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日，在诸多现实问题中，毕业生的“就业率”不高显得特别突出。就业率是一个方便统计的表述，对个人而言，应该是就业能力，即个人的工作能力。这一现实关切后的理论假设是:高等教育作为投资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能促进经济效率的增长;高等教育作为达成社会民主的利器，能促进不利群体的向上流动。在现代化刚起步的国家(即工业社会)，对个体而言，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分层中有效的上升通道，文凭成为人才选拔与人才配置中有效的“标识”。以中国为例，文凭的重要性在孕育出科举取士制度的社会文化中发扬光大。在现代化较为发达的国家(进人后工业社会)，以英国为例，1960年代的《罗宾斯报告》是一个分水岭，之前的高等教育尚属政治范畴，之后则被纳人经济范礴，是国家创新能力、生产能力的核心。相应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罗纳尔德·巴内特(Ronald Barnett)用几个词清晰地勾勒出这一历程:university out of society-university and society-university in society-uni-versity of society，即从孤岛般游离，到边缘，进人中间，成为核心。在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的历程，越来越多的人卷入高等教育中，以此谋求生活机会，设计职业生涯。

然而，我们所t身的工作社会却发生了变化。乌尔里希·贝克1999年用德语出版Schtine rseue Arbeitswelt. Vision Weltburgergesellschaft. ; 2001〕年英译本出版时，以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为题，此后的五年间，学术声誉很高的Blac}well出版社已三次再版。2007年春夏，笔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书店当月最受关注书籍栏觅得此书，同时并列的尚有Lynne Pettinger等编辑的A NewSociology of Work?—   2003年秋季伦教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一个工作坊的论文集与Keith Grint于2005年第三版的The Sociology of Work。工作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危机?工作的内涵与工作的类型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个人而言，工作与生活之间能否达成平衡?对社会而言，经济生产一定是“重中之重”吗?经济之外尚有公民社会的多重活动，它们之间能否达成新的动态平衡?这一系列问题既是复兴的工作社会学、也是新兴的文化经济学之重要议题，它更应该是将人力资本的培养视为核心目标的高等教育所不得不正视的重要议题。

一、工作社会的终结?从风险的政治到承认的政治

贝克开篇就不无椰谕地指出，在21世纪末，希望找到一个高收人、高技能、高稳定的全职工作，就如同在快速沉沦的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找到一个舒适的帆布折登椅一般。新自由主义市场的乌托邦不期而获的却是西方的巴西化，可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西方—后工业社会或者说后现代社会，巴西—半工业社会或前现代社会，两者之间有何“貌似”或“神似”之处?“巴西化”特指什么现象?

在半工业社会的巴西，拥有全职工作、领取稳定薪水的只是从事经济活动人.口中的少数，多数人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下谋生过活:他们可能是流动的小贩、零售商或小工匠，为顾客提供各种各样的个人服务(譬如，摆摊修鞋，街头剔发.)，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就业形式和培训机构之间来往穿梭。这种流动的“多重工作”(或称组合工作)，西方社会并不陌生，但它主要是女性劳动的特征—这并非仅是前现代的印迹，晚近在工作社会中快速蔓延:高失业率背后是各种各样的零工(兼职、自雇、钟点工等)，高技能、好报酬、全日制的就业逐渐削减，过去的例外成为现在的常态，过去的常态则成为现在的幸运。第三世界的色彩被涂抹于第一世界之上，贝克优伤但仍不失优越地感叹:如同一张奇怪的拼图，西方心脏地带的社会结构打上了来自南美的补丁—人们工作与生活中充满着多样化、含混性和不确定。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德国的巴西化特征明显:20世纪60年代只有十分之一的就业者属于不稳定组，70年代，这一比例达到四分之一，而到90年代已高达三分之一，这之后的十年间，这一增长速度仍将持续，有一半的就业人口将堕人不稳定之中。[’〕

贝克因此提出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学，或承袭其惯用语—“风险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这是一场新的权力游戏，由两股新势力共同操纵，其一是受地域限制

的政治势力，替如政府、议会和贸易协会，其二是不受地域限制的经济势力，价如资本、金融和商业。贝克简洁地概括为:资本是全球性的，工作是地方性的。国家在决策时面临两难:或者以高失业率为代价，对不断增加的贫困人口提供社会保障，多数欧洲国家如此;或者接受稍低的失业率，相伴的是接受明显的贫困，美国如此。困境后的现实是:终身工作的观念已经消失，工作社会行将消失。.奴升的失业本很难再归咎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应问责于发达资本主义的高科技跳旋。不夸张地说，一切有酬工作都面临被机敏、高效的技术所取代的危险，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在所有经合组织(DECD)国家，GDP的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已变得纤弱，每个资本GDP的客观增长很少或根本没有伴随就业机会的增加。

