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阿普尔是当代美国颇具个性的批判教育理论家，作为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继承了马克思重视和强调实践的观念，他的理论研究是“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出发点，而以社会实践为归宿的”［1］。他在回顾自身的学术与活动历程时曾说过: “我批判了许多当前教育改革的各种理论基础与假设; 有时我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有时我从实践上进行分析。然而，我之所以这样做是鉴于我所持有的立场，即‘理论的唯一价值是你要应用理论，而不是口若悬河’”［2］27。作为批判性的理论家和活动家，阿普尔对当代教育现实是批判的，但他同时又注意到同样批判教育现实的右翼主义意识形态的症结。本着对教育民主化的追求和对社会中边缘人群、劣势人群利益的关切，他站在了反抗右翼主义的第一线，从揭示右翼霸权联盟主要构成的意识形态入手，准确感知和尖锐批判了当代美国教育现实，对右翼霸权联盟的意识形态控制进行了有效的批判，帮助人们认清了许多当代教育问题的实质。
一.对右翼主义教育思想消极意义的清醒认识
20 世纪80 年代后，保守主义成为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共同倾向便是整个政治和社会气候日益右倾。保守现代化取向是很多教育政策和行为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美国教育政策之所以右倾，得益于右倾阵营成功重组，由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威权民粹主义、专业和管理的新中产阶级联合，实现了广泛联盟，促成了右翼主义。这个联盟是一个广泛但却松散、一致而又有冲突的群体。他们虽然立场不同、偏好各异，但是某些彼此相同的利益以及对现实一致的不满、对共同对象的指责与讨伐，使他们在一定意义上结为一体。他们虽然不是单一的社会群体，也并非只具有单一的利益诉求，而是由多种势力组合而成的矛盾统一体，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复合体，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右倾。他们所一致面对和共同假想的“敌人”，首先是福利国家，其次是一切被认为是“公有”的东西，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威胁”，还有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的公立学校的“官僚”与“老迈”。不幸的是，兼具以上特征的美国公立教育系统因此成为右翼联盟“敌人中的敌人”。阿普尔指出，右派运动在美国日益壮大，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致力于构建和复原庞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工程。右派的复兴，使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为主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如果不加反思地接受他们的话语与主张，并奉为权威，实质上是把一种带有特定倾向性的对社会与文化生活的理解盲目扩展为全社会的共识，从而有意地消解了其他阶级与团体对社会与文化的诠释。这样做的结局，只能带来对统治群体更为有利而被压制群体更趋不利的双重后果。很显然，它的结果只能是加重社会的不平等，而绝对带不来社会正义。因此，必须对它做出有力的批判与阻击。只有通过对右派运动的深入考察，理清它的运作机制与成功原因，才能够让人们明了和掌握反击它的策略与方法。教育机构一直是右派批评的核心和重点。阿普尔重点研究右翼联盟对教育的批评与斥难，详细分析其教育政策与核心主张，揭示出其意识形态控制的内容及企图，在准确感知的基础上，对美国当代教育现实进行了尖锐批判。在阿普尔看来，右翼联盟的一系列举动，都是借助人们在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与体验，迎合了大众的担忧、希望与梦想，但又经过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转换与操纵，变成了逆民主潮流而上，借走“经济化”与“去政治化”之路，对“民主”与“自由”的概念做了偷换，实质是为了巩固和强化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这些举措，不仅使美国社会原本存在的阶级、族群、文化认同等裂变与冲突更为扩大化，也使受压制群体的地位更趋边缘化，同时还损害了社会的正义、公平、人道与安全，并对这些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遮掩，从而使得人们“事实上更难理解社会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地在资源和权力上的越来越多的不平等”［2］40。
