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人文学术虽然成长颇为迅疾，但保障学术质量的机制却尚未得到良好的发展。作为这其中关键部分之一的学术书评的总体质量，尤其没有长足的提高。学界人士对这种状况表示担忧的声音似乎此起彼伏，但真正愿意身体力行来改变现状的却少。除了学术体制和风气等外在原因，对书评方法的认知不足恐怕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坊间最热闹的书评工作莫过于揭露学术体制的弊端，即所谓打假，而打假式的书评不过是一篇法律或道德的文书，或可成为众人的谈资，却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要改变这种状况并不难，甚至不必将眼光投向欧美，只要借鉴一下中国近代学术批评的历史就会得到切实的帮助。
前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桑兵和张凯、於梅舫三位学人合编的《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正是非常有眼光的举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在建立学术书评的标准方面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功效。
这本选集至少向今日中国的学界指出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学术书评固然和近代西方学术的职业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近代的学术批评的书写形式却非纯然是舶来品，传统的学术批评也是重要资源；第二，中国近代的学术相当的开放，至少一流学者间相互批评的精神颇盛，当时不少书评也和国际一流水准不相上下。无论是初出茅庐的学界小子对成名已久的前辈，还是游学归来的新锐对本土滋养的名家，评论起来都不含糊。今日的情形，与其说是缺乏学术批评传统的结果，不如说是逐渐抛弃业已形成的传统的结果。仅从这些意义来看，《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也应该成为每个以文史为志业的学者的必读书。我这篇文字就想以《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为对象，谈谈这些学术书评中透露的近代学术的取向。坦率地说，若以集中所收诸多评论文字为标准，我的评价既不深入也不全面，充其量不过是个人有限经验下的少许阅读心得而已。
先来说几句关于学术书评的题外话。学术著作透露出来的是作者本人对其工作的学术定位，而书评则是他人对这部著作的学术定位。学术史的构成，这两个认知角度缺一不可，当然也存在着互相影响。没有一部学术著作能完全免受批评，无论这部著作的意义和成就在赏识者的眼里是如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只要没经过起码一两代学者的反复品评，这部著作的学术使命就不能算是完成，而将来的读者也就有义务在心中对其打一个问号。
但是确定学术著作的贡献常非一朝一夕之事。借用钱锺书“喻之多边”的说法，一部上乘的学术著作往往也有“多边”的面相，所谓“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ntum）则异”（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一六归妹）。有时作者自己最看重的贡献未必就是后来评家眼中最值得珍视的贡献。即便一部在某种意义上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著作，也未必就没有传世的价值。
西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问世不久，古典语文学大家维拉墨威茨（Ulrich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就从语文学角度撰写了评论，把该著批得体无完肤，可以说断送了尼采的学术生涯，但我们今天依然重视《悲剧的诞生》在思想上的深刻性和创造性。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说维拉墨威茨的书评就不具意义。它至少论证了尼采的这部著作不是严格的文化史研究。《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好处也是让我们知道就算是名著也难免遭到专家的批判甚至讥讽，而反过来说真正有贡献的著作就算遭到讥讽也还是不会失去光泽。
当然我个人并不高估书评的作用，书评总是出现在一部著作完成之后，无论评论本身多么具有洞见，多多少少还是建筑在所评对象的研究基础之上，具有一种寄生性，这是评论者不应忘记的。评论者注意的角度、议论的方向、涉及的范围都会受到所评对象的引导或制约。而且就我的观察，学术书评对评论的对象所能产生的影响通常也是有限的，事实上也很少看到受批评的一方能全面接受批评者所提供的意见，这一点近代以来中外学界恐怕都是如此。
