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因·卢比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讨论从（希腊的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0年，古希腊医师，称医药之父）到麦琪·内尔逊(Maggie Nelson)的警句格言史。
警句（the aphorism）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确定性”，却是指不确定的体裁。它与如下近义词如片段、格言、警句、隽语（hypomnema）、真言曼陀罗（mantra）、寓言、散文诗等有家族相似性。警句（the Aphorismi）最初是最新医药知识的纲要，在公元前四世纪到五世纪期间被当作《希波克拉底全集》（Corpus Hippocraticum）的章节标题。其倒数第二个警句是“在慢性病中，肠胃流出过多东西不好”，它比第一句“人生有限，学海无涯”更能代表本书的内容，虽然第一句更有名气。
但是，在那六字箴言中潜藏着定义警句的特定空间的线索。多亏了希腊语单词技艺（techne）及其英文翻译在语义上的滑动，这句话常常被当作人类著作比人类寿命更长久的意思。但是，在最初的上下文中，希波克拉底或编辑的意思很可能更具实用性：医药技术的学习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医生学艺的时间非常有限。虽然警句在简洁性上与上述多种形式有共同之处，但警句划定的边界并不是表达观点的字数限制而是探索的范围。与智慧之源是对上帝恐惧的希伯来格言不同，经典的警句是与人生在世时间短暂的世俗话题有关。警句类书籍在本质上有心理治疗作用，我们通过实际智慧的汇编摆脱不必要的痛苦，实现希波克拉底的同代人苏格拉底所说的幸福生活（eudaimonia）。
这当然是斯多葛派哲学家阿里安（Arrian）在把老师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话语削减成为警句手册时心中想的东西。《爱比克泰德便览》（The Enchiridion）就是由命题主张和果断的命令混合起来构成，如今它已经成为这种写作形式的标志性特征。在这本手册中，爱比克泰德这位从前的奴隶简要概述了斯多葛派观点，虽然“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但大部分由命运所控制。幸福生活之路就是让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态度、判断和欲望与我们无法掌控的东西如我们的身体、财富和名声等变化协调起来。如果我们接受该来的必定要来，我们就不会对虚荣的希望或突然的不幸感到失望。我们不幸的真正源头不是我们的命运，而是我们的性格。爱比克泰德带着典型的冷峻建议我们“从来不要说我丢失了什么，而要说我物归原主。你的孩子死了？我让他回归原处。妻子死了？她回归原处了。你的财富被剥夺了？啊，难道它不是回归原处了吗？”
在罗马社会光谱的另外一端是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他的警句著作《沉思录》将爱比克泰德的宿命论重新描述为依据本性生活。多个世纪的风俗习惯和社会规范礼仪已经在本性中结成硬壳，变成看不见的东西。《沉思录》对“常识”的敌意将成为这种体裁的另外一个特征，它们总是认为显然反本能的观点实际上往往是处于正确一边的真理。因此，参议员穿华丽的紫色长袍用以炫耀其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但从本性的视角看，它不过是“沾染贝壳类动物鲜血的羊毛而已”。罗曼蒂克的爱情高潮不过是这样一种活动，他描述为“一截小肠的揉搓，然后是一阵痉挛，接着溅射出一股粘液。”马可·奥勒留相信幸福生活能够依据本性重新确定优先选择而实现，切实做到“舍弃无关紧要之事”。
警句特别适合斯多葛派哲学。《爱比克泰德便览》和《沉思录》都是心灵鸡汤类书籍。因为警句短小精悍，很容易记忆，其真言性的重复是自我约束和心理训练的手段。一旦出现合适的场景，斯多葛派就准备好据此行动，既不会因为命运多舛而悲痛欲绝，也不会被自我之外那些只有短暂价值的虚假外表所诱惑。
