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普尔是谁?

阿普尔①(Michael W .Apple), 俄裔犹太人血统, 1942 年8 月出生在美国工业老城新泽西州的贫民窟里, 父亲是一个印刷工人(在政治上信仰的是社会主义和毛泽东主义), 母亲是一名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在政治上信仰的是共产主义)。现任威斯康星大学课程与教学系和教育政策研究系的首席教授, 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2004 年10 月至今)。1967 年获格拉斯保罗州立学院教育学学士, 1968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课程与哲学专业硕士学位(导师是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乔纳斯· 索尔蒂斯[ Jo nas F .Sol tis] ), 197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课程与教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的课程社会学家戴恩· 休伯纳[ Dw ay neHuebner] 及教育哲学家马可欣· 格林[ Maxine G reene] )。1962 年1 月-1966 年6 月任新泽西州帕特森和皮特曼市小学和中学老师(1964 -1966 年任当地教师工会的副主席和主席), 1969 年6 月-1970 年1 月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系教师, 1969 年9 月-1970 年5 月任哥伦比亚大学课程与教学系讲师兼研究助理, 1970 年6 月-1973 年9 月任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系助理教授, 1973年7 月晋升副教授, 1976 年7 月晋升教授, 1991 当选为威斯康星大学教育学科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的约翰·巴斯科姆②荣誉教授(John Bascom Pro fessor)至今, 1989 -1990 年间曾任美国教育研究会的副主席③ ，1995 年受邀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杜威讲座”(The John Dew ey Lecture)①的主讲和美国《教育研究评论》(1995 -1996 年的第21 卷、1997 年的第22 卷)主编。与此同时, 阿普尔从1983 年至今还一直兼任着美国劳特利哥出版公司《批判社会思潮》国际系列丛书的主编。此外, 他还是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20 多家学术杂志的编委, 其中包括:《美国教育研究杂志》、《英国教育社会学杂志》、《课程与教学》、《教育与社会》、《课程理论杂志》、《教育展望》、《教育评论》、《教育研究》、《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 等等。作为当前进步主义教育和批判教育理论界的一位国际知名学者, 阿普尔一直笔耕不辍, 从1970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完成其博士论文《关联与课程:现象学视野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Relevance and Curriculum:A Study in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o f Know ledge)至2010 年出版《全球危机、社会正义与教育》, 迄今阿普尔已编著出版了三十多本学术著作。许多著作一版再版, 并被译为中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希腊文、土耳其文、意大利文、泰文、德文、韩文和俄文等多种国家的文字。其中, 《意识形态与课程》和《官方知识》被国际社会学联合会选为20 世纪最有影响的教育著作, 《教育的“正确”之路》同时被美国教育学会和美国研究会授予“杰出评论家奖”(Critics Choice Aw ard)和“卓越图书奖”(the Out standing Boo k Award)。此外, 阿普尔还有着诸多的国际学术荣誉, 诸如:1979 -1984 获罗姆内斯学术奖(Romnes Fellowship),1986 获日本科学促进学会高级学术奖(Senio r Research Fellow ship), 1990 获斯宾塞基金奖(SpencerFoundatio n Aw ard), 1998 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学术成就奖(the UC LA Medal fo r Distingui shedAcademic Achievement), 1998 获美国教育研究会终身成就奖(Lifetime Achievement Aw ard), 2001 年入选劳特利哥20 世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50 位教育思想家行列(one of the 50 most inf luential w rite rs in educationin the 20th Century), 2006 获威斯康星大学教育学院“杰出学术成就奖”(Distinguished Academic AchievementAw ard)。

作为20 世纪70 年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最早创立者和最早在北美倡导批判教育的领军人物之一② , 阿普尔不仅在有关教育评价、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教育政策、教育测验、教育金融、教育政府管理和教育改革等诸多方面著作等身, 积极投身于国际的学术交流, 他还与保罗· 弗莱雷(Paulo Frei re)、亨利·吉鲁(Henry Gi roux)和彼得·麦克劳伦(Peter McLaren)等人一道热衷于民主教育的实践变革运动, 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教育进程发挥着重要影响。与此同时, 阿普尔与他们的理论追求和学术风格又不尽相同———他既不认同于弗莱雷“批判教育学”的“革命”取向、吉鲁的“批判教育学”的“后现代” 走向和麦克劳伦“批判教育学”的“人种志”迫求, 而是坚持自己“批判教育研究”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道路, 其国际化的民主教育实践活动遍及北美各地和南美(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墨西哥)、欧洲(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西班牙、葡萄牙、斯洛维尼亚)和亚洲(日本、韩国、泰国、中国及中国台湾、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和地区。此外, 阿普尔还十分注重国际间广泛的学术交流, 他在1974 至2004 年间曾先后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加拿大艾尔伯塔大学教育学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育学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学部、挪威崇德海姆大学教育学系、中国香港中文大学、阿根廷帕拉纳大学、瑞典乌米大学、挪威科技大学教育学研究所、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技术研究所、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做访问教授或特别访问教授。