更何况书籍一旦出版，便有了哪怕是作者本人都制约不了的独立的生命。影响了谁，如何影响，都不是学术书评可以轻易左右的。好书评最重要的功能还不是在让评论的对象了解不同的学术立场和取径，而是能多多少少协助读者理解一部学术著作的思路和依据。叶公超1935年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谈书评》的文章，应该算中国近代学人里讨论书评最通透的文章，里面有几段话说得胜义批纷，非常值得我们重温。叶公超说：
作评之难，难在先宾后主，换句话说，先以著书人的思想为主，以自己的思想为宾。但有人家，没有自己，至多可以写出一篇较完全的介绍或提要式的文章；只有自己，没有人家，又何必作评呢！既作评，便得先去周到的，平心静气的伺候完了人家的思想，再来说自己的。这不但是礼貌，也可以说是道德。与人较量，最低限度的条件是彼此都能同立于一个平面上，彼此都能有同等的机会进展。但当你评书的时候，被评者就等于是个哑子；你不替他说话，不为他申诉辩护，事实上已失掉平等与公平的精神；假使你更进一步用暗箭先中伤他，你非但违背了写书评的原则，而且在人格上也难免不受人非难。所以，大致胸襟狭隘的人是不能写书评的，勉强为之也只有下乘的结局。能先容人家说话，不，先替人家说话，然后自己能有几句话说便说几句，这似乎是评书者最重要的法规。
既然评书者要先替著者说话，那末他自己所能说的话当然也必为著者的所限制。至少评者的出发点应与原书的相同；换言之，评者应先认定著者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看他成功或失败到什么程度，至于著者应否做这部书，这书的组织应当如何地不同，著者的范围应当再包括什么，删除什么，这些都是评者次要的责任；有固然更好，没有也不能算评者的过失，但我们想想现在中国的书评有多少是合乎这条件的！我看比较对得起著者的也不过只是根据了几点，自己稍有意见的那几点，来断定全书的价值，至于这几点是否书中最重要的往往还成问题。但这种手笔已算是上品了，还有不少的竟是借题发挥，或从自己出发而终于归到自己身上的。借题发挥本是极通常的事，生活里没有非他不可的情形，但用于书评未免对不起原书的著者，因为评者对于著者是有相当的义务，相当责任的。不承认这义务，不接受这责任根本就不应当批评。
上述议论点出了书评人需要达到的境界。如果我们同意叶公超的意见，那么最理想的书评应该不是自说自话式的书评，不是一篇自我学术立场和观点的宣言，而是尽量以评价对象的思路为基准，去发现其中的潜在价值或问题，如果是批评，那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而不是拿着机关枪对打。其实影响力最能持久的书评往往是以有价值的著作作为批评的对象的。质量很差的著作固然可以让评者下起笔来痛快淋漓，读者也大呼过瘾，仿佛有痛打落水狗的感觉，但由于所评对象水准的不足，评论本身也难以产生建设性的作用。当然也往往有炫人耳目于一时的作品，若不经过犀利的批判，则会对学术造成困扰，这种情况自然又当别论。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收入书评六十三篇。从内容上讲是名副其实的名家评名著，评论的对象绝大多数是近代中国人文学的典范性或开拓性作品。不过，即便是学术名家，也未必都能驾驭书评这一体裁，更遑论涉及的评论对象多是一代学术名作，评价起来更不易措手。但总的来说，编者的选择颇为周全。虽然包括广义的史学著作如文学史等在内，史学书评占了约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关涉思想史研究的尤其多），却也能兼顾文哲领域。
在我看来，既然是选本，择取的不甚平均或可以显示编纂者的关注所在，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集子的开首有桑兵教授撰写“解说”一篇，说明择录的标准和范围。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编者的用意，即
“并非提供近代学术批评史的参考资料，而是想选取若干范本，显示近代学人撰写书评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因此，取材重在书评的类型、书评与作者的关系等方面的代表性，而非所评的范围与对象。这种形式上的由例及律，不过方便初学，至于最为重要的本事方面的证，只能留待各位术有专攻之后”（第4-5页）。
揣其意旨，是要让专研人文的学生从这些范本里了解撰写书评的各类模式。话说得谦虚，目标也实在。但这个选本既然是由以近代学术史为专长的桑兵教授主持，则像我这样的读者的期望自然不会停留在获取书评范本的层面上，而更希望这个选本能帮助我们辨章学术，了解近代以来学术批评的特点和贡献，以及与中西学术传统的关联、书评里反映出来的学人旨趣等等。如果吹毛求疵一点，要“辨章学术”的话，就需要给读者指出近代中国学术书评的演变轨迹，可惜在这方面“解说”着墨无多。
