是一定历史条件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即便是将马克思那里的市民社会直喻为经济基础，这种发达形态的经济关系结构也只是在物质生产的一定阶段才出现。
也由此，马克思根本不同意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即标题为“生产”，“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马克思对此是持明确批评态度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这个部分通常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进行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二是“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分析道，在这个所谓生产的一般条件的幌子下，生产和分配等社会历史的具体运动和规律“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同上，第24页）比如分配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不分析生产与分配的现实关系，而是将分配看成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这就“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抽象地提出财产和司法和警察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反驳道：“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从真实的历史出发，就会发现在原始公社中的公共财产和私有制条件下的财产的内涵是多么的不同。并且，“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同上，第25页）
第三点，马克思正面说明了现代经济运行中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结构。即生产所决定和制约的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却成了一种并列的东西。马克思说，这是下面他要正式“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的“几个项目”。所以，这还是一种围绕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驳论性的论说。我不认为，马克思这里的论述就代表着他自己经济学的科学建构。因为这些表述，显然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经济学学理中的运用。马克思在此一般性地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对象，只是说明他自己还没有确定独特的研究对象。在这一讨论的最后，马克思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同上，第36—37页）这个一定的历史规定，同样也是马克思超出一切过去政治经济学学家的起点。
二、马克思第一次讨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真实语境
马克思在评论了生产与其它几个经济环节的关系之后，突然转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上来。对于这个方法的讨论，过去的论者多数是将其视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直接指认，而我发现，马克思这里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思想实验的过程中，只是在分析的进程里，他才初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基本方向。说它仅仅是基本方向，是因为这主要还表现为对黑格尔•斯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肯定。
马克思先是列举了在政治经济学上已经出现的两种研究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道路。即在经济学研究中“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簿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简单的规定”。（同上，第37页）这是一种从“完整的表象”或“生动的总体”出发，比如人口、民族和国家为起始，最后从分析中“蒸发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有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同上，第37—38页）马克思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路。他认为对于自己现在的研究来说，这显然是不可取的道路。
第二种研究方法，即马克思肯定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的理论逻辑道路。这里，经济学研究是从抽象的规定出发，然后再回到“一个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是一种“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表现”。这实际上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开始的科学研究，即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这些抽象的简单概念，再一步步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并形成各种现代经济学体系。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这时对古典经济学方法的认识与判断，已经明显区别于1844年《巴黎笔记》刚刚开始对经济学研究时的看法。在那里，马克思恰恰否定斯密、李嘉图“非人的”的抽象方法。而在这里，情况发生了一种根本的颠倒。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开始站到了原来他反对的方法一面去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的。此时对于这一种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有一段十分具体的表述：“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同上，第38页）第一个方面，我发现这一观点实际上十分接近黑格尔对观念逻辑运动的描述。也因此，马克思立即对他所确定的这一抽象法与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进行了界划。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秘密正在于他将思维方法的结构本身直接硬化为逻辑本体，导致一种从抽象观念出发贬斥具体物质存在的客观唯心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生产过程”，而由此却使“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同上，第41页）马克思在这里是深刻的，这比之于从前颠倒主语与谓语的费尔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解要更进一步了。其实，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还直接基于个人间接知识的自我深化过程，即每一个个人总是从抽象的概念开始，在历经具体的多样性的感性生活之后，才会达及一种概念的具体的抽象。在此，我发现马克思只是选取了黑格尔逻辑整体的一个部分。因为，从黑格尔哲学发展过程来看，先是他对具体社会历史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耶拿时期），然后才有了他后来成熟的哲学抽象。而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精神现象学》是从否定感性具体出发上升到抽象的，但这是一种颠倒的客观“现象”证伪过程。如前所述，黑格尔让我们从客观确定性出发，但他指出我们直面对象必然从构架表象开始，这就需要以自我意识为支点，而自我意识则又必然以概念来面对世界。所以，概念才是真正的起点。《逻辑学》是从抽象概念开始到具体概念，而整个《逻辑学》又是世界的抽象出发点。经过感性的自然、人类社会历史的具体，再一次回到具体的抽象，即绝对精神。这一进程可以用下列图表表示：
《耶拿时期的实在哲学》：社会历史中经济的现实具体——客观抽象（劳动与货币）
《精神现象学》：个人感性具体的否定——理性抽象
《逻辑学》：抽象概念——具体概念
《哲学全书》：抽象逻辑——历史的感性具体——具体的绝对精神（抽象）
很显然，马克思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个环节。即从抽象到具体，这恰恰也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马克思这是从经济学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并不等于他的历史辩证法，而只是辩证法分析的一个特殊环节。这一方法是不能任意独立确证和夸大的。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必须形成客观历史的抽象。否则，必然误入歧途。