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学还面临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过去的黄金时期，充分的就业、养老储蓄金、高税收、游刃有余的公共政策—诸因素之间形成一

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旦有酬工作动摇，福利国家的根基也将塌陷:常态的生活经历将支离成片断，老年贫困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囊中羞涩难以满足高涨的福利保障需求。

“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化”已经成为一句政治咒语，处处可闻的“弹性化”呼声用传统的防御策略遮蔽了其后的陷阱:对职业而言，弹性意味着更新，意味着

老板可以不费事地解聘雇员，工作越来越短期，越来越“可更新”—即可终结;对个人而言，弹性意味着皮实，意味着“打起精神来，你的技能与知识已经过时，无人告知你应该学习什么以适应未来的需要”。工作关系的“无规则化”与“弹性化”意味着工作社会快速变成一个风险社会—失控于个人和国家的理性计算，还愈味着风险在国家、经济与个人之间重新分配，即国家与经济体成功地将风险转驾于个人。社会中的多数人，甚至是富足稳定的中间阶层，“不稳定”的流感亦快速侵蚀其谋生之道与生活世界，越来越多的个体将自己整伤为“我即公司”( Me & Co. )，在市场中出售自己。

个人开始享有自由—却是不安全的自由，西方文化中自我实现的个人抱负(背后是勤奋、稳定、理性规划)与不确定、有风险的新政治经济学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个人被抛掷到看似迷人的“可选择性”、“自助”、“自雇”且自己承担风险的快速漩涡之中。理查德·珍妮特在其(性格的丧失)一书中指出:弹性化工作对工作者的期待是灵活、适应性强、能流动，并愿意承担风险，但这与许多成功者的核心特征，如忠诚、追求长期目标、承诺、信任，以及有目的性都有直接抵触。当生活成为一系列不连续的工作而不是一个连贯的职业时，长期目标会受打击，社会联系难以建立，而且信任关系很短暂。人们不再可能判断出最后会承担哪种风险，同时晋升、解雇以及报酬等旧“规则”似乎也不再适用。在珍妮特看来，当代成年人面临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注重短期目标的社会中，过一种具有长期目标的生活。th

不安全的政治经济学将社会图景重构为“含糊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般高与最低不再能被清晰地定义为两极，而是新形式的财富层面与贫困层

面的登加与混淆，不安全感侵袭着社会中的所有位置。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贫与富的中间状态，或者说贫与富亦交替无常。往下滑并不意味着落到最低处，而是滑出结构之外。在高与低之间，在混乱无序中，惟一的规则是含混。在含混的社会结构中，阶级分析的框架(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区别)不再具有解释力，它的哲学不再是“非此即彼”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而是“既如此，又如此”的变动逻辑，它将导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塌陷，社会分离成为一个个片断;它还将粉碎个人将自己定位为阶级构成的社会中一个具有工作能力的公民的自我意象。

工作社会终结，将巨大的不确定性带给个人与社会，在转瞬即逝的短暂中，个人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方向、节奏，甚至性格;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肢解为五色斑驳的片断。更多的学者用不同的现实经验与理论视角，针对工作世界终结这一命题，或支持或反驳，与其展开对话，这是西方学术研究与社会政策中一个炙手可热的命题。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之崛起》的作者，安东尼·吉登斯对此人此书推崇备至，认为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研究之于后工业社会的价值，堪比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之于工业社会的意义。卡斯特认为高失业率—这一徘徊于欧洲的幽灵，在美国与日本并非那么严重，信息技术对工厂、办公室和

服务业确有冲击，但若就此推论无工作社会(即工作社会终结)已诞生，那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

安东尼·吉登斯在其成为社会学经典教材的《社会学》中，用“工作无保障”为题，并对“终身工作”观念是否终结进行开放讨论:不同职业类型的工作者均感到工作无保障，也就是对他们的职位及其将来在工作场所中的稳定性怀有一种忧患意识。近三十年来，工作无保障现象逐渐加剧，而且在工业化国家，这种不稳定现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囚同时，过去清晰划分的“失业”(即失去工作，这里的工作指有酬工作，或在一个公认岗位上的工作)与“就业”，如今也并非“白或黑”两分，而是出现中间的多种类型，即灰色地带:充分就业—不充分就业—半失业—完全失业。

对个人而言，这一轴上有三种类型:就业(充分就业、不充分就业);失业(半失业、完全失业);还有一种既没有就业，也没有失业的状态。Is〕更需要指出的是，对社会而言，失业常被化解或整合入就业体系中:提高平均的最初就业年龄;降低退休或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兼职工作增加;减少一生总的、每日或每周的工作时间;增加平均休假、节日或工作休息时间;增加整个工作期间脱产培训的时间。〔‘〕—多数人陷人不饱和就业状态。