二、阿普尔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史

从时间的先后顺序上来讲, 阿普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从中国台湾开始的。1976 年阿普尔晋升为威斯康辛大学课程与教学系和教育政策研究系教授, 次年, 黄政杰(前台南大学校长, 台湾师大教育系兼职教授,现离休并任职台湾静宜大学兼职教授)赴美成为阿普尔招收的第一个中国籍博士生。鉴于此种师承关系, 阿普尔于1980 年冬首次到台湾讲学① 。之后, 阿普尔又多次到台湾访问, 期间在其所擅长的课程和教育政策两个专业领域又招收了来自台湾的一些博士生, 业已毕业的还有黄庭康(1989 -1999 年在威大教育政策系读博, 现任职台湾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致嘉(1997 -2003 年在威大课程与教学系读博, 曾任职台湾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张盈堃(2001 -2005 年在威大课程与教学系读博, 现任职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幼儿教育系助理教授)和蔡瑞君(2003 -2008 年在威大课程与教学系读博, 现为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与评鉴中心博士后)等四人。此外, 阿普尔现在还有来自中国的3 名博士生在读, 分别是台湾的潘幸玫、林青萸(2006 -)和大陆的余旻(2007 -)。

相比之下, 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教育学界对阿普尔的关注较台湾要晚一些。在80 年代末, 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教育学界对阿普尔的关注还不多。张人杰主编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并没有将阿普尔列入其中。南京师范大学留日归来的吴康宁教授也曾坦言, 他当时对阿普尔也没有给予太多专门的关注, 但是阿普尔确实对他的学术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他说他“最初于1988 年给研究生开设`教育社会学' 课程时提出(`法定文化' )这一概念。此前, 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Apple, M .W .)曾提出`合法的知识' (legi timate know ledg e)这一概念,(Apple , M .W ., Ideolo gy and Curriculum, p .6 , 1979 .)并于其后又使用了`法定文化' 这一概念(M .W .阿普尔著, 马和民译:《国家权力和法定知识的政治学》,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 1992 年第2 期)。”[ 1] 应该说, 阿普尔对中国教育学界的普遍影响开始于20 世纪90 年代初。时任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会研究会理事长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厉以贤教授在其主编的《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台北:五南图书1992 年版)中将阿普尔1979 年第一版《意识形态与课程》中《意识形态与文化再制、经济再制》一节做了摘译介绍。与此同时, 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主编的瞿葆奎先生向阿普尔发出特别稿约, 阿普尔应邀撰写了《国家权力和法定知识的政治学》(瞿先生交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马和民译出, 刊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92 年第2 期)一文。次年, 瞿葆奎先生又在其所主编的《教育学文集·国际教育展望》(第25 卷)中对阿普尔的另一篇文章《2000 年的课程:张力与可能性》(瞿先生交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施良方译出)再加推介。在两位教育学界老前辈的大力推介下, 阿普尔的思想著作开始受到大陆教育学界愈来愈多的关注。2000 年, 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系主任的袁振国教授将阿普尔的成名作《意识形态与课程》列入其所主编的“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 并交由其博士生黄忠敬(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翻译成中文, 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阿普尔的著作先后有7 本在“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中出版。2004 年《教育研究》杂志特约阿普尔撰文《市场、标准与不平等》②(刘丽玲译)发表;鉴于先前就其成名作的翻译上的合作关系, 2005 年9 月黄忠敬到威斯康辛大学访学, 成为阿普尔在大陆的第一个访问学者。与此同时,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朱红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前教育学院的劳凯声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金生鈜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前教育学院的阎光才副教授等四人主编的“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中将阿普尔列为该译丛的五位国际教育思想家之一, 由阎光才主译出版了阿普尔的《文化政治与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年8 月版)。与黄忠敬老师相似, 在翻译阿普尔著作的基础上, 阎光才于2006 年9 月也到威斯康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阿普尔之所以迟迟没有对中国大陆进行学术访问, 除了历史的原因外, 还有阿普尔本人的原因。2002年9 月, 阿普尔受邀出席在北京举办的第九届全球“ 学习”大会并做了主题报告, 2004 年他又专程到中国北京和上海来旅游, 阿普尔此番中国之行使他了解到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使他感到“现在是中国需要我的时候了” ③ 。于是, 自2005 年起, 阿普尔在先后接受大陆两位翻译他的著作的教育学者黄忠敬和阎光才的访学请求的同时, 开始接受中国教育学界的邀请(主要是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来进行学术交流和演讲。2005 年10 月25 日下午, 阿普尔作为华东师大大夏讲坛第18 讲的主讲人做了一场题为《权力、知识与教育改革》的演讲④;2006 年3 月他又在阎光才的陪同下应邀参加“北京大学首届教育社会学国际研讨会” , 发表《改变我们的常识:新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和教育的不平等》一文①;2006 年10 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做的题为《权力、知识与教育改革》的演讲;2007 年11 月12-15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做的题为《审视文化与教育改革》、《再生产与抵制理论》、《质问“官方知识”》、《权力、知识与教育改革》和《教育的批判学者/活动家的任务》的系列讲座;2008 年10 月在黄忠敬的陪同下应邀参加在华东师大举办的“`公平、均衡、效率———多元社会背景下教育政策' 国际研讨会” , 发表题为《批判教育意味着什么? ———批判学者的任务》的演讲;2009 年3 月阿普尔到北京师范大学做的题为《选择、知识与教育改革》的演讲, 等等。随着阿普尔的学术讲演和学术译著的出版, 阿普尔对中国的影响日隆。在这期间, 国内也开始有博士生借国家公派“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到阿普尔那里进行访学, 如2007 年9 月到阿普尔那里访学的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夏雪梅, 2008 年9 月访学阿普尔的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博士生周文叶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的博士生陈露茜, 2009 年9 月访学阿普尔的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的博士生洪志忠和2010 年1 月访学阿普尔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的博士生王占魁等。