这里，两本书都是整体古典思想的代表。按照历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的说法，古典思想区分了哲学本身和哲学话语。他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中写道，古代“哲学呈现为心理治疗，旨在治愈人的痛苦”。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警句“因此这样”总是随后跟着一句“照这样做吧”。警句记录了阿多描述的“灵修练习”，相当于思想处方，就像希波克拉底的医药书籍开的泻药或静脉切放血处方一样。
马可·奥勒留的帝国虽然可能被基督教吞没，但在中世纪时期，古代哲学学派的心理治疗功能可能被教会的精神关怀所取代。古典思想的世俗一半和心理治疗一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部分方法，直到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才在19世纪末期将两者统一起来。一方面，警句与《旧约全书》箴言、《新约全书》寓言和神秘诗歌杂交，另一方面，它也代表民间智慧和宫廷贵族的妙语。或许没有哪两本书比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的《道德准则》更好地体现这种分裂了。
作为数学天才和科学革命的核心人物，布莱兹·帕斯卡尔尔（Blaise Pascal）在31岁经历了一次神秘体验后成为詹森教派（Jansenism）信徒。后来他背离科学，写了“为基督教辩护”，该书在1662年他去世后作为《思想录》出版。虽然本书的破碎性归咎于帕斯卡尔没有活着完成该书的事实，但《思想录》中的警句是其被认为是法国散文经典的原因之一。书中呈现出来的作者形象是一个试图将信仰和理性结合起来而备受折磨的人，他发明了获得救赎的游戏-理论途径---他的臭名昭著的“赌博论证”，他承认“这些无限空间的永久性沉默让我的心中充满恐惧。”
在帕斯卡尔看来，人类生存条件的特征是“多变、无聊和焦虑”，这些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才得以消除。但是，不是遭遇其“悲惨处境”，人们试图在“消遣娱乐”中转移注意力，无论是打猎、游戏还是政治、哲学和科学等。他写道：“我们在面前放置了某些东西以阻止我们看见真相之后冒失地踏入深渊。”帕斯卡尔的赌博论证的明显玩世不恭或许可以被解释为他试图以自身的术语遭遇想象中的非信徒读者：“被罚入地狱者陷入窘境的方法之一是他们将看到自己因为自身的理性而受到谴责，因为理性要求他们谴责基督教。”
很少有人像帕斯卡尔的同代人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更好地体现了帕斯卡尔彻底批判的生活方式。作为参与宫廷阴谋和时髦沙龙的军人和贵族，这位公爵在贵族反对君主的反叛“投石党运动”（the Fronde）失败后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学上。他在1655年的文集《道德准则》标志着该体裁形式在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如果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还尝试将心理治疗转向基督教领域的话，这本《道德准则》则彻底放弃了自我改善的观念。斯多葛派的马可·奥勒留和基督教徒帕斯卡尔的命令模式与拉罗什富科的情感完全格格不入，似乎推荐任何形式的行动都品味低劣。
“自恋是最伟大的阿谀奉承”或“美德若无虚荣陪伴的不可能走很远”等观察可能不会让马可·奥勒留感到担忧，但是这个皇帝如果遭遇“我们的美德很多，但我们的罪责往往被掩盖”或者“就像身体上会出现旧病复发一样，思想上也会旧病复发；我们常常称为治疗的东西常常不过是间歇或者疾病的改变”这样玩世不恭的命题，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拉罗什富科对帕斯卡尔的恐惧可能耸耸肩作为回应，对人们彻底改善其行为而实现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或许不失优雅地表示绝望。《道德准则》的第一批读者对该书可能感到震惊。拉罗什富科的朋友，著有《克莱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的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说“一个人的心灵要多堕落到何种程度才能想象所有这些东西呢。”
