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书话家叶灵凤享年七十，其中有三十二个春秋是在香港度过的。他对上个世纪30至60年代的香港文学进程颇多贡献。但叶灵凤晚年在香港的生活和写作，有关记载不多，正如香港文学研究家小思（卢玮銮）在她所编《叶灵凤书话》（1988年1月北京出版社初版）之《选编后记》中所说：“叶灵凤在香港三十多年，除了在三十年代末期较为活跃外，愈往后期，就愈低调”。我所见回忆叶灵凤晚年景况的文章只有刘以鬯的《记叶灵凤》（载1982年4月香港书画屋图书公司初版《看树看林》）和罗孚的《叶灵凤的后半生》（载1993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初版《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等数篇。虽然其中不乏生动的细节，譬如1972年11月香港《四季》文学杂志创刊，计划每期“介绍三四十年代文坛上比较被人忽略的作家的作品”，创刊号就刊出了“穆时英专辑”，据刘以鬯回忆，“叶灵凤对这个计划及表赞同，并向《四季》创办人建议：‘下一期可以介绍蒋光慈。’”这是有价值的史料。但就整体而言，我等后来者对叶灵凤的晚年确实不甚了然。
叶灵凤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晚晴杂记》，1970年11月由香港上海书局初版，次年11月再版。书名点出“晚晴”，显然取自“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意。此后直至1975年11月23日逝世的整整五年间，大概由于体弱，加之又有眼疾，叶灵凤的写作几乎是一片空白（小思编《叶灵凤书话》所收作品也到1970年为止）。1月中旬，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网站”启用仪式，化了半天时间在该馆“香港文学资料库”随意浏览，竟然发现叶灵凤去世前一年半还在为刊物撰写专栏，不免感到意外的欣喜。
1974年4月创刊的香港《海洋文艺》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叶灵凤两篇专栏文字《大陆新村和鲁迅故居》和《景云里》，专栏冠以“记忆的花束”之名。先把这两束“记忆”照录如下：
大陆新村和鲁迅故居
一九五七年秋天，我第一次回到解放后的新上海，曾在那里逗留了几天。
当时的上海变化还不算太大。我到大陆新村去参观鲁迅先生故居，那一条“施高塔路”，已经改名为“山阴路”。这一改可说改得非常好，因为不仅改掉了洋名，而且改得与鲁迅先生的故乡有关系了。
对我来说，这一带地方，我是相当熟悉的，因为我曾在大陆新村对面的兴业坊住过。所谓“大陆新村”和“兴业坊”，乃是当时大陆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的产业。至于那条“施高塔路”乃是一条所谓“越界筑路”。这就是说，路面和水电设备是属于“公共租界”的，但是两旁的土地却属“华界”，归“闸北警察局”管辖。——当时的上海，就是这么滑稽的情形。
当年“一二八”之夜，我就亲眼见过日本陆战队先占领了兴业坊后面的警察派出所，然后将兴业坊弄底的围墙凿开一个大洞，从那里鱼贯而入、分布在施高塔路一带。
至于大陆新村，则在兴业坊的对面，邻近“虹口公园”，“内山书店”和鲁迅先生贮放书籍的“千爱里”都在附近。这些地方都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巡捕房和警察局有时都有所顾忌。鲁迅先生选择这地方来居住，一定是经过特别考虑的。
我到大陆新村参观鲁迅先生故居时，故居的一侧已经另租了一间作为纪念馆和办事处。这是新开辟的，并非鲁迅先生当年曾租用了两间。
记得那年参观时，我会见了老朋友谢澹如先生，他是当时的馆长，从楼梯上下来接待我时，彼此见了都喜出望外，因为过去在上海时，大家都喜欢逛旧书店。有一个时期，澹如自己还在虹口开了一家旧书店。
景云里
景云里在闸北宝山路横滨（浜）路口，是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地方，因此可说也是他的故居之一。