不管你爱它还是恨它，你都得接受它。今天，“工作社会终结”这一命题已经从一个消极的“危机”替告，转变为积极的现实—一个需要理性认识、勇敢

面对、智慧发掘的现实，即从风险的政治转换为承认的政治。无论针对个人，还是针对社会，工作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一个以工作命名的社会即工作社会的终结并非噩梦，我们需要对工作社会进行更深刻的反省。

凯恩斯式的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指出:一个失去工作的人，就失去了进入社会的通行证。〔，l贝克首先发问，工作是如何成为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中心的?

在现代社会，对工作者而言，工作意味着:其一，金钱，工资与薪水，这是满足其自身需要的主要资源;其二，活动水平，为工作者提供一个发挥潜力的组织化环境，为获取技能和经验莫定基础;其三，多样性，提供一个与家庭不一样的环境;其四，时间结构，一个工作者一天的时间是围绕工作的节奏展开的，一生的规划也是按照工作的需要来设计的;其五，社会接触，工作环境提供了获得友谊、参加共同活动的机会;其六，个人认同，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认同。[’〕工作尤其是有酬工作，对于个人而言，绝非工作本身，它更可能是人生的全部。成人的经验完全是由工作(职业)来左右的，个人用工作来定义其一生的时间—工作之前、之外与之后，价如，“老年”是通过“中止职业”(从职业中退出)来界定的。一个人退休了，他就是老年，这一老年的界定并不以个人生理与心理的衰老为根据。，如，在工作社会中，通过职业而非信念或兴趣，我们可以辨别一个陌生人的工作学习能力、消费趣味与需要，其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未来发展。在生活沿着职业展开的社会里，职业确实包含着许多关键性信息:收人、地位、语言能力、可能的旨趣、社会交往等等。工作还给予个人生活的“内在稳定感”，“今天，只要能够在变化中保住职业机会和成就，人们就可以相对容易地更换住地，甚至国家和社会环境，而不会变得‘背井离乡”"l97。总之，工作连结着个人与社会，只有成为“工作者”，个体才不会被排斥到社会之外。工作是衡量个人价值的大小、活动的惫义高下的惟一尺度。

因此，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工作”具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全能价值，任何试图突破工作场权地位的论述都遭受批判。一个没有工作的社会，如同一个没有中心、没有立足之基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无论是卑微纤毫的个人日常生活，还是宏大的政治、经济和法律，都没有定力。然而，工作社会真的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必然形态吗?工作社会是自然天成，古已有之且亘古不变吗?

贝克继而提出“自由”、“政治”两个概念与“工作”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即工作与自由、工作与政治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回溯历史，贝克概括出三个

不同的时期(准确地说，三种模式):其一，古希腊城邦;其二，第一次现代化中的工作民主;其三，超越工作社会后的自由与政治的可能。

在古希腊城邦，自由被界定为“免于工作”。工作者不仅是不自由的，而且不能被视为社会的一员。“社会”是与“工作世界”相悖的范畴，它专属于免于

工作的自由者，由公共政治活动构成。公民们从事公共交易、享受闲暇和热衷政治。少数“社会”中公民的自由建立在多数被排斥于“社会”之外的工作者的不自由墓础上。

工业社会完全颠倒了古典价值，人们通过古代社会被排斥在外的有酬工作来定义自己。工作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与整合基础，工业社会中“工业”的拉丁词根industria最重要的意思即勤奋、不享受闲暇。劳动者执迷于增长的乐观之中，开始妖魔化休闲者，用勤奋将个人驱逐进入“必需王国”的铁笼中。

布尔乔亚的工作社会虽成功地驱逐了闲适，但它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其实，从历史来看，高失业率和低就业率是常态。1800年前后，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口即被称为下层阶级，没有稳定的收人;五分之一的年富力强的人口在闲逛，不是盗与贼就是乞丐、流浪汉。yo7伊利奇(Ivan Illich)用历史研究来探讨资产阶级采用“有酬工作”这一策略的一箭双雕:一方面用以对抗贫困，另一方面将人们纳人社会秩序之中。工作社会意味着秩序社会，人们用工作来克服贫困、毒瘫、犯罪等，并且工作承载着统治者期待的工人需要的节奏与纪律、价值贵任与合作的态度。