拉罗什富科花费多年时间修改其著作，直到每个警句在精雕细琢和浑然天成、既自我证明又违反直觉、既有冲击力又简洁明了之间达成完美的平衡。他写道，思想伟大的标志是“能够用寥寥数语表达很多东西”（补充说“浅薄者使用了很多话却没有说出什么”。因为《道德准则》，警句开始从哲学转向文学，表达的优美成为其表达丑陋观点时唯一令人感到安慰之处。
尼采是拉罗什富科和帕斯卡尔的崇拜者，就前者来说是高声喧嚷者，就后者而言是合格者---作为古典的语文学家，尼采非常熟悉希腊罗马传统。尼采在警句中找到表现其兴趣广泛的思想的最好表达工具。他用警句把文化和政治评论，艺术和音乐评论，宗教和道德历史，偶尔观察和唯物主义先验论，思想实验和简洁有力的评论等统统汇合在一起，而非服从于单一话语体裁，这与他之前的许多大部头著作哲学家如康德和黑格尔的做法完全不同。
尼采的警句常常被贬低为一个哲学家无法组织其思想，却在修辞上下大功夫。事实上，正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论证的那样，它们是“多元主义思想形式”，一种为尼采所说的“视角主义”立场找到正式补充的方式。在死后出版的文集《权力意志》的注释之一中，他写道，“在‘知识’这个词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世界是可知的，但是它可以被解释，它背后没有意义，而是有数不清的意义”。使真理显得单一性的因素并非它和世界之间只有一种可能的关系---这是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一千年以来一直都同意的主流意见---而是我们称为真理的东西是在“统治欲望”支配下的特定视角，它迫使其他视角“将其作为常态来接受”。
尼采想将这个视角置于火力袭击之下。1888年，就在图灵发疯前的几个月，他在欢快的、毫不谦虚的自传《瞧，这个人》（Ecce Homo）中写道：“在内心深处，我是战士”。他使用警句从多个不同的方向对真理和正义等规范进行意料之外的攻击，指责一直被柏拉图主义和犹太教基督教控制的西方思想。他给敌人安上了种种名称如“衰落”、“虚无主义”、“欧洲佛教”、“浪漫主义”和“虚无意志”等。他称反对敌人的焦土战役是“重新评估一切价值”。
虽然受惠于拉罗什富科，但尼采并没有赞同法国人的寂静主义。相反，他回到了斯多葛派的世俗心理治疗途径。斯多葛派的隐喻常常是医疗方面的，如果说他的隐喻常常是身体上的，那是因为他试图治愈的病人不是单个的人而是整个文化。那是这样一种文化，更喜欢软弱性而非强大，更喜欢群体而非个人，更喜欢看不见的世界而非看得见的世界，更喜欢真理而非遗书，更喜欢死亡而非生命。所有这些价值观都应该被颠倒过来，这个过程要求几代人的努力，高潮体现在他臭名昭著的超人（übermensch）上，这种超人与人类的关系就像人类与猿猴的关系一样。尼采的虚拟代言人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说“人是需要被战胜的某种东西”。
尼采将《瞧，这个人》的其中一章命名为“我为什么是命运”。在20世纪初期思想生活中诞生这个说法的许多方式中，没有一种比他的写作风格的影响更明显了：整个欧洲的思想家都求助于尼采警句的镜子照射出现代性的破碎。下面这个清单绝非完整，至少包括了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人与超人》中的“革命者守则”，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其杂志《火炬》中的警句，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卡夫卡随笔集》（Zürau Aphorisms）、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的《不安之书》/《惶然录》，齐奥兰（E.M. Cioran）的《在绝望之颠》，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单向街》，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的《重力与圣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最低道德》。