我未曾查阅过先生的日记，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住在那里的，但一定是在搬到大陆新村之前，是可疑议的。
景云里的弄堂很小，只有一排房屋，围墙外面就是“淞沪铁路”，往来闸北和吴淞的小火车一天要经过好多次。
横滨（浜）路是横跨过这条铁路的，路局在两边设有木栅，有专人看守。每逢火车要经过时，就事先将木栅关闭，阻止行人穿过横滨（浜）路。
由于景云里邻近铁路，如果要到宝山路恰巧遇到这种情形，就要站下来慢慢的等候，未免有点不便。但是在另一方面，景云里的地点，即很邻近虹口公园，另一方面又距离宝山路底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很远。
由于有这样有利的条件，地点又闹中取静，租金一定也不很贵，因此在三十年代初期，有许多文化人都在景云里住过。据我所知道，沈雁冰先生住过景云里，戴望舒，施蛰存等也住过景云里。
景云里的房屋并不多，鲁迅当年所住的是那一号，未见有人提起过，不知日记里有记载否。
《海洋文艺》是当时香港的左翼文人创办的，叶灵凤被尊为顾问。现在还健在的罗孚也是该刊的中坚之一，以“吴令湄”笔名在该刊发表不少散文佳作，被文学史家所称道的《猫鼠之什》（刘登翰主编、199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的《香港文学史》第九章第二节《吴其敏、丝韦等的散文创作》有专门评价）最初就发表在《海洋文艺》上。《海洋文艺》创刊号刊出“记忆的花束”专栏时，编者在后记中特别提到叶灵凤已久不作文，近来身体稍有起色，重新握管撰写专栏，请读者留意云云。
有意思的是，叶灵凤这个新专栏开首两篇都是写鲁迅，虽然是侧写，只写了鲁迅在上海的先后住所。众所周知，叶灵凤与鲁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数次交恶，最为有名的是叶灵凤在小说《穷愁的自传》中写主人公魏日青“将十二元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则在《革命咖啡店》中讥刺叶灵凤为“齿白唇红”的“革命艺术家”。但到了晚年，据罗孚回忆，“当六七十年代朋友们有时和叶灵凤谈起他这些往事时，他总是微笑，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过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记忆的花束”专栏这两篇短文或许也可看作叶灵凤晚年对鲁迅的一点“心意”？叶灵凤的回忆是平实的，客观的，但是透过字里行间，还是感受得到作者情感的涌动。
诚然，时隔多年，叶灵凤有些记误在所难免。“千爱里”不是鲁迅藏书处，千爱里三号是鲁迅好友内山完造的寓所；鲁迅的“秘密藏书室”则在狄思威路（现溧阳路1359号二楼）。此外，鲁迅在景云里先后住过23号、18号和17号，鲁迅研究专家早已考证得一清二楚。据施蛰存晚年在《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中回忆，他和戴望舒1929、30年间办“水沫书店”时，并没有在景云里居住，而是在景云里旁边的大兴坊租住。在景云里居住过的现代作家，除了鲁迅和茅盾（沈雁冰）之外，还有叶绍钧、柔石、冯雪峰等。貌不惊人的景云里真可称得上中国现代文学的福地之一。
更可注意的是，《大陆新村和鲁迅故居》首句“一九五七年秋天，我第一次回到解放后的新上海”，这大概是叶灵凤1949年以后唯一的一次重返上海。上海是叶灵凤文学和美术生涯起步之地，阔别二十年，他一定感慨万千，会晤文坛老友是题中应有之义，叶灵凤见到了施蛰存、邵洵美等几位。叶灵凤晚年书房中一直悬挂着的施蛰存所书条幅，应是这次重逢时施蛰存所赠送的吧？然而，谁能想到这一见面竟惹出一桩后果严重的文坛疑案。
叶灵凤逝世三十年之后，2005年6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邵洵美女儿邵绡红所著《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第五章“地狱日夜不关门”中说：
