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间，哈维访问了南京和北京，与许多学者会面，做了三次演讲，还与中国社科院的学者进行了一次对话。哈维本是地理学家，他的来访，在国内一群地理学家中，毫无意外地引发了一轮对于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的讨论，被称为是地理学家的一次“集体发声”。这是一波发自学者自身的理论热情，在当代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这期间，我聆听了他在首师大的报告，也与哈维稍有接触，留下一些印象。
哈维是一位典型的学者，语言风格与问题意识，深入浅出，坦率开放。他虽然在台上讲话从容流畅，下面却不是夸夸其谈的人，准确地说，他喜欢讲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而不善于杂谈。他是1935年生人，今年已经81岁，但大家都说，他的思维依然灵敏锐利，报告不用稿子，一套思维逻辑下来，八、九十分钟，丝毫不乱。当然，哈维讲“资本”问题，轻车熟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已经做过几十场《资本论》的辅导报告了。”
有两个原因，让我们这些经济学的外行也能听懂一些东西。一个是哈维的深入浅出，一个是现实生活经验中“资本”这个活物就在身边，不像多少年以前，觉得资本只是一个在西方社会里的概念。所以，现在我们听哈维讲“资本”的报告，是以两种身份，一种是敬重哈维学问的学生学者，一种是在资本运行下的生活者。
在哈维讲的东西里面，有两点让我最感兴趣。一个是资本运行的螺旋加速；另一个是当今资本运行积累的一个要害——消费潮。以下是一些感想。
哈维提出，资本运行有四个阶段：价值生产、价值实现、价值分配和价值增值。资本的运行，就是沿着这四个阶段循环不已。产品（含有价值）被生产出来，之后到市场上出售，把价值实现出来，价值实现的标志物是货币，于是就有如何分配这些货币的问题，最后，货币到了手里怎么用，货币少的人只能购买生活必需品，但货币多的人可以再行投资增值。于是，这些投资出去的货币又开始了下一个循环。只要资本主义在，这个循环就是无限的，而因为有上升的运动，便可图示为螺旋形状。
这个资本的循环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关键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掺入了一种人类的主观因素。与资本的运行相结合的是人性中的贪婪，对利润的无限的贪婪。中国人通过这几年的反腐算是亲眼见到了贪婪的嘴脸，没有无限的贪婪，那些私室中成垛的钞票是无法理解的。“没有最多，只有更多”，这是资本的无限性。我在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总爱对比一下人，比如狮子和人的差异。狮子捕食的能力甚强，但是它吃饱了以后，便不再去捕猎。而人则不同，他会“不饥而猎”（我们知道人类不渴而饮），持续地捕杀猎物，然后堆存起来，占为己有，然后……。狮子用自己的办法做下去，可以保持生态循环的平衡，而人，“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地向着这个线性方向无限地追逐下去，结果，必将打破生态平衡。
哈维进一步指出，人，不但要“更大，更多”地无限地干下去，还要“快，更快”，这就更加严重。哈维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看看资本主义的技术变革，就可以看到，半数的技术变革都是为了加快资本的周转速度。这给社会很大的压力，让社会也不得不加速运行。另外，要加速生产，就要加速价值实现，那么如何让实现加速呢？需要人用更快的速度消费。的确，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激励人类消费需求的过程，从简单的需求到复杂的需求，从必需品消费，到奢侈品消费和炫耀消费。（怪不得广告、明星、时尚、名牌、贵宾卡、VIP在资本大肆运行的社会生活中是如此显赫诱人）。
为了轻松一点，哈维举自己的例子，“我现在用的还是祖母的刀具，已经有120年了。如果资本生产的商品都用这么久，资本就垮台了。资本喜欢生产的是容易损坏，必须快速更新的产品。市场的作用就是推动你加快消费。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一切都在提速，包括学者们。哈维回忆：“我进入学术界的时间很早，那时候，一个人写书，超过2本，就算是浪费纸张了。当时写一本书，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而现在，如果你两年还没出一本书，人们就以为你死了。”学者不是资本家，但有意无意间也被快速循环的资本带着奔跑起来，追随时代的节奏。
针对人类的奢华无度，有人发历史的牢骚，称中国的发展，其实到汉代就够了，有酒，有肉，有史，有诗，有儒，有道，还不失质朴，幸福感足矣。后来的发展，开始追求奢华，都属于多余的消费。到了现在，按照当下的路子想象几千年以后，对地球已经毫无新鲜感的人类，会“时尚”地争先冲出地球的生态圈，去消费太阳系，去消费宇宙。“地球末日”不一定是自然原因。狮子没有进化出贪婪，而人类已经无法退回到狮子的纯朴。人类想结束这种无止境的奢华，要靠伦理与理性，当伦理与理性战胜贪婪，将是人类又一次巨大的进步，就像当初贪婪战胜伦理而推动资本疯狂运行一样。