但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写了一本书使整个传统完成了一个循环。其《哲学研究》被很多人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它由将近700个标有编号的章节组成，少数章节只有几个段落那么长。维特根斯坦感兴趣的是，哲学的写作方法如何影响了它可能得出的结论。他选择使用警句体裁是因为研究性质的提醒，迫使他“交错跨越各个方向在思想领域内旅行”。因为他主要关心的是意义的意义，他的研究工具和对象（语言）是同一内容。因此，他需要一种让他能从不同角度接近问题的形式，“有时候从一个领域跳跃到另一个领域”，并从其他视角看待它。
乍一看，研究中似乎缺乏的是对伦理学的考虑。但是，就伦理学被认为是实现幸福生活的方式而言，《哲学研究》是自《沉思录》以来具有深刻伦理色彩的书，或许是最具清晰心理治疗效果的哲学著作。为其非系统性的途径辩护，维特根斯坦写道：“并不存在单一哲学方法，像不同的治疗方法一样，存在很多方法。”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在旧类比中给出的令人吃惊的转折是病理学报告。维特根斯坦提出，要治愈的“疾病”不过是哲学探索的冲动。对感受其力量的人来说，像对外部世界和其他人的怀疑态度问题，思维与身体的关系问题，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等是非常痛苦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真正的发现”将是“在我愿意时能让我停止哲学研究的东西，是给予哲学平静的发现，这样它就不再受给哲学带来问题的问题的折磨了。”
这里，警句再次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因为哲学家的疾病是眼病。当他不祈祷上帝给予他的哲学家同行“看到藏在人人眼中之物的远见”时，他是在警告他们不要想而要看。因为哲学问题源自语言的错误画面，只有通过“视角变化”，即一种新的看问题视角而不是一套新的论证，问题才能消失。维特根斯坦解释说：“一幅画面让我们成为俘虏，我们走不出去，因为它存在于语言中，而语言似乎不容变更地一再对我们重复。”我们就像苍蝇落入语言的陷阱中，一次次地头撞到网上，因为我们不能区分哪里是玻璃墙哪里是开放的空间。在警句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隐喻取代了逻辑证据；解释的尝试让位于对人们实际场景中所使用语言的详细描述。在《哲学研究》中，传统的文学方法战胜了哲学方法。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应该以诗歌的形式写出来”，因为只有诗歌才能揭示“苍蝇从瓶子里飞出的路线”。
20世纪的上半叶或许是警句的黄金时代，这种形式虽然总是处于边缘状态，至今却仍然盛行。虽然有种说法，即警句这种体裁因为注意力集中时间缩短和社交媒体网络服务的字数限制而“东山再起”，但其持久存在与其说与硅谷的发展有关倒不如说与象牙塔的发展有关。
在学术界，就文学和哲学而言，文学创作和哲学研究很自然地要比有关文学和哲学的话语生产要缓慢得多。学术论文和专著是专业性写作，但警句是存在性写作。它的美德恰恰是那些遭到同行评审者或职称评审委员会皱眉厌恶的东西。无论当今警句作家从其学术训练中受益多大，无论他们多么喜欢作为教师或学者的工作，学界似乎为其提供了机构身份，要求他们发表那种混合了被当作研究对象的作家的理论见解和并无地位的话语模式的文学作品。
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的创造性写作部成员麦琪·内尔森在2015年的《阿尔戈英雄》（The Argonauts）取得巨大成功。它以内尔森在2009年的崇拜经典《忧郁者》（Bluets）开创的风格为基础，是对名义颜色的思想和情感化合价的突出标记的简短反思。两本书都不怎么好分类，因为在书店里没有警句书的书架，它们要么被放在诗歌书架上要么被放在哲学、批评、随笔或回忆录书架上。
维特根斯坦被列举为《忧郁者》的“主要提供者”。在《阿尔戈英雄》的最初几页，内尔森在大声朗读《哲学研究》以期说服她的新情人和未来合作者哈利·多基（Harry Dodge）相信“词语足够好”，虽然在表达方面有突出的失败。内尔森“花费一辈子时间阅读维特根斯坦思想---无法表达的东西被包括在可表达的东西中间”。多基的变性故事---连同内尔森的怀孕是《阿尔戈英雄》的叙述线索，这些改变了内尔森对语言充分性的信仰，但并没有使其彻底放弃，即语言足以抓住身份认同，尤其是性别和性倾向问题。那么，首先怎么称哈利呢？使用什么代词？如何从语言上“定义”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内尔森写道：
