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教育开篇史上，曾有一所因留学兴、因留学盛的著名学府，它便是今日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该校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年），是一所专门培育留学预备人才的中等教育学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以下简称“预校”）前后存续12年，共招收学生7届10班，计662人，分为英文、德文、法文三科。1923年在预校基础上筹备成立大学，成为河南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摇篮。“预校”前后历经中州大学、省立中山大学、省立河南大学、国立河南大学等阶段，由最初的中等教育学校发展为民国高等教育的地区重镇。关于的该校创办的历史，尽管相关校史已有不少论述，但专从近代“留学思潮”与“留学文化”视角深究其源、对其创办予以还原性阐释的研究还不多见；对于与“预校”最具关联性影响的留学预备人才的造就与派遣，尚有一些关键环节需要厘清。故此，本文不揣翦陋，对“预校”的创办始末作一梳理，亦想从中考察近代留学思潮之兴起及留学文化之广布给近代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赐证。
一、清末民初之留学潮
兴起于晚晴、兴盛于民国并延续至今的留学热潮，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面相，每一次留学潮的转向亦都与特定的社会变动相关联，也预示着先进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深化。尤其是清末时期，兴起了“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的留日热潮，归国的留学生在清末新政的各个领域充当了现代化改革的主要角色并发挥了无可取代的历史作用。但也恰在这个时期，留学日本的热潮由盛转衰。
清末留学日本的高潮发生在1905、1906年，此时的留学生数达到了八千至一万人。但此后，因留日学生的泛滥及革命势力的兴起，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加强对学校及学生的管束，监督，清廷亦于1906年颁布了新的留学规定，学生要具中等以上的学历并通日本语始许留学。因此，留日学生数目锐减，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
就在留日热潮回落走向低谷的同时，另一股留学潮日渐成为国内学堂毕业生的“新宠”选择，这便是庚款留学的肇始。1908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建议，可将美国在八国联军战争中掠夺的庚子赔款的一半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同年6月中美双方便确定了派遣留学生的办法。这套办法规定从退款的第一年即1909年起，清政府应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派100名留学生，如第四年派足了400名，那么自第五年起至少要派50人。为配合留学生的选拔和派遣，清政府还在北京专门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命外务部丞参周自齐为总办，学部郎中范源濂、外务部主事唐国安为会办，同时在美国设立留美学生监督处，以容揆为总办。1911年又于北京西郊清华园成立留美预备学校，定名清华学堂，专招留美预备生。这样在1909-1911年，便有前后三批学生凭借庚款被派到了美国；此外，各省每年都有官费和自费留学生的派遣，各部如交通部、外务部、海军部、教育部等每年差不多都有选派留美生，因而，在1911年前后兴起了近代留美的热潮。
