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帕帕斯 著 吴万伟 译
有个故事可能发生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我们假定是真的）。柏拉图着手给“人”下定义，他宣称其答案就是“无羽毛的两足动物”。锡诺普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Sinope）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他带着一只被扒光了毛的鸡来到柏拉图的雅典学院，说“这就是柏拉图定义的人！”自然，学院不得不修改其定义，所以添加了“平趾甲的”修饰语。
像狄奥根尼这样的犬儒派哲学家，其行为不是要扮演理论家而是当智慧的表演者。他们是行动中的哲学家，以其存在方式而不是以描述存在方式而名闻天下。
这个故事得到广泛的宣扬，不仅因为里面有警言妙句而且因为它代表了哲学家总是有两种不同类型。值得记住的是，这种分裂可以追溯到远古之时。最近罗伯特·弗洛德曼和亚当·布里格尔（Robert Frodeman and Adam Briggle）在《纽约时报》“哲人之石”栏目撰写文章“迷路的哲学”（请参阅：《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448.html ）。他们认为哲学已经不再是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到了19世纪末期因为现代大学的出现而变得职业化。但是，当哲学家的两种不同方式和两种不同渴望的分歧早就存在，在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家中都存在，而且都已苏格拉底为代表。
西诺普的狄奥根尼或者更有名的犬儒派狄奥根尼认为，自己是苏格拉底。如果他从来没有见过苏格拉底，他肯定知道有这样一位哲学家。柏拉图本人称狄奥根尼是“疯狂的苏格拉底”，如果这种描述是赞扬，那也是非常勉强的赞扬；虽然把狄奥根尼列入苏格拉底的遗产之中。被扒光了毛的鸡的故事不过是让这两种对立更显眼一些而已。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哲学家形象。
这个逸闻趣事指出了两种哲学思辨方法的若干差异。我们认为，柏拉图的名字与雅典学院联系起来，这是他在运动场创立的学校（后来因为他，“Academy”这个词就成为学校的同义词）。这个故事暗示该机构里有人是老师，其他人跟从老师学习，他们是掌握权威知识的哲学家。这是哲学试图将知识系统化的一面。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该机构里的哲学家有个需要完成的工程。显然涉及到定义概念的问题。按照柏拉图时代写的喜剧，学生是接受为“傻瓜”下定义的培训---毫无疑问，这是嘲笑柏拉图的笑话，但这个笑话也嘲笑了分类和定义之事，因而我们得知这种做法在雅典学院就已经开始。
在扒光了毛的鸡的故事中，狄奥根尼占了上风；事实上它听起来像是后来的犬儒派哲学家宣扬的故事。毕竟，狄奥根尼是正确的，被扒光了毛的鸡是两足动物，也没有羽毛，但不是人，所以证明雅典学院为“人”下的定义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雅典学院的哲学家保留了尊严。就好像他们不知道自己被嘲笑一样，他们将此拿到课堂里给孩子们讲，让他们将定义改善一下。
当哲学家集中起来，他们就能借鉴对方的见解改善从前的成果。柏拉图对话让人瞥见哲学在这个学校是如何研究的，那是集体的、合作的探索，来确定事物“类属”的边界。他们考察和定义道德术语、政治概念和生物实体。傻瓜，不；人，是的，人是两足动物，或许。事实上，“无羽毛的两足动物”是一种分类学活动。首先，你按动物是否拥有脚分类，这意味着你拥有八只脚的蜘蛛，六只脚的苍蝇，四只脚的马等。然后在两条腿的动物中，你区分有翅膀的动物和没有翅膀的动物。
柏拉图把狄奥根尼称为“疯狂的苏格拉底”，这本身也暗示了一种分类学。从苏格拉底类别开始，你将区分清醒者和狄奥根尼这样的疯狂者。清醒的苏格拉底就是像柏拉图本人这样的人，与其他哲学家一同合作研究，组织课题，甚至提出共同表达整个知识体系的建议。而像狄奥根尼这样的疯狂哲学家则在大白天举着点燃的火把，不仅在大庭广众之下吃饭，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手淫，他们是想表明这就像肚子饿了要揉揉肚皮一样简单。
在你看来，这些姿态和逸闻趣事或许不足以被看作哲学。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库伯（John Cooper）在其关于“古代哲学生活方式”的书《智慧探索》中将犬儒学派排除在古代哲学伦理学研究之外的理由。库伯的要点在于栩栩如生的个人生活并不能弥补理性和系统论证的缺乏，而这才是真正的哲学探索特征。
