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民教育是平民教育的最终目的

（一）晏阳初其人其事[1]

晏阳初（1890-1990）是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自1920年回到中国发起全国性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以后，相继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实验区。1943年，针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提出了“第五项自由”，即“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Freedom From Ignorance)”。同年，在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鉴于晏阳初“将中国几千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的人的心智。又是他的伟大人民的领导者：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田土、增加他们辛苦的果实。”而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人一起，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他是惟一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1950年以后，晏阳初以定县实验的基本经验与中国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论为基础，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继续为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奔走，指导推行田间实验与社区教育，将初期的“除文盲，做新民”的口号扩展为“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1955年被美国《展望》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都把自己国家的最高荣誉奖章颁发给他，以表彰他所作的杰出贡献。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给他颁发“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称“六十年来为铲除第三世界饥饿和穷困根源，你始终不渝地推广和开拓着一个持续而综合的计划。”1990年1月，晏阳初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0岁。

（二）公民教育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的最终目的

公民教育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着“愚”、“贫”、“弱”、“私”四大问题，晏阳初针对这四大弊病提出用四大教育来解决。即“第一，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第二，用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活力。第三，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第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2]其中，“识字教育为起点，而以公民教育为正鹄……”，生计教育与卫生教育是公民的物质保障和生理基础。总之，“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把目前全国的‘平民’都养成好国民。”正如他自己在《平民教育概况》一文中所说的一样，“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做‘整个的人’。什么叫‘整个的人’？第一要有知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有要公德心……总之，平民教育是要养成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 [3]

不过，“人”在不同教育中的含义是有所区别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和卫生教育中的人是单个的人，是自然人；而公民教育中的人乃是指社会人，其中尤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人才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所要培养的公民。因此，他说：“我们办教育，固然要注意文艺、生计、卫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根本的根本，就是与人的问题，大家都要自私自利，国家就不能有办法，绝对没有复兴的希望。所以，我们办公民教育，用家庭式的教育在家庭的每个分子里，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使每一个分子了解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发扬他们公共心的观念。”[4]因而，“平民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使一个不识字的工匠，成为一个读书人，或把一个纯朴的农民塑造成懂得科学知识的人，而且还应该使他们成为有聪明才智和进取心的中华民国的公民。至此，我们的口号是‘作新民’”[5]换言之，“以中华民国必须之教育，完成其公民资格”是“平民教育之最终目的”。[6]

二、公民教育的目标与内容

平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公民教育，因此，从广义上说，平民教育就是公民教育，文艺教育只是公民教育的基础，而生计教育与卫生教育是使为了让民众更好地成为公民。因此，他们实际上都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不过，为了突出公民教育自身的特质性，本文所指的公民教育，乃是从狭义上说的，以便区别于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和卫生教育。

那么，晏阳初的公民教育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呢？

之初，晏阳初提出公民教育是直接针对民众表现出来的“私”，之后，又从乡村政治建设中的乡村自治角度扩大了公民教育的范围。晏阳初在各种场合的谈话、不同时期的著作及实践表明，他的公民教育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㈠团结力、公共心

在长期的社会观察和社会实践中，晏阳初发现中国民众普遍存在着“私”的问题，“所谓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训练。”[7]，因此，公民教育首先就要“培养民众的团结力，以解决一盘散沙的散，也就是自私的私”。[8]

㈡合作心

中国民众，由于私，往往难以合作，一盘散沙，不能形成一股强力。他说：“外人讥笑我们：‘一个中国人是天下最聪明的人，两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是天下最愚笨的人’。我们乡村同志，首先要引以为戒”，更要通过教育“培养农民合作的观念、习惯和技能”。[9]他满怀信心地说：“如果中国四万万人都有科学头脑，都能运用上技术和合作精神，我敢说，就能百战百胜，要世界和平，世界就不得不和平。”[10]