三、中国的阿普尔译著简述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 国内已经刊发或转译的阿普尔的文章有7 篇, 国内业已出版的阿普尔的著作有11 本之多(其中大陆8 本, 台湾4 本, 其中有1 本分别有大陆和台湾2 个版本)。这里面包括有着广泛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与课程》(Ideolo gy and Curriculum , 1979/1990/2004)、《教育与权力》(Educationand Power , 1982/1985/1995)、《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Official Know ledg e :Democratic Educationin a Co nservative Age , 1993/2000)、《民主学校:有效教育的启示》(Democratic Scho ols :Lessons inPow erful Educat ion , 1995/2007)、《文化政治与教育》(Cul tural Po li tics and Educatio n , 1996)、《国家与知识政治》(The S tate and the Po li tics of Know ledg e , 2003)、《教育的“正确” 之路:市场、标准、上帝与不平等》(Educat ing the “Right” Way :Market s , Standards , God , and Inequali ty , 2001/2006)和《被压迫者的声音:课程、权力与教育斗争》(The Subal tern Speak :Curriculum , Powe r , and Educational S t rugg les , 2006)等。详见表一, 表二。

就中国大陆而言, 阿普尔著作的翻译主要隶属于袁振国等主编的“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包括7 本,2008 年这7 本书已经以“阿普尔集”的面目问世)和朱红文等主编的“教育、社会与文化译丛”(1 本, 即《文化政治与教育》)。就中国台湾而言, 阿普尔著作的翻译还显得相对零散。从参与阿普尔著作翻译的译者队伍的状况来看, 主要是课程与教育、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 也有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如曲囡囡、刘明堂是英语专业和有着国际政治理论背景的学者);其中, 阿普尔的研究者(如王丽云)、访问学者(如黄忠敬、阎光才)及其弟子(如蔡瑞君)是翻译队伍的主力军。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大多译者之前没有对阿普尔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著作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接手阿普尔著作翻译工作前后彼此也未能进行较好的协调, 致使他们在对自己手里的阿普尔著作进行翻译的时候难免“各自为战” , 以至于阿普尔译著往往流于“字面解读”而与原著的表达相比显得似是而非①。故而, 虽然这些译著在名字上已统领为“阿普尔集” , 然其诸译者在阿普尔著作的翻译上还屡有“各说自话”的现象。如在对authoritarian populist s 这一在阿普尔的著作中出现频率极高的重要词条的翻译上, 黄忠敬、罗燕等人的翻译是“威权民粹主义” , 曲囡囡和刘明堂的翻译则是“独裁平民主义” , 侯定凯的翻译则是“独裁民粹主义” , 阎光才等人的翻译是“专制的民粹主义” 。如此种种, 不一而足。