叶灵凤从香港来上海。他是爸爸的老朋友，是战前常为爸爸办的刊物撰稿的文学家之一，也是《万象》、《文艺月刊》和《文艺画报》的编辑，这时在香港是《星岛时（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是香港的文化名人。爸爸约请他来家里吃午饭，还请了好友施蛰存和秦瘦鸥来共聚。那天席上叶灵凤谈起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爸爸便想起了1946年去纽约，项美丽曾向他借过一千美金。本来，老朋友向他借了不还是常事，他也一直不放在心上。现在小叔叔急需医药费，爸爸就想到让项美丽把那一千美金的旧账转送给小叔叔治病。于是问叶灵凤要项美丽的地址，好写信给他，叶灵凤说他身边没有带来，让爸爸把信交给他，待他回香港后待发。不料，叶灵凤走后没几天就情况有异：爸爸出门，总有两个便衣跟随；爸爸回家，他们便守候在家门口。爸爸知道，一定是那封信出了毛病！
“接下来，‘反右’运动开始了”，邵绡红又回忆了她哥哥当时的分析：“问题很明显，那封托叶灵凤带出去寄给项美丽的信给有关方面拿到了，爸爸又用了英文别名，引起了怀疑。”结果当然很不美妙，邵洵美不久就被安上“外国特务”的罪名被捕，身陷囹圄四载。尽管邵绡红下笔谨慎，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她认为邵洵美这次无妄之灾实因与叶灵凤见面时，委托叶灵凤代转致项美丽的信所致。叶灵凤回忆他是“一九五七年秋天”访沪，邵绡红则写作1957年“反右”之前，具体时间有些出入，但此事发生在1957年应是可以肯定的。此事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叶灵凤取走邵洵美致项美丽信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由于叶灵凤生前并未留下片言只语，也由于相关档案尚未开放，现在还是一个难解的谜。叶灵凤已不可能看到邵绡红的批评并做出回应，因此只能录以备考。但从1957年内地的严峻形势推测，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叶灵凤如果知道邵洵美的不幸遭遇，也想必会生“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叹。
1974年6月，《海洋文艺》第一卷第二期接着刊出叶灵凤“记忆的花束”专栏文字，即《郭沫若早年在上海的住处》，只有一束了，但篇幅稍长，也照录如下：
郭沫若早年在上海的住处
我最初认识郭老，《创造周报》还未停刊，仍在由泰东书局出版。当时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左右，我还在上海美专学画，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叔父的家里。这时郭老也住在民厚南里。
民厚里，后来改称慈厚里，这一块地皮很大，房屋很多，多数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郭老所住的那一家和我叔父所住的相隔不很远，可惜我现在已无法记得起那些门牌号数了。当时郭老好像还不曾结束他在日本的医科考试，经常要到日本去。因此我第一次有机会见到郭老时，我对于当时创造社的其他两位前辈，仿吾和达夫先生，早已见过多次了。
当时郭老在民厚南里所住的地方，他自己曾在早年所写的文章里一再描写过。尤其是楼下墙上所挂的两只镜框，一只是一幅歌德的画像，一只是一幅悲多汶的画像。他好像对这两幅画有过很详细的描写。
我就是在这间小客厅里第一次会见他的。陪我同去的是周全平，郭老笑嘻嘻的从楼上跑了下来，背上还负着一个孩子。我这才知道给我们开门的乃是当时郭老笔下时常提起的安娜夫人。
当时新文学运动正在萌芽时代，泰东书局对创造社的出版物虽有稿费和编辑费的名目，但经常拖欠，口惠而实不至。因此郭老这时的生活十分清苦，许多家庭事务要亲自操作。
郭老早年在上海的另一住处，是在当时法租界环龙路的一条弄堂内。我已经记不起那年份了，总之一定是在“一二八”之前，郭老在日本住了多年，忽然悄悄地全家回到上海，就在环龙路的这条弄堂里住下来。房子虽然很小，但是邻近法国公园，环境很幽静。我那时仍在美专学画，每天下午回家，总要先经过他那里，给他将小小的客厅收拾一下。客厅的墙上挂着有两幅许幸之临摹的圣母家族像。
