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转换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课题。而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研究文本就是1844年前后在巴黎写下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这两者共属一个同体创作过程。以我的研究结果，《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正是后者哲学话语的重要理论原发地。可是，在目前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中，《巴黎笔记》的真实语境尚是一个巨大的也是不应该出现的理论空白。这种状况也必然导致了对《1844年手稿》的重大误读。所以，马克思最早的这一摘录性笔记文本就成为我们要攻克的理论难题。
一、《巴黎笔记》的文本结构
《巴黎笔记》是马克思第一次研究经济学的真实记录（注：马克思：《巴黎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第四部分，第2卷。）。写作时间大约为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从广义上说，《巴黎笔记》共有10个笔记本，其中主要作为经济学摘录的有7个笔记本，而还有3个笔记本上马克思集中写出了一些初步的心得手稿，这个没有完成的手稿是与这7个笔记本交织在一起同期完成的。严格地说，这10个笔记本是无法分割开的。不过，从此时青年马克思的写作语境上看，我们也可以将青年马克思初涉政治经济学的7本对象性摘录笔记狭义地称为《巴黎笔记》，而把此间逐步形成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批判的3本心得笔记本称之为《1844年手稿》（具体地说，这一手稿是在该年8月第6个笔记本写作之前完成的）。根据荷兰阿姆斯特丹马克思手稿专家和前苏东学者的80年代初的最新研究成果，青年马克思的真实写作情况说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独立的《1844年手高》（注：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所以，离开《巴黎笔记》孤立地对待《1844年手稿》是一种非法指认。在这里，我们先对青年马克思的《巴黎笔记》进行一些初步的文本结构研究。
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的一年多时间内，阅读了大量经济学论著，并写下了整整7册读书笔记。这一笔记约有30个印张，最早由前苏联马恩列斯研究院在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arx\Engels Gesamtauagabe，简称MEGA1版）第3卷第一次发表，标题为“经济研究（摘要）”〔"Oconomische Studien(Exzerpte)"〕，开始确定笔记为9册。而1981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第二版（简称MEGA2）第四部分第2卷则重新确认为7册。这是因为在其中两册笔记上发现注有“1845布鲁塞尔”的字样，这才又区分出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的前期内容。
由于该笔记既没有写作时间也没有写作地点的标注，并且没有先后次序的编号，所以，笔记的写作次序是无法精确认证的。在这一点上，新老MEGA版的编者对笔记的处理是不一样的。
老版：
第一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12张，共24页。没有封面，马克思分左右两栏书写，其中第5页到第24页右栏为空白，第一部分为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摘录（1817年巴黎第3版，2卷），共21页。第二部分为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摘录（1829年巴黎版，2卷），共二又四分之一页。最后又是萨伊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摘录（1837年布鲁塞尔第3版），只有四分之一页。
第二册：八折本，马克思写了12张共24页。最后一页是数学演算。没有封面，第1页上是马克思加注的标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热•加尔涅译，1802年”。内容全部是斯密的《国富论》摘录（1802年巴黎版，第1卷）。
第三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9张共17页，其中第6页只写了6行，第18页只有一个标题。没有封面，马克思分两栏书写。第一部分为勒奈•勒瓦瑟尔的《前国民议会议员“回忆录”》（1828年～1831年巴黎版，4卷），共5页。然后是斯密《国富论》的结尾部分，共11页。
第四册：二折本，马克思写了18张共35页，没有封面，一部分为两栏，另一部分为三栏书写。第一部分为色诺芬的《雅典的色芬尼著作选》第四部论著，只有一又二分之一页。第二部分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第2版，2卷），共17页，最后是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2年巴黎版），也有17页。
第五册：四折本，马克思写了10张共18页。马克思做有封面，下面标题为“Gibbons,1844年。1.麦克库洛赫。2.普雷沃论穆勒。3.德斯杜特•德•特拉西。4.穆勒。西斯蒙第：说明等（这一部分被删掉了）。5.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厄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这一标题显然是马克思后来加上去的，实际摘录内容与目录有一定距离。第一部分是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1825年日内瓦—巴黎版，含译者普雷沃作为附录的《评李嘉图体系》一文），共9页。第二部分为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1826年巴黎版，第4～5卷）摘录，共3页。以及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结尾部分，占6页。还有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摘录（一张插页）。
第六册：罗德戴尔的《论公共财富的性质与起源》。这一册后来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
