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纽约城市大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014年5月17日在其网站(davidharvey.org)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新近出版的《21世纪的资本》一书作了简短而明确的评论。书评肯定了该书在揭露资本主义深刻矛盾在当代的表现和新自由主义危害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分析了该书的缺陷。他指出，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和改造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著作在21世纪的“等价物”。全文主要内容如下。
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自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主张把累进税制和全球财富税作为唯一途径，以应对他所说的“令人恐惧”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趋势，这种不平等则是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世袭”形式的标志。他还以精心收集和难以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财富和收入的社会不平等是怎样演变的。在这一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财富的作用。他推翻了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使财富得以扩散，并且，它是捍卫个人解放和自由的巨大堡垒。皮凯蒂指出，就国家方面来说，由于缺乏任何重大的再分配干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产生了反民主的寡头政治。这个论断令自由主义义愤填膺，让《华尔街日报》怒不可遏。
这部著作经常被看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21世纪的替代物(substitute)。皮凯蒂否认了这是他的意图，因为该书根本就不是一部关于资本的著作。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何2008年的崩溃会发生；为何如此众多的民众从长期失业和数以百万的房屋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双重负担下解脱出来会耗费如此长的时间。它也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目前美国的增长如此缓慢，而中国却与之相反；为何欧洲陷于政治紧缩和经济停滞中。皮凯蒂的统计资料表明，资本在其整个历史上趋向于产生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对我们许多人而言，这并不是新闻。进一步说，这实际上是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理论性结论。皮凯蒂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在面对右翼媒体指控他是一个伪装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一直声称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皮凯蒂收集大量的数据以支持他的论点。他对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解释是有说服力并有益的。他为利用遗产税、累进税和全球财富税作为解决财富和权力进一步集中问题的可行良药提供了一种富有创见的辩解(虽然几乎可以肯定，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愈加严重的不平等趋势？为了解释这一问题，皮凯蒂从他的数据中(添加了一些来自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的巧妙的文学典故)得出一个数学定律：著名的1%一方(这个词得以流行，还要感谢“占领华尔街”运动)财富的日益积累归因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资本回报率(r)总是超过收入增长率(g)。皮凯蒂认为，这是并且一直是资本的“核心矛盾”。
但是，这种类型的统计恒稳性(statistical regularity)尚不能构成对上述矛盾一个充分的解释，更不用说成为规律了。那么，是什么力量产生并支撑着这样一个矛盾呢？皮凯蒂并没有回答。规律就是规律。马克思显然把这样一个规律的存在归因于劳资之间力量的失衡。直到现在，这一解释仍然有效。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的稳步下降源自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下降，而这又是资本动用技术、失业、离岸外包和反劳工政治(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所做的)来镇压一切反抗的结果。正如艾伦•巴德(Alan Budd)(撒切尔的经济顾问)无意中承认的，20世纪80年代的反通胀政策竟然是“增加失业的一个绝妙方法，不断增加的失业在削弱工人阶级力量方面的作用是极其令人满意的……用马克思的术语，这里起操控作用的，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再造了一支劳动后备军，允许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直至今日”。1970年，普通员工和首席执行官之间的薪酬差距大约为1∶300，而现在则远远高于1∶300，如以麦当劳为例，该差距约为1∶1200。