当然这一轨迹或也能通过选入书评在类型上的多样和丰富来彰显。选入或许早已过时但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又有意义的书评就是途径之一。《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收入的宋育仁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这种明清点评式的文字，就是一例。但纵观全集，给我的感觉似乎编者还是以符合或接近当下学院式书评规范为入选作品的主要标准，越出这个界限的不多。这样的意图和标准自有其考量，但毕竟造成一种偏向，使得这部选集在反映近代学术书评风格的多样化方面有所局限。
涉及近代学术书评的渊源问题时，桑兵说：
中国早有学术批评的传统，只是形式与近代以来的差别较大，除了序跋、评点、注疏，学人多在相互通信与会晤时交换意见，或在相关著述中有所讨论，较少专门的书评，也没有发表的园地。（第2页）
这段话说的大体不错，但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环节。远的不说，至少到了清代，大规模撰写书评的工作还是存在的，发表的园地也曾有过，那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实《四库提要》恰恰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学术书评最重要的传统资源。入选《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那些书评作者，没读过《四库提要》的恐怕不多，因此《提要》潜移默化的影响应该无处不在。提要式的书评和西方学院式的书评有哪些交界面，是很值得我们学术史家关注的问题。
实际到了民国时代，这种提要式的评论工作远未消失，续修四库的提要正是这一工作的延续。当然其中包括很多古代典籍的提要，但四库全书未能包括在内的大量清代学术著作都在续修四库提要中得到评论。参加这项工程的作者，传统型和现代型的都有，说明这两股学术力量是可以交汇的。
虽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条目的质量参差不齐（据说有些学人草草交差只是为了报酬，连姓名都不愿具），但心思细密、眼光敏锐的评论仍旧不少，特别像杨锺羲、孙人和、吴廷燮等人对清代民国小学经学著作所作的提要，很多可算是精彩的书评。虽然桑兵的“解说”里已经点到续修四库的提要“或明或暗地对当时的学术有所评点”，但这些人也许在编者看来还不够“近代”，因而未能出现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里面。
在谈到近代学术批评的资源时，桑兵作了较为周全的概括，认为大致可从六种途径获得，分别是学术评审、序跋、学术史回顾、论文中论及前人著述的部分、学术综述以及私人记录。这当然不只是针对这部选集而言的，同时也涵盖了这部选集的姊妹篇的内容，也就是同为桑兵、张凯、於梅舫所编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
不过有个别地方，编者的意见略嫌不够精确。比如“解说”里特别提到近代两位以写书评为学术志业的人物：伯希和和杨联陞。桑兵曾在他的专著里讨论过这两位人物，这里再度提起也是顺理成章。但“解说”里提到，杨联陞着力撰写书评，只是要摹仿伯希和，做“学术警察”，这有些片面。其实这里欧美当时特殊学术机制所起的作用恐怕更关键。杨先生因为是哈佛的汉学教授，所以有义务要在《哈佛亚洲学报》上评述东亚文史的出版物，这在汉学家人数尚少的二十世纪前期是很常见的事。比如曾身为英国最重要的中国史教授，杜希德（DenisTwitchett）先生必须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BSOAS）评述各类和中国史有关的西文论著。
而和杨联陞同一代的中国佛教史家陈观胜也曾撰写过数量恐怕并不少于杨联陞的书评，针对各类佛教史著述做出渊博的批评。这种对书评的“垄断”现象和书评作者在当时学术体制中的特殊身份有直接的关系。若不在其位，即便想谋其政也未必能实现。而今日西方中国学书评的来源广泛，正是这种垄断地位的消失的结果。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选录的书评，从性质上说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在这一点上，似乎用西方学院式书评的体例来说明会更清楚些。英语学界的书评体裁有reviewarticle（学术述评）和book review（书评）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体现在篇幅上，也体现在内容上。Review article一般篇幅较长，不仅要归纳所评某著或某一类著作的观点和贡献，更要在此基础上加以讨论，提出评者自己的看法并提供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证据。而book review则大体只要综述作品要点，略加点评而已。今日西方人文学界基本将前者视作学术论文，而将后者看作一般意义上的评介。
