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历程中会遇到许多老师，每个老师都会留下不同的印记。我生性鲁钝，自小对老师就不敢亲近，每每心怀敬畏，而少有交接。对沈渭滨老师也一样，私下接触并不多，但不知何故，每到人生节点，我都会写信向沈老师报告或求助，随后就能收到他春风化雨般的鼓励与点拨。至今我保存沈老师的来信（含明信片）有28封（件）之多，这是沈老师关怀、爱护和提携后学的最好见证。在我心目中，沈老师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与怀念的老师。
初见先生，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最早知道沈老师的大名，是在大学三、四年级时，那时决定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沈老师是当时复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四位能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另外三位是陈绛教授、陈匡时教授和杨立强教授）。他与杨立强老师合作发表于《历史研究》的力作《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以及关于“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的宏论，吸引了我的注意。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不平常的年份，我大学毕业，继而有幸进入复旦历史系深造。因为是应届生，文科，非外语专业，按照有关部门规定，必须到基层社会锻炼一年。此类人员，当时复旦全校有48人，其中历史系6人。我们进校办完入学手续后，就被分送各处锻炼，历史系6人被送到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待遇是学校发的75元/月助学金。这一年，既不是学制，也不算工龄，在我的履历上留下了一个无奈的缺环。
已记不清具体是什么时候见到沈老师了。只记得某天在复旦正校门对面的文科楼九楼近代史教研室面见导师陈匡时老师时，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爽朗笑声，随着谈笑声闪进屋来的是一位身材并不高大但却气象卓尔不凡的中年学者，陈老师介绍“这是沈渭滨教授”。听说我一年不能上课，沈老师略一沉默，便说“我们曾经也有十年不能正常工作呢”，随后便告诫：要珍惜在复旦的机会，不能上课，也要抓紧时间读书。原话不能记，大意如此。沈老师提到“复旦”二字时那种禁不住溢于言表的自豪神情，令我印象最为深刻难忘。后来得知，并非复旦出身的沈老师能傲然在复旦立足，从中学教师成为知名教授，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或许正因为切身体会了“复旦”的分量，难怪他老人家如此珍重“复旦”的名誉。
我1989年入学，第二年才正式在复旦上课，实际上与1990级“同年”。这一级有沈老师的学生李立华（现任武汉社科院院长）和杨立强老师的学生黄士芳（现任职深圳文化局）。某天，我们三人受邀到偏远的七宝浴堂街沈府拜访沈老师。我们大概早上6点多钟迎着朝霞从复旦南区出发，晃晃悠悠倒腾了几趟公交车，从东北向西南斜穿整个上海市区，在沈府落座略谈便到吃中饭时间，饭后略谈又不得不告辞（因怕误了返程公交车），返回复旦已是夜幕降临。与沈老师谈了什么怎么也记不得了，只记得路途的遥远与劳顿。想来沈老师每周都要如此折腾到复旦上课，而每次都是那么严谨而充满激情，从不敷衍了事，我的内心油然而生莫名的感佩。
老师的每一封信，都是亲切的提点和关爱
在复旦历史系，我听过沈老师两门课。一门是中国近代史专题，这是与陈匡时老师、陈绛老师、杨立强老师合开的专业基础课。实在记不清沈老师讲的是太平天国还是辛亥革命了。另一门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这是沈老师单独开的专业选修课。沈老师的课有三个鲜明的个性特色：条理性强；口才一流；板书漂亮。这门课讲的具体内容就是稍后出版成书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印象深刻的是，沈老师特别重视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认为该书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但真真假假，需要认真甄别，如果谁能给《革命逸史》做详细的笺注，当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专著。实话说，这门课可能引起了我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兴趣。当时正值辛亥革命80周年，我写了一篇习作《20世纪初长江流域的城市社会变动与辛亥革命》，参加在长沙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这篇习作又作为作业交给了沈老师，不意期末过后，收到沈老师通过李立华转来的一封信，有谓：