然而，在《资本论》第2卷(皮凯蒂也没有阅读过，却坦然地置之不理)中，马克思指出，资本驱动工资下降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吸收资本产出的能力。亨利•福特(Henry Ford)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这个困境，当他授权为他的工人实行5美元的8小时工作制时，就指出这是为了刺激消费者的需求。许多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基础。这激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并在强烈需求引致的增长中使收入不平等有所减少(虽然在财富上没减少那么多)。但是，这一解决方案有赖于劳动者的相对自主权和通过累进税的资助而建设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皮凯蒂的术语)①。他写道：“总之，从1932年到1980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美国，联邦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平均为81%。”并且，它没以任何方式抑制经济增长(这是皮凯蒂驳斥右翼理念的另一证据)。
到20世纪60年代末，许多资本家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对劳动者过大的权力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凯恩斯被逐出伟大经济学家的神殿，转向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供给学派，稳定税收(即使无法减税)解构社会国家，约束劳动大军。1980年以后，最高税率的下降和资本收益(极端富裕者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美国以更低的税率被征税，极大地促进了财富向最上层的1%人群流动。但是，皮凯蒂指出，这对增长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利益从富人向其他人传递的“涓滴效应”(右翼喜欢的另一理念)并没有运行。所有这些，都不是任何数学定律所决定的，而是都与政治有关。
但是，经历了轮回以后，更迫切的问题出现了：需求在哪里？皮凯蒂在体系上忽略了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信贷的大幅扩张，包括抵押金融向次级市场的延伸，模糊了答案。由此产生的资产泡沫注定要破灭；正如2007-2008年所展示的，雷曼兄弟和信用制度已经伴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而倒下。然而，利润率和私人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在2009年以后恢复得非常快，但其余的人和事却在恶化。当前的企业利润率可与美国历史上的高位相媲美。企业坐拥大量现金，却因市场不景气而拒绝花钱。
皮凯蒂对那个数学定律的公式化，更多的是掩饰而不是揭示它所涉及的阶级政治。正如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所表明的：“无疑是存在阶级斗争，我所属的富人阶层制造了这场斗争，并且我们正在赢得这场斗争。”富人阶层胜利的一个关键性标志就是，处于顶层的1%人群的收入和财富，与其他人相比，差距在不断扩大。
然而，皮凯蒂的论证存在一个核心难题。它依赖于资本的一个错误定义。资本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物。它是一个循环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货币被经常性地用于赚取更多的货币，而不只限于剥削劳动力。皮凯蒂把资本定义为私人、企业和政府持有的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所有资产的存量，不管这些资产是否用于赚钱，它包括土地、不动产和知识产权，以及艺术和珠宝收藏。如何确定所有这些物的价值是一个困难的技术问题，仍没有公认的解决方案。为了计算一个有意义的回报率(r)，我们必须利用某些方法确定初始资本的价值。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离开它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或者它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来确定它的价值。整个新古典经济学思想(这是皮凯蒂思考的基础)是建立在循环论证之上的。资本回报率主要取决于增长率，因为资本的价值是通过它生产了哪些产品而不是什么进入了它的生产过程中来确定它的价值的。它的价值深受投机环境影响，并被著名的“非理性繁荣”严重扭曲，格林斯潘已注意到这是股票和住房市场的特点。如果我们从资本的定义(对其内涵的理论说明相当薄弱)中减去住房和不动产(更不用说减去资金所有者为保值而持有的艺术收藏品价值)，那么，皮凯蒂对财富和收入不断增加的差距的解释就是彻底失败的，尽管他所描述的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状况仍然存在。
货币、土地、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如果不被用于生产，它们就不是资本。如果正在使用的资本回报率高，那么这是因为部分资本从循环中撤了出来，实际上不再投入。限制资本对新投资的供给(我们正在目睹这一现象)确保了正在循环的资本的高回报率。这种稀缺性的人为创造，并不仅仅是石油公司为确保其高回报率时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只要有机会，所有资本都会这样做。这就是巩固资本回报率(不管它是如何定义和测量的)的态势总是超过收入增长速度的原因。借此，资本确保了自身的再生产，而不管其后果对美国之外的其他人是多么难受。这就是资本家阶级的生存方式。
皮凯蒂的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对于为何会出现不平等和寡头政治倾向，他的解释有严重缺陷。他的建议，作为不平等的补救措施，如果不是空想，那么也是幼稚的。他确实没有为21世纪的资本提供一种运作模式。为此，我们仍需要马克思或他的著作现代版的“等价物”。
① 《21世纪的资本》英文版第629页的注释中，皮凯蒂简单解释了使用“社会国家”一词的原因：“在我看来，‘社会国家’的术语所包含的有关国家职能的性质与种类要比具有较多约束的术语‘福利国家’更多。”——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