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 著 吴万伟 译
笼罩当今世界的黑暗时代体现在逐渐控制美国的恶魔身上，他们如今支配了主要政党和其他政治和经济指挥机构。他们的噩梦般统治---苦难、暴力、和可抛弃性也体现在他们对构成性文化及其文化机构的支配地位，正是这些机构产生了故意制造认同的庞大机器。这是从主流广播媒体和因特网延伸到印刷文化的社会塑造，所有这些都拥抱暴力场面，为观点凌驾于事实之上辩护，陶醉在宣扬无知和舞台效果的明星文化和消费文化中。在所谓常识被正常化的意识形态建筑支配下，读写能力如今遭到蔑视，词汇被贬低为数据，科学被混同于伪科学。
如今，思考被认为是一种愚蠢行为，愚昧无知被当作美德。批判性思考的所有痕迹只能出现在文化的边缘地带，因为无知成为美国社会的首要组织原则。比如，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相信学校里应该讲授上帝造人的创造说，国会中的大部分共和党人并不相信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引起的，这让美国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政客们没完没了地撒谎，因为他们知道公众已经对震惊上瘾，这让他们沉溺于耸人听闻的报道中，生活在信息和形象越来越快的泛滥洪流中。新闻变成了娱乐，不是质疑现实而是呼应现实。难怪更大的文化教育已经变成扼杀想象力的机器，变成为无知辩护的工具，处于独裁主义政治构成的核心，这种政治摧毁了控制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政策和机构中的任何民主残余。
我不是在谈论理论家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艾德·赫曼（Ed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最近的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等人描述的那种反智主义，虽然他们的分析深刻尖锐和见解独到。我指出的是常常被忽略的一种更致命的文盲形式。如今，文盲是灾难和政治工具，主要用来发起针对语言、意义和思考和批判性思考潜力的战争。克里斯·海基斯（Chris Hedges）指出“语言的空洞性对意识形态宣传家和公司来说是天赐良机，他们正好往这个风景中塞满操纵下的形象和大众文化习语”，1 诚哉斯言。新式文盲不仅仅是缺乏学问、观点或知识，也不仅仅归咎于一直被称为“智能手机社会”的东西。2 相反，那是一种故意的实践和目标，被积极用来使民众去政治化，并使他们变成给其生活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势力的帮凶。
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曾经称美国是遗忘合众国。这个标题应该被扩展成为遗忘和故意文盲合众国。文盲不仅仅是标志着民众陷入贫困中没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也不仅仅意味着民众缺乏有效技能熟练地阅读和写作。从更深刻的层次上看，文盲还用来指不能从体现深思熟虑、知情判断、和批判立场采取行动的意思。文盲变成了一种打击质疑文化的政治压迫，它将能动性变成无法操作的干预行为，把权力改造成为支配模式。正是这种文盲模式如今构成社会的独特做法（modus operandi），通过弄虚作假、消费者幻想、数据骗局和即刻满足的需要等内容毒化想象力，并将其私有化和彻底扼杀。这种人为操纵下的文盲模式和教育模式没有把自我和公共生活、社会责任或公民素质要求联系起来的语言。这种新的文盲模式的崛起不仅仅是公立教育或者高等教育培养批判性的积极公民的失败；而且造就了这样一种社会，它不仅消除了让思考成为可能的公共空间，同时还强制推行恐惧文化，任何要对权力问责的人都将受到惩罚是越来越清晰的威胁。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里，受到严重影响的不仅是民主社会的危机而是记忆、伦理学和能动性的危机。
这种压迫性政策的证据清楚表现在监督国家的增长、对异议者的压迫尤其是对黑人青年的压迫、威斯康辛州废除终身教授岗位、惩罚性国家的兴起和警察的军事化。同样清晰的是奥巴马政府发起妖魔化和惩罚泄密者如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切尔西·曼宁 (Chelsea Manning)、杰弗里·斯特林（Jeffrey Sterling）等人的战争。任何推进激进政治的可靠尝试都必须首先处理教育的角色、公民素养和我所说的公共教学法问题，它们不仅是政治的中心而且是创造个体和社会行动者主体的问题，正是这些行动者愿意与不公不义做斗争，愿意争取恢复和发展那些对实质民主的运行和承诺来说不可或缺的机构。思考这种工程的开端就是探讨教学法的意义和角色，这是更广泛的自由斗争和实践的一部分。
