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对于“唐宋变革论”本身，我们需要对它做两种形态的思考，一个是历史层面的，就是历史变化层面的思考，另一个是史学史的思考，其实这两个思考互相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这两个东西互相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同人运用这个概说也好、论点也好可能都是纠葛在这个史学史的层面：既采用某些以往学人的说法与观察，又结合自己对历史现象本身的观察，所以这两个层面之间会混杂在一起，我们必须做一个比较清晰的分辨。当说到“唐宋变革论”用引号表示时，一般指的就是内藤湖南。当然有很多的学者（尤其是中国的学者）都提出过唐宋之间的不同或变革，也注意到这一变革呈现在不同的层面；有些学者跟内藤湖南是同时代的，有些学者甚至更早，这一点我觉得都不能否认，但我仍然觉得“唐宋变革论”作为一个带有历史概况的论说，内藤的提法尤其重要。因为他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现象的描述（比如说他罗列了唐代他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特征，把宋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也罗列出来）。内藤不仅仅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实际上他是在这二者之间建立起一个历史逻辑，而这个历史逻辑是非常独特的。比如说君主独裁跟社会流动/社会的平民化与平等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描述，实际上它是一个历史逻辑；这个背后的历史逻辑本身是需要我们去探讨的，而不能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现象来接受。
内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他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概念，比如说贵族、贵族政治。也许我们今天看到内藤对这些概念的描述是比较简约的，仿佛很难完全说出其全部的内涵，但很显然，这些概念的提出，是一种特殊的概括，是在他那个时代对于历史形态的一种认识。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看作一种单纯的现象描述。我特别提醒大家可以看一下福原启郎。虽然对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已经有很多研究，但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研究就是福原启郎对内藤几个版本的分析。福原注意到的可能是一些细节，却很重要。当然内藤实际上要做的是一个概括性的东西，但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不断变化的；这个变化很细微，一般的学者会忽略掉，而福原却在他的研究中，对比了早期的两三个版本，有了一些独特的观察。他发现，固然贵族政治是内藤特别提出的，但内藤在一开始，把所谓的近世即宋代以前的政治形态，全部作为贵族政治；不过后来内藤就改了，就只是把中世时代看作贵族政治。这个变化就非常大。此外，内藤从一开始就把贵族看作以文化素质作为基础（即身份基础）的，也就是说他在一开始，仅仅是把贵族看作一种带有社会建构性质的东西。但是自他之后，无论是完全同意他、要发展他的论说的，还是要对他有所修正的，比如说日本的宇都宫清吉或者宫崎市定，都逐渐地把贵族转变为一种以某种特定的条件构成的社会实体，比如说血缘，比如说家族。这个就跟当年内藤的论说之间出现了历史逻辑上的差异。所以这种情况的变化实际上影响到后来对于“唐宋变革论”的分析，比如对“唐宋变革论”的分析究竟应该放在哪个历史逻辑的延长线上加以分析，实际上我们首先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内藤本身有一个困境，就是他观察的视角其实是在变动的。他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从秦汉开始观察，观察中国社会，尤其是以政治为核心，以文化社会作为辅助。但他最终的落脚点是在宋代，所以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宋代的政治和社会。当然社会在内藤的阐述中间仍然处于一种若隐若现的状态，他虽然意识到了，他也提到了，但社会并不是完全受到他重视的一个形态。他真正的目的，我觉得最终是要说明近代中国的实况。这就造成他的视角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回溯的性质。这就是“唐宋变革论”（无论是特殊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所讲的“唐宋变革论”，更多的是从宋代回过去看，而不是从唐代，从唐代的变化本身、它的复杂性、它的特殊性的逻辑来加以观察。在西方受到内藤影响的学者，像Robert Hartwell，其实都有这个问题。这样的一种观察角度，无论认识有多么深入，仍然在历史变化的逻辑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还是想提出，从内藤开始就已经有这个苗头。当然比如说陈寅恪先生，他虽然没有提过唐宋变革，但是他的研究本身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究竟从前面往后看还是从后面回过去看，这样都有历史逻辑的问题。
那么，现在可以怎么样去突破这种论述框架呢？我觉得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对于唐代到宋代这几百年的变化，我们要截取其中一些关键性的时段，要对这些关键性的时段进行深描。我这里特别强调要用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办法，就是要用一种类似于人类学的深描的办法。就是把现象带有解释性地进行描述，不能仅仅满足于说这个时代究竟是君主专制还是贵族政治，而是要对这个现象本身进行深描。因为没有一个存之于四海而不变的“纯”的制度；如果我们接受Werner的观点，没有一个单纯的所谓君主独裁；一切制度都有其具体的变化与特质。所以要做深描，就是对讨论的现象做一个纵深的描绘，这才能使我们的讨论可以比较清晰，知道我们是在哪个层次上说明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学界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学术界也好，还是西方学术界、日本学术界也好），至少我个人所见到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缺乏这样意义上的一种深描，才会导致一些比较似是而非的讨论。比如说在西方学界，关于唐宋变革这种跨度很大的议题，可能会截取其中某些很成熟的现象来加以比较。在中国学界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就唐代的变化来讲，关于“南朝化”还是“北朝化”的争论，我个人觉得其史学意义是不大的，而且这种说法很容易造成错觉，仿佛唐代或唐代中后期的变化，仅仅是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复原，或者是一个延伸，其实都不是。这里边涉及很多问题，比如说当时的人，他所拥有的历史资源有哪些，他是怎么去认识这些历史资源的，他是怎么做选择的。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现象上固然有类似之处，但是它的组合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的性质也不一样。甚至在唐代前后期，同样的制度，它发挥的作用、功能，它的角色都可能完全不一样，人们对它的认知也完全不一样。
