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紧密关联,需要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和理解三者各自的内涵和特征。三者中新发展理念是贯穿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的主线,把握三者整体性要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新发展理念是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指导原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最大的一次全局性、根本性变化。“十三五”时期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高质量发展开始启航,新发展阶段是“两个大局”显现化背景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进入新征程的阶段。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新发展阶段重要特征,新发展理念也因应这点,在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方式上更加强调安全的维度。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和整体落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格局最大的一次全局性、根本性变化。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统一,也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彻底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对新发展格局作了全面部署。“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三者紧密关联。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1〕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存在着紧密联系,具有三位一体的整体性,从整体角度把握三者间关系,能够更好理解三者各自的内涵和特征。
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阶段相继提出后,引起了学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这些论述基本上都分别聚焦于新发展格局,或新发展阶段本身,以及在新发展格局,或新发展阶段基础上谈及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理念三者间的关系。大概是由于新发展理念提出时间较早且经过了充分讨论,目前讨论三者关系的文献提到新发展理念也主要是围绕着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而论述的。从理论研究推陈出新的角度,关注点更多放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这些更新的提法也很自然。不过,既然强调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位一体,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也应从三者紧密联系的整体来把握。新发展理念在三者中具有实质上的中心地位,其对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格局起到指导作用,探讨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应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2〕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三者关系做了精辟论述,其中最早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作为行动指南,居于全局性的领导地位,新发展阶段是新发展理念指引下的新时代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新阶段,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审时度势的战略安排,相关一系列政策举措,必然要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针对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进行布局,而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下,继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也必然归结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为中心,通过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背景的发展阶段的变化,可以更好理解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者的有机联系和整体性质。
一、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发展的内涵也会有不同的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发展作为硬道理,追求GDP的增长速度,这与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尽量追求经济总量的增加,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入了强起来的阶段,在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基础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下,经济总量的矛盾让位于经济结构的矛盾,发展更加强调结构的平衡、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意味着新时代的发展要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以沿海地区为代表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传统发展模式,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经济发展是个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只能是个阶段性的优势发挥的过程,如果长期陷于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必然导致产业结构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技术进步能力缺乏,产业升级失去动力。其次,外向型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集中在沿海地区,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沿海地区快速发展不仅拉大了与内地的发展水平差距,迁移进沿海地区的人口也无法市民化,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日趋严重。第三,在传统发展模式下,中国承接国际低端产业的转移,这些产业不少对环境有污染,加上许多地区对发展的急功近利,传统发展模式对环境破坏严重,这又制约了发展的可持续性。第四,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对外开放固然具有全局性的重要意义,但侧重点在于引进资金、技术,产品侧重于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不够,在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上缺乏参与的力度。第五,传统发展模式下劳动力比较优势意味着注重劳动力价格低廉优势,和资本的主导地位,这导致了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差距拉大的问题,这同样制约了发展的可持续性。
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适应这一变化的应有之举,实现从原有的高速增长转向实现高质量发展,解决传统发展方式的动力、结构、效益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3〕新发展理念所包含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是新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行动指南,针对过去的问题,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换,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从资源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使城乡和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绿色、协调、共享的发展,以及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可以说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理念,每一个是都针对传统发展方式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提出来的,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是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为转变发展方式起到指导作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管全局、管方向、管根本、管长远的,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4〕。落实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换句话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外化。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就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内涵。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在经济发展上就是强调从原来的要素投入驱动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使经济从原来的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高质量发展还是协调的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要协调,并实现城乡、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还是生态优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高质量发展还是体现公平正义的发展,强调发展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见,从本质上说,“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5〕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进行发展动力和方式的转变,高质量发展之路开始启航,都是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进行的。在创新驱动上,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和第二大知识产出大国,科技发展水平从以跟踪为主步入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历史新阶段〔6〕,以高铁、5G、光伏为代表的重大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并成长为世界领先的产业。在协调发展上,中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人口流动陆续放宽除了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户籍限制,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统筹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综合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推动乡村振兴,为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绿色发展上,中国成功实现了绿色转型,治理环境取得明显成效,并且绿色发展与产业升级同步进行,除了淘汰落后产能,还大力推进新能源、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7〕。