教学法的触角从学校延伸到多样的文化机构，如主流媒体、替代性屏幕文化、和日益扩张的数字屏幕文化等。教学法不仅仅是一种教学方法，而且是一种道德和政治实践，不仅积极卷入知识、技能、价值观生产，而且卷入身份认同、认同模式、个人和社会能动性模式构建。因此，教学法是理解任何政治的核心，是协调我们日常生活背景的意识形态脚手架。在整个世界，自由市场极端主义的力量正在使用更广泛的文化教育力量，接管了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以便再生产商业文化，并攻击历史上得到保证的由福利国家、公立学校、工会、女性生育权、和公民自由等提供的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与此同时破坏民众对关键的民主机构的信心。
正如市场心态和道德观收紧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民主机构和公共空间即便没有彻底消失，至少是遭到了严重挤压。随着公立学校、替代性媒体和看护中心等机构的消失，共同体、正义、平等、公共价值观和公共利益等话语受到严重削弱。这个凄惨的现实被阿莱克斯·霍耐特（Alex Honneth）称为“溃败的社会”---公民想象力、政治意志、公共民主的失败。它也是剥夺了民主理想中的社会性的政治的组成部分，破坏了人们对教育作为公共利益，教学法作为赋权实践的理解，这种实践直接针对我们的生活条件，就是要在必要时做出改变的。
当今一代教育者、学生、进步人士和其他文化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有必要处理他们在教育学生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培养他们成为有批判能力的行动者，留心关注重大社会议题，时刻提醒自己在加深和扩展充满活力的民主的意义和实践方面的责任。这种挑战的核心是在美国即将滑入独裁主义漫漫长夜的历史时刻民主社会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教育。教育者应该做什么工作来创造必要的经济、政治、和伦理条件，赋予年轻人和大众进行思考、质疑、想象不可思议之事的能力，为教育作为激发公民灵感和赋予公民能量的核心使命辩护，这些是充满活力的民主存在的必要条件。在一个越来越多地忘记争取平等和民主冲动的世界，需要做些什么来教育年轻人和更广大的民众去挑战权威和问责当权者呢？
在社会关系被个体化，情感生活沦落为心理治疗，教育被简化为私人事务或一切都被贬低为渴望结果的规范算法的社会中，教育和批判教育学发挥什么作用呢？致命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所有问题都是私人问题，根本不考虑这些问题是在更大的系统力量促成的结果。在挑战这种思想时，教育能扮演什么角色？在沉浸在热爱工具理性的文化中，任何无法被衡量的价值---激情、远见、想象力、信任、团结、关心他人、正义感等等统统萎缩，这有什么好奇怪呢？
考虑到当今历史关键时刻的教育危机、能动性危机和记忆危机，左派和其他进步人士需要一种新语言，它能谈论变化背景和当今世界面临的议题，其中金融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军事的、技术的各种资源空缺融合起来，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实施形形色色强有力的控制和支配。这种语言需要有政治性，但没有教条性，需要承认教学法总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与能动性的习得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例子中，让教学法具有政治性意味着对此时刻保持警惕，“身份认同被生产出来，群体被构建起来，物品被创造出来”。3与此同时，它意味着进步人士需要关注那些拒绝批判性能动模式和特别身份认同的实践。这也意味着开发一种对政治的全面理解，应该首先呼吁调整路线，将单项议题政治转变为高举捍卫公共利益、为公民服务和全球民主等旗帜的强大公民政治运动。
从某方面来说，这暗示开发出种种教学法实践，不仅激发民众灵感为其提供能量，而且能够挑战赌场资本主义全球独裁下越来越多的反民主实践和政策。这种视野意味着复兴激进民主工程，这种工程奠定了设想中的生活的基础，这种生活与陷入不平等差距巨大、环境不断破坏、战争和军事化被推崇为最高和最认可的国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完全不同。在此情况下，教育不仅仅是痴迷于问责范式、审计文化、市场价值观和不会反思的痴迷数据的市场社会的野蛮实证主义。此外，教育拒绝这个观念，即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都可以被简化为培训学生成为劳动力的场所，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文化等同于企业文化。
