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波伊斯 著 吴万伟 译

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德性之后》中认定，当一个文化处于良性状态时，其生存条件与支持善良和美德且充满活力的辩论密切相关。在我看来，特别强调辩论的重要性实在发人深省。如果社会秩序不是围绕一个持续不断的、难以确定的一系列辩论展开的，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竟然愿意生活在这样一种地方。叶芝（Yeats）在一个世纪前就警告说，在现代世界，最优秀的人缺乏坚定的信仰---你知道怎么回事，最坏的人往往充满狂热激情，因而辩论在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启迪和教化作用。毫无疑问，他的警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确在辩论，我们渴望能够继续辩论，如果事情非常重要的话，似乎我们手头的工具足以让我们或多或少地知道我们在辩论什么。

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激情强度被过高估计，坚定的信仰也是如此。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么。拥有坚定信仰者在很多时候很乏味无聊。而且，他们的意图就是达成全面共识，并非巧合的是，渴望人人都拜倒在他的面前。他们喜欢说希望我们自由地表达观点，但前提条件是我们觉得他们及其观点好得难以抗拒，一旦我们表达不同意见，那就要强迫我们闭嘴了。意料之中的是，激情强度似乎常常属于最持久维持正确性的人民委员和被煽动起来的校园追随者，他们认为真正的辩论并没有多大用途，正如他们缺乏对真正差别和多样性的兴趣一样。

当然，辩论有好有坏，形形色色。通情达理者甚至就是否存在通情达理的特殊美德进行辩论，他们认为理性只是理性而已，只能满足我们人性中的理性一面，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其他人，我们不妨称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价值观都是“构建出来的”，有关观点的争论必然是无可救药的，很多时候是缺乏连贯性，意思是人们只能抓住自己的文化、部落或教派允许他们抓住的东西。与此同时，新启蒙军团告诉自己，他们必须竭力消除紧张和冲突，所以辩论本身似乎越来越成为误入歧途的标志，单单观念就提醒我们意识到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即我们还没有得出一种能够放逐所有其他观点的真正观点。

人们总是忍不住说当今不是表达思想的好时代。虽然人们认同某种观点或排斥某种观点，鼓吹某种观点或诋毁某种观点，但观点常常并不稳定。我们常常为某个观点辩论，结果却发现它已不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意思了。我们声称珍视平等、自主性、解放、真实性等，结果却发现这些词的意思以及表达这些名称的概念已经变得让我们都认不出来了。我们那些对能煽动狂热者的宏大概念感到谨慎和怀疑的人发现，甚至最谦卑的观点往往被修改后用于令人吃惊的目的。这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和导师宣称自己身处“不安全的和敌对的”环境的时代，这个险境是因为你可以称为劳拉·吉普尼斯（Laura Kipnis）的教授造成的，她竟然敢发表一篇得罪人的文章。虽然你明白“不安全”、“敌对”、“险境”等词汇，也多少知道学界环境或许就意味着观点和看法的多样性。如果你真的这样想，那你还是再想想吧。

多样性的观念本身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世界观差异之外的东西，新启蒙好战分子敦促我们要压制和消灭细腻的敏感性而不是保护它，这样一来就无需挑战或者颠覆细腻的敏感性了。一个犹太教箴言说“不要过分卖力地祈祷，那样的话，你会梦想成真的。”所以你想让一切足够安全能保护你和其他人不仅不受震慑与恐吓（ shock and awe）而且免受可能令人担忧的思想和矛盾的干扰吗？如果你最后得到的比你渴望获得的东西还多，不要感到吃惊。好莱坞明星梅·韦斯特（Mae West）喜欢说，“好东西太多也可能是好东西，”谁不愿意对此表示赞成呢？安全、保险和利益再多也不会觉得好东西太多了啊。