在现代社会，工作民主作为民主的重要内容进人欧美社会，以薪水谋生被视为民生的重要形式，女性、边缘群体不断获得工作权利是民主的进步，公民被定位为工作中的公民。自由、政治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用管仲的一句老话可以精准概括:仓案足，知礼仪;衣食丰，知荣辱。人们通过工作获得自由，民主政治建立在工作社会的基础上。

毋庸置疑，工作社会已经到达其技术与生态的极限。如何超越工作社会?贝克并不认为“自由时间”与“休闲社会”是对工作社会的超越，他认为后者仍

然是在工作社会架构下的论述。对工作社会的超越并非重返高就业、高福利与高稳定的失乐园，或者走回头路，剥夺部分群体的工作权利，譬如女性，或者恶化有酬工作。贝克相信只有远离工作社会的逻辑，才能发现真正的解决之道，即真正的发现之旅并非始于新大陆，而是用新的视角再看老问题。

这个新的视角究竟是什么呢?

二、再定义工作:从单一就业到多重活动

最切实的途径是重新认识工作。在技术、社会组织与工作制度几方面变革的共同作用下，工作的社会组织、工作过程、工作的内涵与类型、工作在人生活中的意义、工作在社会中的地位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工作的社会组织发生变化。西方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来源于大量生产以及规模经济〔川，其后是被泰勒称为“科学管理方法”的指导思想，福特则将科学管理的原则扩大到与大规模市场相联系的大规模生产中}u}。福特最重要的发明就是流动的生产线，这一生产线的本质在于“权力、精确、经济、速度和连续性”;福特生产模式是一个高控制、低信任度的生产体系，工作被分解为细小的步骤，每个环节标准化，为提高效率、减少失误，生产线上的工人不藉要进行思维或作出判断，只需要执行，工人在此是机器的延伸(这部分工作也最易被机器所替代)。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福特生产模式延伸到行政与管理领域，即科层制度。层级森严的科层体翻对工作角色的职能、判断范围与行使权限均有严格的规定。在生产领城中的福特制与生产关系领域中的科层制度模式下，战后西方工作社会呈现出充分就业、高工资、低技能的特征。但工作领域中的低信任度同样带给工作者暗伤，.如福特生产线假设工作者是白痴(不过是机器的延伸)，“我们付钱给你是不让你思考的”;科层制度为个性发展留下的空间不大，工作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后者的弹性能快速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

工作者内部出现森严的区隔，这两类工作者的工作技能、工作空间与社会资源截然不同:符号分析者—搞设计的工程师、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生产工艺

学家、公共关系负责人、国际律师、管理顾问等—可以在全球市场上出售其知识、技能和见识，他们拥有开阔的国际市场，他们对所居住的地域空间依赖很小，社会成员内部很难共享一种共同感，整个社会如同一张色块斑斓的拼图，请注意是拼接而非混调，即色块之间是彼此封闭的，社会呈现片断化。

劳动过程的个体性、工作的区隔化与社会的片断化，导致个体再无“壳”的保护，这个壳在过去可能是机构、公司、阶层、家庭，工作组织的解组符应着网络社会，工作者是不同网络线上的连接点，寄居于一个连网络本身都不知置身何处的弹性网络之中，个人彻底虚弱化。你有技能吗?技术变迁的步伐飞快地刷新了你的技能，你有看似安全的壳(公司或国家)，但全球竞争不断设定工作和市场多变的几何形式，劳动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价值创造过程的核心，劳工也从来没有如此容易受到组织的伤害。l”〕卡斯特预言，弹性工作扩散到核心劳动力，这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贝克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低成本的学术工作:

凯恩·荷勒《Keith Hoeller)的学术职业生涯

198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时，凯恩已经发表了十篇学术作品，他还拿 到法国政府的一笔资助，到西雅图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并且担任专业

期刊的评阅者—这通常是全职教授才有的荣誉。但是在过去的十六年间，凯恩在一个接一个的短期合同中映跌撞撞，他最近停留的一站是华盛顿州立的一所大学，他只拿到一年做12个演讲的课程，这份工作的年薪是26000美元。而今，他已年遗半百，梦寐以求的教席看来只能是奢望，他甚至没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兼职教师是美国大学深受欢迎的廉价劳力，对政紧缩、竞争加剧，大约有45%的大学教师与凯恩处境相同。这一比例是1950年代的二倍!