在哈维所讲的四个阶段中，他特别强调了第二个阶段，即消费阶段，也就是价值实现阶段。这个阶段的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有详细讨论，哈维说人们读《资本论》，往往注意第一卷中关于价值生产的论述，而忽略了比较枯燥的第二卷中关于价值实现的论述。“马克思考察了价值实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如果人们对商品并没有欲望和需求，或者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商品，那么，商品就没有办法实现价值。所以，价值既取决于生产，也取决于实现。”
在价值实现这个阶段，商场取代工厂，商人取代工厂主，成为主角。被剥夺者从工人变为顾客。工人劳动，有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分，顾客消费，则有必要消费和多余消费之分。对付工人的办法是胁迫，对付顾客的办法是诱惑，最虚伪的诱惑是：“顾客是上帝”。做上帝的感觉真好，顾客们在舒适的购物环境中，在点头哈腰的恭维中，进行多余消费，享受购买的那一瞬间。在价值实现过程中，有博弈，这种博弈不是倚仗生硬的力量，而是靠奸巧的营销心理诱惑，诱惑一旦得逞，价值实现会出现腾跃，还是那瓶酒，那只螃蟹，那个人，身价百倍。名牌商品，虚荣大于实质，是商人完成的成功跨越。
以地理学的思维观察事物，要看事物落地的特点。在哈维谈到的资本运行的四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对地的依赖性最明显，也最大。生产需要厂房与劳动力的高密度聚集，消费则需要商品与消费者的高密度聚集。这两种聚集都是近现代城市发展的最大推动力。许多城市由此获得本质，有生产城市，有消费城市，也有二者兼备的城市。1949年以前，北京是消费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口号是：将北京从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所以林立的烟囱曾经是人们乐见的城市景观。
现代性，对于城市来说，包括巨大的消费性，即价值实现功能。各类销售、消费系统是现代城市体制的核心，对于现代城市来说，居住是次要的，更准确地说，居住也是一种消费，甚至是最沉重的消费，城市本身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复杂商品。现代城市的核心区不再可能“宜居”，而只能是哈维所说的那个螺旋加速的旋涡中心。许多城市的非正义性，都来自巨大的消费空间结构的失衡。而多余消费与炫耀消费，令城市景观呈现一派虚荣。单纯质朴的生活已经不是现代城市要提供的东西，北京人必须变身为疯狂的消费者，才能在城中继续居住，否则就要被迫让位给新时代的消费大佬们。宜居区不在城市的中心，而只能逐渐边缘化。资本的无限膨胀是对量的追求。当城市为资本主宰的时候，城市发展的量会大于质。许多现代城市，有人口、汽车，水泥大厦的海量，却并没有获得“美好生活”的实质。
哈维曾经研究过巴黎城市现代性的形成。19世纪那场巨变，扭转了巴黎发展的方向，巴黎向消费之都的方向迅速前进。如今的巴黎，把万里之外的中国消费群体也吸引了过去，我们看到资本运行在价值实现阶段依然有着超越空间的魔力。而现在的北京，消费正在成为主流，历史资源、文化资源、风景资源，都成为消费品。土地更不用说，建设或购买房子，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升值。北京南锣鼓巷就是这样的从生活空间转变为消费空间的典型。现代消费都市远比当年的工业城市美丽，四季空调控制的商厦也远比当初那些乌黑的厂房舒适，但在资本的调动下，同样具有榨取功能。
这次与哈维有所接触的人都感到，如此认真地对“资本”进行关注和思考，哈维的确是一位执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里所谓执着，不是说信仰，而是指理论运用的扎实性与熟练性，可以称作“从心所欲”。从报告中看出，哈维是把自己的理论施用于全世界，面对各种问题，无往不通。可能出于这种无往不通的自信，当中国学者对他说“中国有些特殊”的时候，他并不认同。“到处有人对我说中国特殊，你们不开汽车吗？没有银行吗？没有酒店吗？它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工作的？”哈维往往由此开始，阐述中国并不特殊的道理。哈维说，这些是同一种资本发展的不同方式，本质的逻辑是一样的。
特殊性的问题，原是相对的。对于中国的发展，哈维其实也抱着一种特别的期待。中国有些事情的发展往往会超出视野。几年前，美国瓦萨学院的周宇教授在与哈维的对话中，建议哈维“尽快去中国看看，因为中国可以说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沿（frontier）。”哈维则说：“不，中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future）。” “未来”是什么意思？未来应该包含一种冲出视野的开拓，这其实是认可中国存在特殊性的一种表述。或许，中国的特殊不在于已经做了什么（这是哈维否定的特殊性），而在于将要做些什么（这是哈维所期待的未来）。中国是否会呈现一种“反常”的历史形态。我理解，这些天来哈维否认中国的特殊性，是不认为他的理论对中国的事情不能涵盖。只要能够解释，就没有什么特殊。哈维说过，解释就是消除诧异，解释力越强，诧异就越小。另外，哈维可能更注重理论层面的特殊性，而中国学者想得多的是历史的特殊性。