我个人一直认为，唐宋之间变化的核心，乃是统治集团政治事业的变化及其统治基础的变化。当然有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段经济社会的变动有很多研究，我非常赞同这种研究的重要性。但我想说明的一点是，这种政治秩序的建立，和这个经济的变化之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相当同步的发展。这里我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么我想我们首先应该问的一个问题，从我个人关心的角度，就是比如说在9世纪中期，又或者10世纪末（也是剧烈变动），统治集团中间的主要群体，心目中要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政治秩序？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对这些人来说，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才是理想的？当然他们可能有口头的一套、修辞化的一套东西，但从他们对制度的支持、对人员的选拔，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心目中有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合理的政治秩序。那么这个政治秩序必须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到？有哪些人来代表？什么样的人可以承载这样的一个使命？
像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必须问的。而之所以关注这样的问题，也是因为我受到一些西方史学家的启发。比如说有学者研究查理曼大帝，就特别问一个问题：在查理曼大帝的心目中，他看出来的一个帝国秩序是什么样，就是他希望什么样的帝国秩序是能满足他的。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让查理曼大帝自己来回答，我们甚至也没有直接能够解答这样问题的可能性，但是这样的问题本身很重要，对我们理解当时历史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回到中国的语境，那么有一些变化，确实是，如果放在“唐宋变革”这样的框架里，就会发现，这些变化很难用所谓的“唐宋变革”（无论是内藤的这套还是后来发展出来的这些）来解释。
我个人只能就自己的研究，提供在我看来有一定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清流”，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比如说“清流”这个群体，究竟能够归并到哪一种论说模式里？你也不能仅仅从社会、政治、经济或者文化任何一个单纯的角度来简单地看。而且不光是不能从任何一个单纯的层面去解答，这些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组合方式也非常特殊。“清流”的权威、权力的基础究竟来自什么方面？在不同的情况下，这是有变动的，但各种因素互相之间又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从单线的或者仅仅某一个层次去讨论唐宋之间精英的结构。“精英”，究竟是从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发展到什么样的群体？在其组成人员中，或许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人。但与此同时，他们进入这个群体所依赖的历史条件或者资本，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完全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
所以我们对所谓唐宋变革的分析，尤其是历史逻辑的分析，必须要重新加以反思。此外，在最近这些年，大家对“唐宋变革”的讨论并不是那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唐宋变革”作为一个议题，在过去已经被阐发很多了，而且在学界，似乎大家已经把它作为一个很熟悉的论题。但我想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史学眼光开始转移。这并不是说从社会、政治转移到文化或者其他的方面，而是说对整个“唐宋变革”这个议题所涉及的空间框架，把它突破了。比如说以前就有论述宋元明的转型。“宋元明转型”就已经包含了很多传统历史研究没有涵盖的，比如说全球历史的变化、蒙元因素的加入等。这样，如果现在把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全球史的框架下，可能会觉得“唐宋变革”过度地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层面、某一个群体。那么我觉得这样一种态度的改变，本身是史学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与此同时，我也想提出的是，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去把“唐宋变革论”和“宋元明转型”等放在一个单线上作比较。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不是比较哪一个时段的变革或转型更重要，或者哪一个对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历史的变化更为关键；更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去理解唐宋这个时代出现的变化，怎么去理解变化的历史实质与变化的逻辑。就这些变化的逻辑而言，可能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因素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比如说某些时候，可能文化的因素突然就超越了其他的因素；在另一些时候，可能政治组织的结构性、制度性的东西又更加重要。比如说科举，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科举所关联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很多愿意参与到这个活动中的精英。但是到一定程度，科举变成制度以后，这个制度本身又产生作用。所以我们要问，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东西产生作用。我觉得我们理解这个才是比较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把唐宋变革与其他的转型放在一起简单地比较。然后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说哪个变化可能更关键。至少从今天的研究来讲，这样简单的路径比较不能够满足当今历史学的要求。
来源：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九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