观点总是大量涌现。多个世纪以来，“偏见”这个词传达的那种不受欢迎的含义“标准”一直受到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和后来的艾略特（T.S. Eliot）等思想家的挑战。如果你拥有思想基础且希望进行严肃辩论的话，他们会在偏见中看到你渴望达到的目标。麦金泰尔改变了我们思考“身份认同”的方式，他声称背叛自己继承下来的身份认同往往是表达身份认同的强有力方式。在此问题上，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绝非孤立的，他挑起了一代激进分子去考虑宽容本身是否可能成为压迫的工具或症状，从而把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其他自由派思想家称赞的那种仁慈观点转变成其他东西。

但是，虽然观点领域的不稳定性有悠久的历史，如今在使用一个概念时，若不首先确定你和对手对准备讨论的内容拥有哪怕初步的假设，要发起观点辩论可就要困难得多了。正如蒙田所说，判断是歧视练习还“习惯表现”？“他者”要被理解为自己的一部分还是外在的东西？完美性被理解为如卢梭所说的幻觉还是在原则上把我们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特征？当我们说“爱情”时，我们说的是“真正思想的结合”还是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的观点即“爱情是把你并不拥有的东西给予根本不存在的人”？

甚至像“特权”这样具有合理性的观点也常常被拿来当作终止对话的武器。

任何人都能探索特定观点的演变和消失。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如何代表某些观点表达立场或者做出尝试，这些观点从前似乎是安全，如今却显得有问题、或幼稚可笑或缺乏相关性。我们询问，从前认为的渴望建立多种族世界的只看表现不看肤色的观点现在发现有些不合时宜，甚至都不敢提起了，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因为曾经作为高贵理想的无利益纠葛如今却成为当权者佩戴的马甲吗？同情仍是我们过去呼吁的同胞情感之类好东西和朴素感情？还是已经变成了那些从来看不见讨厌者的道德高地的人惯用的强制性狂热情感之一？既然热衷简单和通俗的艺术品骄傲地悬挂在大型博物馆，并被影响巨大的收藏家以惊人天价买下，平庸性到底什么了？围绕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之恶”概念虽然定期爆发争吵的辩论，“平庸性”这个词本身是否有可能已经在年轻作家和知识分子中间没有任何含义了呢？这真的不好说。从前对诗人和对道德哲学家一样有吸引力，无需摆出姿势和探索，考虑到这种观点的变化过程，现在是否用来增加你对某个时期的怀旧情感呢？当时，若你带着某种明确性说起“平庸”时，其他人就能理解你在谈论什么。我们需要类似“平庸性”的概念来传递它们表达的犀利和准确的对抗性。

当然，许多曾经被广泛推崇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理应烟消云散，比如在“真实的犹太人”或“真实的黑人”短语中的“崇高”、或许“指责受害者”或“真实”等如果被认为是固定的和不可撤销的特征时。关于这些，人们显然可能有不同意见，我无法提供能解决此类争论的方法或者窍门，虽然我能够，真的能够一连笑几天，因为我从一份神志失常的“宣言书”中得知，真正的男子汉必然“参与致命的暴力、毁灭和灭绝”，所有这些都是其痴迷于实现和维持勃起的结果。关于“真实性”就说这么多吧，正如上文所说，这些观点还是早点滚蛋为好。

更加严肃的议题与下面这个事实有关，即原则上，很多好的、真正重要的观点往往容易被滥用，而且常常被那些一知半解的人随意使用。请考虑一下表面看起来非常复杂的对“特权”这个词的处理。在当前的辩论中，它常常与“白人”这个词结合在一起使用，为的是提出一种条件和一个事实，这是不能争论、不能反对也不能靠慷慨的多愁善感或自由派陈词滥调忽悠过去的东西。如果求助于白人特权这个观点，其意图可能是禁止有人提出任何可能带来麻烦的问题。这个观点描述了白人和非白人遭遇中相关或关键问题吗？无论这些人的身份如何？一个黑人教授和白人学生的遭遇必然是种族关系的练习吗？白人教授和黑人学生的关系又任何？在特定的遭遇中，当贫穷白人而且显然其白人身份也不能帮助他摆脱体制性不公正的受害者地位时，白人特权是重要因素吗？