细珠同志：
您交来的“辛亥革命讲座”学期论文，我已批阅。此文材料丰富，条理清楚，论点正确，评价公允，给予“优等”成绩。因敝处没有空白成绩表，我已将您的成绩写信报告给系教务员吴磊老师，请她给予登记。您如需要，请向她了解可也。
据李立华同志来信称：您可提前毕业，我很高兴。希望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励，努力攀登，成为我国新一代的优秀史学工作者。欢迎您经常来信保持联系。书不尽意，耑此即颂学安。
沈渭滨
92.3.5
这是我收到沈老师的第一封信。沈老师写信总是非常客气，其事事认真以及处处关心后学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至于信中所谓“提前毕业”云云，是指我可以比李立华他们提前半年在1992年底毕业，实际上我比他们进校早了一年，在时间上毋宁说是推迟了半年。无论如何，沈老师的殷切期望是鞭策我奋力前行的精神动力。
1992年12月26日，我以《民初统一党研究》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非常遗憾的是，沈老师因身体健康原因没有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1993年1月初，我告别复旦，回到湖南师大历史系任教。沈老师在来信中鼓励说：“湖南师大是一所很有影响的学校。当年林先生在世时，近代史和辛亥革命史研究都曾使学界刮目相看。他的几位高足如郭汉民、饶怀民（稍有误，饶先生非林门弟子）同志，也颇有创获。您能在这样一所大学里任教，应该说是很幸运的。您在复旦期间，就表现出力学好思的特点，现在又处在一个学问的环境中，将来当有大进步。”他还进而建议：“您的毕业论文写得很好，很扎实。将来有机会，写成十余万字的专著似乎不失为一个办法。”（1993年9月11日来信）对于这个建议，实在对不起沈老师，我后来很少涉足民初历史研究，但实际上民初历史确实是我心中不能抹去的一个结，或许将来还有机会弥补。如今可以坦白地说，当年我之回湖南师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林增平先生。但非常不幸的是，就在我论文答辩之后两天，林先生溘然仙逝，这个消息是在几天后我准备离沪赴湘而向陈匡时老师道别时方才得知。这是天意，我只能忍痛遵循。
在湖南师大工作，其实是很愉快的，郭汉民教授、李育民教授、迟云飞教授等老师均非常关照。稍后，我便提出报考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的要求，也得到他们的支持。当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沈老师并请他向陈胜粦老师推荐时，沈老师很快回信，非常赞同我的选择，并帮我做了具体中肯的分析，有谓：“您想读博士学位，我很赞成。报考陈胜粦先生，也很合适。我可以给陈先生写封推荐信，您尽可放心。上海方面，只有夏东元先生招近代史博士生，复旦至今还没有这一专业的博士点；南京大学茅家琦先生处亦有，但以太平天国与台湾当代史为主，与您似不合适。愚见还是以陈胜粦为好，一则搞的专业，比较与您契合；二则您的老师匡时同志与老陈关系也好；三则中大人才济济，财大气粗，又得风气之先，将来或可有所作为。”（1993年11月22日来信）最使我感动的是，沈老师还把给陈胜粦老师的推荐信写好装入信封，随信附给我，并特别说明：“请您过目后，填上邮编寄出可也。”幸好当年我特意留了复印件，如今睹信思人，想起两位均在天堂的恩师，禁不住潸然泪下。
1994年9月，我顺利进入中大历史系继续深造。当时因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经济发展较快。中大也如沈老师的印象，既“得风气之先”，又有点“财大气粗”。由于陈胜粦老师的人格魅力，中大历史系得南洋华侨姚美良先生资助，建了一栋号称世界上最漂亮的历史系大楼“永芳堂”。更有甚者，中大历史系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成为国内外历史学界学术交流的重镇。1996年11月，在中山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因我并不研究孙中山，又在紧张地进行博士论文写作，陈胜粦老师只是在会前安排我与几位师兄弟到某宾馆见见在广州暂停的中外学者，其中就有沈老师。正如沈老师日后来信所谓“相见匆匆，未及细谈，颇多遗憾”。是年底，我基本上完成关于倭仁研究的论文初稿，遵照陈老师的指示，我打印出详细的提纲，寄呈多位前辈学者请教，当然也寄给了沈老师。沈老师回信，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有谓：