庚款留学曾在当时的舆论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众多知名报刊争相报道，《学部官报》作为政府的通报自然是责无旁贷，当时著名的民间报刊《申报》即对每一次庚款留学的考试详情都作了跟踪报道。这在当时的教育文化界，的确算得上是最吸引国人眼球的教育事件了。时人对于庚款留学的热情关注，除了被美国退款兴学的“大义”所激昂外，也更有一种对留学教育与输入西学关系的理性反思。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留学形式成为新的社会期待”，“成为中国培养精英阶层的重要方式”。如前文提及，早期以留日学生为主的新知识群体在清末新政的各个领域都曾大展身手。但随着留日热潮的泛滥，学生素质的参差不齐也遭到时人的批判，尤其是因赴日学生日众遂催生众多只为赚钱的“学店”，即便是在正规学校就读的留学生，因学期较短，所学亦多为“不完全教育”，对西洋知识的吸收较为肤浅。因此，1906年清政府对原有的《考试游学毕业生章程》进行了修订，对考生资格、考试程序、考试科目、考场规则等作了更严格细致的规定，以此新章程为标准，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二日举行新一届游学毕业生考试，这是科举废除后第一次举行留学生考试，“此项考试，在中国实属创举，不特对于应考学生为前所未有之考验，对于政府所派考校各官，亦系最新阅历”。此次考试之“新”，首先即为主考官的选拔任用。正如曾在这次考试中获得最优等奖励的颜惠庆事后的回忆中所提及：“会试主考官是唐绍仪，当年容闳所率赴美留学幼童之一，此时，他已是京师显宦。副考官包括有严复和詹天佑。后者系著名铁路工程师，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谢菲尔德工学院。”可见，主考官和副考官均为有留美背景的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政府在吸收留学生人才上的新标准。其次，这样一次堪称前所未有的归国留学生考试，录取结果也极有代表性。总计录取32名，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三级。其中最优等8人授予进士出身，全系留学美国之毕业生，此8人为陈锦涛、颜惠庆、谢天宝、颜德庆、施肇基、李方、徐景文、张煜全。优等5人中前三人亦为留美归国的学生：田书年、施肇祥、陈仲篪。此种考试结果，大大凸显了留美学生的地位和影响，也与此前社会上对于留日学生参差不齐、学养肤浅的批评形成一个反证。正是因为留美学生在归国后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因此，时人对于留学西洋便充满了好感和期望。及至庚款留学的兴起，人们对于留学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便变得甚为广泛而热烈了。
清末民初留学潮流的转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民主共和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尤其在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的舆论争执中，革命派逐渐获得优势地位，及至民国成立，政治理念有了制度性的建构基础，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故乡更有了强烈而迫切的憧憬，因此，自民初，留学政策与留学运动的归趋之地便很自然地指向了欧美。如民初为对革命有功人员实施奖励，由稽勋局负责选派出国，主要去向均是欧美，少部分赴日。此种新的留学潮流也不断影响和激励着全国各省、各地的教育机构和新知识阶级，以各种方式寻求派遣子弟西洋留学的路子。其中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兴办专为留学培养人才的预备学校。
二、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创办
清末民国留学欧美的热潮，借着民国肇立的新气象，也吹进了近代以来一向略显默默的的中原大地，唤起了河南教育界一批进步士人的奋发兴学计划。1912年春，时任河南教育总会会长、河南教育司长的李世灿与河南提学使陈善同、省学务公所议员王敬斋、教育司科长林伯襄等人上书当局，力陈办学之必要，倡议效法欧美，引进西学，谋求强国富民之道。1912年4月27日开封的《大中民报》登载了一则《欧美留学预备科将办》的消息，文中称：
河南向少留学西洋学生，民国成立，培植人才最为要图，现在省城学界诸人拟发起一欧美留学预备科，专为留学欧美之预备，不久即可组织就绪矣。
两天后的4月29日，《大中民报》又刊出了一则《公启》，正式向社会宣示了河南省亟待要成立一所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计划，并望唤起中原社会的觉悟与赞助。该公启颇能反映当时河南教育界之困境、思虑与奋发有为之情，对观察民初河南教育革新之历史背景尤可提供重要讯息。因此，全文照录如下：