比如本书所收的蒙文通评论川中学术怪杰刘咸炘《学史散篇》和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都具有review article的性质，甚至连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也可归入此类。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的大多数文字，还是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书评。不过收入的书评作者涵盖面较广。有些专技性很强的书评一般不易受到注意，但实际却很精彩，编者也能将其收入集中。署名与忘的《评谭介甫的〈墨经易解〉》就是一例。
谭介甫是孙诒让之后墨学的功臣，对于现代墨经的研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与忘的评论从体例入手，指出谭氏分析方法上的武断和缺乏分寸。全文就事论事，无一句多余的话。其实这位与忘不是别人，正是钱宾四先生。这一点《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若有机会重版，不妨标明以示读者（关于这篇书评的始末及学术意义，张京华君有专文论述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11期，颇值得一读）。
《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在选择上偶尔失衡的地方也不是没有，比如齐思和的文章入选多达五篇，其中除《评马斯波罗（即马伯乐）〈中国上古史〉》一篇颇具规模之外，余皆泛泛短小之作，算不得书评的佳例。当然短评未必不能精彩，比如张德昌评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就是一篇文字左右逢源、意蕴丰富的文章。但王育伊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只是以摘要为主，而且缺乏点睛之笔，其实不必选入。
读近代学术书评，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当时学术语境下的评价。很多评论的对象，在今天都已稳居经典的位置，后辈学人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将其贡献放大，而忽略其原有的种种不足；或者随着我们学术旨趣的转移，对当年学界批评的层面不再关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恰可以使我们重新回到这种学术语境的“当时性”里。由于这些著作的历史地位还未确定，英谚所谓The jury is still out（陪审团尚未裁定），当时的评论顾忌较少，常常能避免人云亦云，找寻的批评角度从今天看也比较独特。
对这种“当时性”的把握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自身的学术立场和认知，而不仅仅具有学术史的意义。比如王国维算是今日公认的国学大师，但黄季刚在他的日记中，却恰恰对观堂的经学素养大发疑问（《阅严辑全文日记》卷二民国十七年五月一日、十二日条，中华书局《黄侃日记》中，2007年）。黄季刚的评论也许带有偏见，但多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权威眼中的另一种国学标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少。
吴世昌批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例子就很突出，这一点下面还要详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后来曾被奉为中国马克思史学的先驱典范，但安志敏有理有据的批评，使我们看到此一著述不合学术规范之处甚多。这和童书业对日人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的评价异曲同工。可见具有公式化理论倾向的史家的武断习气不用等到1949年后，就已呈露无遗。
当然读近代学术书评，更多的是帮助我们了解许多重要学者的学术定位究竟确立于何时。像贺昌群评论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发表于1933年，文中他就已明确说在中国学界，能像陈寅恪那样，在中西文化交通的研究方面和西洋东瀛学者并驾齐驱者，寥寥无几。可见陈在这方面的名声已经巩固。
书评也最能看出近代学人的学术背景和训练。张荫麟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书评广为人知。从今日的眼光看，张对冯著批评的优势，很多得益于他在美国所受的人文思辨的训练，使他更能从概念的运用等方面去分析冯著文献解读中存在的问题和论述中的逻辑漏洞。又如在对马伯乐《中国上古史》的评论中，齐思和对马伯乐推崇备至，指出马氏因为是西方人，所以未受传统经学成见的影响。齐思和更能不受时论的左右，认为马伯乐虽在广博上不及伯希和，“而精深过之，且深沉有思，善于著书”。这一判断很可能也与齐思和在美国的史学训练背景有关。但在普遍强调渊博和考据功力的时代，他的见解无疑提供了一种平衡。