提纲我已仔细看过，整体上很不错，从学术史、生平到他的理学思想，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意义等，几个大的方面都已注意到了。至于每一个节的提纲，将来写作时可能会有些变动，特别是第三章与第七章之间的关系，这无碍大事，人人都会在写作实践中作出调整的。
以倭仁为研究对象，选题很好，一则其人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二则道咸同三朝的理学兴衰及其在实践中的功能确有不可忽视之处。倭仁是唐鉴最得意的讲学门生，也是做“研几”功夫最深的学者，他们（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清<珍>、湘乡曾国藩）在人欲横流、士习贱恶的大环境下，讲求修身养性，不说别的，光操行就值得称赞。您作此研究，相信一定有良好的收获。
问题在于副题“文化保守主义”的说法。这是近年来大陆及港台学者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但它的内涵的界定却不十分清楚，往往是人皆可懂却又难以说清，而且这个词与新儒学有关，使用这个词已经十分时髦，若文章过多地出现别人看不懂的名词，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以为搞学术史、思想史，最好多一点传统的理念，有的尽管可以用新词代替，但一定要作界定，否则易生歧义。以上可能是我自己太保守所致，与您说说，不是要您改变研究路子，而是供您参考，谈谈心而已。尤其您身在具有开拓性的广州，更不要受我的影响。（1996年12月27日来信）
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定题为平实的《倭仁生平思想研究》，正式出版时题名《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均放弃了“文化保守主义”一词，而只是用了“保守思想”的说法，或许与沈老师的提点不无关系。
1997年7月，我从中大毕业，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工作。沈老师来信一如既往地大加鼓励道：“知道您分配到华南师大工作，十分高兴。华南师大距市中心不远，既可常与中大师友相聚，又可利用两校丰富藏书，可谓地利人和两得之处。那里又是广州研究太平天国的中心之一，陈周棠、沈茂骏、钟珍惟诸先生均是一校人杰。能在那里工作，既可发挥您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专长，又可得诸前辈的提携，将来当前途无量。”（1997年11月12日来信）稍后，沈老师又来信说，他正协助丁日初先生编辑《近代中国》丛刊，要我把博士论文抽出一、二节投稿。我给他寄了两篇文章《倭仁交游述略》和《理学与“同治中兴”——倭仁与曾国藩比较观察》，前者拟投《近代中国》，后者拟投《学术月刊》，均请沈老师推荐。沈老师发来长信，非常认真而直率地分析了两篇文章的优劣，有谓：
两篇文章各有千秋。交游篇重在梳理，见治学的功力；中兴篇重在论析，具识见之优长。我已遵照你的意见，前者交《近代中国》主编丁公日初，附上鄙意；后者送《学术月刊》编辑谢宝耿君，夹进推荐书。结果如何，尚不可知，一俟佳音，当即函告。
交游一篇，材料丰富，足见你读书认真，但细观全文，鄙意以为写得太闷、太平，比较“老派”。所谓“闷”，是指各节均用同一种写法，即人物姓名、简历、材料（史料），人人如此，不见变化起伏；所谓“平”，是指仅仅讲明与倭仁关系，没有概括出各个人群在倭交往中究竟有何影响，影响多大？即使说到影响，也只是点到为止，甚至连各节标题所列的分类都没有展开，显得拘谨，缺乏分析或缺乏分析深度、广度。这种写法，纯是30-40年代学者行文的规范，或者是说台湾目前学术文章的写法，所以说“老派”了点。但因倭仁至今没有什么深入研究的文章（大陆），尤其对倭仁的理学宗向、学人交往缺乏深入研究，所以我认为此文可用，但需进一步修改。我已将上述意见扼要附呈丁公日初先生，若编辑部轮流阅读后采纳我的意见，决定用，则大善；若要用而需修改，则仍需贤契再劳。总之，一切听候编辑部裁决可也。
