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街角青年”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边缘青年群落，由这个“灰色青年”所组成的亚文化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对抗主流社会的“灰色社会”。本文通过对长沙市某区一街角帮派的实证调查，解构街角帮派的结构权威，解读街角青年的身份忠诚，解析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

[关键词]：街角青年；街角社会；街角帮派；隐性社会基础

一、前言

在长沙市开福区，有一个与省会其他地区而言几乎可视为“贫民区”的DY地区，街道狭窄失修，住房低矮拥挤，一条横贯该地区居民区的铁路预示着这里的城市边缘地位。与传统的中国城市相类似，这里也有一些驻区单位，只是随着社会流动，大部分有钱的驻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已经搬往城市的繁华地带。一条狭窄的街道将DY地区分成了L社区和D社区，拥有14家驻区单位的L社区里有一个非重点中学和非重点小学，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的学生经常在街头游荡；而仅一街之隔的作为一个纯居民点的D社区里则有数十个已经有所谓“阅历”的社会无业青年，他们则构成了DY地区一个独特的边缘青年群落，并且与对面L社区的问题学生、中途辍学学生产生着某种强大的相互作用力。

本调查主要集中在湖南省长沙市某区的两个社区进行。参照人类学学术规范，本报告将这两个社区命名为L社区和D社区。由L社区和D社区共同组成DY地区。两个社区仅由一条街道分开，均地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长沙其他地区而言较为滞后的长沙市某区。其中L社区有0.32平方公里，住户52栋，住户1338户，人口3782人，17个居民小组，驻区单位13家，1个非重点中学和非重点小学；D社区有1、25平方公里，住户1100户，人口2450人，11个居民小组，驻区单位1家。D社区15-20岁人口有200-300人，以“街角青年”[1]居多，L社区则以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较多，和仅一街之隔的D社区“街角青年”联系紧密，互动发生作用，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在这个青年群落中，这些15-20岁左右的“另类青年”，虽然大部分人脸上还明显带着稚气，却已经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不受社区和主流社会影响的社会体系。染发、抽烟、衣着奇异、谈吐粗俗是他们的外部特征，社会活动则集中于DY地区的街角地带以及网吧、美容美发店、小餐馆和桌球室。他们文化程度很低，绝大部分初中都没有读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处在DY地区社会的底层，同时也构成了DY地区青年当中的主流；而对于主流社会和社区工作者们来说，“街角青年”则是一个社区青年工作中的边缘角落：这帮青年无所事事，游荡街头，调皮捣蛋，惹是生非，对抗社会主流，无疑是他们最头疼、最不愿意也最无能为力管的一个非主流社会的“灰色地带”。甚至这种“灰色”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向“黑色”，成为社区建设的一大隐患。

在被调查的D社区，具有明显“街角青年”特征的青年约有60余人，年龄在15-20岁之间，文化程度较低，绝大部分在初中左右，大多拥有某种“一技之长”，如这个街角青年群体（出于研究规范，我们称之为“DY帮”，所有人物皆为化名）的老大“天哥”（已经于2003年7月因抢劫进了少管所被管教1年）据说曾拜一老扒手为师，其他成员或者是台球高手，或者是网上游戏“大虾”，或者拳脚工夫了得。“武状元”、“豆芽杆”、“耗子”是经常和老大“天哥”混在一起的群体成员，可算是DY帮的核心层人员，或者说二、三把手。DY帮在DY地区名声狼籍，整天无所事事，混迹于街头巷尾，经常恶作剧的戏弄社会，被社区建设视为“小痞子”，而他们也自得其乐，对社区和他人极端冷漠和敌视，自觉组成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灰色社会”。