第二个方面，马克思这里对方法的研究更主要地是理解了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关联，即斯密李嘉图为什么会从抽象的经济规定出发，并且，这种从抽象出发对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又为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对此，马克思是通过劳动一般范畴的历史抽象来说明这一点的。
三、科学的劳动规定的现实历史抽象
对于劳动这个概念，读者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我们遭遇过作为人的类本质出现的“劳动”。在这时，马克思才从经济学的历史视域中了解到，这个他曾经作为逻辑前提有“劳动一般”实际上也是一个“现代的范畴”。用当代后现代思想家喜欢说的话讲，这就是一个现代发明的事情。在哲学方法论上，这是《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已经解决的问题。这一次，是《伦敦笔记》的最新成果，即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全面系统的历史研究的结果。
看起来，劳动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概念，作为人类生存的一般规定，它的表象也是就自古存在的。但马克思已经发现，就是这样一个范畴从经济学研究中真正能从“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同上，第41页）通过《伦敦笔记》经济学的精心研讨，马克思这时已经能以十分清晰的思路再现了这一范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抽象过程：首先是早期货币主义那里，财富还只是客观的东西，即能看的见摸的着的“外在于自身、存在于货币中的物”；而重工主义和重商主义就已经开始初步穿透物相，“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固然他们还只是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但这已经是一种历史抽象的“很大的进步”；接下去的重农主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真正开端），第一次“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虽然这种劳动还只局限于“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并且被看作是自然规定的产品，即土地的产品。但毕竟劳动这种财富的本质，已经从货币的物的外壳中被抽象出来。最后是斯密，马克思称他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这才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同上，第41页）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两点：一是马克思这里还只是描述了经济学上的劳动一般的抽象过程，却省略了作为这一主观逻辑抽象的现实历史进程，即法国的农业生产和英国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发展的真实进程；二是劳动一般这一重要的抽象的最高点是斯密之后基于英国大工业生产的李嘉图。这一重要的差别，马克思在后面的研究中才直接标注出来。
应该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仅仅是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关注马克思这里的理论思考，而马克思这一重要论述恰恰具有重大的哲学意蕴。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只是在这里才开始被现实地历史确证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维和观念的存在，取决于人们的历史的一定的物质活动性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非常抽象的哲学设定，在这里通过经济学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马克思进一步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一段话看起来非常抽象，实际上马克思是说明科学抽象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历史现实本身发展的关系。“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同上，第42页）所以，劳动一般得以在理论上实现，首先是在人类历史生存中“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这样，劳动就不会在某种特殊形式上（如重农主义关注的农业劳动）被思考；其次是在这种状况下，各种劳动“被同样看待”，因为在这里，“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我们实际能看出，这已经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物质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在这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中的劳动才可能“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这种劳动一般，显然不是斯密手工业生产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总体劳动，而只是在李嘉图的经济学中才表现出来大工业生产的客观的劳动一般。这是马克思后来科学抽象的真实基础。这一点，马克思此时并没有直接指认。
马克思认为，当时的美国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现代的存在形式，所以这个劳动一般在那里的最发达的工业化物质生产中也表现的最充分。也是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同上，第44页）这也就是说，劳动概念要以它在人类生活总过程中的现实作用为前提。只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劳动才成为社会生活一切现象的普遍实体，整个人类事物的实在本质，人的一切素质的现实源泉。这也是劳动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首要规定的现实基础。这一次，劳动真的成为人的现实的抽象“类本质”。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劳动正是马克思此时“从抽象到具体”中的那个抽象的起点。这里我又想说，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理论逻辑表述的方法。同时，还更深地兆示着社会历史到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为什么？因为，这个劳动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存在的现实的一般，实际上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这还是一种现实关系的物化和“异化”。 一讲到异化问题，我们首先要注意这里的劳动与《1844手稿》中劳动的差别。《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类本质）是一种逻辑悬设，不是一种现实存在，是“应该”；而这里的劳动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现实中一般，即没有差别的劳动。这只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才出现的。这个一般不是现象多次重复的抽象，而已经是一种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具体的现实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劳动一般也并不是以它直接的感性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已经经过无数经济中介。这是人类劳动的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资本主义分工与交换的体系和矛盾中，人的生存只能是一种片面的历史生存。在过去的社会中，个人的劳动是全面的，对社会来说，劳动本身并不构成有机整体。而资本主义分工使个人的劳动失去全面性，而社会正是在这种专业化分工与交换中第一次成为有机的经济运作系统。正是这种劳动片面性使独立的个人作为互相需要的人群联系起来，并互补为当代市民社会。这种客观的整体性是一种新的强调，每一个个人的劳动由于分工都变得片面化，所以无法直接实现，只有通过市场交换由社会（他人）人需要才可能实现，这样，劳动必然一分为二，具体劳动创造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形成供交换所用的价值，劳动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分离了。在交换中，价值形式的发展，物物交换到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了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态即货币。在市场竞争中，物品的价值实现了向价格的转化。到此，人的劳动已经在交换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形式，原来是人与人交换相互的劳动成果，而现在则表现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这样，物的社会历史属性常常在个人眼中会与物的自然属性混同起来，而使物和人的暂时的社会历史属性变成永恒的。这也就是说，在市民社会中人的直观不能使人看到社会本质的真相，物与人都笼罩在拜物教之中。这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法逃出的魔界。