我提出这些问题的要点不是要回答而是暗示，即便像“特权”这样具有合理性的观点也常常被拿来作为终结对话的手段，作为限制真正对话和真正思考的毫不客气的防御工具。这是科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在《杂录》（Salmagundi）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他说“种族礼仪”让人很难谈论类似特权和制度性种族主义之类问题。

阿皮亚写道“我的印象是许多不是黑人的善良的非种族主义者学者觉得，在‘批判’某些观点时可能面临暴露自己的危险，我的暗示是面临被控‘种族主义帮凶’的风险。”他继续说，“温和地说，这不符合学习的最佳利益，且往往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反映出它的确“拒绝严肃思考种族主义”的态度，并且可能“把种族主义与其他东西区分开来”。因此，我们的确发现观点---甚至类似“种族主义”、“特权”、“微观攻击”等观点能够逐渐导致最初使用者从来没有想到的生活。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40年前曾经说过捷克知识分子“追踪迷失的行为”。令他们感到惊恐的是，他们发现自己真诚信仰的冠冕堂皇的“进步”观点很快被用来表达背叛其初衷的含义甚至用来令他们闭嘴。

我们长期以来假定所谓的自由社会之所以值得捍卫恰恰是因为这种社会承诺于多样性和观点的碰撞。但是在若干前沿领域，我们的自由社会正在走向从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到约翰·格雷（John Gray）等思想家所说的“传教士政权”，这种政权鼓吹他们认为的“先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受一些观点的指导，这些观点的地位是无可挑剔的，或让人感到完全无可挑剔。其中一种观点扎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你向人显示其思维方式中内在的恐怖，你将改变他们的观念并挽救他们。向教徒解释他们的信仰基于幻觉，马上你就发现他们的信仰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这类玩意儿。因此，信仰变成你能用更好的观点来驳斥或取代的观点。

以这种方式操作的先进思想家也不仅仅出现在政治和文化左派中。在法国，为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试图论证剥夺以色列企业的财产的合理性的做法现在被认为不仅是个糟糕的观点，或许是的，而且被看作刺激暴力的形式因而是一种犯罪行为。在最近恐怖分子袭击巴黎的时刻，毫无疑问将引入对政治话语的更严厉限制，这么做时往往带着标准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如自由和博爱等。西方启蒙思想首都的这种呼吁开放性和观点碰撞到此终结，现在的共识是，如果你教导人们不要拥有坏思想，你将把他们从恐怖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不再得出关于所见事物的不愿得出的结论，因而使其享受没有矛盾的生活。

对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大学校园的人来说，我提到的与传教士政权有关的现象马上就会被辨认出来。在大学里，学习议题越来越多地被所谓的人际关系干部或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及其学界批准者所控制，正如耶鲁英语教授大卫·布罗维奇（David Bromwich）的描述那样，“学习被认为是一种社会适应过程”，相信大学的责任就是强化学生“坚持得到认可的共同体价值观”。因此，只有在他们规定了安全和公认的方向，观点才被尊重，我们所有人才会学习和遵循它们。只有在对话的前提是得到认可的假设而且显然朝向我们都必须去的方向，对话才会得到鼓励。正如布罗维奇尖刻地观察到的那样，观点的氛围可以这样形容，那是实验室的品质---“知道如何监控一切和如何什么也不创造出来”，也是“为了猎杀异教徒而团结在一起的教会”。