㈢民族自觉

作为一国公民，必须要有民族意识和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热爱之情——尤其是在民族危难之际。为此，晏阳初对当时的汉奸问题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然而所谓汉奸，又是些什么人呢？不还是中国人吗？怎么会做汉奸的？你们必会说：这是受了日本人的利用。日本有一套方术，二十年来为断的在中国制造汉奸，到现在已经成功了一个普遍的汉奸运动。本来中国的民众可以成为抵抗的力量，现在反受了敌人的训练，成为了救国的障碍。这又是多么痛心！”“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成千上万的男儿，奔赴沙场，冒炮轰而不惧，浴狂炸而不退，神勇无匹，那种壮烈悲歌，前仆后继的精神，不但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就是外国战史上也是空前未见。……如此牺牲，如此悲壮！那又是什么人？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卖国同胞，无耻的汉奸，是中国人；一方面死神不屈，炮火不惊，叫敌人不能不胆寒的志士国殇，也是中国人。同是中国人而表现这样的不同。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一个没有教育，一个有教育，又得了英勇的领袖之领导，所以他们有这种惊人的表现。”所以，晏阳初警告说，一定要看重视 “平时为一班自名为上流社会者所藐视，所掩没”的广大民众，只要他们经过适当的教育，他们将可以化为伟大的力量。他打比喻说：“一个农民要收稻米，就得种稻子，先下种而后有收获。同样，我们要在广大的民众里下教育的种，而后我们才有伟大的力量可取得，可运用，要是整个中国的民众有了教育，有了组织，我们要世界乱，世界不敢不乱；我们要世界和平，世界不敢不和平。”[11]

总之，晏阳初当时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并不是没有人，但有的还只是生物学上的人，“中国三万万农民，虽然具着莫大的潜力，与无限的可能性，但从来没有充分地被启发、培养、组织和运用，有时还被压迫榨取、蹂躏摧残，以致本来大有可为的民众日趋于萎蘼消沉。”[12]因此，公民教育必须担当起唤醒民众的重任，培养民族自觉。

㈣政治道德

晏阳初的政治道德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地方行政干部培训的意义》和《湘行政干部学校第二期学员训练结束》两篇文章里。

晏阳初清楚地看到，“中国能为民众谋幸福的官吏确实太少。知识分子、旧士大夫、新士大夫，都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丝毫不替民众尽力，何况中国伟大的民力长久不曾开发！”[13]因此，“要把不成东西的县政，改造成成一个东西；把不成东西的一班县政人员，只知道催科听讼，向人民收财的人物，改造成像一个东西的，为人民服务的行政官吏。”[14]否则，中国将永远没有希望。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湖南省成立了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开设了县政人员班、县政督导员班、技术辅导班、政治训练员班、乡镇长班和妇女训练员班等。学校主要是为地方培养建设人才，尤其是地方政治建设代人才，因此，晏阳初十分强调政治道德的培养，这也是其公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在晏阳初的眼里，政治道德主要表现为四个字——廉、正、勇、勤。他多次告诫受训人员：“务必在地方贯彻‘廉正勇勤’之精神，以涤清外人对‘中国官僚’一丑名词代表贪污、卑鄙、颟顸等政治劣行之全部丑史！”[15]

在廉、正、勇、勤中，晏阳初又特别强调“勇”。他说“在办事上有这样那样的顾虑，这样那样的困难，完全是缺乏勇气的缘故”。[16]所以，他要求各学员一定不要由私谊而忘掉公务关系，不能有党派观念，更应极端避免党派之争。他说：“国家危急到今天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一党一派人的权利可争，意气可斗？合力同心去应付强敌还不够，怎么有余心余力在家里向自己人算帐？我常说，‘覆巢之下无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真的亡了，一党一派的明争暗斗有什么意义？”晏阳初之所以要说这些，乃是想让国人明白，不要有什么顾虑，要有大勇，以民族为重，心国家为念。