在开放发展上,从“引进来”发展成为高质量“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并重,并开始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和打造多边自贸体系。在共享发展上,在“十三五”收官之际,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从统筹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到医药分开、大病医保全覆盖,再到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及鼓励支持就业创业政策措施和住房政策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实现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8〕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指引经济建设的发展理念上,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后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不断拓展了这一思想,并在经济总量发展的基础上开始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要求,以及社会发展的统筹推进。随着富起来阶段的实现和中国经济总量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重点从经济总量到经济质量的转变,需要新的发展理念的指引。新发展理念系统地回答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是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理论问题,赋予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力总量到生产力质量的新内涵,是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新发展理念是“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9〕,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的一次最大的根本性全局性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新发展理念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10〕。
二、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
新发展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十三五”规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也是新时代开启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高质量发展之花从“十三五”时期的初开到新发展阶段将实现全面绽放。新发展阶段还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一个新的重要阶段,随着脱贫攻坚的任务胜利完成,新发展阶段将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同时,新发展阶段也是国内外发展环境产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列,拥有了世界人数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超大规模市场,这构成了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崛起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西方力量的对比,中西方政治经济竞争性的一面上升,互补性的一面下降,这是新发展阶段的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
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特征,首先要明确的是新发展阶段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阶段,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本质要求就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提出来的宏伟目标,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现代化主要体现在实现完整的工业化上。改革开放前党中央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改革开放后我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建立了全世界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实现了第一阶段现代化,开始进入从工业国向知识国转变的第二阶段现代化〔11〕。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着力要解决的是第一阶段现代化实现了总量增长奇迹的同时仍存在的大而不强的问题,以及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问题,而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涵义。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既是“十三五”时期开启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的继续,更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化。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而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12〕。这明确说明,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仍然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另一方面,对比“十三五”时期,新发展阶段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并具有显著的不同特征。事物的发展存在内因和外因,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相互转化,新发展阶段作为发展的新阶段,也体现了这点。理解新发展阶段的特征,要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新发展阶段正是“两个大局”显性化的阶段,“两个大局”前者是决定新发展阶段特征的内因,后者则是外因,外因会影响到内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这段话,从“两个大局”的高度分析了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是理解新发展阶段特征的出发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新发展阶段就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是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阶段。在新发展阶段,站在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世界发展奇迹基础上,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13〕。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会面临西方国家更多的敌意和打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局势;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发展安全方面的影响因素开始急剧上升,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顺利推进成为新发展阶段所有战略部署的首要考虑。
高质量发展要因应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就要在继续和深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同时,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14〕,“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15〕。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这些都明确指出,新发展阶段要把安全贯穿在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提高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意识,正是在于辩证把握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失去安全屏障的高质量发展始终存在着发展的隐患,在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冲击下高质量发展最终也将难以落实。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方式,“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有利于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这种发展方式也使中国对外部,尤其是西方国家产生了技术、市场和资金的一定程度的依赖,在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局势下,这是传统发展方式的安全隐患。之前,在经济全球化扩张的形势下,这种安全隐患并不明显,中国也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但在新发展阶段,转变传统发展方式除了上节提到的原因,还具有了安全方面的新的战略意义。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上所述,首先是基于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粗放增长、创新不足、环境破坏、地区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而在新发展阶段,安全同样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高质量发展也必须是更加安全的高质量发展,这与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是更加注重发展的安全是完全对应的。
传统发展模式造成的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市场和资金存在一定的依赖性,与传统发展模式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特点,实际上是存在关联的。这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传统发展模式正确地抓住了经济全球化机会,承接了国际产业的转移,发挥出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这是一个必要的正确的发展模式,否则经济增长的奇迹无以实现。但也正是因为粗放式增长和对外依赖性的关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将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为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增长,也要改变原来存在的一定的依赖性,实现以我为主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6〕,尤其在复杂国际局势下掌握好发展主动权,是新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要求,也是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三、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17〕。之所以如此,在于新发展理念指导的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路径也会因应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变化,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是在“两个大局”显现化背景下的发展,那么在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18〕。在“两个大局”背景下,新发展理念的落实也就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19〕在新发展阶段,更加着眼于安全考虑的五大理念成为新发展理念的显著特征。