这里的问题是，进步人士需要认识到教育在创造构成性文化中的力量。在挑战针对正义观和民主的种种威胁上，在争取能够提供替代性身份认同模式、思维、社会关系和政治的公共空间、理想、价值观和政策的斗争时，这种构成性文化是必要的。但是，拥抱让教育有意义的指令以便使其有批判性和改造潜力也意味着承认像主流媒体和好莱坞电影等文化机构是教育机器而不仅仅是信息和娱乐之源。这些场所应该是竭力摆脱金融精英和公司控制的斗争场所，他们使用这些作为宣传工具和扼杀想象力的机器。
让教学法变得有批判性的关键是承认它是权力关系中隐含着的道德和政治实践，因为教学法描述了特别版本和视野的公民生活、共同体、未来，以及我们如何构建代表我们自己、他人和我们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教学法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关注教学法实践如何在众多场合起作用，如何有助于生产一种能够维持充满活力的民主的构成性文化，如何产生身份认同、地点、价值、和把所有宝贵东西组织起来的特定方式。4
在此案例中，作为自由实践的教学法强调了批判性反思，强调将学习和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理解权利和困难知识之间的联系，并使用历史和理论资源扩展民主权利和身份认同。但是，在很多教育者、进步人士和社会理论家中，广泛拒绝承认这种教育形式在学校扎根，拒绝承认它作为文化的教育本质的组成部分。在分析和参与作为教学法实践的文化时，最根本性的问题是文化的教育本性，将常识作为塑造和影响舆论的方式意味着什么，不同地方的多样性教育实践如何被用来挑战在新自由主义权力支配下发挥作用的词汇、做法和价值观等压迫性力量。
美国公众在政治上迫切需要理解专制社会将话语、词汇、形象和社会中的听觉交际手段武器化和琐碎化意味着什么。语言如何被用来将公民素质贬低为单纯追求极端自我利益，把购物当作个人身份认同的终极表现来辩护，把基本的公共服务描述为强化和削弱任何个人责任的可靠意识，还有使用战争和军事化语言描述国民遭遇的众多问题。我们对战争已经上瘾，反恐战争成为实现控制的条件反射，共同的恐惧成为激发国民团结起来的少数话语。
这种弄虚作假现在成为支配性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再次证明了教学法是政治的核心，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承认政治是教育性的，支配不仅位于压迫性的经济结构中而且在于观念、信仰和说服模式等领域。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教学法必须具有批判性和改造作用才能有意义，我认为主张任何政治都是身份认同教学法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自身上加大投资，如何讲述或承认任何教育模式、论证、观点、教学法都必须谈及适用条件并提供承认的时刻。
如果缺乏这种认识，教学法很容易变成象征性暴力和思想暴力，不是教育而是攻击。另外一个例子体现在美国公立学校占主导地位的利害关系极强的考试和实证性驱动下的教学，那简直就是主要为了让思想麻木愚蠢并制造想象力死区的压迫性教学法。这些基本上属于纪律约束式教学法，很少考虑上下文、历史，更不会考虑让知识变得有意义或者扩展那些让学生成为积极参与的批判性行动者应具备的素质。
在当今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时代，教育者面对的根本挑战是为学生提供处理知识如何与自我定义和社会能动性威力联系起来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为学生提供维持实质民主所需要的技能、观点、价值观、和权威，承认权力的反民主形式，反对基于系统性的经济、种族、性别不平等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和世界不公不义。正如汉娜·阿伦特在“教育的危机”中所说，教育对政治的核心重要性也体现在文化工作者对这个世界承担的责任上，当他们参与信仰和劝说的教学法实践尤其是在挑战各种形式的支配时。
这样的工程意味着开发一种转换型教学法---扎根于可以被称为复兴工程和民主振兴的东西，无情地质疑学校和其他教育场所实施的种种劳动形式、实践、和生产方式。在此意义上，该工程谈及承认任何教学法实践预设了未来观念、某些身份认同优越于其他，坚持选择性的社会关系模式，强调某些形式的认识价值优越于其他（想象一下商学院推崇的东西和教育学院冷漠以对甚至蔑视的东西）。而且，这样的教学法并不保证也不承认其立场建立在特定权威模式、价值观和伦理原则的基础上。而有关它们开放或者封闭民主关系，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方式必须不断辩论。芝加哥教师工会在重新获得对其工作条件的某种控制和重新定义教育意义的勇敢斗争中恰恰提出了这些问题，教育应该是民主公共空间，学习应该是为了经济正义和社会不断进步和变革。