三、公民教育的实施的原则与途径

（一）公民教育的原则

1、层次性原则

晏阳初认为，“人人都有做公民的资格，人人都有受公民教育的权利。我们要大多数民众都能实施公民教育的权利，就得给他们一种公民教育。”[17]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素质的具有差异性，因此，必须有层次地进行公民教育。首先是识字教育，尔后是继续教育。

中国人口号称四万万，十二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就占二万万有余，我们可以想象以过这些不识字的民众实施公民教育，正如没有基础，就要建筑房屋，势不可能。“所以，如果真要对民众进行公民教育，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必须从误字教育入手，因为，误字是求知的工具，受教育的工具，日常生活上最需要的基本知能。”况且，大多数失学的民众事事被动，事事待鼓动刺激，终非长久之计。在培养他们的的主动精神，非从基本教育入手不可。假如我们不这样做，想单靠几天演讲的鼓动，几种图画的刺激，几张传单的宣传，就算为公民教育运动，所得的效果至多不过引起少数人的暂时兴趣和注意罢了。因而，误字教育实是基础，必不可少。

有了识字教育作基础后，就应当对民众进行“平民的继续教育”，其目的在于进行“程度较高的公民常识”教育。这是公民教育的核心环节，也是公民教育的实质性内容。

2、适切性原则

一提到公民教育，晏阳初说，我们必须精思熟虑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中国的公民”？二是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并以此告诫大家，“务必所施的公民为真正中国的公民教育，不是由他国摹仿来的公民教育”。他说：“有外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而后产生他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而后产生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18]总之，“各国教育有各国教育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拿来借用。”今后新教育的途径是：“不要再模仿别人，要自尊自信，自创造。”[19]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为此，必须先进行“彻底地”、“实地地”调查研究。

3、生活化与参与性原则

晏阳初一直强调在教科书里所学的理论之外，应给他们一些事实作为应用的机会，即强调公民教育的生活化和应用性。他举例说，例如所失的重要领土，重要的不平等条约等等。这类事实可编成小册，作为补充读物；搞合作能力的培养，就应当给他们合作的机会；搞自治能力的培养，也应给他们政治参与的机会等等。总之，不能将公民教育搞成纯理论的，也不能把公民教育与民众生活离得远远的。

4、经济性原则

中国民众大都受经济的压迫，而且，他们每汲汲于谋生计，自不能有多少时间来抚育。因此，公民教育应当讲究经济原则，一方面，时间上要讲经济，另一方面，费用上也要讲经济。因此，实施公民教育，应研究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费用”来实施“最不可少的公民教育”。

5、持久性原则

公民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期的训练才能在民众中扎根。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历史和文化氛围里，更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因此，晏阳初时常告诫大家“勿以一星期的运动，就算了事”。[20]大家需要“继续努力，彻底研究，群策群力，共求良效”。每一个乡建工作者人都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准备在乡村打一场持久战。

（二）公民教育的实施途径

1、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

“私，也可以说是散。中国四万万人，便是一盘散沙，各顾各的，毫无集团生活，毫无团结力量，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21]所以，培养民众的团结精神便成为了公民教育的重中之重。而实践表明，团结力的培养，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合作性组织。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和他的同事们利用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来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自助社是对农民的一种资金救助的临时组织。”[22]晏阳初认为，“在合作训练未能完成，合作社尚未组织之前，应先组织自助社。”[23]自助社之性质，实为合作社之准备，社员不必缴纳股金。成立之后，可以用自助社的名义，向仓库抵押棉麦等农产品，通融资金。定县实验区共设有276处自助社，后来有20个自助社改为了合作社。

合作社采取兼营方式，按农民之需要量，逐渐经营信用、购买、生产、运销四方面之经济活动。其目的仍然是合作教育训练。晏阳初再三强调，推行合作社必须“注意业务视导，以指导社会之进行，审核其会计，并继续授以合作教育之训练。”[24]

