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伯克 著 吴万伟 译

哲学要产生效果，就必须理解其发挥作用的世界。大卫·休谟把历史和政治纳入思想世界。

在过去50年，在美国文化生活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不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杰瑞·福多（Jerry Fodor）或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而是伊曼努尔·康德。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他对战后道德哲学产生的影响。康德在此阶段的影响碰巧与伦理学作为政治理论中的主要问题的兴起同时出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托马斯·纳杰尔（Thomas Nagel）是这个广泛趋势的最杰出代表。我们有可能夸大了该发展的新颖性；毕竟，道德问题在有关政治的反思性辩论中总是占据一定地位。但是，最近几十年将政治严格从属于道德并不代表某种偏离，至少是长期失宠的康德思想的一种回归。与政治哲学中的现有趋势相比，规范性探索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著名政治思想家来说仅仅具有边缘性的重要性，这些人包括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奥托·鲍尔（Otto Bauer）、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弗雷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我并不是暗示这些思想家对人类价值观不感兴趣。因为政治是价值观斗争的产物，政治思想很难回避这种关键问题。但是，研究人性偏爱和依恋与痴迷于有关价值观的理想理论之间还是存在差别。有关政治的理想观点开始于对权力的规范性途径；它是在应该如何组织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纯粹道德概念下运行的。从这个视角看，正如康德在1793年写的文章中所建议的那样，在道德律面前应该牺牲掉谨慎原则。比如，政治中的不诚实或许是有利的，但是从康德的立场看，从道德角度看，它从来不可能是正当的。

政治哲学中的规范性转向与美国政策中某些领域的道德主义崛起有重叠之处，最明显地体现在国际关系上。在新千年早先几年逐渐显著的趋势是狄克·切尼（Dick Cheney）和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用理想价值观重构国际秩序。因为民主如今被认为是“普遍”规范，它被认为是能够在全球系统取代专制的东西：在战略军事干预的帮助下，专制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中东倒下。与此途径一致，现实障碍在圣战一样的正义观影响下被一厢情愿地忽略。

笼统地说，政治哲学为退缩在抽象的道德领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代价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将焦点狭隘地集中在职责的绝对义务上往往忽略人类看得见的欲望。其次，将兴趣专门集中在具有无条件合理性的东西上导致人们搁置对有益之事的关心。在康德将政治理论转变为道德探索分支之前的几十年，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已经在培养相反的视角。休谟的工程有两个核心特征：它考察的是实际刺激人们做事的动机而非原则上应做之事；它计算了行动可能带来的利益而不是评价行动的内在美德。这个途径或许被看作是在康德之前对康德主义的批判。更准确地说，它可能被视为拒绝斯多葛主义，其中的元素后来被康德和路德派虔诚主义复兴起来。用康德的分析来说，斯多葛派最终被认为缺乏效率是正确的，但是因为把幸福等同于“纯粹的道德完美”而受到称赞。

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的休谟思想传记是首次尝试。本书可以说涵盖了休谟思想生涯的整个轨迹----从早期认识论和伦理学实验，经过他的宗教、经济学和政治学观点，再到他完成英格兰历史的经典著作。结果是全面重构他的思想和他在18世纪思想生活中的地位。休谟的人性“解剖”占据了突出地位，也是他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对斯多葛主义的批判。

哈里斯的大部分成就源于他中肯综合的巨大潜力。有关休谟的两代创新研究的种种进步被第一次集中起来全面对待。与此同时，哈里斯的书对休谟著作有自己独特的分析印记。哈里斯强调了三个要点：休谟当作家的野心、研究兴趣的多样性及其怀疑主义的隐含意义。首先是怀疑让休谟开始了复活斯多葛派哲学的尝试。