词汇随着使用者的变化而变化；没有治疗办法。答案不在于引进新的词汇（boi（女汉子）、cisgendered（生理性别与其行为或其扮演的角色完全匹配的人）、andro-fag（雄性同性恋者），然后开始确定其含义。人们必须警惕可能用途和可能上下文的多样性以及单词飞翔时的翅膀。当你悄声低语时，你就是个让我填充进去的孔洞，就如我说丈夫时。
但是，《阿尔戈英雄》是“变化的概要”，它仍然活跃在变化的上下文的偶然性中，内尔森甚至超过了维特根斯坦的文学转变，将叙述和诗歌都融合进警句形式的写作中。但是，该书的心理治疗作用并不少，因为它更喜欢表达而不是开处方。本书并没有告诉读者如何生活，而是提供了一些画面说明生存是什么样子，两种独特身份如何向对方表达自我以及跨越共同语言的不完美性。
维特根斯坦也非常显眼地出现在作家瓦莱里亚·路易斯利（Valeria Luiselli）的《人行道》 (2010)）中，但支配精神是沃尔特·本雅明的《单向街》。喜欢漫游的路易斯利出生于墨西哥城，却曾生活在南非和印度。2011年她来到纽约，写了两本小说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有关建筑和文学的博士论文。在都市空间内、上、之间旅行，飞机、大街、自行车道、也有建筑工地、公墓、空荡荡的鸿沟或者图书馆（relingos）就是书的指导线索。路易斯利是本雅明的游手好闲者---流浪者（à velo）。
在《人行道》中，写作和都市主义是令人警惕的两个步骤。路易斯利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语言可以被看作一座古城”不置可否。她在“结巴的城市”中写道：“这个隐喻很诱人，但是从我在墨西哥城坐的地方看，情况有些不同”。“这里，语言和城市是我在等着下一次地震的门槛。”事实上，他在“图书馆: 空洞空间里地图学”中写道，这个隐喻可能应该被颠倒过来。写作不是通过散文构建而填充空间（即页码），而是“在墙上钻洞，打破窗户，炸开建筑。”无论它们是在段落表面下移动的构造板块或每个警句上下换行的双重破碎球，《人行道》的形式选择是与由生活和文学中的内在碎片组成的震耳欲聋的沉默对话。
波兰裔加拿大哲学家和小说家赫罗斯托夫斯卡（S.D. Chrostowska）、多伦多约克大学人文学科和政治思想教授的书《火柴：轻书》(2015)的核心奇思妙想是创造性破坏。这里，警句是一根短小的火柴棒，拿尖头擦划一下轰然燃烧，随后就变成记忆和灰尘。正如在尼采和阿多诺的作品中那样，赫罗斯托夫斯卡闪亮纵火的目标是文化：艺术世界、出版、学界、大众媒体、政治经济以及构成我们日常新闻内容基础的众多现象。在马可·奥勒看来是恶魔的紫色长袍在赫罗斯托夫斯卡）批判“可穿戴东西”技术的对等物，正是它能让“自我-微观管理”美化成为“生命黑客”。帕斯卡尔的“娱乐”在“注意力赤字经济”中的供应以指数方式大量增长。赫罗斯托夫斯卡写道，维特根斯坦或许显示了他的苍蝇从苍蝇瓶子中飞出的曲线，却在自己的书中被“捕绳纸”卡住。
在500多页的篇幅中，《火柴》是短小精悍的史诗，在范围和野心方面有百科全书色彩，里面包括了自《希波克拉底全集》以来尝试过的几乎每一种警句形式。该书是与最重要实践者以及当今思想家的对话。因此，将《火柴》当作旨在穷尽和终结警句形式的作品练习是有道理的。但是，赫罗斯托夫斯卡提醒我们意识到“警句作家是理性的特效魔术师”，而且持续了多个世纪。并非任何燃烧的东西都一定被消耗掉。书的最后一个警句是这样的：“终局。可能难以捉摸。”
作者简介：
莱因·卢比（Ryan Ruby），住在柏林的作家。其文章发表在《调节者》（The Baffler）、《连接词》（Conjunctions）、《异议者》（Dissent）、《n+1》等知名刊物上。他将法国社会学家罗杰·凯洛瓦（Roger Caillois）和格莱戈尔·布耶（Grégoire Bouillier）从法语翻译成德语在（Readux Books）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零与一》将在2017年由（Twelve）出版。
译自：The Long History of a Short Form by Ryan Ruby
http://www.laphamsquarterly.org/roundtable/long-history-shor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