普通的合作社虽然有效，但远远满足不了农民的所有需要。因此，晏阳初又发动成立了“合作社联合会”，“它不仅像合作社那样包括信贷业务，而且包括整个生产、运销和购买过程。”[25]这些环节相互关联，从而创造出了最大的效益。以定县的棉花生产为例，“在开展合作项目时，农民们部经营额为12万元，而三年之后，则增长到1800万元。”[26]其意义在于，它不仅使民众的经济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农民们一方面受到了科学的生产技术的培训，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训。在这场运动中，“乡民们学到了现代公民教育的本质东西，即‘合作’二字。”[27]所以，晏阳初兴奋地说，如果我们给三亿中国农民提供这种科学生产和合作经济组织的综合经济培训，那么，我们就将为建立起伟大的现代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2、公民服务团与政治参与

在定县进行县政改革时，晏阳初清楚地了解到，平时一般县政府只看做两件事——催科和听讼。因此，贪污黑暗，弊病百出，平常说亲民之政是县政，但最坏的也是县政。然而，县政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县政办不好，国家如何会好?可惜今日一般人的视线根本没有注意到人民身上！”[28]他提醒说，今天的青年，假如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那么国家是永远不会有办法的。

所以，在定县实验县进行县政改革时，晏阳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组整个县政机构，全县成立公民服务团，建立稳固的基层组织，推进充实基层的建设活动。这个公民服务团，就是县政建设的重心，使一切的建设活动都落在人民身上，使人民的一切活动法律化；这个组织机构是基层大，上面小，免掉了一般的头重脚轻的毛病，人民的成分加多，人民的力量也自然加大。

据俞可平、徐秀丽等人的研究，定县的基础组织原有村保卫团，他们的职责“只限于在夜间巡逻柏树更，维护村中治安，预防盗贼。”而公民服务团除了这些职责外，还有宣传和组织作用。抗日战争暴发后，河北成为抗日救亡的前哨，公民服务团充分发挥了宣传组织作用，作好了充分利用民间力量抵御外敌的准备。“而且事实上，定县在日本入侵后确实进行了有力的抵抗。”[29]

公民服务团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主要是由于通过公民服务团的建设,培养了普通民众的自治力和民族意识,使他们有了组织的意愿和能力,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这是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与此相应的是，民意机关的设立。

晏阳初认为，如果只是天天谈谈民主，却没有工具给民众，没有机会给民众，教他运用民权，那就是空谈民主政治，一点没有用处。实现民主政治，一方面固然是知识问题，一方面也是机会问题，有机会给民众锻炼自治能力，民主政治才会实现。我们希望一个不会骑自行车的人会骑自行车，增加他的行动效力，当然要给他自行车，更要给他实习的机会。而且倾跌磕碰，更是难免的事。然而要他真能骑自行车，我们至多只能教他少跌，却不能防护到他绝对不跌。要知骑自行车的能力是几次三番的倾跌失误中学成的。“所以不谈民主政治则已，要谈民主政治，就不能以民众缺乏自治能力为借口，不给他们自治的机会、自治的工具。”[30]不仅民意机关的设立是为了给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而且公民服务团的设立也是给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也是锻炼民众自治能力与政治道德。

（三）公民教育实施的模式[31]

1、学校式：就是采用平民学校的形式。具体办有“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和“平民大学”。初级平民学校主要针对十二岁以上已超过入学年龄的文盲，进行扫盲工作。采用的教材是晏阳初他们用白话文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学完后经过考试，毕业后就取得了继续学习的识字工具。进入高级平民学校后，这些学员已掌握了识字的工具，并且脑筋灵敏，思想活泼，可以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以培养乡村领袖。主要课程有社会、政治、历史、经济学、农学等。这种形式的学校在“定县实验”的基础上推广到全国各县及社区。再就是“平民职业学校”，主要对农民进行生产技术、选择良种、防虫治病等技能的训练。“平民职业学校”后来发展成为“平民大学”，这是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培养高层次人才，培养县以上的专家和领导人。