第七册：二折本，写了12张，共23页。分两栏书写。内容为卡•沃•克•舒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杜宾根版），只有1页。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1841年斯图亚特和杜宾根版），共17页。享•弗•欧西安德尔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或对李斯特博士工业力哲学的阐释》（1842年杜宾根版），占3页。欧西安德尔的《论各国的贸易》（1840年斯图亚特版，第1～2卷）只有1页。最后又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的结尾部分，占1页。
第八册：布阿吉贝尔的《法国详情》等3本书和约翰•罗的《论货币和贸易》。此册后来也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
第九册：八折本，写了12张共24页，第1页上有马克思的标题：“欧仁•毕莱《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2卷）。
在新版的MEGA2中，原来的第6册和第8册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还剩下原来的6册之秩序重新被打乱，原来的第3册现在成了第1册，然后再按原序列重新排成第2至第7册。并且，还确认了写在一大张纸上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
以往的文本研究根据基本有二：一是马克思文稿的笔迹、墨水和纸张情况，二是假定的马克思当时的经济学研究思路。可是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时青年马克思思想深处的实际理论中轴是哲学。以我的新的逻辑，马克思这7册笔记的写作顺序可能是这样的：以老版的原有序号为第1册、第2册、第3册、第5册、第7册、第4册、第9册，然后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为什么？我们可作一简要分析。
我发现，这里被列为《巴黎笔记》中的“勒瓦瑟尔笔记”和“色诺芬笔记”并不属于这里的经济学研究内容，而是政治、法学与历史研究，可能性比较大的是这两本笔记是《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内容，马克思只是利用了这些笔记本的空白部分，第1本原来只用了5页，而后一本只使用了一页半。马克思这里经常将一个笔记的未完部分记在另一笔记本的空白处，这是新老MEGA版编者都没有注意的问题。
以我的推测，马克思首先写下的是萨伊笔记，然后是斯密笔记，斯密笔记的后半部分又记在了原属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勒瓦瑟尔笔记的后半部分。然后是麦克库洛赫笔记、特拉西笔记。接着，马克思又写下了舒兹笔记、李斯特笔记和欧西安德尔笔记。马克思经济学笔记的最后是李嘉图和穆勒笔记，它们是马克思这一时期经济学最重要的内容，马克思将其写在原属于《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色诺芬笔记的后面。其中，穆勒笔记是全部经济学笔记的最高点。这两个笔记的结尾部分分别补记在特拉西笔记和欧西安德尔笔记之后。最后，马克思离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先重新摘录了青年恩格斯的《大纲》，然后记下了社会主义者欧仁•毕莱的笔记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
二、马克思读书的一般背景意识
我已经指认，《巴黎笔记》是青年马克思1843年～1845年第一次研究政治经济学最初的学习心路轨迹。首先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马克思这时对经济学的问题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基本上没有什么专业发言权，所以笔记的绝大部分仅仅是马克思的摘录，几乎没有评论，这是哲学家在一个新的语境中的“失语”。这一状况只是在最后的《穆勒笔记》中才被改变。二是马克思只是对经济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与分析，可是他并没有一种完整的历史性认识。他既没有对斯密以前的学说即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进行了解，也无法正确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不同。青年马克思1844年前后并没有具备经济学的知识，用恩格斯后来的话来说，叫“一无所知”。1892年，针对一些人提出唯物史观首先是由德国法学的历史学派发现的（如在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拉维涅—佩吉朗1838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基础，“生产、产品分配、文化、文化传播、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都只能从经济形态中得出它们的内容和发展来”），梅林写信给恩格斯，询问他和马克思当时是否熟悉法学的历史学派的观点？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80页。）
可能也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发现无论在前苏东还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回避这一笔记的具体经济学内容，或对《巴黎笔记》理论价值保持某种共同意味的沉默。主要原因是，人们似乎不能肯定青年马克思这里对经济学最初形成的极不成熟的看法。以我之见，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此时基本上没有理解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这主要是指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本质特别是它重要的劳动价值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马克思此时并不具备科学的认识方法，因此他也无法形成科学的经济学观点。第一方面的问题在1845年春天以后得到解决，第二方面的难点一直到1857～1858年才真正突破。这正好是马克思后来的两个伟大发现。