大学因此获益良多:所付出的薪金只有常规教师的40 %，无须提供退休和健康保险。临时工作不同于终身职教师，可以灵活雇佣或解踌，大学因此能歌捷灵活地适应其顾客—学生的需求。大学中的教师分离为两个阶级，凯恩感到收入太低、工作太重，他只有演讲才有薪酬，此外的备课与组织考试，均无收入，甚至汽油费都需自己垫付—许多兼职讲师一之中在三四所大学之间奔波。〔’“〕

其三，工作的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工作的性质在变化，工作的类型在拓展、工作的边界不断模糊(公共与私人、合法与非法、正式与非正式、市场与非市场)，甚至工作时间亦难以分辨(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既往的公共领域(理性、规则化)与私人世界(亲密、有情意)的界限日渐混淆，生活既渗透于经济之中，又凌驾于经济之上，还以时尚产业等形式引导经济的发展。“新工作社会学”提出应该从一个更为宽泛的、动态的视角重新解释工作的复杂性、含混性与发展性。lm 1

第一，工作边界的拓展。传统的工作社会学从两个维度来认识工作，其一是活动所涉及的领域，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其二是活动给个人带来的收人，即有酬工作与无酬工作，传统的工作被偏狭地定义为工作者所从事的公共领域中的有酬工作。私人领域中的家务劳动没有薪酬，多由女性(妻子或母亲)来承担。传统有酬工作所支付的常为“一个半人”工资—家庭工资制，即在全职的、稳定与有酬工作(男性)后面是女性承担无薪的、私人领域的家庭工作:照顾孩子、起居、饮食、洗衣、清洁、协调沟通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等。}nl伺服工作、

1970年代后，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开始责难:家务劳动为什么不能被视为工作?从家庭角度来看，一方面，随着速食、快棍店的普及以及生活风格的简单快捷，家务劳动越来越市场化和社会化;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有酬工作的岗位。从工作社会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有酬工作的强度加大，工作环境中的高竞争要求一部分工作者全神贯注、全身心地长时间投入工作，随处可见的“工作狂”便是例证;另一方面，原本属于私人领城中的许多工作必须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如照顾老人、伺奉病人、抚养孩子、细致繁琐的家务活儿，生活内容—私人生活中细节萦复的各个层面均转换为公共的工作，不过有正式/非正式、有酬/无酬、市场/非市场之分。菲律宾的家务工作者在全球家务劳动市场上的拓展，在增加其国家GDP的同时，也启发再思考公共工作与家务劳动之间的界限，以及全球家务劳动市场应该如何重构。

第二，有无薪酬、薪酬高低不再是衡量工作价值的重要指标。一方面是有酬工作的公共(客观)世界和家庭的私人(主观)世界之间边界模糊，即私人劳

动的公共化;另一方面，在公共领域中，出现大量无酬工作，誉如志愿者工作、生态环保工作与社区工作等，这部分工作不以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为目的，但它们创造社会资本，即创造人类好的生活。同时，有酬工作、低薪工作与无酬工作之间的界限也常混淆，尤其是在创造性的与社会性的工作中。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工作为例，在消费与闲暇的条件下，他(她)的工作地点灵活，工作时间机动，他(她)可能在从事有酬工作(譬如签约画画)，也可能进行完全发自内心的创造，他(她)完成了一幅作品，可能出售，也可能收藏，还可能作为礼物送给别人。因此，很难说有价值的工作都是利润驱动的、市场导向的工作。

第三，人的情感、人的生活开始重构工作。帕森斯在分析工业社会兴起时，曾用五对变量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即情感有涉与情感中立、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集体取向与自我取向、扩散性与专门性、先赋/身份与后致/成就。现代社会普遍具有后一个维度的诸种特征，工作尤其是有酬工作，作为工业社会的立基之本同样体现粉:情感无涉、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专门性、成就取向与自我奋斗等现代性特征。但是，晚近工作类型的扩展，在上述基本维度上，亦挑战传统工作的内涵。表现为:工作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范畴，它所置身的是人的世界，既包括人心，更包括人际—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工作很难再具有情感中立、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特征，而常与情感、性吸引力甚至宗教纠缠在一起。〔”]霍斯洽德(Hochschild)在《被治理的心灵)( The Managed Heart)中提出“情感性工作”这一概念，在个人服务性行业，譬如护士、幼儿园与小学的教师、空中服务者、秘书等，感情成为工作的中心，工作者的情感与个人的技能被放在重要的地位，他(她)所提供的服务是特殊的、有针对性的，且与雇主形成亲密的、私人性的连带。即使在生产性服务行业中，譬如银行业、保险等行业，提供给雇主的服务并不限于金融等专门化知识，客户管理的触角已经拓展到雇主的家庭、雇主工作之外的种种嗜好。再譬如性的魅力和性吸引力，这是过去工作社会学所忽视的部分，但在晚近的时尚产业或文化产业中，魅力在为受众所消费的同时也成为重要的资源，各式各样的明星成为魅力的载体，明星的市场价值取决于他(她)的市场号召力，眼球经济还取决于粉丝对明星的拥夏。这就是不少艺人不结婚、或者不公开婚姻状况的症结所在。