呜呼，共和成立，民国肇基，河流嵩峡间黯淡无色之老大河南，亦将随之焕然一新，变为美丽庄严之乐土也呼？吾窃望之，而未敢信也。何问事成于人，人成于学，平日之学不足以陶冶人才，而欲有人焉，足以遣大授艰，无不世之伟勋，造自由之真福，盖亦难矣。夫当今之世，普通之识人人宜有，而其担当大事，则非有世界知识及专门知识，必不能胜任而有功。环顾河南政治界中有所谓政治家否乎？教育界中有所谓教育家否乎？军事界、实业界中有所谓军事家、实业家否乎？噫，政治界中无是人，则虽日日言改革政治，其善良可期？教育界中无是人，则虽日日言整顿，其完善安可望？军事界、实业界中无是人，则虽日日言经营军事、振兴实业，其实效又安可得？往事无论矣。共和宣布以后，人人高谈建设，然试问实能胜任建设之任者有几？呜呼，幅员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而竟才难若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谓非无人才教育或有其名实乃凋敝疲顿不足铸造英豪故耶。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河南学战之战阙员，既不能与各国相角逐，复不能与各省相角逐。则在各界中往往蜷伏人下，莫敢仰首一嚎鸣，而一切人民权利，亦往往不能与他人平等，又将谁尤？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文明旧土老大偏称，举国自由，中州独后，河南之不若人甚矣。岂数千万有脑筋、有心思、有耳目口鼻之人民，竟无一引以为耻者乎？如耻之，莫若图根本之救治法，根本之救治法若何？是非多遣留学欧美，以造就真才不可。夫文明先进国之政治、学术、技艺，足以师我，而益我者夥矣。从而求之，则世界知识、专门知识，皆于此吸取焉。出而乞诸邻邦，归而饷诸祖国，其有裨于民智、民德、民力、民权、民生者必多，东南各省先我着办，成效亦最着，及今而仿行之，已落人后，然尚可为也。不然，留学无人，则真文明无其导线，真事业无其原质，后此共和国之河南各个人、各社会，犹是前此专制国之河南各个人、各社会，以之入政治竞争、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生存竞争之场，必永无河南人之立足地，河南特各省之一附属物、寄生物而已。呜呼，黑暗复黑暗，长夜何时旦。我父老兄弟，纵不为一己之人格、人权悲，独不为后世子孙怜乎？虽然，留学急矣，非外国语言、文字及普通科学具有根底，则靡费多，而收效难。河南各中学迟钝、腐靡，不足养成留学资格固矣，既名高等学校者，按其实际，亦难言之。然则实因各校而改良成遣学津、沪，以为预备，可乎？曰：外国语言文字偏重，必不适于一般学校，而遣学津、沪，则又人寡而费钜，此预备学校所以不能不专设也。或曰：河南留学东岛者，不有人乎？何事留学欧美之预备。为不知日本之短期文明，足以饷遗我国者无几，且从前学说，更不适用于今日之新共和国也。百年之计端在树人，亡羊补牢，晚而未晚，日本福泽谕吉创庆应义塾，专以英文教授科学，其故可深长思也，特是事体重大，经费难艰，仁人君子，有以救不光荣、不名誉之河南为念，而热心赞助解囊相予者乎？馨香视之。
发起人：林维镐、林伯襄、刘鸣晟、王敬芳、龚肃健、房瓒先、王印川、万鸿图、刘名勲
上述两则旧闻，为我们了解民初河南的政情世态及学人忧思提供了重要讯息。
首先，就当时的社会思潮而言，教育救国尤其是兴起于20世纪初的“学战”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正如上段公启中所言：“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河南学战之战阙员，既不能与各国相角逐，复不能与各省相角逐。”而在此“学战”论的评判下，河南显然处于极端落后的地位。尽管在清末的留日大潮中，有不少河南籍留学生负笈东渡，在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中都曾涌现了一批精英留学生。但就清末民初留学潮流的转向及欧美留学生的派遣而言，河南的确显得默默无闻。一个显著的事例便是惠及各省的庚款留学，在1911年前已经派出三批，却无河南一人。按照当时以地区人口来确定学额的标准，河南本有4个参试名额，但因留学选拔考试甚为严格，所考科目对外语及西学的训练要求较高，没有专门的训练，势难通过。而河南因地处内陆，自清末开始教育改革亦未能早着先鞭，因此，对于分配的学额亦未能使用。