在青年马克思此时的一般背景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当时已经读过，但没有留下笔记的文献。这有几种可能：一是马克思自己拥有这些论著，因此他没有立刻写下笔记（见马克思《1844～1847年记事笔记本》的藏书目录）；第二种可能是对一些论著做过笔记，但笔记被遗失了；最后是马克思比较熟悉的学者和论著，他觉得不需要做笔记。具体说，这第三方面起码又有三种类型，第一是马克思比较熟知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文献，如费尔巴哈、卢格、赫斯等人的论著；第二是当时英法社会主义的文献，1842～1843年，马克思已经了解了傅立叶、圣西门、勒鲁、孔西德朗、普鲁东、安凡丹、魏特林、卡贝和德萨米等人的论著；第三是马克思此时认真关注但没有在《巴黎笔记》中出现的经济学文献（注：巴加图利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
这第三方面的文献对于我们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是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从马克思自己写下的《1844～1847年记事笔记本》来看，马克思是写有《西斯蒙第笔记》，但后来遗失了（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产生和保存情况》，《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第35～36页。）。还有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直接引用的康•贝魁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查•劳顿的《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巴黎版）和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论文》（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等书。特别是舒尔茨的这本重要的论著（注：威廉•舒尔茨(1797～1860)，德国民主主义政治学家。1840年还著有《劳动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状况的影响。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构》一文，载《德意志季刊》，1840年第2期。对舒尔茨思想的注意是由科尔纽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传》中提出的。以他的说法，又是受到明科《历史唯物主义前史研究》的手稿的启发。）。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的第一部分中三次大量引述这一论著（第57～59页；第70～71页；第73～74页）。
我们这里以舒尔茨1843年出版的《生产运动》中的主要观点为例，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探讨。舒尔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生产的历史来说明社会的发展。并且，他已经提出不同历史时期是根据人的需要的发展和满足需要的制度来划分的，这种不同需要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改变。依据这种原则，农业、工业和商业中的生产力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资本的积累更加迅速，可另一方面，这又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贫富的分化和对立。
舒尔茨认为，这种阶级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他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在这本重要的论著中，舒尔茨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工人的贫困状况：这种制度迫使工人“用损害身体、摧残人的精神和智力的紧张工作”来获得低下的工资。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日益加剧，并且导致社会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舒尔茨在这里就同时直接批评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青年黑格尔派和当时的“粗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只研究物的世界，而“不研究人性本身内部的生产本质”，他们不是将人看作是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而青年黑格尔派则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争论，从而无法“找到从虚无缥缈的普遍性领域进入生活的道路”。“粗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仅看到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方面，而忽视了人的精神活动及其社会条件（注：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二卷，第140～144页，三联书店，1965年。）。
舒尔茨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他实际上在马克思以前已经比较自觉地从生产出发，将社会经济发展视为从原始时代开始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甚至他也提出，国家是社会生产比较发达的阶段上才产生的。这一点是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提升。可是，此时的青年马克思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中，对舒尔茨的论著进行了大量的摘录，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恰恰没有注意这一文本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而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再一次肯定过舒尔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47页，注88。）。
三、《巴黎笔记》的具体阅读语境与内在逻辑线索