哈维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英国农村的历史地理问题，题目是《关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农业和乡村》。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已有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Darby）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国历史地理》一书，达比的研究截止在1800年，而哈维的研究，从1800年开始。不知哈维在选题时，是不是有意要做上这个衔接。
哈维博士论文中对于农村问题的研究，从历史背景看，是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高潮，这时的英国农村正经受一个被资本改造的过程。我这几天偶然读到一些讨论眼下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章，我便特意问到当下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哈维曾说过，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包含城市对农村土地和农民工的生产价值的获取，但他显然没有特别关注过中国农村的现状，他只是泛泛地用城市化向农村逐渐扩展的原理简单地做了回答。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城乡关系关注较多，而对资本主义诞生之后的城乡关系关注较少。哈维也是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城市。而当下的中国社会，农村问题日益复杂，它会顺利地城市化吗？也许，中国农村的发展应该属于哈维所说的“未来”。
站在城市去思考农村，还是站在农村来思考农村？很多西方人是站在城市设想农村的发展。这样不仅仅缺乏情感，还缺乏对于农村特有社会价值的重视。中国百年来的乡村改革、乡村建设，被次第取代，现在又是处于争论多，结论少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显然不能放任资本去横行乡里，否则，假设哈维看到，也会写出“社会公正与乡村”这样的著作来。（哈维的成名著作之一是1973年出版的《社会公正与城市》，书中揭示了巴尔的摩等城市的空间冲突问题。）
6月16日哈维在首师大做了题为“资本的空间与时间”的报告，结束后，听众问问题，有在场的同学问哈维，“您是否有很强的理论自信？”哈维的回答出乎预料：“不，我没有理论自信。”哈维的不自信，是指自己手里并没有终极理论，理论总是要发展的。
在与哈维的短暂接触中，有点意外的收获，是关于拉铁摩尔。想不起来谈话是如何引出拉铁摩尔的了，可能是提到霍普金斯大学的缘故，哈维曾长期在这个大学任教，拉铁摩尔也曾在那里任教。提到拉铁摩尔，哈维反复告诉我们：“我认识他，我们谈了很多。他在霍普金斯，我后来也到霍普金斯。”看得出，拉铁摩尔在哈维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回来一查文献，果然找到哈维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欧文·拉铁摩尔传略”（Owen Lattimore: A Memoire. Antipode 15:3-11.）。值得注意的是，拉铁摩尔是1989年才去世的，所以哈维的这篇文章并不是那种程式化的对前人的追忆，而是出于对生者的一种特殊的关怀与在此基础上的自己某些见解的表述愿望。1983年，哈维48岁，拉铁摩尔83岁，哈维在拉铁摩尔的生平业迹中必定有所感触。
哈维认为，拉氏一生跨越20世纪，历经两大事件，一个是中国的革命，一个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文中，哈维对拉氏在麦卡锡时代的遭遇叙述最详，说明这是他的主要关注所在。关于拉铁摩尔在麦卡锡时代的境遇，后来有更详细的研究，今天读起来，哈维的叙述，已经不是新鲜问题。不过，文中毕竟有哈维自身的观察和总结，这对于我们了解哈维与拉铁摩尔均有些帮助。以下提出两点感想。