在主流社会和常人眼中，“DY帮街角青年”们的出路似乎几乎没有，因为在主流社会和“街角青年”亚文化社会心理特征的相互作用下，他们社会流动的机会微乎其微。的确，除了成年以后结婚、找份工作正经做事或者参军改变命运，“街角青年”的未来很渺茫。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DY帮”成员中，只有1人在家里的压力和帮助下参军，离开了“街角”，10余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参加了工作，离开了“DY帮”的生活方式，从而进入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体系。大部分人则还是过着一种毫无社会流动的街角生活，继续在消遣和颓废中花费自己的青春（中间还会有不同的问题学生和辍学青年继续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且在目前的转化工作不尽人意的情况下，“街角青年”这种相对主流社会而言的“灰色青年”，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黑色”。如“DY帮”的老大“天哥”终于发展成为青少年犯罪，“DY帮”也呈现越来越多的暴力和犯罪倾向，在2002年“DY帮”打了3次群架，2003年则打了5次，“豆芽杆”为此丢了一只眼睛。

对于“DY帮街角青年”及其所组成的“街角社会”的调查，显然无法通过社会学中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来实现。通过D社区居委会王主任，笔者认识了“DY帮”老大“天哥”。“天哥”年纪并不大，今年才19岁，却已经在街角里混了整整五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了五年”。在“天哥”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帮助下，笔者对这个边缘青年群落进行了两年的参与式观察与无结构访谈，详实记录所了解的街角生活，再结合越轨社会学中的相关理论，加以整理总结与分析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DY帮”在老大“天哥”于2003年7月因为抢劫被抓后，并没有出现如人们所想象的帮伙解体现象，相反，“DY帮”还在继续运转，新的成员还在陆续加入，“武状元”也在实际上充任了新的老大角色，继续领导“DY帮”的生存。这说明，在“街角青年”这个群体中，成员们除了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念而聚集在一起，共同享有一种亚文化群的社会心理以外，还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拥有其社会结构、帮派权威、身份忠诚和成员基础的隐性社会。正是这个社会的外凝固性和内吸引力限制了“街角青年”的社会流动模式。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街角”帮形成的是一个社会畸形态，但对于DY地区众多的青年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亚文化社会形态。在这个亚文化社会形态中，“街角青年”拥有跟主流社会形态相似的心理依赖和行为认同，甚至还有向上流动的“社会”欲求满足。[2]可以说，DY地区的“街角青年”现象，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无组织的社会，而是因为“街角青年”通过“DY帮”这种组织结构，形成了一个相对主流文化社会而言的亚文化社会，即不容易为外人所察觉的“街角社会”。这是一个隐性的“灰色社会”，并且通过对对面L社区问题学生和辍学学生的强大吸引力，而具有了其隐性的社会基础。

二、“街角帮派”的结构权威

街角帮派的社会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长时期的经常交往。在这种经常性的交往之中， DY地区的“街角青年”们以“DY帮”这种形式组建了他们自己的“街角社会”。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帮派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与我们的主流社会游戏规则制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DY帮”的“街角领袖”权威与街角结构权威的维护模式更加说明了青年人对社会流动的欲求，在往上的动力被阻碍和限制时，他们会选择在“街角帮派”中以一种亚文化心理特征，竭力形成一个亚文化社会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寻求领袖依赖、心理认同和流动欲求满足。[3]

“天哥”在“DY帮”其他成员的眼中的确是一位好领袖，帮中其他成员对他也服服帖帖，这其中除了他处事公道，为人讲义气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与其他成员有福同享，并且能够经常性的用花钱和其他活动中“亚文化社会”的流动欲求满足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另外一方面“街角青年”们也需要在帮派中寻找一位能够给他们带来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的心理依赖和生活依赖的领袖。

“我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了，大家认为我讲义气，有什么事情都找我，义气就是一面旗帜，所以很多兄弟都服我。再一个，我自己心里也清楚，手下这么多兄弟跟我，为的是什么，是有口饭吃，是不被人家欺负。”，天哥说，“所以，只要我有好处，我就一定留一份给我的兄弟们；不论我的兄弟遇上了什么麻烦，我肯定会帮他摆平的，当然我是从来不要他们。”