我们知道，在1843年末和1844年初，青年马克思还处于他不久前刚刚发生的第一次思想变革之中，即从青年黑格尔的自我意识范式向一般唯物主义，民主主义向一般共产主义的转变。因此他仍忙于出版《德法年鉴》和修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本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发表之后，应该在以后几期《德法年鉴》上刊登该书的正文部分。但2～5月间，马克思却再次埋头于前一年7～8月在克罗茨纳赫开始的对法国革命的研究，特别是1792年以后共和国产生时期的法国革命史（即国民公会史）。直到5～6月，马克思又中断了国民公会史的写作，转入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青年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的民主主义立场走向历史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再在一般唯物主义新视域中对社会政治与法权进行研究，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国民公会史》的写作成为必然。但他突然中断这一研究转向经济学，其原因是需要探究的。
青年马克思经济学读书的冲动是哪里来的？第一当然还是社会现实的冲击。这又可以分为当下社会现实与历史学研究中的大量史实两个方面。前者是马克思直接遭遇的经济利益关系之矛盾，后者则已经凸显出经济关系和经济力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第二是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提示。如上所述，在《法哲学》的第三篇第二章“市民社会”中，黑格尔直接谈到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与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04页，商务印书馆。）。并且，黑格尔还明确指出这一思想出自斯密、萨伊和李嘉图，列出他们的主要论著。第三就是普鲁东的社会主义和赫斯与青年黑格斯在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的思想。
马克思与赫斯、恩格斯和普鲁东的交往是他研究经济学最直接的导因。这主要是我们曾经专门分析过的青年恩格斯、赫斯和普鲁东社会主义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从当时的情况看来，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并不深入的经济学研讨之上的哲学政治批判。但二人又有一定区别，赫斯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占主导，而青年恩格斯的思路却是从经济学现实逻辑出发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们都是“哲学共产主义”，即法国的社会主义加上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因此，青年恩格斯当时断言共产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必然结果（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第575页。）。如前所述，普鲁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站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了（《什么是所有制》）。相比之下，普鲁东的法学社会主义由于肯定劳动价值论而有一定深度。马克思在1844年7月以后，与普鲁东直接交往，常常通宵达旦地争论。在这时，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更接近赫斯和青年恩格斯，所以这种争论常常表现为哲学共产主义与经济学（法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论。
我将马克思这时阅读语境中的认知结构区分为焦点意识和支援意识。焦点意识即马克思直接有意图的前台理论目的。在这里主要是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肯定的东西。在马克思《巴黎笔记》的读书进程中，他的直接目的是颠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为合理事实的东西，这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阅读法。支援意识是指在亚意图层面上支持马克思完成认知过程的后台性语境。这主要有二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直接性的参考背景，这主要是赫斯、青年恩格斯和普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社会主义（青年恩格斯与赫斯是共产主义，而普鲁东则是西斯蒙第式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从笔记的前期摘录内容上看，主要是受恩格斯的影响。卢森贝是前苏联最早研究马克思这一笔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正确地指出了恩格斯《大纲》对马克思的影响。他写道：“马克思大部分对摘录的意见，是追随恩格斯的，有时甚至是逐字都追随着恩格斯。”（注：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发展概论》第54页。）第二个层面是更深一层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逻辑，而且主要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不仅仅是自然唯物主义）。我已经指出过，此时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权力话语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逻辑。但在这一阅读的主要进程中，哲学话语却基本处于沉默状态。