四、中国的阿普尔研究简述

作为一位在国际学界已经活跃了近40 年的批判教育研究的大师级人物, 阿普尔对教育政治的关怀, 对文化权力的剖析, 对教育改革的诊断, 对公共知识的捍卫, 对民主教育的执着, 都有诸多的独到之处。然而,国内已有的阿普尔研究却还十分薄弱, 即便是早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就与阿普尔开始学术往来、堪称阿普① 例如:Apple, Michael W., O f f icial Knowledge :Democrati 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 ve A ge (2nd Edition), Routledge, New York , 2000 ,pp .42-43 .在华东师大2004 中文版中, 此处错译了短语“ grow out of” , 将英文文段”Cultu re-the w ay of life of a people, the constant and complexprocess by which meanings are made and shared-does not grow out of the pregiven uni ty of a society .Rather , in many ways , i t grow s out of it s divisions.”错译为“ 文化———人们生活的方式, 通过这一持续和复杂的过程来界定和分享意义———不是在社会这个整体之外生成的。它更多的是在其分割的基础上形成的。”(曲囡囡、刘明堂译,《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华东师大版, 2004 :46 .)第2 期 阿普尔在中国:回顾与评论 2　1尔的中国弟子聚集地的台湾的研究, 也仍然停留于对阿普尔早期的著作的研究, 而新近的研究明显匮乏。详见表三。

值得肯定的是, 在明确聚焦阿普尔作为研究专题之前, 国内最早主要是教育社会学界对阿普尔的关注,这些关注它们为国内学者聚焦阿普尔的专题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比如:杨昌勇在1994/1995 年论述有关“新”教育社会学的产生与衰退问题时就曾提到:“到70 年代中期, 美国学者也参加了新教育社会学的讨论,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有M .W .阿普尔和P .韦克斯勒。”其中, “M .W .阿普尔……作为课程论领域中的政治-社会派的激进的`重构概念' 运动的领袖出现……他在《新教育社会学:分析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一文中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激进的教育社会分析概括在教育社会学之中。他的分析是从课程论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的。”[ 2] 55“阿普尔也在《教育与权力》(1982)和《教育中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1982)中对他以前的《意识形态与课程》(1979)中关于教育与经济之间的`适应性' 和`一致性' 的过于简单的认识进行了检讨, 认为它忽略了存在于学校中的矛盾和斗争, 工人阶级的学生只是部分地接受了正式课程和隐蔽课程, 他们也抵制这些文化。”[ 3] 26

从国内所做的“阿普尔研究”的学术文章内容所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国内所刊发的以阿普尔为主题的论文, 更多的还停留在“翻译”或“介绍”的层面, 更多的还是对阿普尔40 年研究的某个“片段的研究”或者“文本的研究” , 而缺乏对阿普尔自身理论脉络的探究和理论资源的挖掘。其二, 单从字面解读和理解人物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比较而言, 台湾学者卯静儒的文章中体现出她对阿普尔生平与学术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中国大陆的阿普尔的两位学者黄忠敬和阎光才所发表的三篇和一篇以“阿普尔”为主题的文章都是在他们访学之前发表的, 而大陆学者刘丽玲和阿普尔的访问学者周文叶所发表的两篇论文更大程度上还只是“采访录” , 其余学者的文章则更多的是基于对“文字”的解读撰写而成, 如此, 不免会产生许多跨了文字而未能跨文化的误读, 从而可能会对阿普尔做出不甚恰当的评价。比方说, 如若我们不能体会阿普尔所洞察到的教育市场化背后所隐藏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霸权及其可能对公立学校追求社会公正的基本宗旨所带来的损害, 单从字面频数上看我们恐怕很容易认为它“过于强调课程改革的意识形态性”(葛春, 2006)乃至“具有泛政治化倾向”(葛春, 2006 ;龚孟伟和陈晓端, 2008);如若我们没有发现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的实践追求, 我们或许会认为它已经“迷失于意识形态分析”(龚孟伟和陈晓端, 2008)或者“忽视经验事实的价值”(龚孟伟和陈晓端, 2008)。

