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南朝鲜克隆丑闻的细节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世界唯一向科学界证实他们克隆了人类胚胎而且培育出胚胎干细胞（ESCs）的黄禹锡(Hwang Woo Suk)博士和他的同事现在被看作玩弄了一个巨大的骗局。和过去的免责声明书相反，国立汉城大学等进行的调查报告说该小组招揽了超过100名女性（往往用现金奖励）甚至给女性研究人员施加压力提供卵子进行克隆实验，让女性健康面临严重威胁。调查还说尽管进行了数百次克隆尝试，从超过两千个卵子中研究人员没有能生产出一个干细胞系（stem cell line）。他们通过在声名赫赫的美国《科学》杂志上伪造了两篇主要文章掩盖其失败。
美国对这个丑闻的反应各种各样。有些克隆鼓吹者声称这个事件除了说明韩国一些科学家胡作非为外没有别的意义。医学研究协进会（Coali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Research）主席丹尼尔•佩里（Daniel Perry）说“尽管这是个明显的挫折，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和治疗用克隆领域仍然具有让人惊叹的前景，正如我们国家一些杰出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那样。”其他人，包括汉城调查小组成员则相信这个事件已经“破坏了科学的基础”。真实的情况显然界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该丑闻牵连的决非几个韩国科学家，但是它并没有破坏整个科学，除非有人愚蠢地把人类克隆等同于科学的全部。更笼统的说，这个不幸的事件给予我们三个教训：科学的，政治的，道德的，如果不吸取，我们人类就面临危险的境地。
科学的神话和现实
正如华盛顿邮报说的，第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大肆宣扬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比科学家预料的落后几年的时间。”全世界经过8年的克隆人体胚胎的努力后，没有一个人成功地做到这点。经过了多年的宣扬所谓的“治疗用克隆”---从克隆的胚泡提取干细胞的主意将为病人提供他自己的“生物学上的修复元件”---没有人达到哪怕是让这个医疗梦想成为现实的第一步。
发现一个科研人员作假并不能说明这个科学界都是不可靠的，该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黄博士的研究是曾经被看作科研目用人体克隆的成功领域。如果他的研究是虚假的，至少现在该领域已没有剩下别的东西了。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好像早在2004年3月就获得的克隆人类细胞的技术现在发现根本就不存在，迫使克隆研究者返回第一阶段。”
在过去的8年中这是至少第三次我们听说克隆人类胚胎以获取干细胞成功的消息了，结果发现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为了避免我们相信韩国是该领域发布虚假信息的垄断者，我们有必要指出此前的两次虚假消息是由美国公司高级细胞技术（Advanced Cell Technology (ACT)宣布的。虽然ACT的研究者只是成功地把一个克隆胚胎进展到六个细胞的阶段---他们是否创造了胚胎仍然是不确定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干细胞。但是公司宣布它的研究者是“说明重新编组人类细胞能够提供移植的组织的第一个证据。”
多数美国人，立法者可能认为至少有已经成功的从“治疗用克隆”取得胚胎干细胞的动物模型的例子。但是科学文献里很少有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ACT等发表的研究报告一直被兜售说显示了从克隆的动物胚胎获得的干细胞的好处，但是在每个报告里，要达到治疗的目标都要通过移植胚胎到动物的子宫并在那里长大到胎儿阶段，然后杀死胎儿以便得到更发达的胚胎干细胞。这样的“胎儿农场”显然被有些研究者看作人类“治疗用克隆”的新范式。有些拟定了关于克隆的法律，（比如新泽西州）允许在人类身上进行这样怪异的实践。或许“治疗用克隆”根本无法使用如果不进行“生产性克隆”（这是人人都谴责的行为）把胚胎放在女性的子宫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后来打掉胎儿以便获得更发达的组织。这当然是克隆对女性的剥削，把女性当作卵子工厂，利用女性作为克隆的人类胎儿的孵化器。