这样的工程应该坚持原则，有自我反思和强大的理论说服力，而且应该是关系型的、考虑上下文的。我说的“关系型的”的意思是学校教育的当前危机必须在结合针对民主公共生活所有方面的广泛攻击下来理解。与此同时加上对塑造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广泛力量的批判性理解，还要专注于教学法本身的历史和条件。这说明教学法从来不能被当作一套固定的原则或实践来对待，不能被不加辨别地应用在众多教学场合。教学法不是能被强行推广到每个教室的万能药或方法论诀窍。相反，我们必须总是确定其上下文背景，允许对多种教育场合的具体条件、构成和问题做出回应。这样的工程意味着把教学法作为总是处于修改中的不确定的实践，不断与自己的假设进行对话。
中立的、客观的教育观念本身就是个悖论。教育和教学法不可能存在于权力关系、价值观和政治之外。教学法前沿的伦理学要求对他者的开放态度，无论是课堂内部还是课堂之外在被转变进入教学法实践时愿意通过持续的批判性参与文本、形象、事件和其他意义域而实现“可能性政治”的可能性。如果被理解为学术劳动形式和被当作问题对待，教学法从来不是无辜的，文化工作者有机会不仅批判性地质疑和确认自己的主观卷入，无论是学校内外的讲授方式和内容，还是抗拒所有求助于科学的客观性或者意识形态教条主义而将教学法去政治化的呼吁。这暗示了教育者有必要重新思考他们在每次教育接触中带来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行李；它也突出显示了让教育者在伦理学和政治上实行责任追究，并对自己制造的故事、就公共记忆提出的观点、和他们认为具有合法性的未来形象等进行自我反思。被理解为一种富于战斗性的希望，教学法在此意义上不是政治的解毒剂，或对更美好时刻的怀旧渴望，或对某种“难以想象的替代性将来”的渴望。相反，它是“在有可能改造现在的现有力量中发现当前和未来之间桥梁的一种尝试”。5
在21世纪的黎明，在包括公立教育在内的严肃辩论的公共论坛遭到削弱的情况下，社会和公共观念还没有被像重建一样被抹杀。我们的主要教育机构要么被简化为粗俗的工具主义、企业文化，要么被定义为纯粹的私人权利而非公共利益，反正都被踢出民主话语和公民文化的范围之外。在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影响下，我们见证了公立教育和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和多样的媒体被企业逻辑拿下，这种逻辑不仅麻痹思想和灵魂，而且强调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模式，鼓吹不惜一切代价地取得胜利，学习如何不去质疑权威，从而破坏了学习如何成为有思想、有批判能力、能关注塑造日常生活和更大世界的权力关系者的努力。因为学习被私有化和去政治化，并被贬低为教授学生如何成为优秀消费者，社会的、公共的价值观、公民素养和民主的可靠观念等都处于萎缩和死亡状态。
在与进行中的民主化工程联系起来时，作为基础广泛的文化政治的核心元素，呈现多种形式的批判教学法就可以为教育者和其他文化工作者提供机会，使其重新定义和改造语言、欲望、意义、日常生活和权力的物质关系等之间联系，作为旨在恢复民主公共生活的承诺和可能性的更广泛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批判教育学对许多人来说之所以危险就是因为它为学生和更广泛的公众提供了实现自身思想潜能的条件，拥抱其伦理想象力，问责当权者，拥抱社会责任意识。
教师、艺术家、记者、作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面对的最严肃挑战之一是开发出既有批判性又有可能性话语的任务。这意味着开发出将阅读文字与阅读世界联系起来的话语和教学法实践，以改善年轻人作为批判性行动者和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潜能的方式做到这一切。在进行这个工程时，教育者和其他人应该尝试创造条件，让学生有机会变成有批判能力和积极参与的公民，他们有知识和勇气斗争以便赶走哀伤和玩世不恭，让希望变得切实可行。但是，光靠提高觉悟还不够，还需要激发学生兴趣，赋予他们处理重要社会问题的能量，学习叙述艺术，把个人的私人麻烦当作公共议题，参与地方性的集体抵抗形式，同时把这些斗争与全球性议题联系起来。
公民价值观、公共研究、社会参与等公共空间让人们有机会更加充满想象力地把握未来，严肃考虑正义、平等和公民勇气等要求。如果缺乏这些关键的公共空间如公立教育和高等教育时，民主就开始失败，政治生活会变得贫瘠。民主应该成为思考教育的方式，这种方式在把平等与卓越、学习与伦理学、能动性与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的要求联系起来的情况下繁荣昌盛起来。在美国的专制黑暗势力大踏步前进的时代，教育在民主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变得越发紧迫。因为公共价值观、信任、团结和教育模式遭受攻击，仇恨话语、种族主义、狂热的自我利益、和贪婪等毒化了美国社会，最明显的表现是右翼极端主义者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言论。他们都在竞选美国总统。公民文盲破坏了公众舆论和知情辩论，抹杀了集体记忆，成为导致个人和公共空间和社会本身军事化的帮凶。在此情况下，像希拉里·克林顿这样被贴上自由派标签的政客实际上坚决支持危害性的军国主义和为金融精英的利益服务。