我还注意到，在马克思摘录和评述经济学观点的时候，主要的摄入视角是政治立场评判，而并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本身。这就使马克思在这种选择性阅读意向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一些重要的东西。首先，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暗含的社会唯物主义前提。我发现，马克思此时没有注意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前提主要是培根—洛克式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这种经验论的唯物主义方法已经发生了某种理论改变（不完全同质于启蒙思想一直到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在古典经济学发生发展的现实理论运作中，经济学家总是力图从自然物质之上的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现实出发，并且，在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那里，已经抽象出非实体的“劳动活动”和“价值”、“交换”等社会物质存在（魁奈、斯密和李嘉图）。这就是我已经指认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从社会物质存在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第一、第二层级。更进一步，作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操作语境的必然前提，是在斯密的现实社会经济结构和规律研究以及李嘉图对大工业物质生产的分析中，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社会唯物主义第三层级。而且马克思同样没有关注西斯蒙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李斯特为拒绝老牌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对德国经济的个性分析，我们从这中间还可以看到一种更加具体的现实历史分析（当然，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他们不可能真正发现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相反，这时青年马克思的思路虽然已经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但其深层语境却仍然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价值伦理悬设与批判，这样，我们这里说明的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与客观逻辑正好也是被马克思无意识拒斥的。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
其次，另一个在马克思经济学学习中被忽视的重要的方面，就是最有可能直接生发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显然，马克思此时深层哲学构架中正处于立足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感性”具体，以后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抽象”。所以他也同样反对经济学研究中非现实的“抽象”：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恰恰在于“否定了生活的一切意义”，这是一种“无耻”抽象的顶点。生活有什么意义？马克思认为，生活的意义应该是人（马克思没有意识到，他这里的“人”在更深层次的历史观中，同样也是抽象的，这一点只是在1845年春天以后的哲学革命中才正确地指认出来）。他批评斯密等人的价值论没有考虑到竞争与市场的现实因素，所以必然是抽象的。马克思这时还无法理解这种对社会生活本质进行客观抽象的科学性和必然性（这一点是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概念的制定中才完成的）。在此，他赞同了恩格斯，拒绝承认劳动价值论。从哲学认识逻辑上看，这是用一种自然唯物主义现象论否定比较深刻的社会唯物主义本质论；而从经济学上看，马克思则失去了从劳动价值论翻转过来现实地否定资本主义的科学方向。卢森贝认为，在这里，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有意识地反对了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和普鲁东关于价值理论的观点，即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以“劳动货币”来发行资本主义交换体制使劳动价值实现出来的观点（注：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发展概论》第60页，三联书店，1958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马克思（包括恩格斯）这时还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具体说，马克思是在后来1845年的《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7～8月，9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第4部分第4、5卷）中才发现了这一从经济学研究本身否定资本主义思路的意义。即他后来所说的可以以“独特的方式”从李嘉图的经济学来认证社会主义的结论。
也由于这时马克思的主导性思路是人本主义的哲学反思，所以当他第一次面对经济学的“科学研究”（这是马克思在以后对李嘉图研究的称谓），马克思只是简单地颠倒过来理解，即以人性的尺度来坚决地反对和否定私有制。不过在这里，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还是不系统的，超越地普鲁东和赫斯之上的劳动异化逻辑尚没有形成。这一新的哲学理论建构是在最后的《穆勒笔记》中实现的。《穆勒笔记》是《巴黎笔记》中一次重大认识飞跃，其实质就是人本主义哲学话语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确立。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一种话语的转换，即从经济学学习的跟读语境转换到哲学话语的统摄性运作。于是这就发生了一个《巴黎笔记》中最重要的事件：马克思突然摆脱了前面的失语状态，立刻重新获得了对经济学文本的批判性支配权。这一次，马克思不再跟着斯密、李嘉图被动地向前走，而真正找到了一个逻辑入口。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从恩格斯的思路向赫斯思路的转换，即以人本学的异化判定代替了客观的经济对立和分裂！但是，马克思由此得到了第一个从整体上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构架，这就是经过赫斯改造过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经济异化批判逻辑。我们看到，马克思这里的理论评述与《巴黎笔记》前面的评议有了很大的异质性。马克思开始变得自由和自信起来。
这是我们对《巴黎笔记》的一个总体评价。以后我们还会以文本解读本身来确证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