还有的人指出从克隆中得到胚胎干细胞的进展已经证明是“上钩掉包”的陷阱，也就是说虚假的报道来自克隆胚胎的进展，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克隆。比如在2005年夏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报道说“人体细胞核转移胚胎干细胞（human nuclear-transfer embryonic stem cells）已经被显示出来在一个脑部受伤的动物体内生产出新的神经组织。但是这个说法引用的两篇文章清楚报道采用了从受精卵提取的现存胚胎干细胞系（ESC lines）---这种细胞系在当前布什政府的政策下有资格得到联邦资金支持。研究实际上得到NIH基金支持，所以让文章“尽管美国继续在隔代遗传方面根深蒂固，黄博士和他的同事已经显示亚洲已经冲到前面去了”的说法更加可笑。几年前，2003年7月，NEJM已经伤害了它在该领域的可靠性，因为宣布新的出于政治动机的稿件选择政策，尤其是“挑选”宣扬胚胎干细胞的来稿。“我们想肯定立法上的短视并不能模糊科学的眼光”编辑目光短浅地写到。
笼统上说，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的骗局的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2001年，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 (BIO)在国会作证时说克隆基本上是为了得到ESCs的临床应用，因为只有通过克隆我们才能控制干细胞的基因组，当那些细胞有一天被用来实现再生目的时，避免免疫拒绝问题。如果BIO在2001年是对的，那么ESCs作为治疗的途径已经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因为从克隆的人类胚胎中获得ESCs仍然没有办法实现。如果BIO是错误的，克隆（用最近的一个评论的话说）是“华而不实的科学，是个干细胞生物学迅速扩张的世界的边缘。”为什么不现在就禁止人类克隆的离奇的滥用，分别辩论涉及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其他问题呢？
显然，科学家自己在克隆研究的重要性问题上意见不一。比如，最近一期NEJM评论反驳因为黄禹锡丑闻“干细胞生物学已经臭名昭著的印象”，指出通过体细胞核转移（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克隆“在干细胞生物学这个广大的领域中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该杂志的编辑在2003年说过正好相反的话，声称通过赞同对人类克隆的禁止，众议院已经投票“禁止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使用和医药治疗等”。但是即使在黄博士研究欺骗案暴露出来以前，许多干细胞专家表达了对大规模“治疗用克隆”可行性的深刻的疑虑。下面就是一些例子：
从细胞核转移（克隆）制成的胚胎中制作干细胞系的效率是难以觉察地小，你得一个一个处理，单个治疗的故事一再出现，代价高昂。也就是说让这种治疗国际上都可行，广泛的核转移程序根本无法让我们达到目标。”（进行克隆研究的著名高科技公司Geron的总裁马斯.欧卡马（Thomas Okarma）在《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2003年6月号上说）
“尽管科学家绝望无奈，你可能认为治疗用克隆正处在即将治愈一两种疾病的时刻，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有关于治疗疾病的乐观看法，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被询问的时候都是承认这些成就是梦想而非现实。”（纽约时报2003年元月5号科学作家基纳•科拉塔（Gina Kolata）说。
虽然克隆（通过体细胞核转移SCNT）在理论上或许解决排斥，也就是生物学上接近问题（biological access problem），它一次只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创造这些独特的克隆的解决办法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将使得SCNT根本不可能提供切实可行的，广泛使用的解决生物学上接近问题。（2003年11月12月的哈斯汀斯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中路斯•福登（Ruth Faden）, 约翰•戈哈特（John Gearhart）以及18位赞同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家和科学家）