其次，留学欧美方可造就真才成为时人的一种共识。以留学吸纳新学从而改造旧中国，是当时一辈知识人的教育理想，然而，随着清末留日运动产生的弊病以及时人对留日学生的质疑，更加之民国共和的成立，欧美文明遂成为国人谋求自强的一种主流期待和想象。因此，欧美被目为真正的文明先进国，取法欧美也成了造就真才的不二法门。这正是公启中所言“根本之救治法若何？是非多遣留学欧美，以造就真才不可”、“日本之短期文明，足以饷遗我国者无几，且从前学说，更不适用于今日之新共和国也”等观念的时代背景。
第三，改变河南教育落后现状，非亟待建立一所预备学校以养成留学资格不可。欲留学欧美，最先需要克服的难关即是“语言、文字及普通科学”，而当时河南固有的中等学堂或专门学校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若派遣学生到京津沪等开放地带求学，又人少而费多，最佳的选择还是在本地设立预备学校以为留学欧美之预备。公启之结尾呼吁各界仁人君子热心赞助、慷慨解囊，“以救不光荣、不名誉之河南”，更突显了进步人士奋发兴学的幽情，可感可佩。
在林维镐、林伯襄、王敬芳等发起人的努力下，经河南省议会议决，正式决定在河南开封原“河南贡院”旧址建立一所培养留学生的预备学校。同年8月林伯襄被推选为预备学校的校长正式莅任，同时在8月25日的《自由报》上，刊布了《河南提学司招考留学欧美预科学生广告》，对学校的办学宗旨、开班内容、招生对象与条件、收费标准和毕业后的出路作出了明确说明。该招生广告内容如下：
一、校名：该校定名为河南留学欧美预科学校
二、校址：省议会东第一中学遗址（按：即河南贡院东半部）
三、班次：暂开英文班两班，每班以六十名为限
四、毕业年限：四年毕业，毕业后择优公费资遣欧美留学，次者给予毕业文凭，择其所长，派充各学校教员
五、投考资格：甲、身体健全；乙、年龄在十三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丙、国文通顺；丁、算学会习加减乘除命分者
六、收费：学费每学期洋三元，膳费每月四元，操衣临时酌定，均于入校前一律交齐，书籍自备
七、报名日期：自阳历九月初四即阴七月二十三日起，至阳历九月二十日（即阴历八月初十日）截止，并于报名时呈缴本身四寸相片一张，无论考取与否，概不退还
八、报名处：学务公所专门科
从这份招生广告来看，显然是有所依凭。预校早期毕业生的回忆中，都提及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创立是仿北京的清华学堂，“不论学校宗旨、重点实施及训练方式，均与该校采平行式”。从这份广告中亦可看出端倪，尤其是后来，学制由4年改为5年，径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同。自广告发布后一个月，预校正式命名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招收的第一届英文科新生140人也正式入校开学。这样，一所别具一格的新型学校就在古城开封正式诞生了。
预校最初的办学颇为顺利，经费的保证应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据冯友兰回忆当时“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开办说：“当时军阀混战，各省的财政都很困难。当时河南设有一个‘教育款产经理处’，由教育界推人出来自己管理，出入都不经过财政厅。河南的教育界有了钱，就想多办点事。他们认为，河南出的人才太少，要有个办法多出人才。办法是在开封办了一个‘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招收学生，毕业以后，由河南官费把他们送出国留学。”如果冯友兰的回忆属实，则很好地说明了预校创办的经费来源和有利办学条件。但征诸其它史料，却显见冯友兰对“预校”的回忆并不十分可靠。关于河南教育经费独立以及“教育款产经理处”的设立，据曾担任预校校长的张鸿烈的说法，乃是民国十一年的事：
“河南自民国八年至十一年，教育经费支绌达于极点，教育界与财政厅之冲突已达于极点，遂酿成民国九年军学两界空前绝后之大风潮。嗣后教育界同人李敬斋等提倡教育经费独立，鸿烈同各校长等复以言辞劝前省长张凤台，……张省长遂通电全国‘划分全省税契为省教育专款，其办法另征另结，专款存储，由财政厅金库另立账目，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不准挪用，并组织教育专款监理委员会以监督之’……民国十六年省政府成立，教育专款监理委员会改为教育款产管理处……选举教育界善能理财专家王怡柯同志为处长。”
