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

永乐帝之所以能战胜建文帝，固然由于建文政府的脆弱，也是因为永乐帝以元大都为根据地，必然将许多蒙古骑兵收入军中，从而在机动性方面占据了优势。元王朝灭亡时，虽然王公大多北逃，但生产力低下的蒙古地域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因此许多下层军人留在大都，投降到明军中。虽然其中也有人被带到南京，但大多数都不愿前往气候不同的南方，情愿成为燕王的部下。

永乐帝虽是生来英明的天子，但在太祖即位后的第三年被封为燕王时，只是十一岁的少年，算不上曾与其父苦劳与共。即使有时参加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也只是老爷上阵，用兵经验绝非丰富。因而对他来说，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役”是最初的战争考验。因为不习惯战争，一度陷于死地，而拯救他并最终带来胜利的，便是蒙古骑兵。可能是因为蒙古的风气感染了永乐帝，在成功之后，他对南军的领导者断然实施了不亚其父的大规模杀戮。建文帝的心腹、学者政治家方孝孺与其一门共八九百人被杀，齐泰、黄子澄与武将们都被处以磔刑，亲族也被搜捕诛杀，据说有的地方整个村落的人都杀光了。这完全是继承了游牧民族互相残杀时彻底打击反对势力，使其无法东山再起的习惯。

元世祖的后继者

永乐帝虽然将南京作为都城，却不能一直在此安闲度日。暂时逃到蒙古沙漠的元朝残存势力伺机南图，梦想着复兴大元帝国，不断骚扰国境。对此永乐帝超越了其父消极锁国主义的范围，屡次指挥远征军与蒙古军作战。不过，敌人到底是富于机动性的游牧民族，无法像对建文政权那样一举斩草除根。战争拖久了，天子在南京便不能迅速应对，自然离开南京而驻留北平的时候就多了。于是将北平改为北京，最初以其为行在而以南京为首都，后来地位颠倒过来，北京成了首都，南京则作为别都，只保留形式上的政府（1421年）。此后，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得以确立，经历随后的清代，直到民国初期也没有变化。

与北方民族的斗争持续了整个明代，这源于太祖定下的国策——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其方针是：想与中国贸易的外国君主，如果成为明的属国并朝贡，则附带允许贸易。面对这项政策，兴安岭以东满洲一带的各个民族向明朝贡，成为明的“卫”并接受明的官爵，获得了贸易权利。然而独立精神旺盛的蒙古民族，却不愿成为明的属国，想以对等的地位进行贸易，当要求不被接受时，便屡屡以武力骚扰国境。

最初代表蒙古民族的是所谓北元，顺帝之子昭宗和其弟脱古思帖木儿，与明太祖的军队作战，互有胜负。永乐帝即位时，北元的势力已经衰落，主流派的本雅失里由部下的酋长阿鲁台拥立为大汗。

在明朝，东蒙古的北元余众被称为“鞑靼”，永乐帝派遣军队前去征讨，但到达克鲁伦河后，十万军队全军覆没。第二年，永乐帝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本雅失里于鄂嫩河战败，逃到了崛起于西蒙古的瓦剌部，在那里被杀。阿鲁台据兴安岭继续抵抗，战败之后向明投降。此后，西蒙古的瓦剌得势并东侵。永乐帝再次亲征，在土拉河畔击破瓦剌部。这是明与瓦剌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一次大会战，明军依靠大炮的威力取得了胜利。瓦剌战败后，东蒙古再度强大起来，阿鲁台再起反抗，明军又前往征讨。永乐帝两度率军亲征，但阿鲁台躲藏起来，不见踪迹。在最后一次远征归还的途中，永乐帝得病而死（1424年）。在汉族人的天子中，再三亲自越过蒙古沙漠与北方民族作战的只有永乐帝一人。

在对外政策上，永乐帝明显与其父矛盾。太祖在最初的远征失利后，固守长城一线，保护汉族人的居住地，满足于民族国家，并在锁国的前提下与外国交往。然而，这项政策却是与时势背道而驰的。在元代时，汉地、蒙古、满洲被打成一片，共同成为大帝国的领土，交通贸易可以在一国之内自由进行。然而明以长城为国境，设置内外差别，并采用朝贡贸易制度，使长城南北的交通贸易受到严格管制。对此特别感到不便的是北方民族，绵延不绝的国境纷争也使汉族人蒙受困扰。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有必要再次建立元王朝那样的世界帝国。