“我的观点是至少有三个到四个其他的方案已经更加具有吸引力。从长期观点来看，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赞同治疗用克隆。因为得到卵子非常困难，而且还得面对毁掉胚胎的问题”。（2002年7月29日澳大利亚干细胞研究者阿兰托森（Alan Trounson）在《年代》（The Age）说
除了克隆外，从胚胎干细胞获得基因上相容的组织液为了人类治疗的其他途径产生不仅是伦理上，而且是实际操作上难以克服的问题。当然，没有科学家真正相信现在生殖中心提供的冷冻的“多余”胚胎对于医疗研究已经足够使用了。一个引用广泛的研究发表在2003年的《生殖与不育》（Fertility and Sterility）作者估计在2002年4月，生殖中心储存的冷冻胚胎有400，000个。但是该研究还发现只有2.8%（也就是11000）是可能作为研究用途的。摧毁所有这些胚胎只是为了得到干细胞（作者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将最多生产出200或者300个细胞系。
有人建议通过人工受精成立遗传多样性的胚胎银行，目的是提供可以和多数病人吻合的密切基因对子。两个杰出的研究者说只要决定“研究的最佳选择”（更不要提治疗）就需要“或许1000”个干细胞系，这是我们全国拥有的数量的四倍之多。还有人说要表现美国人口的基因和种族多样性，企图治疗任何重大疾病的胚胎干细胞银行就必须包括从许多生产出来仅仅就是为了毁灭的胚胎中取得的细胞线，包括不成比例的数量的来自非洲裔美国夫妇和其他少数民族夫妇的胚胎，他们在生殖中心客户中比例偏低。罗伯特•兰查（Robert Lanza）和纳底亚•罗森塔尔（Nadia Rosenthal）在《科学美国人》2004年说如果要创造足够基因多样性的细胞线需要来自生殖中心的数百万胚胎。国会中有哪个议员真正愿意要这样大规模的创造并毁灭人类胚胎吗？
总而言之，支持扩大联邦政府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或许有个没有撤退策略的议题。当然，科学家可能从有限数量的胚胎干细胞系中了解很多关于疾病的东西，但是这不是这样的研究典型地兜售给大众以获得政治和经济支持的方式。干细胞被出售是作为身体机能障碍的人的替代组织液，作为超过一亿生病的美国人生物学上的救星。但是如果从人类克隆中大规模获得胚胎干细胞将产生巨大的实际操作和伦理问题。同样的，努力让胚胎干细胞“治疗用”而不克隆也是如此。没有人会认为胚胎干细胞是再生药物的神圣目标。至于人类克隆研究本身，当然有人解决这个好像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成功地让这个程序工作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但是让它“有效”同时避免对女性的剥削的前景，在我们有生之年从中提取成本低廉的治疗方法的前景非常渺茫。
不再有政治顺风车
虽然多数研究者开始相信人类克隆为了医疗目的可能是个失败，政治界的看法是另外一个问题。克隆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都和事实相脱离，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更糟糕。在韩国丑闻之后，在人类克隆研究领域过去两年的“进展”都是骗局以后，犹他州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说“就我所知，在人类历史上这恐怕是最具前景的医疗健康方面的科学研究了，”为了得到公众支持和政府资金援助，人类克隆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鼓吹者长期以来编造宣传和夸张的诺言向议员和公众宣传。有些科学家和科技组织的行为简直就是蛇油推销员，到全世界推销“神奇疗效”的梦想，人们（不是政客）已经开始注意了。
2004年加州见证了特别玩世不恭的和无耻的宣传活动，研究者和风险投资家让该州为资助这个研究欠下60亿美元的债务。到了现在投票者才开始认识到真相，正如《旧金山记事》（San Francisco Chronicle）报道的：
去年多数加州选民被宣传接受人类胚胎干细胞可以用来治疗难以克服的疾病的惊人方法的观念，促使71号提案在2004年11月选举中轻易获得胜利。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干细胞移植来治疗糖尿病，帕金森神经麻痹和早老性痴呆等还远得很呢，也许还需要几十年时间。
带头的支持者担心政治上的强烈抵制，已经发表了免责声明书来减少人们认为这个研究很快就找到治疗方法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把造成这样期待的责任推倒别人身上。
英国干细胞研究专家温斯顿爵士（Lord Winston）就警告他的同事说政治上对胚胎干细胞和克隆的支持和高涨热情需要得到遏制。