右翼联盟立足于物质利益的交换，同时还通过盗用、重构和拼接的方式，形成了一些文化历史概念，努力在意识形态上做到弥合。他们“把教育整合到更大的意识形态领域。使教育的目标等同于指导经济和社会福利的目标”［2］63。阿普尔沉重地指出: “让我感到忧虑的是，右翼联盟改变了我们所处的环境。事实上，我们对民主重新进行了定义，所以，现在几乎一切都是关于消费的。我们已经没有了阶级、种族和性别差异，也没有了地域差异，我们全部成了个体。凡是公共的就是不好的，凡是私有的就是好的。当然，也出现过矛盾。当我们去面对性别、种族、阶级等矛盾冲突时，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斗争的舞台。但是，讨论现在几乎总是发生在右翼的地盘上”［3］。阿普尔认为，越是右翼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自由知识分子越应该为被压制团体争取权益，越应该为社会的公正、民主与解放进行呼吁与斗争。但绝不应该只限于理论的回击，更要接近现实，展开严肃的理论反思和积极的实践探索，牢牢把握住在公众社会生活中的发言权，更重要的是揭示右翼联盟话语与行动背后的意识形态成分，主动抵抗与回击其意识形态攻势。阿普尔承续美国进步主义的民主传统，以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关注微观权力分析的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族群理论和女性主义等视角，对右翼霸权联盟的意识形态予以深刻揭示，并清醒地与其强大的控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二对右翼主义主要派别意识形态的揭示
( 一) 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揭示
自由意味着自我管理与自我导向，新自由主义让人们相信，没有约束的市场是个人自由的表现，它可以拓展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让人们通过市场竞争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真正的”自由来自政治权力的下放与政府有限的管理及无管制市场的结合。新自由主义成为保守派复辟中最强有力的势力，它坚持市场自由的经济理性，“强调市场的盲目力量的至高无上，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干预市场”［4］。在它看来，这是最优的理性。私人主体、成本———收益模型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有人都是按照使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动的。政府应放松或减少控制，强化市场系统中的选择就可以保证社会的公正与自我调节。市场中的选择自由是首要的，理想的公民就是市场中的消费者。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现实世界好比一个巨型超市，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民主变成了消费的实践，购买人的观念就是公民的观念。作为消费者的独立的个体，是没有种族、没有阶级和没有性别区分的。实际上，他们恰恰有意模糊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因为政治、经济、文化资本和地位的差异，有很多被压制群体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了“超市”门外，或者他们获得了进入“超市”的权力，但根本不具备“购买”的能力。新自由主义认为，当前的教育制度是完全失败的，教育质量与效率在大幅度倒退，学科标准的降低、“真正知识”的失落、缺乏在经济上有用的技能教授、糟糕的标准化测验成绩、高辍学率等等，造成了失业、贫困、经济生产率的下降乃至国际竞争力的丧失。而这一切的原因，就在于学校的公立性质，才导致官僚化程度加深与效率低下。依着新自由主义，政府应把教育交给市场，让教育在大部分时候进行自我调节。通过学校方面的市场本位、选择驱动的消费主义政策改革，教育将更有效率并能有效地反映个体的需求和社会的财政经济生活状况。新自由主义陆续提出诸如“为了工作的学校”“为了就业的教育”“教育券计划”“择校项目”等多项议案，意图通过“准市场的解决办法”，让市场竞争的理念规约学校。学校只要满足了资本需求，新自由主义者愿意把更多的国家或私人的钱花在学校身上。因而，只有把教育制度和使经济更具竞争力的项目联系起来的“改革”和政策，才能得到资源。把市场作为社会价值的最终仲裁者，效率和成本效益分析将成为社会和教育变革的发动机。