梁漱溟在回忆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时也提及河南教育经费独立和“河南教育款产处”，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叫王怡柯（柄程），是他出头倡议才将教育经费划出来专款专用的。此说正与张鸿烈的说法不谋而合。由预校创办时的公启亦可见，当时的教育经费并不宽裕，即使可以划拨部分经费用于学校的筹建，但要运行得宜，尚需社会各界“热心赞助解囊”，这也正是当时诉诸报端呼吁之原由。也正为此，我们可推测预校之创办运行，端有赖一批担当有为的热心人士广为募捐，由此才开启河南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三、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与留学生派遣
据河南大学校史记载，预校自1912年9月开办，到1923年3月改为中州大学，历时12年，共招收学生7届10班，计662人，分为英文、德文、法文三科，毕业5届7班，计286人。关于各届学生招生及去向，校史中记载：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自1912年9月招收首届英文科学生140人，1913年年底又招收第二届德文科学生120人，1917年又招收了第三届英文科学生，1918年招收的也是英文科，这是在预校正式毕业的最后一届学生，大部分升入预校后的河南中州大学继续深造。此后，1919年招收了第五届法文科，1920年、1921年分别招收了第六届和第七届均为英文科学生，这两界学生都转入预校升格后的河南中州大学预科学习。”
由于预科旨在“短期内造就一批学兼中西，善于适应的青年，资送国外，再作进修”，所以，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国学史地等科外，特别注重外国语文、世界史地及数理化”。由于该校选拔严格，纪律严明，“读书风气好，运动风气好，学校风气好”，造就的学生也成绩优良，“所以能蔚成风气，使留美学校成为一座高等学府，不负吾豫父老期望”。
除去以上对招收学生数量的统计，回顾预校的建立的初衷，我们不禁要追问：既然创办预校的目的是通过专门的外语教学及普通科学习为学生赴欧美留学培养资格。那么，衡量这所学校创办的实绩，也不该离开“留学”这一标准。在“预校”存续期间，究竟有多少留学生被派遣出国？归国后的去向为何？这类问题在目前的河南大学校史和相关史料中大都所言甚简。
关于预校学生留学去向，校史只是笼统地提到：“各届学生大部分就地升学或就业，留学国外的也不少，其中考取美、法、德、比、日、苏等国留学生者91人，在国内各大学就读者143人。留学国外获得学士学位者16人，硕士学位者9人，博士学位者24人。”如此的概述提供的信息较为模糊，而且这个统计显然是包括了曾在预校就读但后来转入中州大学和其它学校后又留学出国的学生。校史里曾明确提到预校存续期间只有第一届英文科毕业学生中的20人是公费奉派留学的，而且都去了美国，“此后数年，河南各种人才多经这里培养起步而后留学国外，学有所成，再回国效力”。预校毕业生的回忆亦可提供印证：“所不幸者，在第一次英文班毕业时，政府因财政困难，仅能由全班中选送廿名到美国留学。以后德法文等班次，大部分转送上海同济学校就学。整批派往国外留学，即全部停止，实为可惜”。由此可见，预校存续期间，只有第一届英文科中的20名学生成功派赴美国留学应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预校培植留学人才的主要成就。但遗憾的是，关于这20名毕业生的情况，相关校史与研究尚都语焉不详。笔者通过翻阅近代报刊史料，几经搜罗，终于在旧报刊中发现了这20名预校毕业生的留学信息，对预校的历史可以提供一点有益的补充。
首先，预校20名毕业赴美的学生，究竟有哪些人。1918年7月31日的《申报》中有一则题为《学生会招待出洋学生详纪》的留学新闻报道，里面提到：
河南官费生三十人为曹明銮、张广舆、孙延中、李余庆、陈世桢、石心圃、冯景兰、郭鹏、李葆和、马恒曧、孙润晨、刘敬宜、郭桂丹、赵维汉、赵慎枢、郝坤巽、张人鉴、李相恺、张明韶、王琸、王承黻、赵会午、陈汝珍、吴沆、郭楠、仝书德、王力仁、万晋。
上述三十人实际只列出了28人，尚缺2人，且其中有10人并非预校毕业生，而是省内其它中等学校以及在外地求学的河南籍考生。因当时地方公费留学生考试也是对出身本籍而在外求学的学生开放的，如上述名单中曹明銮、张广舆、马恒曧、石心圃、冯景兰就分别是从清华学堂、北洋大学堂、北京大学预科就读并回豫参加留学考试的。经查证，缺额两人有一人为预校毕业生郭克悌，“民国七年毕业，旋以省公费考入美国加州大学，继转普渡大学，习电机工程，获工学士学位”。另一人是谁，目前仍不得而知。