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微妙地隐含在其他观点中。正如哈里斯显示的那样，部分因为休谟对作家名声的渴望驱使他进行了多种文学尝试。这种多样性反过来被他对人类心理和道德态度的普遍怀疑主义态度统合起来。休谟在20多岁的时候决心提高其“文学天赋”。在人生的尽头，他以“文学职业”的顺序回顾了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他自始自终都在尝试不同体裁---历史叙述、哲学论证、随笔、对话等。哈里斯强调，休谟在这不同体裁上的写作技巧是他的长期执着训练的结果，也是他的骄傲之源。优雅和准确的目标指导了他的所有写作，无论写什么他都会非常仔细地修改。渴望赢得承认鼓励他进行文学实验，扩大了他将怀疑主义应用在众多主题上的范围。

在最初的信心危机之后，20多岁的休谟前往法国学习哲学，在1734年从巴黎移居兰斯（Rheims），次年定居在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的拉弗雷切（La Flèche）。随后两年里，他接触了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和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的著作。与此同时，他孕育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它们后来改变了我们对认识论、政治、道德的理解，因为他把古代和现代哲学的很多真理都置于种种怀疑之下，在使其瘫痪的同时也解放了它们。

他的第一本书《人性论》1739年出版，但是两年前就酝酿起草了。在这本异常珍贵的哲学天才著作中，我们被邀请考虑种种教条主义的局限性，它们假装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边界，揭示了宇宙背后的原则---甚至上帝的本质、他对后裔的态度以及我们服从上帝意志的义务本质等。在休谟看来，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如自然的最终起因或人类心理学的终极基础正如自然宗教的基本问题一样是理性无法理解的：他说，“任何假装发现人性终极最初特征的假设首先都应该被抛弃，因为它们自以为是和荒诞不经。”但是，休谟虽然认为不可能存在穿透宇宙隐秘的机器，但他坚持认为改善我们对“人的认识”是可能的。明显遵从洛克和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等人的脚步，休谟希望建立“人的科学”，其基础与培根和牛顿推动我们认识自然的基础并无二致：即在适当的关注和慎重下进行，依靠实验性观察经验世界。

因此，人性科学应该从个人参加生活中的公共事物时开始。但是，在提议对社会心理学解剖之前，他首先批判了理性解释体验边界之外的世界的威力。这种批判针对的是从古代到笛卡尔等更早的哲学系统产生的不大可能的假设。休谟对从前衡量无法衡量者的尝试的怀疑态度使其形成了怀疑和绝望的忧郁性格：“我来自何方？我是谁？我的存在理由是什么？应该回到什么状态？我应该求助于谁的恩典？我应该对谁的愤怒感到害怕？”休谟暗示，怀疑主义颠覆了宗教戒律，最终摧毁了所有信任和信仰。幸运的是，我们的人性很快就把我们从这些不确定性中拉出来，敦促我们从习惯和常识的真理中寻找安慰。

对休谟来说，对形而上学主题的怀疑主义终结于隐居造成的懒惰。唯一解决办法是把人们对哲学的怀疑冲动从书房的孤独中引向广阔的现实世界。在此情况下，怀疑主义促成镇静而不是不满。在社会上，真正的怀疑者承认常识的价值而不是狂热地臣服于异想天开。此时的怀疑主义是有利可图和有说服力的，它批判但并不摧毁批判的条件---即依靠社会和政府的存在。批评的积极结果体现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上。哲学能够暴露伦理学上的破坏性观点，宗教上的缺乏社会性态度和政治上的危险立场。我们依次思考休谟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或许非常有用。

哈里斯灵巧地抓住了休谟对道德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体系的怀疑程度---包括将伦理行为置于理性前提上的理论、把社会和谐追踪到共同的正义观的理论、将道德判断建立在快乐原则基础上的理论等。在揭露这些教义时，休谟的怀疑主义带来好处而非破坏。它提供了深刻敏锐的矫正而非堕入深不可测的不确定性深渊。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休谟谈到“道德的自私体系”问题，这与他1751年的《道德原则研究》有关，他解释说霍布斯和洛克试图把人类的每个动机都简化为自私自利。显然，休谟相信，仁爱就在我们身边---体现在家庭、朋友和俱乐部中。但是，他也批评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普及了的观点，即道德情感足以保证社会和平。休谟的结论是仁爱是真实的但不广泛。在有利的情况下能够繁荣昌盛，包括经济富裕或政府宽厚，但是，它从来不能在理性的命令下实施。