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假定竞争将会提高学校的效率和反应，也会赋予弱势孩子当前没有的机会，但极有可能仅是一种美好的设想，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均难以实现。更大的政策语境根本没有向更深的社会与文化不平等提出挑战，只不过是决策责任由公立部门向私人领域作了转移，它事实上减少了通过集体行动来提升所有人教育平等的机会。因此，这种“市场化”与“去政治化”的策略，最终的结果并不能真正使教育达致事实上的公平，不过是使非常明显地在资源和权力上的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变得愈加隐蔽罢了。阿普尔认为，新自由主义反对那种认为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世界的观点，拒绝对市场施加任何干预，它把后现代哲学当作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试图让人们相信，人类不可能把社会作为完整的实体，在政治上施加有效的影响。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真相，就需要把它所反复强调的“自由”“民主”“市场”和“消费者”等概念拿出来认真审视与分析，并要把它们放进不同的和更加具有社会性批判的框架之中，在真实的教育世界中质问它们的实际作用。如若不然，把教育视做市场交换机制的一部分就隐藏了许多关键的问题。阿普尔评论到，新自由主义仅把自由定位为市场的自由选择权，其实，自由是有关我们是谁和我们的制度应当如何对我们做出反应的讨论的关键性概念之一。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概念如此操纵以至于它最终归结为强者和富有者的权利，让他们从弱者和贫穷者那里夺取他们仍然有的一切”［5］。进步主义曾经对自由的正面界定，如言论自由、劳动权平等、经济安全、教育平等、社会公正等等，都被一概抹杀和替代。原本为学生提供选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教育141第36 卷第5 期徐冰鸥: 阿普尔对美国右翼主义教育的批判机会的均等，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形成和兴起，选择不再是一个平等取向意义的用词了，相反，它更多具有了无控制性的市场选择的含意，最终破坏了个体认识自身的需求和知道自身如何才能行动的能力。同时它也“改变了我们的民主理念，使它仅仅成为一个经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的概念”［2］14。“这种意识形态最危险，也最阴险”［6］。
( 二) 对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揭示
与新自由主义一起构成右翼联盟主力的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认为，当下的学校教育是失败的，无论是知识讲授还是道德传承都做得很差，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到过去。学校必须教“真正的”知识，也就是西方传统、道德规范、精英文化等等，学校被视为传承传统文化标准与道德准则、培养国家认同感、恢复传统价值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国家的管理与控制仍需要加强，特别是对法定知识的选择与认定，对教育教学方法的规定，对教师管理的控制等方面要进一步强化。在此立场上，保守主义强势要求和推动向国家课程、统一测试和更高标准“复归”的教育政策。新保守主义的立场体现出其明显的失落感，包含着对失去共同的理想与信念，失去团体共有的文化与知识，失去美好而稳定的往日田园生活，失去“真正西方的”传统的道德规范的失落与恐惧。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夸张想象与美好追忆，使得新保守主义者对文化“纯洁性”有了病态式的保护与追求，他们认为，现有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主要归因于传统道德与价值的丢失; 而这种丢失，又肇始于其他文化对正宗传统的“污染”。要拒绝这种污染，首先必须抗拒其他文化，特别是移民文化的入侵，确保英语文化的不可动摇的主宰地位，其次是要坚决抵制多元文化的增长，要努力将课程建构与教科书的审定与选择纳入对特殊西方传统的保卫之中。新保守主义积极推动对现有学校的改革，他们的改革更多围绕“标准”“优秀”“问责”等字眼，要求更高的学术标准与考核标准，更完美的标准化测试成绩，更严格的教学管理与教师问责，进一步提高了官方知识的教育与社会控制力。随着对合法知识的严管，与新自由主义有别的是，新保守主义强调“强政府”式的管理，他们要求对教育进行严格的国家管理与干预。包括对教师的管理与控制也在不断增强。