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了说服公众我们必须做这个工作，我们往往说了大话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完成。这对科学家来说诗歌真正的问题。我不大相信胚胎干细胞在我的有生之年，甚至任何人的有生之年能够实现我们迫切希望达到的目标。
作为回应，温斯顿爵士的科学界同行抗议说这不是科学家的错。伦敦国王学院的斯蒂芬•明格（Dr. Stephen Minger）说“确实阿尔茨海默（Alzheimer）不是干细胞治疗的最佳人选，但是科学家没有说他是，这都是南茜•里根（Nancy Reagan）推动的美国政治的结果。”但是在美国，里根夫人得到形形色色的科学和病人游说团体的支持，他们希望公众资金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包括亚伯达糖尿病研究基金会（Juvenile Diabetes Research Foundation）,美国生殖医药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和阿尔茨海默协会（Alzheimer’s Association）。这些团体肯定清楚科学界反对ESC治疗痴呆病的共识，但是他们就是视而不见。NIH的干细胞科学家罗纳德•麦基（Dr. Ronald McKay）解释说政治信息和科学事实之间的差异体现在“要开始，人们首先需要一个神话。”
有些克隆支持者已经指出布什政府应该为韩国骗局承担责任。因为美国政府“没有资助和管理”此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声称杰出的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和格林•麦其（Glenn McGee）和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在没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在其他国家进行。
但是有关这个争论的每个方面都是明显虚假的。不仅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和过去10年中国会里的几乎全体一致的同意反对提供资金支持为了研究目的进行特别的人类胚胎克隆。1994年12月2日克林顿总统用行政命令否决这个支持，后来每年国会都通过附议禁止提供资金支持进行可能危害或者摧毁人类胚胎的研究，唯一一次认真的企图削弱这个限制的努力发生在1996年，本来可能对纯粹为了研究目的克隆或者其他制作胚胎的研究将被限制在合适的地方。即使主要的法案企图推翻布什关于胚胎干细胞政策的，也只是处理“备用的”通过人工受精制成的胚胎，有些法案明确说明“相关研究不应该最后生产出人类胚胎。”
而且，美国应该吸取克隆丑闻的经验教训，制订规范管理克隆研究的那些说法忽视了这个事实，韩国确实有法律和规章制度防止最糟糕的滥用，有允许比克隆支持者写进加州71号提案更独立的监督的法律。但是这些规定对于醉心于自己目标的科学家来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科学家对于伦理指导原则就更加关注或更谨慎。即使在韩国和美国支持克隆研究的伦理学家表达对黄博士做法的担心后，美国研究者继续充满热情地和他合作一直到最近的研究报告从而完成整个骗局。比如，就在刊登黄博士2005年研究论文的《科学》杂志上还刊登了斯坦福大学大卫•马格奴斯（David Magnus）和米尔德里德•赵（Mildred K. Cho）伦理分析的论文，提出告知后同意的问题，不能直接从研究中得益的卵子捐献者的风险，甚至“治疗用克隆”这个说法来描述几十年后才有可能治疗的使用等。韩国伦理学家具荣谟（Koo Young-mo）在接受《韩国时报》采访时甚至提出了更加具体的问题。“让我提出一个最糟糕的情景。如果有些捐献者患了卵巢过度兴奋症，她们把黄博士告上法庭，提出告知同意的可疑性，黄博士就麻烦了。”但是当黄博士提出和美国研究者合作，为他们提供克隆来的胚胎干细胞时，哈佛大学的乔治•达雷（Dr. George Daley）等研究者热情答复说“考虑到韩国人明显有自愿的卵子捐献者的优势，他们比任何别人更有优势生产出胚胎干细胞。”韩国丑闻以及美国丢人的行为的更广泛政治教训是政治领袖，病人利益团体，和所有公民必须停止一相情愿的接受所谓的“治疗奇迹”的宣传。我们应该明白该项目现时当下的人类成本，而不光是未来可能的诱人前景。不管我们对于克隆研究或者摧毁胚胎方面道德观点如何，如果科学家和政客继续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花哨的冠冕堂皇的言论，我们不能进行严肃的辩论。
“新伦理”的麻烦
除了政治以外，克隆丑闻最重要的教训是道德方面。