在我们的参与式观察中发现，“DY帮”几乎大部分群体活动都是“天哥”买单，实在没钱的情况下则是大家凑钱。事实上“天哥”总是尽量避免接受他那些随从者们的钱，（接受“武状元”、“豆芽杆”、“耗子” 等DY帮核心层人员的钱则例外）他为帮中其他成员花的钱远远大于后者为他花的钱。这实际上印证了我们主流社会结构中的财政关系，即在社会群体结构中，一个人的地位看上去越低，那种迫使群体领袖对其随从者负有义务的财政关系就越少，群体领袖必须不自觉的，甚至自觉的避免接受群体中地位低下者的恩惠。“天哥”作为领袖，并不意味着他应该比别人更有钱，但是他必须花钱很大方，这是他作为“DY帮”领袖就必须承担的个人义务。一方面，他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与其他成员的地位差异，另一方面，其他成员也指望他履行他自己的领袖义务，否则就会引起帮中结构混乱，并危及他的领袖地位。

除此之外，领袖和核心层成员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和经常组织的某种群体活动中确有本事。因为，群体活动是“街角帮派”中亚文化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其他成员要想在“DY帮”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在群体组织的某个活动中有突出表现，以体现自己的能力。“天哥”就曾说过，“我们通常决定去干什么时，都是我先和‘武状元’他们几个要先商量好，然后大家在一起时再说出来，去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们想要做的，其实也主要是我想要干的事情。如果我不去，那么就是由‘武状元’他们几个人决定去干什么，他们的想法和我肯定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首先还是尊重我的意见。而且如果有人表现好，我们当然会把他认为是我们这个群体中有能力的人加以重用”。

“DY帮”每天的群体活动必然会有领袖或核心层成员在场，如果“天哥” 和“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人都不在场，“DY帮”的成员们就会分裂成若干个小群体，没有共同的活动，也不会共同讨论一件事情。而当“天哥”在场时，形势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些小群体马上聚拢，讨论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则往往是统一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也显得很有社会结构意义。领袖和核心层成员自然会倡导他们所擅长的活动，绝对不会鼓励那些他不擅长的活动。一方面，“天哥”作为领袖，他只要能这样影响群体的活动，他的地位自然就能使他表现的胜人一筹，另一方面，他的优秀活动表现又有助于维持他的地位和权威。我们曾和“天哥”他们一起去玩过桌球，在活动中，“天哥”基本上是第一名；“天哥”不在时，和“武状元”一起去网吧玩电游，“武状元”在那帮青年中也基本没有对手。“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用这种方式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总是永远如此，如果“DY帮”中有成员脱颖而出，那也就是意味着该成员在帮中流动机会的到来。

“‘豆芽杆’那个小子，如果仅仅是打架瞎了眼睛就想做我们的第三把手，那是不行的，别人不会服气”，“天哥”说，“但是后来他居然在一次打桌球时赢了我，而且后来还经常赢我，让我们都不得不佩服他，所以他本来在我们中间是个小家伙，现在也能在帮中有地位，说得起话了，如果我和‘武状元’都不在，那其他的人可要听他的”。

“豆芽杆”的例子说明，在“DY帮”中同样有社会地位流动的欲求和满足。一方面，“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要尽力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防止“街角青年”的亚文化社会地位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为帮中“街角青年”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提供一条路径，不管这种路径是多么有利于维持结构现状而不是地位流动变化，他们也必须这样做。而“DY帮”中其他街角成员，一方面服从和忠诚于这种帮伙结构和领袖权威，在帮中感受凝聚力和心理依赖，另一方面，他们主流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流动欲求渴望，又在帮中能够带来的有限地位流动中看到了一条满足途径的希望。

“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绝不会有同一种群体活动兴趣，核心层成员和帮中其他成员的活动兴趣也是在有利于维护“街角社会”这个亚文化社会的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开展。奇怪的是，“街角青年”们自己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领袖们组织的群体活动实际上是在维护帮派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但是他们仍然服从和默认这种维护方式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私下里，我们屡屡也听见 “DY帮”中其他普通街角成员抱怨“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总是组织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我们也曾经试图鼓动他们“造反”，要他们自己决定当天搞什么活动，但是一旦当第二天他们聚集在街角时，他们却继续心甘情愿地呆在那里等候“天哥”或者“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的到来，尽管他们这时候口袋里凑的钱带来的乐子不会比“天哥”提供的少。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DY帮”的四把手“耗子”说，“一方面他们觉得我们如果不去，那么这个帮就不是真正聚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在DY帮中呆下去，就必须这样，承认我们意味着承认了他们自己，服从我们意味着以后别人才会服从他们”。