原先的教师，在获得合格的专业证书后，在课堂工作中即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他们可基于自已的判断来处理课堂教学和解决问题。但是在新保守主义不断推进的管制型规则下，教师不仅无权决定教学内容，甚至也无权选择教学方法，因为这些都由政府做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教师只剩下被动执行的权力，如果不能遵守，还将受到一定的制裁。阿普尔尖锐地指出，虽然新保守主义以“提高学业成就水准”为幌子，吸引了不少家长的支持，但究其实质，隐藏在背后的仍不乏文化种族主义，甚至是生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其民族结构与文化构成都并非单一结构，而是极其广泛而复杂的。事实上，这正是其文化上丰富多姿与饱含活力的根本原因。新保守主义所惋叹追思与急欲强化的，充其量不过是代表来自西、北欧的社会团体的文化，它们被作为优越的、高价值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规范，要求得到拯救与强化，并作为唯一标准的、合法的知识得到传承。但与此同时，与其对举的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来自亚洲的、来自非洲的、来自拉美的与当地土著群体的文化，则无形中被贬低为粗俗的、低级的、不道德的与不值得存在的。这事实上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扭曲，充满了狭隘与自大的味道，暗藏着不能为人道的种族歧视与文化偏见。
( 三) 对威权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揭示
在美国，宗教的力量一向强大，他们在社会政策的多个方面都在强势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宗教势力为主的威权民粹主义，认为当代的公立学校教育日益破坏着“上帝给予的”家庭及道德结构，使基督教道德、圣经权威、性别角色以及家庭等特定观念都遭到了破坏，因而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衰退与沦丧。只有通过对权威、道德、家庭、教堂和“礼仪”等方面的观念的全面恢复，才能“拯救”教育与孩子。出于对公立教育的不满和对重新回到家庭及教育私有化的认同，威权民粹主义者成为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的热情支持者，进而成为右翼联盟的坚定成员。威权民粹主义者利用其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与雄厚的经济实力，首先在课程制定与教材选择上施加影响。他们要求回到对圣经本义的解读上，强烈反对无神论、进化论等教学内容，认为这种教学是非法的。他们的斗争由直接反对进化论向要求给予创造论同等地位和教学时间而转变。威权民粹主义认为受过教育的阶层易于接受进化论观点，因而孕育了反精英文化的情绪，给自已定位为受压迫者，“把自己装扮成世俗教育体系中饱受歧视的少数派，好像他们的信仰和传统没有得到尊重，甚至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受到摧残”［7］16。认为他们对世界进行理解的根基受到了挑战和排斥，因而他们决心“把上帝带回世界”。
对他们而言，宗教并非个人的私事，使信仰的范围拓展到文化、政治、经济、日常实践与政策的公众决议中是极端重要的。威权民粹主义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坚持自身的信仰而毫不动摇，他们认为，上帝和圣经给人指明了方向，决定了个人的道德与诚信，当接受“基督的道德”的正直的人进入市场、社区、家庭，世界才得以良性运行。人人按神的教诲行事，世界会更美好，因此公立学校应该教授基督的价值观。圣经被逐出学校，既是道德危机，也是对经济发展与自由的阻碍。威权民粹主义者把自已视为受害者，认为自身受到了法律与教育制度的欺骗，要求家长获得自由选择的权力，拓展父母为孩子择校的自由，自己决定最合适的教授孩子的形式与方法，这又与新自由主义者一拍即合。而出于反精英文化的情绪，威权民粹主义者敌视专家，他们喜欢借助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与常识性的概念说服人们，恰恰能争取不少民众。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受到“纯粹”的教育，维持自身的信仰，免受外界的干扰、伤害及异化，以免他们接受公立教育后既无信仰又转而质疑父母的思想，从而变成“最亲密的”“撒旦”式的敌人，威权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构筑家庭式的“堡垒”，通过家庭学校教育孩子，这种选择，其实是对城市观念的否定与对因其“危险而复杂”所带来的弊端的一种拒斥与逃离。在他们看来，文化与学术的多元、复杂，社会与环境的不确定及危险，与其他人们近距离的交流与接触，这些都可以避免。