努力增加人类知识和改善人类环境的科学家长期以来被诱惑在伦理方面“抄近路走捷径”包括保护人类研究对象的道德，为了达到他们普遍承认的重要目标。现代科学药品的创始人克老德•伯纳德（Dr. Claude Bernard）在1865年曾经警告说：
医疗手术道德的原则包括从来不在人身上进行有可能在任何方面对人家产生危害的实验，尽管这个结果可能对科学带来巨大利益，比如其他人的健康。
同样的，就在1940年代德国开始进行各种实验的时候，纽伦堡条约（Nuremberg Code）坚持“不准进行任何实验，如果有先验的理由相信可能产生死亡或者难以克服的伤害。”美国的科学家并不总是严格遵守这个道德规范。只要我们想想塔斯基大学（Tuskegee）梅毒实验，故意给位于威路布鲁克（Willowbrook）孤儿院的智力障碍孩子注射肝炎病毒，1950年代对于不提防的美国人进行冷战辐射的实验。
最近的新情况是从理论上将此类滥用合法化的“新伦理”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以旨在造福全人类的研究的名义把个人生命的价值相对化，贬损降低的功利主义算法。正如《加州医疗》（California Medicine）1970年的社论“医疗和社会的新伦理”中指出的：
传统的西方伦理总是强调每个人的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平等价值，根本不考虑年龄或者条件。这个伦理得到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支持，而且成为我们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基础。这个传统的伦理学仍然明确的占统治地位，但是有许多地方说明其核心观点正在受到腐蚀，或许最终被抛弃。未来有必要，或可以接受的是对于比如人的生命采取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价值。
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功利主义观点事实上成为那些企图合法化人类胚胎研究和克隆研究，不管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人正式的伦理原则。
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被某些人吹捧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家，最近预测说崇尚生命神圣的老的伦理观到2040年将彻底死亡。如果回顾一下，“2005年可能被看作这个立场守不住的年份，”因为人们认识到生命神圣的伦理让我们无法得到来自韩国的克隆技术新突破带来的益处。当然，辛格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他的逻辑一致性在认识到如果生命在出生前不是神圣的，出生后也不可能是神圣的。
多数胚胎研究鼓吹者并不是这么极端的前后一致，但是他们的伦理推理的隐含意义确实是非常激进的。甚至连认可胚胎研究的政府顾问会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人体胚胎研究中心和国家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NBAC)也被迫在证据面前承认早期的人类胚胎是个“生命”，因为来自胚胎学的证据越来越有说服力，《自然》杂志发表的对最近发现进行总结的文章指出“非常清楚的是发展生物学家将不再把早期的哺乳动物胚胎看作没有特征的没有边界的细胞。”这些顾问团体甚至承认早期人类生命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但是得出的结论是实验中对未成熟的生命的破坏是没有限制的，他们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辩护，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在出生后的生命出现重大疾病的健康需要面前就不那么重要了。
1994年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人体胚胎研究中心的一个成员问这个机构是否应该根据“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决定联邦基金支持胚胎研究推荐意见，该机构的主要伦理学家达特茅斯的罗纳德•格林（Ronald Green）教授，引用情景伦理学的教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说“如果目的不能把手段合法化，什么呢？”作为对伦理途径的指南，NIH panel引用格林的文章认为在要求我们对任何人作为人来尊重的“那里”没有现实。他写到是社会中受过教育的有说法能力的成员的任务来决定别人的什么品质是道德上相关的，根据他们自己的开明的自我利益。如果我们否认“人性”或者太多人的道德价值，我们可能冒风险否认我们自己或我们亲人的价值。如果我们把它给予太多的人，我们可能剥夺了自己和别人在这些人身上进行危害性的实验带来的好处。