书评文字也可看出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学者群体的更替。《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收入傅斯年评马叙伦《庄子札记》和蒋维乔《论理学讲义》的文章。两者都发表于1919年1月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当时的傅斯年正初出茅庐，文中却对马叙伦和蒋维乔冷嘲热讽，几乎是在训斥马叙伦这类旧学中培育出身的人不善读书，更不善作精确之分析。据近期出版的《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年轻时在日记里也表示最看不上马叙伦等人。他在1919年1月4日的日记中便说：
马叙伦一辈人，做什么读书小记，什么校勘记，什么疏证，他自以为是一个大学者；他心里也不晓得学问是什么东西；不过他晓得有了名，受人恭敬，是很快乐的。这辈人的结果，只是个绝物，因其与经上题名的心理，是很相近的，所以联想及之。此辈人举世皆是，实也不值得一骂。（《顾颉刚日记》第一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才过数日，顾颉刚在日记里又提到劝傅斯年批评马叙伦、蒋维乔诸人要有所顾忌，因为傅自己在学术地位上尚未真正独立。这里顾氏所指的应该就是傅斯年的上述书评，可见这些书评代表的绝非傅斯年一人之意见，而是一代文史学的新锐（YoungTurks）向老辈名流挑战的讯号。
虽然中国的古典学术批评传统和形式是近代中国学术书评的重要资源，西方学术规范的影响还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很多能写犀利书评的学人或有西方学术训练的背景，或是甚深浸润于西学之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张荫麟的例子，吴世昌也是个这方面的典型。
吴世昌对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三、四册所作的评论无疑是整个选集中批评最为严厉的文章之一。虽然写这文章时吴世昌还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但不仅他批评的眼光得益于燕大严格的西学训练，就连写作手法都酷似西人书评的风格，尖酸中不失幽默。他对郑著文学史的不满早在评论该著作的第二册时已溢于言表。到了评一、三、四册时更将这种裁判推衍到极限。从学术的角度，评第二册的文字不如评一、三、四册有境界，所以选集收入后者而非前者是有眼光的。吴世昌的基本看法是郑振铎苦干有余，悟性不足，这部文学史是学而不思的典型。
读完选集中的这篇评论，会发现文章起始段落里“在这年头儿，郑先生能费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潜心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繁剧工作”云云，非但不是恭维，连中性评价都算不上。这和吴世昌评西人李高洁《苏东坡集选译》文章的开头那句“这是本装订得很华丽的书”一样，都属于很刻薄的讽刺。但即便对中文程度的确不算高的李高洁（Le Gros Clark），吴世昌在校正李氏英译时仍不免吹毛求疵。相较之下，反倒是中西学问远过吴世昌且同样擅长刻薄品评的钱锺书，倒不介意为李高洁的《东坡赋全译》（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作序，还很宽容地赞许李对苏轼有同情之了解，是翻译苏轼作品的功臣。
尽管吴世昌的这两篇书评对郑著不算完全公平，如今记得郑著文学史的人也一定远多过吴世昌的酷评，但我仍然认为这是重要的批评文字。它的重要性既是学术史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批评方法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吴世昌的书评有他自己对文学史写作的见解，这些见解有些后来就贯彻到他自己的研究中去了。比如他反对给文学家贴标签，也反对不加推敲地乱引古人的文评。
文章里显示出他并不为新文学风气所左右，对那些当时已颇受冷落的文学传统也毫不轻视。他驳斥郑振铎认为汉赋“无病呻吟”的评价，指出汉赋具有史诗般的魅力。同时也指出文学史应给予四六骈文应有的重要地位，甚至举出李商隐向令狐楚学四六文的例子，这个例子虽然冷僻，但能透露晚唐文学的微妙变化，可见吴世昌其时虽然年轻，眼光已超出流俗。这些见解在当时已不多见，今日读来，更感空谷足音。
这些见解之所以能出自一位青年人，我觉得恰恰是西洋和中国古典并重的燕京学术传统培育的结果。这是一种靠精读文学原典而非精读文学史得来的判断。也正因为燕京的西学训练严格，所以反更能欣赏传统文学中的“正宗”或者说“保守”的趣味。很多有这种文化旨趣的人出身于西语系，和今日的情形迥然不同。吴世昌在这点上虽很特出，却非特例。比吴世昌稍后的吴兴华，同样出身于燕大西语系，也有很类似的文学趣味，吴兴华曾撰文评估四六文体的价值（见吴兴华《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收入《吴兴华诗文集•文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参照的也是西洋的古典文学与文论，和吴世昌如出一辙。