在新近的工作社会学中，人的因素(即雇用者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关系)成为工作的重要资源。件如，利基市场(或缝隙市场，Niche Market)的出现与活跃，它依靠产品创新、广告宜传、售后服务创造和扩大的无弹性需求区间。l’‘〕它的资源可能是特殊的知识产权、特殊的技术，更有可能是特别的关系、特别的人际因素。这样的工作条件暂时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因此它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垄断资源、独步江湖。因此，公司在招收雇员时，不仅看他(她)硬的知识与技能—财富创造力，更要看其软的经验与关系—资源获取能力、市场拓展的能力。

因此，个人的情感、私人生活的领域开始重构工作;工作因为诸多人的因素的渗透，亦不复再是经济工作。薪酬与金钱只是经济社会的法则，而人的社会生活有更多更重要的内容。恰如法国政府的领袖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对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概括:市场化经济，行;市场化社会，否。〔”〕

一回到贝克，回应工作社会的终结，准确地说是有酬工作社会的终结，他提出

了“多重活动社会”( mufti-activity society)的概念。其中，作为一个公民，有一种重要的工作形态是公民工作(Civil labour)，公民工作与公民权利相互孕育，公民工作使公民权利得以实现，这些工作可以体现于日常生活与社区事务中，也可以是立法、党派等政治活动，公民投人大量的时间、空间与金钱于公民社会中的种种实践。这一工作的特征是有组织、有创新且不遵从惯例，公民在政治志愿与社会奉献中自我决定、自我实现;这一工作常以项目为中心，与他人密切合作，且在公共福利企业的指导下运行。[z6〕这部分工作者的前提是免于衣食之虑。在日趋片断化的社会中，公民工作着眼于塑造高于经济之上的政治生活，为分崩离析的社会提供新的整合;在个人的工作境遇风险日增的情形下，公民工作在获得自薄、形成共同感、提供物质安全、明确新认同等层面有力地慰藉日趋脆弱的个体。

贝克进一步呼吁，人们应该努力地克服观念世界中的工作霸权，人们不必按照工作的纪律来设计自己的生命节奏，规训自己的生活趣味;一个人的尊严

与安全不必按照工作场域的业绩来决定。人们可以从事多种工作，可以是家庭工作、抚养工作、自我工作、志愿工作和政治活动等等。建立在“多重活动”社会的劳动分工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每个人的全职工作时间必须缩短;其二，男女若有所愿，皆能参与工作;其三，抚育孩子的工作应该被社会视为是一种公民工作，在社会福利和保障上享有同样的权利;其四，在家庭工作中，男女的角色与任务可以根据需要重新分配。

高尔兹提出，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双重社会”( dual society )，一方面，将会建立生产和政治机构，把效率提高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个人会从事许多能为之带来快乐和个人成就感的非工作性质的活动。即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是社会的重点，但不是社会的全部，社会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层面需要拓展;经济活动对个人来说是重要的，但把“个人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样也很重要。贝克提议，人们可以在几重领域中灵活出人，可以在工作、社会和政治行动三个领域中穿梭，有选择工作类型的权利，有中断工作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中，在工作轨道中人们选择休息的代价甚高，很多职业女性选择不婚不孕，是为了避免短暂的休息将导致其被甩出核心工作之外、终身搁浅于外围的零时工作甚至被抛弃至贫民窟的风险)，还有选择工作时间与地点的自由，能够在工作的三个核心价值维度—自由、安全与责任之间达成平衡，能够在工作与生活之间达成平衡。贝克借贝格曼( Beigman动之描述提出这样的工作愿景:人们在一周中两天时间从事有酬工作，两天时间从事家务，还有两天时间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iz}l

当然，多重活动社会的前提是:人们也应该有多重收入，不仅有工作性收人，还有固定财产性收人，而且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体系的保障。如此，人们才有可能不将生命献身于谋生(俗称“拿命换钱”)。有酬工作、公民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博弈之争，而是一个同存共赚、相互促进的和谐状态，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整合世界与整全生命，也构成一个好社会的基本条件。

工作在此，不再仅是一个经济的范畴，而回归到人、人的政治生活，即公民的生活。工作社会转变为多元活动社会，而多元活动社会的核心是公民社会。多重活动取代了单一工作，享受自由、有责任、有创造的公民取代了组织人。人们工作，并非为了薪水，而是为了开心。或者说，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工作是生活本身，而生活是高于工作的一个所在。相信公民的自我觉醒，能重新达成生活与工作、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平衡。

由此，就工作所立基的外部环境而言，多重活动社会取代了工作社会;就工作对个体的要求而言，多重工作技能取代了单一的就业能力，人们创造生活与享受生活的能力成为新的工作能力。如此转型对高等教育提出了什么要求?