其次，有关这30人省公费生的留学去向，《申报》后续还有报道，在1918年8月7日的《申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统计：
刘敬宜，河南开封人，入美国威士康辛大学化学科；
赵慎枢，河南禹县人，入美国意理拿爱大铁路工程科；
郭楠，河南孟津人，入美国加拉度矿业学校采矿科；
冯景兰，河南济源人，入美国加拉度矿业学校采矿科；
李葆和，河南济源人，入美国加拉度矿业学校采矿科；
郝坤巽，河南武涉人，入美国加利福尼大学化学科；
万晋，河南罗山人， 入美国威士康辛大学农科；
郭鹏， 河南西华人，美国加利福尼大学化学科；
赵会午，河南孟津人，美国意理拿爱大学机械科；
仝书德，河南信阳人，美国意理拿爱大学机械科；
张明韶，河南汝南人，美国加拉度矿业学校矿科；
张人鉴，河南确山人，美国加拉度矿业学校矿科；
郭桂丹，河南孟津人，美国威士康辛大学化学科；
陈汝珍，河南信阳人，美国麻省理工学校机械科；
李余庆，河南襄城人，美国加拉度矿业学校矿科；
赵维汉，河南遂平人，美国意理拿爱大学机械科；
吴沆，河南商城人，美国威士康辛大学矿科；
陈世桢，河南郏县人，美国爱俄华大学农科；
张广舆，河南巩县人，美国加拉度矿业学校采矿科；
孙延中，河南商丘人，美国金城大学电气工程科；
马恒曧，河南安阳人，美国威士康辛大学化学科；
王承黻，河南横川人，美国威士康辛大学矿科；
王力仁，河南柘城人，美国加拉度矿业学校矿科；
石心圃，河南济源人，美国加拉度矿业学校采矿科；
孙润晨，河南汲县人，美国克利扶拉大学医学科；
李相恺，河南汲县人，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科；
王琸，河南西华人，美国威士康辛大学化学科；
需要说明的是，此表中所列留学学校的信息并不十分准确，事实上有的人到美国后又选择了新的学校。此表中所列只有27人，与上面28人的名单相较，缺少了曹明銮（入普渡大学，化学科）的留学信息。另外，这批河南官费生是与当时教育部选派的一批师生一道赴美的，其中还有河南籍两人为任殿元（河南南阳，加拉度矿业学校，采矿科）和张清涟（河南南阳，加拉度矿业学校，采矿科）。至于这批人中哪些人是预校毕业生，目前据河大校史相关资料能予以确认者有19人，他们是：刘敬宜、赵慎枢、郭楠、郝坤巽、万晋、赵会午、仝书德、张明韶、张人鉴、郭桂丹、陈汝珍、赵维汉、吴沆、王承黻、王力仁、李相恺、孙润晨、王琸、郭克悌。
第三，关于这批学生的出洋时间。校史中提到“第一届学生于1917年夏毕业，由河南省政府选派20名赴美深造”，指出了该批学生的毕业时间是1917年夏，至于赴美的时间则未言及。1918年9月10日的《申报》报道：
“寰球中国学生会朱少屏君，前由教育部及清华学校、豫省教育厅等托，为招待本年赴美留学生。查本届第一批赴美学生（连私费生）共百五十人，业于八月十五号乘中国邮船南京号出发，兹悉朱君昨接美国来电言：该生等已于九月六号安抵旧金山，现正分赴各校肄业。”
1918年9月11日的《申报》续有报道：
“本届河南省教育厅选派学生三十人赴美留学，特托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朱少屏君代为办理出发事宜。陈世桢等五人已于八月三号乘加拿大太平洋公司之孟梯格耳船出发，曾志前报。兹悉尚有刘敬宜等二十余人，亦均于昨日午后，乘中国邮传支那号放洋矣。”
由上面两条报道可知，河南省教育厅公费派遣的三十名留学生（20名预校毕业生）是分三批赴美的，赴美时间分别是1918年的8月3日、8月15日和9月10日。
据上可知，首届英文班20名赴美学生是预校存续期间派遣留学的主要成绩，人数虽少，但其影响却不可低估。这些人均学有所成，后来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佼佼者。更有也有不少人归国后又投身故土，为母校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如赵维汉在中州大学创办之初的1923年便回到母校担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教授；郝坤巽于1922年获得加州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归国返乡，先到河南农业专门学校工作，后被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4年回到中州大学任教，担任农学院院长兼农艺系主任；王琸1926年回母校担任农学院教授；陈汝珍和万晋在1927年分别回母校担任理学院教员和林学教授；此外，孙润晨在1939年回到母校担任理学院院长，此时的母校已更名省立河南大学。