在整个国家，存在着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年轻人在抗议学生债务，环境保护主义者在积极与企业利益斗争；芝加哥教师工会勇敢反抗压迫性的新自由主义管理模式；黑人青年勇敢反抗和揭露种种形式的国家暴力；废除监狱主义者在表达他们的声音；人们在广泛讨论再次遭遇核冬天的威胁。在金融和政治恶魔施虐的时代，在自由和选择遭到扭曲的话语中，新自由主义已经丧失了为其合法性辩护的能力。新自由主义的有毒触角已经让数百万人丢掉工作，把很多黑人社区变成战争地区，摧毁了公立教育，公然把战争作为最伟大的国家理想来追求，把监狱体系变成惩罚种族和阶级少数派的默许机构，野蛮破坏环境，而且在愚蠢的后种族主义社会观念下肆无忌惮地推行新式种族主义。
文化机构中天天看到的场景里充斥着的极端暴力如今变成了日常生活关系中更清晰可见的现实，这让许多美国人更难不看穿谎言：美国民众是民主的真实和积极的参与者。因为谎言被揭穿，专制制度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现在还遭遇了思想观念危机。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批判，集体抗议持续扩大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年轻人对伯纳德（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伴随着对其他反对派群体的支持。围绕单一议题如复兴劳工运动组织起来的群体，那些试图恢复公立教育作为公共利益的群体和其他新兴运动有希望集中起来，拒绝在现有权力体制合作，同时努力创造基础更加广泛的社会运动。
在权力、文化、新公共空间、新技术和新旧社会运动的融合中，有迹象显示开始出现一种新的集体政治情感，它将提供一种集体抗议的新模式和不再给予民主维持生命的支持的可能性。这并不是有关谁将当选美国总统或哪个政党成为美国执政党的斗争，而是愿意为激进民主斗争还是不愿意为激进民主斗争的人赢得胜利的斗争。攻击既得利益者的强大反抗风暴正在形成，这将迫使自由派认识到自己与当权者的勾结，并为争取人人都享有平等和公平正义的民主社会秩序的斗争赋予新的意义。
注释：
[1] Chris Hedges, “The War on Language”, TruthDig, (September 28, 2009)
online at:http://www.truthdig.com/report/item/20090928_the_war_on_language/
[2] Nicole Aschoff, “The Smartphone Society,” Jacobin Magazine, Issue 17, (Spring 2015). Online at: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3/smartphone-usage-technology-aschoff/
[3] Gary Olson and Lynn Worsham, “Staging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Homi Bhabha’s Critical Literacy,”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osition(1999), pp. 3-35.
[4]. Henry A. Giroux, Education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Values, 2ndedition (New York: Peter Lang, 2015).
[5]. Terry Eagleton, The Idea of Culture (Malden, MA: Basil Blackwell, 2000), p.22.
作者简介：
亨利·吉鲁（Henry Giroux），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系公共利益研究所所长，大学杰出访问教授。最新著作是《美国教育赤字和青年战争》（每月评论出版社2013）、《新自由主义反对高等教育的战争》（Haymarket Press, 2014）。
译自：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ivic Illiteracy by HENRY GIROUX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6/04/15/authoritarian-politics-in-the-age-of-civic-illiter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