而这次，轮到以汉地为主体，将北方民族容纳到领土之内。永乐帝的北伐，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和要求而展开的，只是没能像元王朝那样取得成功。然而，从永乐帝为此目的而奠都元大都一事中，亦可看出他的理想。他并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实后继者，而是想成为元世祖再世，只是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太祖的锁国主义是俨然不可更改的祖法，其后的明朝诸帝受其束缚却无法变更，直到灭亡都不得不苦于这一政策带来的恶果。

威服南海

永乐帝在南方也采取了与太祖相反的积极政策，第一项是合并越南。当时安南王陈氏衰微，身为外戚和大臣的黎季犛掌握权力后最终废掉陈氏，自立为王，国号大虞。陈氏的余党和邻国占城不服，与大虞国相争，结果永乐帝出兵灭掉大虞国，将其编入明的领土，并设法内地化。这显然是永乐帝扩张主义的体现，无非梦想着重建大帝国。同时这也是锁国主义的结果，因为对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若要自由进行国境贸易，就只能将国境无限向前推进，将占领地内地化。这种做法当然会激起强烈的反抗，黎利领导安南人掀起抵抗运动，永乐帝死后，明终于不得不承认安南王黎氏的独立地位。

永乐帝的第二项南方政策，是命令宦官郑和进行大规模航海，对南海诸国进行招谕。实施锁国政策后，之前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诸外国观望形势，并没有像明政府预期的那样前来朝贡。这样一来，窘迫的反而是明朝，就算夸口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产，那也有限度，比如给陶器加彩用的钴，据说就全部产自波斯，此外香料、宝石等多是南洋所产。其实即便如此，如果像太祖时那样万事以节俭为原则，没有这些东西也能过得去，但永乐帝喜爱豪奢，举行盛大的朝廷仪式时，装饰品缺一不可。于是，永乐帝任命郑和为指挥官，组织大型贸易舰队，巡回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国，进行示威，逐个贸易，同时劝诱他们前来朝贡，对于不肯顺从者则使用武力。

最初的远征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将士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分别乘坐六十二艘大船，由南京出发，顺江入海，最终到达印度海岸。归途中，在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受到华侨陈祖义的反抗，将其击败并擒获带回。以后的航海也大同小异，第二次时派出别动队，到达了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亚丁）、天方（麦加）。第七次是最后一次，于永乐帝之孙宣德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出发，航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后返回。

这一壮举表明，当时明的航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恐怕是受元代世界帝国遗风的影响，并在已知的航路上应用伊斯兰航海术而实现的。这与大约八十年后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的情况类似，当时葡萄牙沿用侵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萨拉森人的技术，开始在海上活跃。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绕行非洲大陆，并在木骨都束停泊，但他无从得知在同世纪之初明朝的郑和已经到达此地了。

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劝说南海诸国朝贡，宣扬国威，这在今天看来似乎甚难理解。然而就在不远的过去，美国的佩里舰队对日本也做了同样的事，日本又对朝鲜做了同样的事。其实，郑和也曾来到日本，并劝足利义满入贡。幸好当时两方想法一致，义满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同时被授予朝贡义务和贸易权利。这样看来，义满朝贡、明进军安南和郑和远航，都可以理解为明朝对外政策同一实质的不同体现。即便如此，明的政策也实在是肆意到极点。首先奉行锁国主义，拒绝外国自发前来，又严禁本国人民前往外国贸易；然后对没有意愿的外国威逼利诱，使其成为朝贡国。

而且，并非成了朝贡国就可以自由贸易，除了朝贡次数，贸易船只的数量和人数都有限制，许可范围之外的物品交易要被当作走私予以严惩。这一切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将意愿强加到他国头上。因为安南曾是中国的属地，便不由分说征服占领。因为日本在太祖的遗言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成祖也有所顾虑，所以只是极力劝其朝贡。在永乐帝南方政策的范本中，果然还清晰残留着元代的世界地图。尽管如此，明的国力接近元世祖当年时，还勉强能达到目的，而一旦政治紊乱、国力不振，对外政策中隐含的矛盾便会立刻浮现。所谓的倭寇战争，可以说是注定要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