(一)创新发展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创新之所以在五大理念中居于首位,在于它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转变发展方式根本上就是要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之前提出,创新的重要性早已被高度重视。在国际局势相对和缓,中西方竞争格局不那么突出的前些年,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利用这轮经济全球化中产品内贸易是其重要特点的机遇,参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中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大量应用西方现成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在此基础上再向国际价值链中上游攀爬,这其实是过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方式的一个体现。但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在新发展阶段,随着安全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这种创新方式带来的风险也日益显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创新发展也要更加强调自主创新,而不是依靠国际供应链的创新,做到重大技术进步和产业装备的研发以我为主,从而真正做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新的复杂国际局势下,以及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具有的居于世界前列的综合国力和科研力量,出于安全的需要,防止被“卡脖子”,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强调了制造业高端化的自主可控,特别在新发展阶段,“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简单重复过去的模式,而应该努力重塑新的产业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这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20〕。实现重大技术装备及其关键部件和材料的国产替代具有重要的紧迫性,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才能在此基础上拉长长板,以自主可控的方式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进而以自主可控的方式迈向国际价值链中高端。
(二)协调发展
与创新发展直接要解决国外技术封锁和关键零部件断供带来的不安全隐患相比,协调发展所强调的地区和城乡间发展的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更直接关联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目的。虽然其并不直接与这些安全隐患相关,但从“两个大局”和国家总体安全观角度出发,协调发展与构建高水平的安全仍然是密切相关的。统筹发展和安全,重视发展的安全前提,在战略高度上是要保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的顺利进行。在中西方竞争性一面日趋显现的背景下,发展的不协调不仅与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相悖,也会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进而影响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巩固。整体上的不协调发展会影响国家安全,具体的不协调发展也会如此。例如,如果边疆地区发展差距不断被拉大,会造成民族团结的隐患,影响国家安全。同样,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也会使乡村制造大量安全风险〔21〕。
(三)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的首要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角度,新发展阶段的绿色发展和能源安全高度相关,而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22〕在我国的能源资源结构中,缺油少气是基本国情。随着我国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油气的消费占比也快速上升,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近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23〕,这构成了对能源安全的挑战,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下成为又一个潜在的安全隐患。
从安全角度,绿色发展所鼓励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包括光伏、风电、地热、氢能、核电等,加上水电,能够有效改善我国的能源消耗结构,这不仅是生态保护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也是保障能源独立自主,实现能源安全的途径。值得指出的是,新能源产业不仅是绿色发展的要求,也是创新发展的要求,与新能源产业高度相关的新能源汽车被列入“十四五”规划《建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传统燃油车产业,发达国家形成了产业壁垒,新能源汽车不仅有利于降低我国石油消费占比和对进口的依赖,推动能源安全,也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进行弯道超车,摆脱燃油车时代的产业劣势。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生产国,并且,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是我国企业自主推动的,创新步伐走在世界前列,成为自主创新的代表性行业之一。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典范。
(四)开放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在新发展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开放发展就是要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更好维护和引导发展的国际有利环境。在过去,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主要是闷头做事,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的适应者,而在“两个大局”背景下,首先要注意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这引起了改革全球治理机制的要求,以更合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此外,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引起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封锁,这不仅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相悖,更是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体现。新发展阶段的开放发展,要为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国际秩序。“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24〕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多边主义全球秩序更有利于对抗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制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的无理行径,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顺畅,和全球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一个更加多元、开放、对等、普惠、包容、共赢的全球治理机制将使中国能够获得更友好的外部环境,能够更有力地维护发展的安全。
为了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新发展阶段中国通过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建立起开放、透明、统一的国内市场环境,以高水平开放的中国推动和引领新的全球化。高水平开放的中国也将增加对世界各国企业的吸引力,有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强化反脱钩和断供的筹码,以及维护中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的海外市场,这些都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体现。新发展阶段中国继续推动以“一带一路”共建为代表的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互惠合作,这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呼声,加大对单边主义的反制力量,进而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在新发展阶段,强化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和海外上市中国企业的安全审查,是对外开放中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此外,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也是反制断供和制裁,在对外开放中维护中国利益的有效措施。
(五)共享发展
在发展理念上,原来的发展理念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后富,新发展理念则更强调发展成果要为人民共享。新发展阶段的共享发展理念更加强调实现共同富裕。在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之际,“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25〕。共享发展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归宿。新发展阶段的共享发展理念则继续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进程。与此同时,新发展阶段实现共享发展也有助于发展和安全的统筹兼顾,这是共享发展的新特征。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是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直接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相违背的〔26〕。从国际大格局的角度,中国仍然需要通过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来巩固其国际地位,增强国力应对西方的无理打压。共享发展尽管首要着眼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目的,但仍然事关中国发展的安全利益,可以说,实现共同富裕和实现更加安全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