主张人们退回到安全可靠的现实，人和物都按固有规则运行，文化在向记忆中的黄金时代恢复，田园牧歌式的( 即使是人造的) 生活重现眼前，这又与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则为家庭学校搭建了一个平台，成为它的技术支持与发展保障。阿普尔认为，威权民粹主义对“公平”有着特殊的理解，一方面，他们希望社会的一元性，要求所有身处“上帝的美国”人都与他们一样; 但同时，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又要享有保持特殊性的权利，以便确定自己的选择才是唯一正确的。威权民粹主义采取了反学校的立场，公立学校被指责为欲望与无神论泛滥之所，在那里，上帝和真理被排斥，人的灵性与生命受到威胁，也无助于学生健康道德观的确立。课程与教师是精英主义的，而非公正公平的，学校则是浪费严重、效率低下且与经济缺乏关联的机构。政府则剥夺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勤劳、进取而有道德感的人将为忽视个人奋斗的人和底层不劳而获的人买单，导致经济的极大消耗。“在上帝定的秩序中，不存在政府强迫有能力的公民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分给没能力的人的财富分配方式。”［8］。
除了对以上三种“主义”意识形态的揭示之外，阿普尔还揭示了右翼霸权联盟中专业和管理的新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新的团体属于中产阶级，按照阿普尔的标定，即虽为更强大的精英集团利益服务，但又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控制权的专业与技术人士。他们的利益“既和那些更强权的精英是结合在一起的，又和他们是冲突的。中产阶级个体既是管理者又是劳动者; 既是剥削者又是被剥削者”［7］17。这个团体的成员，并不绝对地赞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甚至是温和的与政治观点自由的。但是，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必须负责提供在效率、管理、测验和问责方面的专业知识来保证保守主义现代化的政策得以实施。他们的自由度离不开这些专业知识及与此相伴的控制、测量与效率的发展。因此，他们一般宣称支持因“科学”而“中立”、因“程序合法”而“合理”的政策，却不去关注与考虑这些政策的实施结果，究竟是用于中立的目的还是满足了特定阶级的利益需求。
实质上，在一个文化资本争夺激烈的年代，高水准的强制性标准化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分层作用，这样一来，这一团体的子弟明显占据竞争优势，因为他们相对容易拥有文化资本的积累。专业与管理中产阶级的子弟依赖于文化资本而非依赖于经济资本而取得进步。基于个体的社会升迁与子女的社会流动均有赖于效率、管理、测验和审计方面的专业技术的推广使用，有赖于与其匹配的意识形态的扩张，该团体不可能对右翼的政策与意识形态持反对意见。相反，出于对工作与孩子前途的考虑，他们仍会在技术上为右翼的政策提供更多协助与支持。
三对右翼主义的综合分析与应对提示
阿普尔经过详细分析，认定“保守主义现代化”的核心由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威权民粹主义以及专业和管理的新中产阶级构成，他将其称作美国当代社会秩序中的右翼霸权联盟。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市场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用灵药，倡导绝对的市场化及对公共部门的私有化，企图借此扼制社会不平等与低效率。新保守主义者则忧虑于正在上演的经济滑坡、道德堕落、社会分裂，企图借国家集权的手段，通过重振“西方正统”的文化、知识、价值观扭转上述颓势。威权民粹主义则呼唤宗教力量在学校的复归，以及借自我保护式的隔离远离世俗文化“传染”的危险。专业和管理的新中产阶级则为上述集团提供专业保障与技术支持，促进其社会主张与教育改革的实施，并为其意识形态涂抹“科学”“中立”的保护色。这个联盟行动的背后，其实是一场社会意识形态运动。但它并非是由性质统一的团体构成的单一的意识形态运动，实质上它“是一个由不同倾向形成的集合，其中很多倾向彼此之间不仅关系冲突而且极不稳定”［7］119。阿普尔指出，该霸权联盟的特征表现有三: 第一，该联盟并非长久的、固定的，它是因应当下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关系、经济趋势而生的暂时性的松散联盟; 第二，它是多个权势集团在共有的意识形态遮护下的临时统一体，在横向结构上是变动的; 第三，各集团的话语在纵向上也存在历史性的游移与变动。