这意味着DY地区的由“DY帮”形成的“街角社会”，确立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主流社会高度重视社会流动，按照传统，劳动者从底层起步，靠智慧和勤奋爬上成功的阶梯。而对于DY地区的街角青年来说，要进行这种社会地位的流动是很困难的，主流社会只会把他看成是一个来自秩序混乱地区的无法无天的小混混。而在由“DY帮”形成的“街角社会”中，每个人没有身份的不同，而只有地位的差异，这个亚文化社会能够在内部给他提供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但是如果他想要得到这种满足，就必须自己参与维护这种亚文化社会的结构稳定，通过承认这个“灰色社会”的结构秩序来承认自己的街角身份，并且通过维护这个“灰色社会”的结构权威来维护自己的街角社会流动。否则，他就会在被“DY帮”排斥的同时，被“街角社会” 这种亚文化社会踢出局。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旧的领袖“天哥”进了少管所以后，“DY帮”并没有解体，我们也就更加会理解为什么尽管“街角青年”们对“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的把戏心知肚明，他们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这个亚文化社会稳定的角色。如果用主流社会的视角来看，我们会发现，“天哥”的领袖权威、“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组成的结构权威，帮中“街角青年”的亚文化社会流动模式，都是在借用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有领袖和随从，有权威和服从，有权谋和抗争，有上层、中层和下层，有地位流动模式，可以说，“街角社会”实际上是“街角青年”社会流动欲求在正常途径无法实现后的畸形社会化结果，但是这种亚文化社会一旦形成，就有了其类比主流社会一样的严格的游戏规则、权威认可和结构稳定性，从而导致“街角青年”对“街角社会”的行为依赖和心理认同，最终导致“街角青年”对其街角身份的忠诚，进而更加阻碍其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流动。

三、“街角青年”的身份忠诚

“DY帮” 的“街角青年”不仅仅是忠于自己所属的帮派，他们更加忠实于自己的“街角社会”，忠于帮派给他带来的是亚文化社会的地位流动。忠于“街角社会”给他带来的则是亚文化社会地位流动的前提条件，即街角身份的认可。“街角青年”的街角身份认可与忠诚相互作用，形成了街角帮派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力。在这种相互作用力下，成员之间产生了两种进一步巩固“街角青年”街角身份忠诚的要素：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

1、行为依赖

“DY帮”的群体活动日复一日地按照一种显然是固定的模式进行。成员们每天聚在一起，非常频繁地发生相互作用。无论是位于最高层——在群体集合事件中发起行动的“天哥”，还是位于帮派核心层的，服从领袖权威的提议并且为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发起行动的“武状元”、“豆芽杆”、“耗子”，或者是位于帮派底层，在群体活动中总是追随别人的普通“DY帮”成员，每个人都有一种相互作用方式。这种相互作用是如此的重复稳定和高频率，并且通过“DY帮”群体长期不断的活动而成为帮派中的一种主要生活方式、主要运作模式和主要社会结构秩序的折射。而这种折射在“DY帮”成员身上的表现就是“街角青年”将自己经常重复参加的群体活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固定化，并最后发展成为一种行为模式的依赖。

“天哥”和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耗子’还只是我们这群人中的普通成员，而且刚刚加入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有20个人聚集在一起，决定去看录像，但是我的钱加上‘武状元’、‘豆芽杆’的钱只够19个人买票，所以只好集体决定把‘耗子’丢下。你可以想象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当我们后来从录像厅出来时，他一个人还站在街角那里抽闷烟，显得失魂落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一脸的无辜和被抛弃的委屈。我马上就知道我们做错事情了，于是我把他叫到我们这群人当中，让他和我们晚上一起去打桌球，哈哈，那小子马上就活过来了，又开始和我们有说有笑，并且慢慢成为我们中间的活跃份子和重要成员。从那以后，我就尽量避免在活动中把谁随意丢下，这样子太伤他们了”。