犬儒派哲学家胡子拉碴，身披一块儿破布斜卧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他们以不合时宜的自由思想家的形象在罗马世界上游荡。
狄奥根尼就像厌恶智慧聚餐者眼中的三明治，不能说是有哲学思想。在哲学理论世界，他带来了不时出现的相反例子或嘲笑别人的观点。被扒光了毛的鸡显示柏拉图的理论是错误的。狄奥根尼本来应该走过雅典大街，大白天举着火把寻找“一种人”，以此作为驳斥学术课题的行为。（人们讲述这个故事，常常错误地说他在寻求“诚实的人”，但是，问题比这更加紧迫。）在犬儒派哲学家看来，在中午举起火把灯照明并不比找到为人类下定义的方法更荒谬。
在古代后期，在进入罗马帝国时代的世纪中，学院派哲学家和犬儒学派哲学家都被描述为哲学家。保罗·赞克（Paul Zanker）的一本引人入胜的书《苏格拉底的面具》中显示了从古希腊开始到罗马帝国时期的这两类哲学家的很多例子。柏拉图、他之后的柏拉图主义者、亚里斯多德之后的逍遥派哲学家和自命苏格拉底的斯多葛派---事实上所有后来以学派组织起来的哲学家---在希腊和罗马世界都表现为一丝不苟的绅士。在半身雕塑或全身塑像中，这些哲学家都衣着笔挺，留有精心打理的大胡子。他们的脑门有时候有思考哲学问题留下的皱纹，但这是成为绅士和正直公民的可允许变化。
此外，在那些年还有哲学家的其他雕塑形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犬儒学派的遗产。犬儒派哲学家胡子拉碴，身披一块儿破布斜卧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他们以不合时宜的自由思想家的形象在罗马世界上游荡，甚至在哲学理论中也觉得不自在。如果使用犬儒派创造的词汇就是“世界主义者”：他们是世界公民，意思是他们并不属于任何特定群体。反文化主义是其本能，虽然可能是消极的冲动。在被问到什么东西最美时，狄奥根尼回答说：“parrhesia”，意思是“直言或言论自由”，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说出一切”。犬儒学派还必须准备好说出一切，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哲学的即兴创作。他们就是会走路的反面典型，犬儒派的行为本身比其言论内容本身更加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库伯是将他们与道德力量的古代传统分开是对的。在人类的剧场中，他们不是作为理论的作者而是智慧的表演者。我们从逸闻趣事中了解他们，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逸闻趣事中，是一再被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他们是行动中的哲学家，以其存在方式而不是以描述存在方式而名闻天下。
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法定宗教后，柏拉图主义给予早期教会思想家理解神灵的词汇，帮助解释神灵如何为人类提供指导，暗示人类如何渴求神灵的帮助。但是，苏格拉底的反文化吸引力也影响了基督教徒，他们已经停止被迫害之后很久还记得遭受到的迫害。阅读苏格拉底你会相信，即便整个世界都反对你，你的行为也可能是正确的。渴望沉浸在信仰中的基督教隐士会认为犬儒派是他们最好的典范。
只要仍然记得苏格拉底，哲学就被系统性地和颠覆性地拉向两个方向。无论哪个方向都没有忘记他。雅典学院拥有设想智慧社会的独创性---从最好处说，大学仍然是应该的样子，因为其谦逊和自我克制而出类拔萃，总是准备好引领新学生进入传统中来。如果没有可生活其中的学院，作为传统的哲学将萎缩。如果哲学有时候在学院内也出现萎缩，那是因为苏格拉底的颠覆性一面有了吸引力：怪异者的最重要美德是怪异者的勇气和让生活成为即兴创作的意愿。
犬儒学派需要附近有个学院，哪怕只是一个地方，可以让他把扒光了毛的鸡扔进来；但是，学院附近也需要有犬儒学派，哪怕只是作为活广告，提醒人们意识到哲学是人们喜爱的一门严肃的学问。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帕帕斯（Nickolas Pappas），在城市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讲授哲学。著有《哲学家的新装》。
译自：Socrates, Cynics and Flat-Nailed, Featherless Bipeds By Nickolas Pappas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6/04/04/of-socrates-cynics-and-flat-nailed-featherless-bipeds/#more-159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