三、重新理解高等教育:从生活机会到生活方式

在西方的认识中，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28]工作社会的转型与高校毕业生的急速增长几近同步。高等教育与个人的职业连带不断削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精英高等教育与工作社会之间曾有倾斜且间接的联系(以市场取向的欧美)或直接的对接(计划经济体系下“窄口径”的高等教育专业设置)。

教育又被视为社会危机的消化地，准确地说，教育再次充当了替罪羊。西方政要圈(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主要西方政府圈内)将批评与改革的矛头再次指向教育:教育系统的僵硬、知识的陈旧，无法适应不断升级的职业一就业结构。[ 30〕这又是一个由经济霸权逻辑主导的立论!我们更应该换一种思维，从变化了的工作世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来重新认识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对学习者个人而言，高等教育不再仅允诺提升生活机会，它还塑造多元的生活方式，高等教育不仅是投资，还是消费;对社会而言，高等教育应致力于发掘培植集体智力，将人力资本提升至社会资本。

在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工作社会中，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意味一种积极有效的投资，它关乎个体的生活机会。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较高，因此，对经济而言，高等教育以人力资本的形式允诺高效的经济增长;对社会而言，扩大的教育机会促进不利群体对社会的参与以实现社会民主。因此，高等教育被视为公共产品，社会中的每一成员(无论接受高等教育与否)都能从中获益，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张中的主导性思想。L’‘〕

在工业社会中，还存在着教育的工厂模式，也存在文凭社会现象①。高等教育中学位等级与学科专业对应着工作的类型与职业的地位。其后的逻辑是:拥有高智商者，应接受学术性科目的训练，因此获得高等文凭，进人专业与管理岗位;相对应，智商较低者，应接受实用性科目的学习，因此获得低等文凭，进人半技术或非技术性工作岗位，甚至失业。【”〕

在后工业社会，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下降，高等教育很难再有效地提升个人的生活机会。表现为:其一，与传统精英工作的岗位相比较，毕业生供过于求;其二，工作的内涵与类型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作更易变、流动、弹性，少层级性也少学科性，毕业生的“所学”与“所用”、“多用”很难直接对接;其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进人非精英型职业之中，多数在变动性极强的机构中工作，不管是公共机构、私人公司还是打理自己的生意;其四，弹性工作成为趋势，人们在就业、失业与灰色就业之间转换。

高等教育将面临以下挑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文凭的社会稀缺性降低之间的冲突;工作社会终结与学生生活机会的获得之间的冲突;消费主义与后物

质主义并存。这些将带给高等教育何种危机与生机?

其一，1958年，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 )在讨论经济满意度与教育、文化增长时就提出一对概念—寡头财富与民主财富，前者指特权严格控制在少数群体中，后者着力于为民所享、为民所谋、为民所用的“利益”。弗雷德·赫什( Fred Hirsch)在《社会增长限制》一书中运用这对概念解释个体与社会机会的博弈时，发展出另一对概念—位置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与非位置性商品，如健康福利就是非位置性商品，个体所享有的利益不会因为群体中更多人拥有而受损，此种商品也不会因此而贬值。对此种商品而言，木桶理论富有解释性，即一只桶装水的多少，不取决于木桶的长板，而取决于木桶的短板。但是，还有另一种商品—诸如轿车、文凭，拥有的人越多，其价值越低。〔”〕对后一种财产，帕森斯用“垫脚逻辑”来解释，当观众都坐着，一人站起来，能看得更清楚;当越来越多的观众站起来时，只有把脚不断垫高才有可能看清楚。这个逻辑能有力地解释文凭膨胀:文凭从奢侈品变成生活必需品时，文凭的标识价值①在不断减弱。文凭成为个人主义的资源竞争模式下不断哄抬的东西，投资教育不再是积极的投资，而是“防御性的支出”②，即为了避免生活变得更坏，而不得不投资。冲突论的教育学者一直对此持有批判，他们认为与其将教育视为有效的人力资本，毋宁说是身份识别的标志、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是，对教育的标签性价值失效导致的过度教育，对个人理性、集体非理性的垫脚逻辑所带来的个人之不利、学术之不利与社会之不利，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高等教育扩张是否能给社会与个人带来真正的福扯，我们也需要持更谨慎的态度。