可以想象，当“耗子”被“DY帮”以集体的方式决定丢下的那一刻，他是多么的六神无主。形成思维定势的他习惯于在群体活动中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找行为依赖，只有在这种重复的群体活动交往和相互作用方式中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街角位置和行为依赖路径。作为一名“街角青年”，他要使自己感觉到是“DY帮”中的一份子，要使自己彻底融入“街角社会”，就必须保持他这种行为模式，不停顿地通过街角帮派的群体活动，来维持他行为依赖的路径——相互作用方式，使他的行为活动按照习惯依赖的渠道进行，一旦这种相互作用方式被打破，行为依赖的路径被切断，他就会感到心烦意乱，无所依从，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什么身份的人。“街角青年”这种行为依赖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豆芽杆”在参加工作不到一个月，他就宁愿工钱都不要就返回“DY帮”，回归“街角社会”。因为在这个“街角社会”中，“街角青年”感觉到自己被这个组织群体和亚文化社会所认可，而这种认可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街角青年”忠于自己的“街角身份”。忠于身份的路径选择只有继续自己的行为模式，不停顿地参加街角帮派组织的群体活动，维持一种活动中高频率相互作用方式，而当这种行为模式一旦在这种忠诚的过程中形成习惯和思维定势，一方面街角帮派成员的行为模式就会转化成为行为依赖，成为“街角社会”认可“街角青年” 身份忠诚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街角青年”通过自己的行为依赖表示自己的身份忠诚，进一步维持“街角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亚文化社会稳定。

2、心理依赖

同样可以说明“街角青年”身份忠诚的是他们的心理依赖。“街角青年”一旦离开他所熟悉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组织社会，他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但是，心理依赖不同于行为依赖的是，行为依赖必须通过不停顿的参加群体活动所获得的高频率相互作用率来维持，而心理依赖则是通过一种“街角青年”之间潜在的相互义务网来维系。前者是一种明朗的相互作用模式，后者是一种潜在的相互义务关系。即“街角青年”在街角帮派组成的“街角社会”中能够找到一种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的心理安慰与心理认同，这种安慰与认同通过成员彼此之间的相互义务关系转化成为一种心理依赖。

作为“DY帮”的领袖，“天哥”也曾经多次萌生退意，他的父亲曾经在他小学未毕业的后一年，帮他在距离DY地区20公里以外的一所乡办中学里继续读初一，希望他能够以此契机脱离“DY帮”和“街角社会”。可是，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天哥”就以一个星期回来两次的频率继续保持他的“街角身份”。有一次，他居然在路费不够的情况下步行3个多小时走了回来，最后终于再次辍学，从此再也没有改变其“街角身份”。

“我也曾经想不玩了，想把事情交给‘武状元’，可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感到非常委屈，好像是我‘天哥’骗了他们一样，反映特别的激烈：你用我们的时候就找我们，不用了，就让我们回家，还当我们是兄弟吗？”天哥说，“其实我不是稀罕这个老大的位置，我总是觉得离开他们就好像是对不起他们了，心理上充满空虚和内疚感。我自己也知道，其实我爸那次送我到外地读书本来是我重新做人的一次机会，可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离开我们这群兄弟，我总是浑身乏力，头疼心慌，晚上也睡不好，你说这种状态怎么读书啊？奇怪的是，我只要一回来，见到我这帮兄弟，和他们热闹上一阵子，我这浑身的不舒服马上就好了。所以后来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我就跑回来了，死活再也不肯出去了，觉得还是和他们在一起自在”。