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政治安全为根本,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安全,这是对内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27〕,把共同富裕上升到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对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做了深刻的阐述。新发展阶段的共享发展,其重要意义也应该加上实现高水平安全的维度。
四、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的整体落实
在新发展阶段的整体落实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后采取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要继续深化,新发展理念要继续贯彻,并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整体落实上必然转化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两个大局”显现化背景下,高质量发展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传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模式存在粗放增长的弊端,以及依赖国际技术、市场和资金的一面,在安全风险激增的情况下,这种依赖性成为传统发展模式的又一个缺陷。因此,新发展格局也要围绕着高质量发展并为之筑牢安全之基。国内国际双循环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突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是落实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战略布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28〕。可见,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是跃出经济层面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29〕。
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30〕。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是深化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并且是更加注重安全的发展;新发展格局所构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是着眼于这些发展的要求。因此,新发展格局就是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安排和整体落实,是贯彻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下发展格局的必然变化。在新发展格局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发展。
(一)创新发展
新发展阶段的创新发展高度强调自主创新,而“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3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有赖于市场规模,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创新的涌现。以往利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依靠的是国际大市场,但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及庞大而完整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这是新发展格局强调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最大依据,也是自主创新得以推动的最大依托。当然,新发展格局并不是片面强调国内大循环,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利用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创新仍然是有益的,但新发展格局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鼓励利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的同时,也要求在关键领域形成相应国产备份,以防被“卡脖子”。“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32〕。当前,关键领域的国产替代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在国产替代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比起国外暂时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国产替代需要先在国内市场进行消化吸收,而新发展格局所依托的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此提供了足够的市场空间。
关键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是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步骤,而这对尽快解决断供和脱钩带来的高质量发展的安全隐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新发展格局为此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国内大市场,构成了锻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的基础保障,从而摆脱以往的依赖性的一面〔33〕。反过来,新发展格局要真正构建起来,必须要实现的是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这必然要具有高水平的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34〕,高度强调自主创新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与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强自立这一论断是对应的。理解新发展格局,要首先从它是推动自主创新自强自立的战略布局来理解,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从服务保障于这个格局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仅关注循环本身的畅通与否,这也与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相一致的。
(二)协调发展
在以往“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模式下,沿海地区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获得了快速发展,这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沿海地区更多参与的是国际大循环,沿海的技术、资金和市场的互动更多是与国外进行的,内地与沿海的互动最主要的是内地劳动力候鸟式迁移到沿海地区,间接参与国际大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协调发展能够获得更有利的推动条件,双循环继续推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助于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有助于国内商品和要素的充分流动。从经济循环角度,当经济循环更多在国内完成,各种要素收入也更容易留在国内,这有助于各地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获得发展,也有利于推进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当然新发展格局仍然重视参与国际大循环,各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不是在封闭圈子内的比较和竞争,而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背景下,原本发展落后地区更有机会定位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相比原来国际大循环的主导,协调发展更有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得以推进,这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最大变化。
(三)绿色发展
回顾世界各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由于环保治理具有外部性,一个普遍事实是在初始阶段是各国政府政策引导的产物,而不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如果依靠国际大循环来发展绿色经济,这个国际市场一开始是容量有限的,并且容易受到所在国政府政策变动和市场保护的影响。我国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绿色发展,同样也是依托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在国内市场进行需求引导,从而得以推进的。我国绿色发展的优势在于国内所具有的超大规模市场,这是这些年绿色发展驶入快车道的重要诱因。以新能源产业的重要行业动力电池为例,我国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动力电池生产国,其背景正是在政策引导下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事实上,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典型体现了先通过国内市场培育形成产业规模优势,再快速进行产业技术升级迭代,由此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道路,这与过去依靠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产业技术升级之路截然不同。新发展格局所强调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仅将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推向新的阶段,更使新能源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世界范围的竞争优势。
(四)开放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3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成为了世界工厂,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飞跃,中国也拥有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36〕利用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首先有助于利用稳定的内需对冲不稳定的外需,从而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减少外部经济政治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随着中国国内消费总额在世界的占比不断上升,中国成为世界市场能够为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从而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经贸规则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有助于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有助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和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的早日实现。第三,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便于以国内市场需求主导推动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即使部分关键零部件技术掌握在外企手中,这些外企也会推动本土化生产并受国内市场需求主导,从而形成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市场的依赖关系〔37〕,进而对所谓断供和制裁形成强有力的牵制。