事实上, 作为一名批判教育学者, 他始终认为“理解教育的复杂性是变革教育的前提之一”[ 4] xix ., 阿普尔是要通过意识形态分析揭示教育活动的政治本性;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 他一直坚持“用自己的行动去传递知识政治学和教学政治学”[ 5] , 积极参与社会民主运动和国际民主教育事业。所以,阿普尔不仅不是“社会宿命论”者(龚孟伟和陈晓端, 2008), 恰恰相反, 阿普尔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对改造主义领袖康茨(Geo rge Counts)所提出的“学校敢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吗?”这一提问的肯定态度而去的[ 4] xx ,作为“国际`新' 教育社会学派”的美国代表, 阿普尔一方面在理论上与英国代表伯恩斯坦和法国代表布迪厄共同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 2] , 另一方面“他也表示要以一种现实的历史态度和社会分析致力于探索改善社会生活的条件和实践的政治, 他把自己的理论叫做`后' 教育社会学”[ 3] 。换言之, 阿普尔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批判和揭露, 更是为了改变和建构, 这是后来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取向与吉鲁的后现代取向发生分野的关键, 换言之, 阿普尔个人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去做一个学者(scholar), 同时他还在做一名社会活动家(act ivist)。事实上, 这也是国内外学者们一致认为应该将阿普尔定名为“ 新马克思主义者” (Neo-Marxist s)①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而言, 阿普尔的批判教育研究在揭示新自由主义通过教育市场化在一味追求效率上的局限的同时, 难免让人误认为他有“去效率化”的倾向, 甚至会被二元对立式地看作“过分贬低了效率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龚孟伟和陈晓端, 2008)。事实上, 在“批判”的意涵中很重要的一层含义就是“指出局限”和“揭示弊端” , 而不应当动不动就给它贴上“对新自由主义课程改革的全面否定” (龚孟伟和陈晓端,2008)的标签。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 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的价值追求也不在于“否定”或者“贬低”什么, 而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杠杆背后有悖教育伦理的问题的揭露, 唤起人们对教育内外的现实世界的真① Gerald L .Gu tek , Ph i losop hical an d I deolog ica l Persp ect ives on E d ucat ion (Second edit ion), Bsot on & London :Allyn and Bacon ,1997 :239 .此外, 国内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也这样认为, 如复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林晖将其对阿普尔研究的文章题目就定名为《阿普尔教育哲学思想中的“ 合法知识” 与“ 意识形态” 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 年第3 期)。第2 期 阿普尔在中国:回顾与评论 2　3切理解。其三, 在以上所有这些文章、译著当中都忽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是对于“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 sm)的历史性涵义的考辨, 因为它事实上是一种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复兴,且不同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所以按国内学者的解读应该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 自由主义”[ 6] 。

截至2009 年6 月, 国内做过阿普尔专题研究的共有4 篇硕士论文(详见表四)。第一篇是1990 年台湾师大王丽云完成的“阿普尔教育思想研究” , 由于论文完成时间较早(当时正值阿普尔批判教育思想的形成期), 故而这篇硕士论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阿普尔早期(出道的前二十年)的4 本著作和42 篇学术论文完成的, 故而其研究领域还局限于教育中的意识形态的统治问题阶段, 还没有涉及到文化权力的问题, 故从现在看来它虽名为“艾波教育思想研究”实则是“艾波的早期思想研究” 。第二篇文章短小精悍, 瞄准阿普尔教育理论批判性的主题、方法论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但因所掌握资料有限, 故而文章的内容结构尚不够丰满;它与第三篇虽然从其完成时间上看似乎是涵盖了阿普尔教育思想三十年的发展(对应于阿普尔所称的其批判教育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①), 但从两篇论文讨论文献的状况看, 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第二手资料(译著)的基础上展开的, 对阿普尔原著的覆盖面还非常有限———从内容上看, 它们分别属于针对阿普尔思想中的“合法化知识”和“教育理论的批判性”展开的专题研究, 对阿普尔思想展开的深层原因和思想中的其他方面未作探讨。2009 年6 月份完成的这篇“阿普尔课程设置理论民主思想研究”不仅题目和视点显得比较“微观” , 而且对阿普尔英文原著的解读及其相关研究也显得“忽视” :内地已有的阿普尔的8 本译著也只阅读了6 本, 对台湾地区阿普尔的4 本译著和两篇研究阿普尔的硕士论文没有给予关注。整体而言, 国内现有的阿普尔研究与阿普尔对中国及其国际影响相比显得有些不太相称———如果说1990 年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现在的阿普尔显得有些“过时”的话, 那么后面的三篇则对我们了解完整的阿普尔显得有些“过狭”了。客观地说, 迄今为止, 国内还缺乏对阿普尔思想更为深入地考察和整体地把握。现在是中国教育学界开始对阿普尔思想进行系统和深入研究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王占魁(1980 —), 男, 汉族, 河南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2008 级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