当“天哥”暂时离开“DY帮”去作别的事情时，他从来没有出现这种身体不适的现象，但是当“天哥”一旦意识到这种离开可能是他“街角身份”变更的一种开始时，他就会出现混身乏力、头疼心慌和晚上睡眠不好的状况。“天哥”觉得是因为脱离自己所熟悉群体才会出现这种状况，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完全如此。“天哥”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作为“街角青年”在脱离街角社会过程中，往往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无形网牢牢罩住，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这种无形义务网是“街角社会”和“街角帮派”内聚力的基础，既然“街角青年”们要作为社会意义上的单位来活动，成员之间就必须彼此互相帮助，不做任何伤害朋友的事情。当群体内部相安无事时，这种将成员之间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义务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是一旦有事情危及这个“灰色社会”的稳定，危及“街角身份”的维系时，成员之间的彼此义务关系马上凸显。“天哥”想变更这种“街角身份”，成员们马上反应激烈，指责他想抛弃朋友，因此“天哥”选择了继续保持身份。在接受彼此义务的约束，保持“街角身份”的过程中，“天哥”发现其实在“DY帮”街角青年需要他的同时，他也需要“DY帮”给他的身份认可和心理认可。如果没有这种认可，“天哥”马上就会出现非周期性的身体不适，这其实是“天哥”在承担义务的同时，已经将自己的心理义务转化为“街角青年”身份和“街角社会”带给他的心理依赖。“天哥”作为群体中拥有较高认识水平和较多生活灵活性的领袖尚且有这种难以克服的心理依赖，作为更加习惯于在群体活动中寻求心理认同与心理交流的“DY帮”普通“街角青年”的心理依赖则只会愈加根深蒂固。

“街角青年”的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组成了其街角身份忠诚的两个主要要素，这也是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忠实于自己的“亚文化社会”的两个主要认识源泉。对于自己的忠诚，“街角青年”并不会有太多的认识和了解，因为在他们显性的高频率相互作用和隐性的彼此义务约束网的合力下，他们完全是不自觉或部分自觉地形成了自己对于“街角社会”高度的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两种依赖模式的路径不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维系了“街角社会”的亚文化社会结构稳定；两种依赖模式的发生原因不同，但是结果却是一样，维系了“街角青年”高度的街角身份忠诚。而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街角社会”的亚文化社会秩序越是稳定，“街角青年”的街角身份忠诚度越高，引导和转化他们回归主流社会的任务则越是艰巨。而且，“街角青年”在继续忠实于自己的街角身份，维系“街角社会”稳定的同时，“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仍然存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街角青年”继续存在的理由。

四、“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

DY地区由仅一街之隔的L社区和D社区所组成。两个社区的青少年群体中，D社区以“街角青年”居多，L社区由于拥有一个非重点小学和非重点中学，以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居多。两个社区的青少年尽管分属不同的社区和文化社会形态，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L社区的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由于受到对面D社区“街角青年”的强大作用力和吸引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源源不断地补充和继续维系对面这个“灰色社会”的稳定存在，成为D社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4]

经常和“DY帮”混在一起的这些问题学生大概有10来个人，他们虽然不如“街角青年”那样忠于“DY帮”，但是对于“DY帮”的组织结构却是了如指掌，对于“街角青年 ”们的生活方式更是羡慕不已，一有机会就会主动参加“DY帮”组织的群体活动，可以说，除了身上那身校服，他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已经与“街角青年”在心理特征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2003年15岁的“小Z”（化名）是经常和“天哥”他们混在一起的人，在“DY帮”也算是比较有“脸面”的人，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对面中学的初二在读学生。我们曾经发现他整整一个星期和“DY帮”的街角青年们在一起玩，也就是说，他整整旷了一个星期的课。令我们奇怪的是，为什么学校和他的家庭能够听任他这样生活，为什么他不愿呆在课堂，却喜欢上了“街角”这个地方。在“天哥”的帮助下，我们与“小Z”进行了数次交流。

“不用说，我的成绩肯定不好啦，纪律也不好，要是好的话，我就不会呆在这里了，”“小Z”说，“我们班在初二的时候就是一个分流点了，初一成绩好的到了初二的时候还会有兴趣继续好好读书，像我这种成绩不好的学生就没什么兴趣了，反正读下去也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就很难考上好的大学，考不上好的大学就意味着以后找不到好的工作，那还不如早点加入社会，了解一下社会，再说了，读了大学又怎么样？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也这么困难，你说我费那么大的力气读书有什么用呢？这样一想，我就干脆开始玩了，不过我还是会想办法混完这个初中毕业证的。老师才不会管我呢，他们只要我在学校不闹事就可以了，你看我一个星期不去上课也没事啊”。