2、社会式：它是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各种活动为中心，使毕业生按照四个方面继续受教育。这主要针对成年人和妇女。青年农民在平民学校毕业后加入“毕业同学会”（或校友会），他们可以利用“流动图书馆”，阅读农民周刊，并向该报投稿。此外还有：组织戏剧社和辩论俱乐部，为村民办无线电广播，传播农业知识；举办墙报、板报、刊登当天新闻及知识技能；调解民事纠纷。还有植树、修路、农业展览、反毒品买卖、禁毒拒赌运动等等。“同学会”会员还可当“表证农家”，向广大农民表演与解说农村建设的知识技能。

3、家庭式：家庭式教育是中国的特殊教育方式，它主要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使在家庭中的老少男女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分别有户主、主妇、少年、闺女、幼童五种组合。这种方式常与学校式、社会式结合进行，目的是帮助改良家庭的日常生活，帮助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扩大家庭的责任感，减少对上学青年、儿童的反对和阻力，使家庭社会化、增进家庭的社会责任。

四、晏阳初公民教育思想的意义与启示

晏阳初公民教育思想产生于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日臻成熟，对当时中国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它不仅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获得了成功的验证，而且指导了许多亚非拉国家的社会改造事业，对于提高这些国家民众的素质和催生现代民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就是对于今日中国来讲，它也是有着许多启发意义的。

对于中国公民教育的现状，胡弘弘在《试论我国的公民教育》一文中进行了深度颇析。[32]他认为“纵观我国目前的公民教育之现状，其不足之处基本可以概括为氛围淡漠、经验不足、没有专门内容、目标不明确、缺乏具体的实施计划。同我国法治建设目标极不相称。而晏阳初对公民教育的思考与实践正好可以针对这些不足给我们今天开展公民教育一些有益的启示。比如，要站在培养“完整的人”的高度来认识公民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根据国情和当今世界的发展形势提出明确的公民教育目标，并建立起相应的内容体系；要能针对公民教育的目标，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采取科学有效的组织形式，严格实施等等。

参考文献：

[1]关于晏阳初先生生平事迹介绍的著述较多，本文主要参考著名史学家吴湘湘撰写的《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7月版）和晏阳初先生侄孙晏鸿撰写的《晏阳初传略》（天地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2]晏阳初.在平民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175

[3] 晏阳初.平民教育概况[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124）

[4]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249

[5] 晏阳初.中国的新民[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171

[6] 晏阳初.关于平民教育精神的讲话[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85

[7]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247

[8] 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A]，晏阳初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P294

[9] 晏阳初.农民运动与民族自救[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386

[10] 晏阳初.农民运动与民族自救[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385

[11] 晏阳初.保卫国家必须教育民众[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7-8

[12] 晏阳初.再谈农民抗战的意义[A]，晏阳初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127

[13] 晏阳初.青年应献身于基层政治工作[A]，晏阳初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93

[14] 晏阳初.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536

[15] 晏阳初.地方行政干部培训学校的意义[A]，晏阳初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27

[16] 晏阳初.湘行政干部学校第二期学员训练结束[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63

[17] 晏阳初.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65

[18] 晏阳初.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65

[19] 晏阳初. “误教”与“无教”[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465

[20] 晏阳初.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67

[21]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演进[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436

[22] 晏阳初.定县的乡村实验[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269

[23]（《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325

[24]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A]，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325

[25] 晏阳初.中国平民教育的总结[A]，晏阳初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215

[26]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中国的抗战及民族建设[A]，晏阳初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P188

[27]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中国的抗战及民族建设[A]，晏阳初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188

[28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A]，晏阳初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296

[29]俞可平、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http://www .cctb.net /wjkw/bijiao/bijiaowz/200404010004.htm（中央编译局）

[30] 晏阳初.平教事业在抗战救国中的芹献[A]，晏阳初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P74

[31]姜荣耀.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特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1).P63-69

([32]胡弘弘.试论我国的公民教育.中国法学.2002(12).

作者单位：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