但是，观点的生命在学界之外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地被打了折扣。为什么这样呢？显然，仅仅指出观点的不稳定性就不够了。在很多方面，那是我们最不容易遭遇的问题，或许根本不算问题。事实上，我在此提到的问题在原则上完全与其他问题有关。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我们文化中广泛赞同的失败的后果，即观点在根本上是完全是不可通约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我们根本不能可靠地或有用地对比许多观点和价值观。为什么不能？因为不同观点预设的背景不同，其历史和支配逻辑不同，因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如果接受一个观点与另外观点的不可通约性，我们不需要宣称我们不能或不愿意从中挑选，只是理由或者逻辑都不能用来证明我们所做选择的正确性。

只有在对话的前提是得到认可的假设而且显然朝向我们都必须去的方向，对话才会得到鼓励。

赞助性行动（积极歧视）的观点在我看来似乎很有吸引力，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虽然我知道它违反了我尊崇的其他观点，如在做出评价或承诺时，重要的是不能给予种族、性别或民族头等或第二等的重要地位。赞助性行动的补偿或者赔偿标准在本质上不同于在原则性反对赞助性行动的观点，两者没有可比性。没有连贯的政治和伦理体系允许我们充满信心地确认赞助性行动观点无可辩驳的优越性。

因此，“选择”或“女性选择权”或“堕胎权”背后的观点与基于宗教信仰反对堕胎的观点也是不可通约的，这种观点认为终止妊娠是一种罪恶。两种观点的支持者各自都扎根于得到充分论述的观点，他们常常假装一个观点优越于另外一个观点，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连贯的方法将两者对比。我们再次做出选择，但如果我们假设理由足以论证我们的选择的合理性，那我们是在欺骗自我。安堤戈涅（Antigone）之所以埋葬她的叛徒哥哥并不是受理性的支配。在决定违反法律和顶撞叔父国王时，安堤戈涅并不是在对比两种观点的合理义务，一边是法律，一边是亲情（对哥哥）。考虑到她的身份，安堤戈涅必然做出这种选择，但是我们无法否认和解决观点在本质上的不可通约性。悲剧就在于这个事实：两种义务概念都是合理的，而且具有强制性。

我们大部分人不是悲剧人物---我自己尽很大努力试图不作悲剧人物---但是我们肯定接受这种观点，即在衡量观点优劣时我们常常要对付不可通约和无法对比的东西，而且没有可靠的和支配性标准的帮助。笼统地说，自由社会往往接受约翰·格雷所说的我们享有的自由的“争论性本质”。这意味着“同意保留异议”或者“尊重差异”等平淡模式至少预示着模糊地赞同不可通约性。不久前你可能引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有关那些妖魔化持有令人讨厌观点的“坏人和不道德的”人的观点，在引用他的观点时，你可能至少知道密尔帮助创造了现代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共识。

但是，这个基础如今已经不那么安全了，密尔在出版《论自由》时对1859年的英国社会必须说的话现在似乎具有了不同寻常的相关性。他写到，“在一直被描述为‘缺乏信仰却对怀疑感到恐怖’的在当今时代，之所以提出观点哪怕受到公众攻击也应该得到保护的主张，并不是因为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而是它对社会来说太重要了。”基于密尔的观察，我们或许可以添加一个内容，在许多作家、知识分子、和学者看来，自由文化的争论性本质如今似乎不再那么吸引人了。

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阶级认为，大学主要是实现集体目的的工具和表达焦虑的有效发动机，只要感觉到有危险或出格的观点，就离开把这种焦虑传播开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公开承诺多样性和开放性的文化竟然在本质上是墨守陈规者，对不可通约的观点的冲突和些微差别都难以容忍，而且在宣扬这种态度时还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真是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老朋友欧文·豪（Irving Howe）曾经写道，“时代精神的每个潮流和当今美国生活的每个假设都是赞美中产阶级感受到的安全和舒服模式。”我们没有使用“中产阶级趣味”这样的词语，但是“中产阶级感受到的安全和舒服模式”的确准确地指出了我们感到满意的很多东西。难道我们不在乎“中产阶级”是表示堕落的现成术语？如果愿意，你可以排除它，但是考虑一下决定控制我们文化机构的新人民委员确定的前进步调，从大学到主流媒体等机构都已经与创造豪所说的“中产阶级感受到的安全和舒服模式”密不可分了。更受欢迎的观点是抱着决不得罪人的思想，不会彷徨也不会说出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话。学习就是适应过程的观点就扎根于敌视摩擦和冲突。科瓦米·安东尼·阿皮亚描述的对话“礼仪”旨在确保对话保持安全，拒绝走入歧途，误入可能令他人感到与团体格格不入的雷区。所以我相信，乡愿的讨好欲望是豪所说的“中产阶级”感受的最主要特征。