我这时已经很喜欢比亚斯莱的黑白装饰画，总是将自己偷师学习的小饰画拿出来请郭老批评。他看了总是嘻嘻的笑，显得有点高兴。后来，受到他的鼓励，当《洪水》半月刊创刊时，除了封面画之外，我更画了许多内文用的小饰画。
在整个“三十”年代，郭老差不多被迫长期住在日本，直到“八一三”，他才可以回到上海。因此事实上，郭老早年在上海住的时间并不长，所住过的地方除了上述那两处之外，当然还会有别的地方，那就只好留待日后再补充了。
至于“八一三”那年，郭老只身回国，只在当时法租界金神父路等处租一间房暂住，而且一连搬过几次，后来就悄悄的离开上海到了广州。
作为“创造社小伙计”，叶灵凤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关于创造社同仁的篇章理所当然占据相当比例，也大都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其中写郁达夫最多，其次就是郭沫若了。郭、郁两位对叶灵凤而言，无疑是亦师亦友。“记忆的花束”专栏在鲁迅之后再写郭沫若也就顺理成章。这篇短文介绍郭沫若1922年夏至1924年春在上海的民厚南里故居，于我特别亲切。不但郭沫若和叶灵凤，郁达夫、成仿吾、文学家的张闻天及其弟张健尔等20年代初都在民厚南里居住，民厚南里在现代文学史上可称为另一个福地。像大陆新村和景云里一样，民厚南里曾在许多现代作家的笔下出现过。即便单从上海石库门建筑史的角度考察，民厚南里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可惜这个偌大的石库门建筑群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从上海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代表“现代化”的摩天高楼。我当时曾在被拆除的民厚南里废墟上参与拍摄郁达夫传记电视片，至今记忆犹新。民厚南里的不复存在，幸好叶灵凤已经看不到了。否则，他真不知要作何感想。
据《郭沫若年谱》（1992年10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记载，郭沫若1924年11月自日本重回上海后借住环龙路（现南昌路）四十四弄八号。叶灵凤在《郭沫若早年在上海的住处》中介绍郭沫若环龙路故居时，特别提到他当时常把“偷师学习”英国比亚兹莱黑白装饰画而作的小饰画送请郭沫若批评，也就特别有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个奇特的现象，许多作家都对这位早夭的天才画家情有独钟，尤以鲁迅和叶灵凤最为突出。照例两人应该惺惺相惜，却在比亚兹莱问题上仍然针锋相对。鲁迅嘲讽叶灵凤“生吞比亚兹莱，活剥路谷虹儿”，早已成为批叶名言。叶灵凤晚年在《读郑伯奇先生的〈忆创造社〉》（载《晚晴杂记》）中提及，还有点耿耿于怀。此文所谈郭沫若当时对叶灵凤创作比亚兹莱风格小饰画表示“高兴”，以及“鼓励”叶灵凤为《洪水》半月刊创作比亚兹莱风格的封面和内文补白小饰画，都是文学史家以前所不知道的。对待叶灵凤学比亚兹莱，由于关系的亲疏，鲁迅和郭沫若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应该补充的是，郭沫若也是中国最早介绍比亚兹莱的新文学作家之一，他1920年11月所作的新诗《蜜桑索洛普之夜歌》最初在次年3月《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九期发表时有副标题“此诗呈Salome之作者与寿昌”（收入《女神》时删去），歌咏的正是比亚兹莱为王尔德著名剧作《莎乐美》所作的同样有名的插图。
在《海洋文艺》连载了两期三束“记忆的花束”之后，叶灵凤的“记忆”无以为继，再过一年半，他就溘然长逝了。“记忆的花束”是叶灵凤“最后的专栏”（引自黄俊东《丝韦编〈叶灵凤卷〉评介》，载1995年香港青文书屋初版《香港文学书目》），尽管只有寥寥三束，不及他晚年为香港读者所称许的“霜红室随笔”专栏影响大，而且差点被遗忘，但是充满了怀旧情愫，提供了值得关注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若干史实和研究线索，同样馥郁芬芳。
原载：《博览群书》 2009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