就预校的培养初衷为造就欧美留学人才而言，能获得公派留学的毕竟是少数，但仍有一些学生经由其它渠道成功地实现了留学的理想。如与20名公费预校学生一起赴美的还有40名豫省自费生，其中也应有一些预校的毕业生；再如1921年著名实业家穆藕初便曾资助王凤岗、朱相程、韩朝宗、张纯明四名预校学生到菲律宾留学。除此之外，更有一大批经由预校培养而升入其它学校的学子，最终实现了出国留学的梦想，回国后在不同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如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即为预校第一届英文科毕业，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学习建筑，终成为此一领域的重要开拓者；第二届英文科毕业的高济宇，1923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曾担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化学系主任：此外，如著名的中国地质学家张伯声：生态环境学家曲仲湘、气象物理学家赵九章、历史学家韩儒林等都是经由预校培养并最终留学欧美的精英人才。由此可见，预校的存续时间虽然短暂，但因其由一批奋发有为的有识之士创办，并获得社会力量的广泛支持，在师资、课程、生员上均集合了一省之优势资源，所培养的学生亦堪称素质全面。这种过硬的西式预备教育，为他们走出国门以及在海外的学习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学业基础。
结语
预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办学经验，河南教育界人士纷纷要求在河南创办大学。早期派往美国留学的河南籍学生在外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发出宣言，呼吁“救国之道首在广植人才，尤在多设大学”、“本省自立大学实属要图”。有鉴于此，河南省议会也于1921年通过了筹办大学的决议，拟将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归并，共组河南大学。1922年冯玉祥督军河南，更力主创办大学，并拨出专款作为河南大学的筹备基金，报北京政府核准。后经河南省议会研究，决定将学校定名“中州大学”。同年11月，河南省议会正式任命原预校校长张鸿烈为中州大学校长，在预校基础上创办中州大学。
新成立的中州大学，在师资延聘上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师资构成中以学识渊博的教授为主体，而在教授及学科带头人中，又以留学出身者为大宗，相当程度上延续了预校教授西学、重视留学人才的传统。以1923年中州大学组建时学校行政、教研的主要领导人出身背景统计来看，24人中有留学身份者7人，包括校长、校务主任、文科主任、理科主任、中学教务主任、斋务主任、图书馆主任。而在登记的33名（含已聘定尚未到校者5人）教员中，有留学背景者11人，全部为各专业教授；另有2人为外籍英文教员。在大学学制及课程设置上，也显见是以欧美现代大学制度为蓝本，学校规定大学学制6年，即预科2年，本科4年。先期成立文理两科，文科分哲学、国文、教育学、历史学四系，理科下设数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学系。在教材的使用上，多数专业都是直接以西文原著为教材或主要参考读物。由此可见，这所崭新的高等学府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预校时期的办学风格，教育内容得到全面地拓展和深化，师资大量吸收留学生出身者，教学科目与教材都体现了浓厚的欧美特色。就此意义而言，预校使命的完结正是河南高等教育新生的开始。
作者简介：陈健（1980—），男，山东泗水县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留学史。
来源：作者赐稿。原载《江苏师大学报》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