笔者在此寻找的不可避免之事会呈现出多种形式，在提出类比或历史轶事时，我绝不愿意暗示某种政治趋势的表现或文化构成等同于其他表现。我也没有不愿意求助于对我这一代美国知识分子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不是因为它谈论的是“中产阶级”情感而是因为因为它提醒我们警惕文化中怪异再现的现象。我在说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被禁锢的头脑》，那是他剖析1950年代初期波兰知识分子与种种独裁专制达成和解的著作。米沃什对典型的波兰知识分子的描述的核心是他们渴望拥有“归属感”，这是一种并不总是容易获得的情感，如米沃什所说，心甘情愿地依靠旨在清除人们怀疑和焦虑的“穆尔提-丙药丸”（Pill of Murti-Bing），你就能拥有这种归属感。

当然，他的同代人中很多反对米沃什对他们特征的概括，许多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人有可能反对我试图把当今发生的事与米沃什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联系起来。他们特别反对的是暗示他们需要“药丸”的说法，他们否认自己已经掌握了一种适应当前意识形态要求的方法，正如2010年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说，他们满足于神奇地“在他们中的某个地方神奇地保留了自由思想家的自主性---或者至少保留了自由选择喜欢的观点和他人指导的思想家地位”，因而在这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开明人士”。朱特还注意到，美国的学生和其他人不知不觉地因为人人都简单地屈从和欢快地接受“任何观点更不要说压迫性观点”的观念而陷入“神秘化”状态。但是，在与1950年代初期波兰有很大不同的文化中，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的随波逐流，堕落到做出意识形态姿态以确保安全和保证的池塘中，其中包括对那些被认为“容易导致分裂”的观点和人员决不宽容，这是当今时代无可否认的典型特征。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特别欣赏的是那些被认为越界违规的、任性的、不兼容的东西，喜欢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所说的“现代条件下的不稳定性”。苏珊绝非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我俩的友谊有很长时间，但关系并非总是很融洽），但她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也是有些怪异的权威人物。怎么会如此？她吸引“创造自我”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地方就在于“坚定不移”地与灌输的或官方认可的观点做对的愿望和违反常规的思考方式。当我在1975年第一次采访她时，她刚刚参加了与美国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长时间辩论，他认为在桑塔格在批判电影制片人雷妮·瑞芬舒丹（Leni Riefenstahl）的时候“令美好的事业（女权主义）感到失望。”对此，苏珊·桑塔格回应说，“党的路线造成思想垄断和文笔蹩脚，”结果是必然提出“思想简单化的要求”。

在文章结束时，我非常乐意特别强调思想的生命从最好处说是与“简单化”和“党的路线”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这体现苏珊·桑塔格的著作中。我想强调承诺于“普遍认可的共同体价值观”的学界既得利益者永远也不会找到办法去推崇位于现代生活条件核心的越界违规的、任性的、不稳定的东西。

作者简介：

罗伯特·波伊斯（Robert Boyers），《杂录》（Salmagundi）编辑，纽约州夏季作家研究院院长，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英语教授。著有《观念的命运：诱惑、背叛和评估》（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本文曾是作者11月在纽约新学院举行的“小杂志和美国文化对话”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译自：How 'Safe Spaces' Stifle Ideas By Robert Boyers

http://chronicle.com/article/How-Safe-Spaces-Stifle-Ideas/235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