按照这个推理，如果尊重某个活人实验对象将阻碍我们进行特别有前景的研究，这就是足够的理由拒绝尊重这个对象作为人的价值。那么这个途径就彻底推翻了纽伦堡规则。接受实验的人的尊严从来不能阻止研究者进行他们认为非常有前景的研究，因为研究的前景合法化地把那些对象限定在人类社会之外，我们可以随意使用。一再发生的事实是研究结果的驱动力，或者诺贝尔奖或者治疗奇迹，很可能吞没所有的批评意见和价值，破坏所有的限制，就像韩国丑闻中表现出来的一样。甚至国家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NBAC）在1999年都承认“从人工受精的胚胎中提取干细胞只有在没有任何道德问题更少的其他选择来进行这个研究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但是NBAC和它的同盟者无视这些其他选择存在的现有的证据，因为来自成人组织液和脐带血液的干细胞已经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开始对付几十种不同的条件，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些进展没有应当的重视和关注。
简而言之，一旦人们使用某个途径特别的医疗承诺来合理化每个人都认为缺乏道德的行为，他们就有了既得利益抗拒可能揭露独特诺言虚假的证据。甚至韩国科学家故意伪造结果欺骗公众在新伦理的原则看来也是正当的，功利主义原则不仅把生命相对化了，而且将真理相对化了。1970年社论中欢呼新伦理的同一本《加州医疗》注意到因为把人的生命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旧伦理”并没有被彻底替换掉，因此有必要（因此，当然也是可以接受的）重新恢复“借口”：
因为旧伦理并没有本完全取代，有必要区分堕胎和谋杀，谋杀继续被社会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结果是个让人奇怪的对人人都知道的科学事实---人类的生命开始于怀孕，然后不管是在子宫内还是在子宫外继续存在直到死亡的回避。证明堕胎不是谋杀生命所需要的相当程度的语义体操将是荒唐可笑的，如果它们不是经常在社会不容质疑的预兆情况下提出的话。可以建议的是这个相互矛盾的托辞是必要的，因为新伦理已经被人们接受，而旧伦理仍然还没有被抛弃。
克隆鼓吹者已经把人们对于人类生命的关心抛到一边，无视创造新生命仅仅为了摧毁它的不光彩行径。就算人类胚胎在生物学意义上是生命，他们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没有人的价值，它们必须被牺牲以便帮助真正重要的活在世上的病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活在世上的病人（被剥削提供卵子的成年女性）参与胚胎研究却成为这个项目的受害者。不管怎样，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当一个伦理为了追求治疗手段无视“你不应该杀人”使用同样的理论来对付“你不应该做假见证”。如果胚胎的“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为了更加宝贵的生命可以被践踏，“只是实际上”的事实真相也可以为了更高的进步的真理而牺牲。
尽管黄博士丑闻本身并没有破坏科学的根基，这个伦理---这个诱惑科学家包括美国在内---确实威胁到动摇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因为科学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绝对忠诚就什么也不是了。
通过贬损生命的价值，我们学会了贬损真理，把科学本身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了。如果美国的胚胎干细胞科学家没有吸取这个重要的教训，那么经过深思熟虑的伦理反应就必须来自更宽泛的社会和国家的政策制订者。这个反应应该首先彻底禁止人类克隆，制订法律禁止把女性当作科学研究的卵子工厂，或者提取器官用的非出生孩子的代理孵化器。只有通过尊重不同年龄和条件的人类同胞，通过拒绝把他们当作达到我们研究目标的工具，我们才能够推动名符其实的人类进步的事业。
译自：“The Many Casualties of Cloning” Richard M. Doerflinger
http://www.thenewatlantis.com/archive/12/doerflinger.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