从批评方法的角度，吴世昌的书评具有西方人文学书评的挑剔。这在当时的中国学界还是不多见的。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书评大多还是从实证的角度来提出批评，换今天常用的表述来说，是以找“硬伤”为主，而从概念和书写的角度着眼较少。吴世昌则不然，他对学术表述的重视决不亚于对史料精确的重视。对他来说，学术书写意义的含糊就是一种硬伤。请看吴世昌评郑著文学史第一、三、四册的如下文字：
（三）页一六五：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书”是什么样的书，“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史记》当然不“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这段文字所引的郑振铎对太史公书的描述，其实在今日中文的著作中都还是司空见惯，但吴世昌却在这中间看出许多问题来。这种对遣词造句的拷问是当下西方的大学人文科系研究所最为常用的训练方法。吴世昌的这种敏感恐怕也正是从类似的训练中得到的结果。就这一点上说这篇书评也可以用作目前一般阅读学术著作方法的范本。
在《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的“解说”里，桑兵教授提到有些书评因版权问题而未能选入，比如广为人知的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和魏建功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等等。又指出“今后当依据情形，随时调整，以臻精当”（第9页），这显然为日后出版增补版的《近代中国学术批评》留下了空间。本着这种希望，笔者在这里想再指出几篇很有价值但似乎未获编者注意的学术书评，供编者和读者参考。
近代的书评里面，很少有比周作人的评论更有意蕴和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体。他的评论当然很多都是针对文学作品的，但间或也有很精辟的学术书评。比如他1934年发表的《性的心理》一文，评价的虽是蔼理斯（Henry Havelock Ellis）的名作，但表达出来的看法远远超过了在表层的性认知问题，而触及现代国家的危险性，看出了蔼理斯提倡的人性化的性认知是阻止法西斯一类思想狂热的重要武器。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观察实在很前瞻，早已和通过“身体”来谈社会的后现代法门心有灵犀。近代文史界成就卓著的学者品评学术是家常事，很多人却并不致力于严格意义上的书评。但偶一为之，质量却可以很高，比如缪钺的《评郭沫若屈原研究》就是一例。这篇评价郭沫若学术的文章远比选集中收入的齐思和评《十批判书》要高明，可以说是书评的典范。缪钺在评论中一一列举郭氏的贡献，同时也在郭氏讨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他自己对屈原生平及其作品的卓见，但这还不是书评全部的精彩所在。
相对于郭氏的一些总论性史作，屈原研究只能算一种局部性的研究，但缪钺却能在其评论中把这一局部性的课题扩大，与作为史家的郭沫若的个人感受及其对古史的整体见解相联系，对郭氏的思想过程作有洞察力的剖析。在这里缪钺既是郭氏的解人，也是郭氏的批评者，比如他指出郭沫若讨论屈原自沉问题受到当时国难的刺激，虽可理解，但其说在学术上毕竟难以成立。又指出郭氏在著作中畅论殷至春秋中叶为奴隶社会的部分不仅在论述结构上喧宾夺主，也是经不起实证推敲的理论成见。但所有这些意见都以积极的语气表达出。
冯友兰的书评和他其他评论文字一样，晓畅而精炼，不沾一点学究气，最适合刊载于报章给一般的知识大众阅读。《近代中国学术批评》收入的《评冯振著〈老子通证〉》就是这样一篇精悍的短文。里面点评蔡廷幹、杨树达《老子古义》方法论上的优劣，要言不烦。推荐冯振的方法也全引冯振的原话，以现代学术的观照，指出以老解老这种方法的价值和內在限制。
他还有一篇《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1922年他在哥大读书期间发表的，里面介绍了梁漱溟对于三种文化的价值区分，最后只举出几个西洋哲学的例子，就揭示出梁氏概括的片面和自相矛盾，同时又指出了多元价值存在的必要，这和多年后以赛亚•伯林的论点颇为接近。这篇文字原来是用英文写的，收入冯先生《三松堂全集》的是涂又光的中译，但这篇中译完全能够传递冯先生文字的风格，所以也值得注意。
阅读好书评是写出好书评的重要前提，不管怎么说，《近代学术批评》的出版都使我们不再有理由说：书评写作并非我们学术传统的一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