一个是关于拉铁摩尔个人的政治色彩与思想上的理论色彩。哈维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的氛围中，马克思主义很时尚，甚至对于像胡克（Sydney Hook，1902-1989，与拉铁摩尔大体同龄）这类人也是如此，胡克在冷战时期以一员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猛将闻名，但其年轻时期却曾追奉马克思主义。拉铁摩尔周围有一群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学者，他必然间接受到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不过，拉铁摩尔所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里的东西，都是要与他自己的经验相关联的。从这一点来说，拉铁摩尔可算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历史唯物主义者”（down-to-earth historical materialist）。哈维写道：“当我把这个想法对他讲时，他回答道：当然，在那帮（damn –fool该死的）历史学家里，只要是个脑子正常的人，必定是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按：哈维在1981年6月19号曾对拉铁摩尔做过一次访谈。）
哈维介绍说，关于学术的政治倾向，拉铁摩尔否认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但是其他人却常常简单地持有肯定的看法。拉氏说自己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书，他了解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从大地上而不是从《资本论》的书本上。哈维想说的是，拉氏在思想上是左倾进步的，麦卡锡主义对拉氏的迫害正反映了这一点。关于这一点，与拉铁摩尔共过事的陈翰笙也这样看，陈在晚些时候发表的回忆中，也说拉铁摩尔是左派，却不入党。（参见袁剑：《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6页）。哈维说，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们，憎恨劳工组织、商会、移民组织、各类知识分子、政治左派。拉铁摩尔是这个大事件的一个符号，如同麦卡锡本人也是一个符号一样。哈维对拉铁摩尔的看法是，拉氏对中国了解很多，对美国则了解很少，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显得太幼稚。在对拉铁摩尔的热切的关注中，哈维似乎要在拉氏身上找到一些自己认同的东西，这或许是当年对拉氏进行访谈，继而写出评述，直到今天，仍愿意告诉人们“我认识拉铁摩尔”的原因。
在哈维文中，另一个有意思的，也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讲麦卡锡主义时期的拉铁摩尔事件对美国政治地理学发展的影响。哈维说，拉铁摩尔当初工作的《太平洋事务》是一份地缘政治刊物，是一个各派对立媾和的平台，拉氏周旋其间，滋味并不好受，用拉氏自己的话说，如同在“热水”之中。因为立场的模糊，后来给拉铁摩尔惹出一大堆麻烦。拉铁摩尔事件因此影响了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人们感到这是一门有政治风险的学科，搞不好会越轨，滑出狭窄的国家利益观念或主流政治路线。这种气氛的弥漫，使地缘政治研究在地理学中日益消退。地理学家们都躲在貌似自然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盾牌”后面以求安全，社会责任则被淡化。前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主席、著名政治地理学家阿格纽（John Agnew）在2012年出版的总结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的著作Making Political Geography（Second Edition,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p.116）中，采纳了哈维的上述观点。
哈维认为，地理学中的计量运动既是一项认识论上的挫折（break），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政治（政治一词在原文中被斜体加重）上的挫折。在这个背景下，拉铁摩尔逐渐被人们忘记，没有几个研究生知道他是谁，更不用说读他的书。他的对手很早就获得了AAG（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杰出贡献奖，而拉铁摩尔的贡献却仍旧不被知晓。哈维说，这种情况是十分丢人的。
哈维曾说，自己是自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当年社会激进思潮兴起的时候，很多学者投入具体问题的研究，他们认为从显而易见的事物入手就够了，例如具体地研究贫困、战争等等。而哈维走向基本理论的钻研，要寻求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具备了理论的深刻性，使哈维的观察、思考、论述有着长久的生命力，他跟踪资本的历史地理，直至当代。作为地理学出身的学者，他强调空间维度，不过，他的学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地理学，而进入更宏观的视野，他所做的，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空间维度的大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