“家里？他们也不管我，我爸妈每天打麻将都忙不赢，反正白天我就和他们说去学校上课，晚上我就说在学校上晚自习，只要10点以前回去睡觉，他们就不会怀疑我没上课，也就不会知道我在外面玩”，“小Z”接着说，“我还算好的，还打算混完初中，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已经准备不读了，他们现在也在和‘DY帮’的兄弟们一起玩”。

读书没有兴趣，家庭放任不管，学校只重应试教育，“小Z”于是自己选择了进入“社会”的方式。“说起来我和天哥他们玩，还真是有缘分”，“小Z”笑着说，“在学校时见过天哥，他们经常一群人堵在学校门口，我们一放学就找我们要钱，我还被他们收过钱，那时候虽然觉得他们讨厌，但也觉得他们真厉害，觉得他们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后来我逃学开始玩，经常泡在网吧里，其实是很空虚的。后来又碰到过他们几次，他们就叫我一起玩，慢慢的我们就混熟了，不过我从来不跟他们去收学生的钱，‘天哥’很讲义气的，从来不勉强我，有吃有玩的时候还叫上我。我觉得跟着‘天哥’走不会吃亏，他们都把我当兄弟，有什么事都罩着我，我很感动的。如果不是‘天哥’拦着，我早就想辍学了。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他还不能提拔我，但以后我肯定离开学校，我想我会有出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充实，生活很有奔头”。

在学校找不到读书的乐趣，在家庭则找不到心理的温暖，在“DY帮”这里，“小Z”却认为找到了自己的群体归属，甚至还能在这个群体中找到满足自己社会地位流动的路径。可以说，在当前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下，像“小Z”这种厌学的学生并不少，家庭也放任自流，而“DY帮”——“街角社会”在这个时候却成功地接纳了他们。作为一个15左右年龄段的青少年，“小Z”根本就不会知道他自己认为的参加社会其实是一个边缘青年群落组成的“灰色社会”，更加不会知道他认为的有出息不是主流社会中的社会成功流动模式，而是在一个亚文化社会中的内部地位流动。作为同一个年龄段的接受他的“街角青年”群体——“DY帮”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满足自己消闲玩乐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学生的羡慕和内心向往；不会意识到群体内部的地位流动模式在满足自己的流动欲求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学生的寻求社会流动意识的渴望；不会意识到“街角帮派”在带给自己群体归属感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学生来这里寻求在学校和家庭找不到的心理依赖；更加不会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形成的“街角社会”在牢牢让他们保持“街角身份”忠诚的同时，也在对对面问题学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让他们不自觉地成为“街角社会”源源不断的后备生力军。

五、结论

通过以上对长沙市某区“街角青年”群体——“DY帮”的实证调查，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街角青年”的产生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客观性，短时期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街角青年”的产生与家庭、学校、社区环境和其自身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切因素影响的综合。家庭人生教育功能和心理交流功能的缺位导致D社区这个青年群落的心理素质失范；学校容不下差生 ，应试教育的弊端将孩子们生硬地过早推向社会，导致D社区这个青年群落的生存技能失范；大众传媒“古惑仔”式的误导，竞争日益加剧的当代社会不可能为这些“盲流”预留职位，更何况主流社会还带着“有色眼镜”在审视这个特殊的青年群落，主流社会的歧视导致D社区这个青年群落的行为模式失范，街角青年的容身之所理所当然的也就狭窄得只剩下“街角”了。换言之，“街角青年”是以一种根本不成熟和不正常的方式不完全社会化以后提前进入的社会。这种不完全和不正常的社会化在“街角青年”身上埋上了一个潜在的定时炸弹——反社会。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被主流社会所许可和所接纳的生存技能和心理准备。一旦他们在亚文化社会的生活方式难以维系，而且又屡屡被主流社会所拒绝乃至抛弃以后，这颗潜在的定时炸弹就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爆发。这种爆发的直接后果就是“街角青年”发生社会态度变化变成违法犯罪青少年，“街角社会”作为游离于主流社会和“灰色社会”的亚文化社会，也会难以承受这种爆炸的冲击，发生自己这个亚文化社会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解组，最终从“灰色”变成“黑色”。