休谟对理性官能在道德判断中的效果的怀疑主义部分是反对像萨缪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这样的圣人，他试图在心智能够明白的不可改变的正义性中发现美德标准。与此同时，也反对后来的斯多葛派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的观点，即美德足以激发好的行为。事实上，休谟相信道德的源头在于道德感受而非理性原则。刺激行动的只能靠个人身上的情感激发起来，决非纯粹源于他们应该做什么的看法。休谟在1739年对哈奇森的信中说“美德从来不是任何行动的唯一动机。”

在此见解的基础上，休谟设想了哲学的任务。哲学不应该是如古代学派做的那样宣扬为“心智药品”，也不应该是确保正义的行动原则。哲学的角色是批判性地反思而不是劝告或安慰。因此，在塞涅卡（Seneca）或爱比克泰德（Epictetus ）中发现的斯多葛派感知被认为是非法获得的灵感。单纯的论证从来不能促使我们行动起来，除非打动了我们的感情。为此，哲学必须通过味道教育，必须求助于积极的心理学偏爱。划定理想的情况应该如何获得没有用。而且，强制推行在现有规范中没有根基的理想还可能破坏社会肌体。

在休谟看来，因为哲学被赋予了干预社会事物的权力，它有义务理解社会现状以及变化过程。在此意义上，哲学是在历史理解的指导下对自身阶段的怀疑性评价。这个视角让我们看懂了休谟在《人性论》之后选择的工程：1730年代到1770年代撰写和修改的随笔是揭露时代偏见的一系列尝试，而他的《大不列颠史》将那些偏见置于更长的视角下，以此阐释它们出现的原因。像哲学一样，历史学不能改造人类行为，但能加深我们对当时背景的认识。

在他1776年去世前的最后13年里，休谟进一步扩展了他的社会变体，培养了新的友谊。他结识了当时的著名法国哲学家，获得伦敦大众政治的节奏知识。但是，他作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基本结束，这让他在1760年代都市纷争和美洲殖民地反抗的背景下修改其政治观点。因为吻合基于历史的社会哲学，他的怀疑对象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发生转变。

窗体底端

在休谟看来，怀疑主义并不意味着玩世不恭；也不意味着颠覆珍视的态度或观点。正如哈里斯注意到的那样，在巴黎沙龙中公然宣扬其观点的无神论者在休谟看来是令人讨厌的教条主义者。甚至卢梭的“悖论”也显得没有道理地挑衅味道十足。不是充满鄙夷地暴露没有危害的偏见，休谟开始探讨信念的后果。他的目的是消除破坏性假设而不是毁掉仁慈的风俗习惯。宗教习性、经济假设、政治前提都可以被拿来进行建设性的批判，这非常有用。这种行为不是将根深蒂固的癖性重新模式化，而是加深我们对其运行背景的了解。心中有了这个目的，休谟挑战了有关政党、政府契约、贸易平衡等流行观点。有关这些话题的热烈争论确保它们遭到误解。与此相反，清醒的调查揭露系统性困惑，显示我们的很多信让我们的欲望受挫。

哈里斯的研究最终展示了休谟如何将历史和哲学集中起来。因为哲学没有力量规定其应用条件，要让哲学产生效果，就必须理解其发挥作用的世界。英美思想界的最新发展倾向于从现实分析中退出，转而去对理想价值观进行猜测性的描述。这种倾向造成了一系列抓不住社会现实的政治哲学，虽然它们假装要反思这个世界。由此造成的很多辩论的贫瘠或许让人意识到我们应该具有休谟那样的勃勃雄心，把哲学变成历史，把历史变成哲学。

作者简介：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著有《帝国和革命：阿德蒙德·伯克的政治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译自：Hume’s Call to Action By Richard Bourke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humes-call-to-a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