其二，在工作社会中，弹性工作模式要求工作者具有多重技能，对雇佣者的标准改变了，过去是以学历和文凭为依据，现在不仅强调“专业技能”，更强调“个人技能”，毕业生所面对的提问不再是“你学的是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专业知识是一种资本，但如果固执于此，不能在灵活性、创新性环境中有效运用，则不会被视为是一种优势。许多公司愿意招聘能够在工作中开发新技能的、有能力的非专业人员，而不是专业狭隘的专家。( se〕越来越多的人变成组合工人，他们从事“套装工作”，具有“技能的组合”，也就是具有胜任不同工作的技能和证书，他们可以在工作生涯中，在不同种类的工作之间进行流动。在年轻人中，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顾问和专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组合工作的倾向，据估计，英国年轻大学毕业生在自己的工作历程中可能从事三种不同成分技能的11种不同的工作。(3s7

在新的工作社会中，危机与机会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多元职业生涯强调个人的判断力:个人应具有投资高等教育的判断力与生涯规划的能力。高等教

育的收益应从更多的维度来理解:不仅包括有品质的文凭、有益的社会网络，还包括学生的预见能力，享受个人生活、拓展社会空间、从事政治实践的态度与能力。

其三，随着个体的教育收益下降，高等教育更多具有消费品的特征。这里存在一对悖论，针对社会而言，在知识经济社会中，高等教育是知识财富的核心提供者，知识取代了能源成为最基本的发展资源;针对个人而言，大众高等教育被视为消费社会的重要构成，高等教育更多贡献于个人的生活方式。高等教育具有投资与消费皆有的特征，既是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生活机会的投资，又是追求生活方式和符号商品的消费，高等教育本质的复杂性、含糊性体现在大众高等教育多重任务之中。(sal

一方面是福特模式下的大规模生产、科层制度、低信任度与高竞争的工作文化衰竭，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的、充满个人色彩的、服务取向、消费导向的艺术和手工作品。同时，消费主义加剧，根植于阶级社会的生活机会被个体的生活方式(lifestyle)所取代，后者成为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准。

另一方面，在生活的物质需要被满足后，人们将剩余的收人与时间转移到新的领域。开始追求后物质的、非物质需要的满足，这是对高消费社会的一个异化，是消费社会所催生的一个不同的形态。譬如，将社会公利放在一已私利之上，高度关注生态与环境等议题，愿意从事志愿工作、生态可持续性工作、公民工作与义务工作，对工作的非物质层面更为重视，这在年轻且处境优越的群体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帕尔( Ray Pahl )的《超越成功》指出，经济时代对成功的统一衡量标准，已经让位于多元主义的价值观了，誉如渴望在家庭和有偿工作之间达到平衡，金钱并非惟一的指标，人的一生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在大众化的民主社会中，裕要富裕了的个人节制和自律—克制对奢侈生活的愿望，重新分班极为，有者的收人。[”〕

因此，后工业社会的大众高等教育，针对个人而言，高等教育不仅是投资，更是消费;不再局限于承诺提升生活机会，更在塑造多元的生活方式。

最后，笔者愿惫以菲利普·布朗的“集体智力”来结束此文，在一个信息丰，、以知识为墓础的社会里，脑力、尤其是有别于市场个人主义的集体智力(COI-lective intelligence)是核心，它能提高生产力，增进人们幸福感—培养与守护人们感受幸福的态度、品性与能力。集体智力将人力资本提升为社会资本。无论人力资本概念如何顺应时变、具有包容性，仍然是一个经济霸权的论述，如同一个物理世界，在好的状态中，不外乎是数字的机械相加;在坏的状态中，丛林法则导致内力的消耗。集体智力所追求的社会资本，这是一个化学过程,1 +1绝非等于2a—人力有限，人心无限，社会之力无获。

在当今的社会情境下，对社会而言，高等教育应致力培养集体智力，而非个人的人力资本，将人力资本提升为丰厚的社会资本，以此克服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所形成的社会的片断化、工作的个体化以及个人的脆弱化。对个人而言，高等教育所面对的应是公民的生活，是一个自由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实践。公民生活与多重活动并非仅是学者的构想或西方社会的愿景，在当下的中国同样是真实的存在:不少学生热衷绿色的生活方式，从事环保与可持续性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到NGO部门工作，志愿者、义工、社区工作也不再仅是党团组织的倡导，变成更多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

Brave New World—美丽新世界，这个词来自英国反乌托邦小说家奥尔德斯·赫骨黎的同名小说，具有浓厚的反讽意味。外表看似美丽，内在经历剧痛—brave，这个美丽是需要勇敢的。因此，“美丽的工作新世界”，也是需要直面的“勇敢的工作新世界”。

尝试换一种思维，“就业难”、“毕业生就业难”这一论断，从立论到解答，或许会有真正的化解之道。

（本文原载 季刊《北大教育评论》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