其二，从社会大背景下看，“街角社会”的产生、生存与发展实际上提供了大量丰富而尖锐的社会信息。我们当前正处于社会急剧变迁的阶段性社会解组时期。社会解组是指社会规范和制度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减弱、社会凝聚力降低的一种社会状态。当社会发生急剧变迁时，旧的规范不适用了，新的规范又未建立起来，或某些规范功能发挥受到阻碍，或几种规范体系互相冲突，人们失去了行为准则，于是发生社会解组。

社会变迁和社会解组本来是主流社会的概念。但在“街角社会”这个亚文化社会，同样是由于发生了社会变迁和社会解组，才出现了由“灰”变“黑”的结果。前面说过，由于“街角青年”社会化的不完全和不正常，他们只能游荡于“街角”，满足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当这种生活模式得以维系的时候，“街角青年”还能维持自己的越轨行为模式，将自己定位于“灰色”的社会角色，“街角社会”也得以维系自己这个亚文化社会的心理稳定和角色持续，将自己不至于偏离“灰色社会”。但是，“街角青年”为了维持这种生活模式，就必须不断的寻找生活来源，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必然开始破坏自己试图保持的不偷不抢，不违法犯罪的心理和行为底线。这种底线一旦被突破，“街角青年”也就开始无法维持自己的“灰色”角色扮演，沦落到违法犯罪的“黑色”社会角色。而他们所组成和生活的“街角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也必然受到他们的组成人——“街角青年”——的强烈冲击和最终改变，从而出现了“街角社会”的社会变迁，直至发生这个“灰色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体系崩溃，出现社会解组。这种社会变迁和社会解组不是朝着主流社会的正方向进行，而是在他们的组成人“街角青年”的带动下，朝着主流社会的负方向发展，最终沦落成为“黑色社会”。更需要注意和警惕的是，“街角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内部组织结构、权威模式、地位流动途径和隐性社会基础的与主流社会和文化尖锐对立的亚文化社会。

主要参考文献：

[1]T。M。安得列耶娃《社会心理学》[M]，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

[2]杰克。D。道格拉斯《越轨社会学》[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黄海《解密街角青年——一种越轨社会学和亚文化理论的研究》，《青年研究》（J），2005年第2期。

[4]马德峰，李梅《透视街角社会——对苏北小镇一街角青年群体的调查》，《中国青年研究》（J），2002年第6期。

[5]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M），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注释：

[1] 笔者通过2002-2003年两年间对这个社区的观察，认为所谓“街角青年”其内涵的基本要素是： 15-20岁左右，长时间呆在街头；游戏人生，游逛街头，经常违点小法但不犯罪（少部分发展成为青少年犯罪）成为一种主要生活方式；没有从照管他们的成年人那里得到足够的保护、监督，但保持一定的联系；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数人或数十人聚集在一起，以社区地域关系为凝结点，结合成小团体和小帮派，在帮派中寻求归属感。

[2] 与越轨社会学前期理论认为的“问题地区的症结在于该地区没有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的结论相反，DY地区最大症结不在于它没有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的主流社会结构融为一体，甚至与周围的主流社会结构格格不入，屡屡发生价值理念冲突。

[3] 详见黄海：《走入街角社会——来自一个城市边缘群体的表达》，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

[4] 对于L社区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的调查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家庭和学校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不愿意让我们和他们进行直接接触，而我们却往往能够在对“DY帮”“街角青年”的参与观察中，发现这些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的活跃身影。他们每次出现的人可能不同，但是身上的校服和脸上完全未脱的稚气却马上暴露了他们的学生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