我要说，马克思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在研究经济学，而在说明他用以研究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这就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正是以此异质于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所以他分析道，从劳动这个例子恰恰说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他的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实基点，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现实，特别是这一经济运行现实中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制高点，从这一点出发，才可能居于政治经济学视域的科学抽象起点上，也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透视过去社会历史生存的本质。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来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在这里，马克思写下了这一段重要的名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同上，第43页）那时的“人体”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物质生产力，而今天的“人体”是信息社会中的“数字化生存”！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东方的经济”。（同上，第44页）同时，“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资产阶级社会——都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时才开始存在的”。这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也是在此处，马克思提出了如下一个著名的警句：“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同上，第44页）这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面对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现实，马克思说，“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同上，第45页）
作为马克思狭义政治经济学起点和终点的资本终于出现了。这是《导言》思想实验的最重要的成果。至此，我想界划一下马克思接触政治经济学以后，他的哲学发展逻辑的几条重要历史线索。从1844年到1857年，马克思先后间断性地进行了三次系统地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一次经济学研究是1844—1845年以《巴黎笔记》为主体的早期批判性研究，第二次是1845—1847年以《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为主体的首次科学研究，第三次就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以《伦敦笔记》为主体的经济学建构性研究。而在大的哲学逻辑上，马克思的思路正好是从人本主义的劳动规定到实践，再经过生产再回到科学的劳动规定的历程。换种说法，是从价值主体到历史客体再回到历史主体的逻辑演变。用图式可有如下表述：
1、劳动（类本质）异化—复归：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主体、 价值；
2、实践—人的历史本质—现实：感性活动、实践唯物主义、 革命的现实批判；
3、生产—一定的社会历史生存—生产方式：现实的个人、 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经济学的实证批判；
4、 劳动（一定社会关系本质）—价值（“类关系”）—货币（物化关系）—资本：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
对此我们再做一些简要的说明。在1844年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时期，马克思基本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持简单的否定态度，这主要通过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劳动异化史观）的主体价值悬设（“应该”），宣判资本主义客观经济现实（“是”）的非法性，固然此时马克思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但终究没有超出“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拙文：《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社会现象学》，《江汉论坛》1998年第8 期）在1845—1847年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已经基本看清了社会历史存在的真实基础，所以他先是从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社会物质实践出发，以确定自己新世界观的逻辑起点，并给予这一逻辑基石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定，人的本质第一次从主体价值设定回落到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在这一次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弄清楚了人类社会生存的真实规定只能是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他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成为社会历史的本质。也是在这种基础上，马克思将过去从主体出发的价值批判，转变为从经济学客观现实出发的人类社会历史从生产发展走向世界历史的实证科学批判。在我们这里遭遇到的1850年开始的马克思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发现如果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客观向度）出发，实际上是无法真正超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也无法彻底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于是，他再一次从历史形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劳动一般这个现实主体本质（主体向度）出发，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并且进一步创立了科学的基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这就是从货币这个经济现象入手，通过揭示劳动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引发出使用价值—价值、价值形态从一般等价物到货币，再到市场竞争的价格转化，最终揭露了带来“利润”的货币—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秘密。在马克思这一次的经济学研究中，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物化现象被一层层地剥离下来，颠倒人们视域的三大拜物教的本质被揭示出来。这也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最重要的内容。
确定了这一点，马克思就是提出了一个他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步设想，即第一个“分篇”的研究思路。并且，在最后一个目中，他重新列举了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我们一看，无一例外都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