右翼联盟集团在社会和教育政策的制定上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他们正努力推翻有关教育与学校的社会———民主政策，正在改变教育推进社会公平与文化多元的发展方向，将其转为对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加经济收益、强化市场及纪律性、重拾正宗而传统的价值观的更浓厚的兴趣与追求。他们将教育收纳进了更为宽泛的意识形态义务中，一致赞同“自由市场”概念在此领域中的扩展使用及大行其道。这一切即意味着“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责任急剧减少，不断变动的竞争体制不断加强，人们对于经济安全的期望值不断降低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不断泛化”［9］。透过右翼的意识形态遮蔽，我们能够发现右翼集团各阶层对教育的极力渗透与控制，所有这些使教育成了社会政治冲突的中心，也清楚地暴露了教育的政治本质。阿普尔揭示，反映在诸多教育改革意图中的右翼集团的思潮与行动，将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右翼联盟最重要的议程———公立机构私有化，寄望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与规范个体需求与公共福利，这样的思路既天真又危险。隐藏在“民主”与“自由选择”等正向词汇后的，实质是用个体的获取取代公共的福利的危险做法。将民主降格为单纯消费的自由选择，事实上已经否定了它的政治意义与社会价值。全盘私有化并不足取，而将教育这样的社会公器强行推入商品化的快车道，则危险显而易见。其次，在“效率”“高标准”“问责”的幌子下，经由国家课程和考核体系对教育展开无微不至的控制，必然使有色人种、妇女等团体无力选择符合自身文化、历史与日常生活需要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最后，右翼联盟的一系列教育举措，实质是带来教育中人为制造的种族隔离，对于被压制团体与经济劣势143第36 卷第5 期徐冰鸥: 阿普尔对美国右翼主义教育的批判团体的儿童不啻灭顶之灾。阿普尔同时指出，右翼联盟的成功在于他们成功地改变了公众的“常识”。他们采取了巧妙的策略，通过结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焦虑和期望，通过重组、转换、偷换、夸大和缩小等手段，重新界定与规范一些关键概念，给那些在当前有烦恼的人们一些似乎是“明智的”解释，打破以前的联结，建立和再建立新的共同意识，把那些并不完全同意强权集团所有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们重新粘合到更大的意识形态运动之中，置于其“霸权庇护伞”下并实现了对他们的领导。阿普尔写作的目标之一就是质疑右翼界定这些意义和改变公众常识的合法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阿普尔和右翼主义者一样对现实的教育持批判的态度，但阿普尔也看清了右翼主义者的本质，他很清楚“教育中涉及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不是技术性问题，它们本质上是伦理性和政治性问题”［10］，所以右派联盟教育政策绝不仅是教育问题，更应该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正因此，阿普尔引入意识形态概念，把学校教育及知识问题化，认为学校教育和知识都是为特定的优势阶级利益服务的，服务于主流的意识形态。阿普尔认为学校是文化保存和分配的机构，不可能成为隔绝在意识形态之外的孤岛，文化的保存与分配，就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学校正是充当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霸权机构，充当了生产选择性传统的机构。右翼主义者显然是回避这一点的，通过这种回避，教育就被幻化为一种中立的、技术的事件。对此，阿普尔是不能接受的，他试图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学校教育与外部资本权力、意识形态霸权和社会压制间的关系，揭示知识、权力与文化的运作机制。他对于教育政策的批判，目的不仅仅在于理论的指弊，更在于通过辩证而整体的思考，揭示教育政策背后深藏的意识形态魅影。阿普尔追求教育的民主化，并拥有开展全球化的民主教育的理想和实际行动，在理论上对右翼霸权联盟教育思想的批判，无疑是获得更多理解和支持的必要准备。我们相信，他的饱含着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的批判教育实践，其动力来自于对于社会全员真正平等的追求，而其理智则与他对右翼霸权联盟教育思想的批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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