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国内与国际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是割裂的,国际大循环对国内大循环的促进作用有限。新发展格局强调双循环的互相促进,在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基础上,用国际大循环来巩固和促进国内大循环。这包括:第一,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能够利用和整合全球要素资源为之服务;第二,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仅有利于塑造我国发展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也有利于国内企业在国内市场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和科技进步的加速,并进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质量与效益;第三,新发展格局仍然重视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发挥,一国比较优势是国际市场选择的结果,人为舍弃是不可取的,我国的比较优势目前仍集中在以中小代工制造企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且由于参与国际市场,这些企业劳动者技能知识水平快速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更多具备了技能密集的优势。为这些企业创造良好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政策环境,有助于就业和劳动者收入的巩固和提高,进而有助于扩大内需和国内经济循环的流转。新发展格局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重心,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疏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堵点后,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之要素所得,能够更有效地经过国内大循环流转并放大,使新发展格局具有更好的支撑。
(五)共享发展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我国已具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在新发展格局中则与扩大内需,从而与巩固和发展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密切相关。很明显,一个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不仅与共享发展的要求相悖,而且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消费被抑制,扩大内需会成为一句空话,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也会成为跛足巨人。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可以说是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依托,是牢牢掌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实现更加安全发展的基础性前提条件,因此落实和推动共享发展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新发展格局则为落实共享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传统发展方式为保持比较优势而倾向压低劳动力价格,新发展格局则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注重的是劳动者收入增长对于畅通大循环,形成强大内需的重要性。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促进共同富裕成为重要的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建议》提出要保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提升就业质量,促进充分就业,是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发展利益的共享。我国已有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再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对新发展格局构成更大的支撑作用。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过程,实质就是收入分配不断改善的过程,是扩大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过程,也是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38〕。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然要鼓励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再分配、三次分配的机制,以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些都是推动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进而也是推动国内大循环进入良性畅通循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潜力的根本方针,从而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远战略布局。
五、结论
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贯穿“十四五”时期乃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程的战略导向,从整体上把握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理解三者各自的内涵与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把握三者的整体性,首先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模式的变化。传统发展模式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指导下,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实现了富起来的发展目标,但传统发展模式的质量效益不高,存在着创新不足、协调不够、破坏生态、开放层次不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传统发展模式的这些问题,本质上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传统外向型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参与国际大循环,固然有利于中国发挥自身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在西方国家掌握国际价值链高端的情况下,中国依靠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必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上存在缺陷,而这最终又制约中国新的竞争优势的重构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化。更重要的是,传统发展模式参与的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隐含着对国际市场、技术、资金的一定程度的依赖,这是传统发展模式在导致粗放式增长之外的另一个重大潜在风险。
新发展理念是针对传统发展模式大而不强的问题而提出的,旨在推动以往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强起来的发展目标。之所以说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理念的一次影响深远的全局性根本性变革,在于它能解决传统发展模式的痛点,实现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并解决相应的经济社会生态问题。正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十三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局面才开始形成。新发展阶段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逐步走向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拥有雄厚综合国力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新阶段,也是“两个大局”显现化,发展的安全考量急剧上升的新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都与安全联系起来。在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现代化仍然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同时,新发展理念也适应新发展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在五大理念的落实上也更加注重发展的安全。新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全局性变革,而传统发展模式除了粗放增长的问题,还存在发展的安全风险。在中西方互补性下降,竞争性上升的新局势下,更加注重安全的新发展理念,对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发展模式总是与一定的发展格局相联系的。传统发展模式更多地强调参与国际大循环,而新发展格局则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核心机制就在于推动独立自主的发展,通过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而发挥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更加安全发展的目标。新发展阶段必然要构建新发展格局,而新发展格局又为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了新的舞台,通过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的落实也具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在新发展格局下,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而进行的创新,而创新的重点就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国产替代和突破产业瓶颈。协调发展依托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在畅通经济循环的基础上通过要素的充分流动,可以缩小过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地区行业城乡发展的差距。绿色发展可以在国内市场需求的依托下进行绿色产业创新,推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开放发展可以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依托下形成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磁吸力,以及增加他国对中国开放市场的依赖程度,在此基础上中国起到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变革的推动作用。共享发展作为新发展阶段的发展重点,也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密切相关,畅通的国内大循环所形成的强大内需可以提高居民的就业程度,也可以将经济循环产生的要素收入更多保留在国内,从而有效推动广大居民收入的增加,并实现共同富裕。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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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来源:《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