后一篇，与前篇相较，完全是两种风格。就刊物目前要求而言，后一篇更加合适。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后者。从内容看，我认为你对理学的修身派和经世派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两者对同治中兴所起的不同作用，立论是正确的，主要的意见与我的学术观点基本相符。只是最后一节似乎写得太泛化，缺乏分析力度，不过并不影响全体。应该说，这是一篇有思想、有材料、观点正确、行文流畅的好文章。我在给谢君的信上，已将上述内容详细演绎，力荐刊用。目前虽不曾获得信息，但以我与谢的关系而言，此文采用的可能性似不成问题（我曾向他推荐过好几篇文章，他都尊重我的意见，都发表了）。当然，不是我说了算，最后还要等通知。
从后一篇文章看，你有较好的分析能力，应该多加强这一路向。因为梳理清问题只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从材料中看出问题，引伸出观点，是第二步。老派的治学方法见功底，常为新派学者所不及；但若仅仅停留在梳理、排比上，不说明问题，不发挥治史者的见解，就难以解决问题。这又是老派所不及。若能两者得而兼之，互为补充，就可以相得益彰而为世人所服。古人有云：考据、义理、辞章三者不可缺一。老派重考据而少义理的阐释；新派专以义理为能而乏考据、读书的根底。至于辞章一说，向为历史学家所勿<忽>视，行文缺乏文采，一般人难以卒读，无论新老，均需加强。写到此，我认为陈旭麓先生的文章，文采斐然，值得细读赏玩。您不妨可以看看、学学。（1998年2月14日来信）
这两篇拙文分别刊载《近代中国》第9辑与《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沈老师如此费心赐教，实在让我终身受益匪浅。如今再读沈老师的文字，有如当面聆听他老人家的谆谆教诲，严肃而亲切。
诚如沈老师所言，在华南师大工作，确实也是非常愉快的，系主任陈长琦教授以及宋德华教授、左双文教授等大都很是关照。但我并不安分，又想出去做博士后研究，也得到各位师长的支持，为我一路开绿灯。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都是君子，并不想强人所难，而是尽与方便。今天想来，实在很是对不住这些师长，诸位隆德高谊，怎一个“谢”字了得！
对于我希望到北京做博士后研究的想法，沈老师同样极表赞同。他来信说：“博士后主要不是读书，而是做研究，能在京师做，可以和北方学者接续关系，对今后发展很有好处。如能事成，则您与中国三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广州、北京的学者都有联系。三处为学，各有短长，兼容并蓄，自多长进！”（1998年1月19日来信）我申请博士后稍经波折后，有幸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师从张海鹏老师，拟做张之洞研究。沈老师又来信鼓励、告诫：
张之洞这个人，实际上有很多方面都未曾研究过，例如他的学术渊源，他与地方建设的关系，他对中枢的真实态度等等。有些问题则需要重新评估，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极左倾向。能以此作为研究课题，并有大批未刊资料，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这个人搞深搞透，就等于把晚清史的后一半搞清楚了，足见这个课题的价值如何了。
京师是学术重地，风气也开。三<两>年很快，您要充分利用时间多看书，多搞点次<资>料，少管闲事。我想还是“两耳不问<闻>窗外事”的好。您以为如何？（1999年1月20日来信）
当时，沈老师因脉管炎足疾复发，行动不便，疼痛难忍。一向非常认真的沈老师，居然写了几个错别字，甚至有点动气地说“虽疼痛但不会死人”，其心境之恶劣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还不忘在信末特别注明：“足疼异常，字迹潦草，请原谅。”今天看到这些文字，仍不免感伤莫名。后来我有次到长沙开会，见到郭汉民老师，谈及沈老师的足疾，郭老师与师母余老师交给我一份治疗脉管炎秘方复印件，我回京后即转寄沈老师。沈老师收到后来信道谢，并说“近日来正准备托人配药”（2001年11月9日来信）。也不知这个秘方究竟有否疗效，只是希望能为沈老师略尽一点心力而已。
对于我最终确定做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的博士后报告选题，并已搬家至京生活，沈老师进一步予以鼓励，有谓：
您的选题我以为是好的。清末新政与张的关系极大，以往虽有研究，但大都语焉不详，尤其对张之洞在新政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十分薄弱。近代史所既有张的档案，别人没有好好利用过，您能占有这些未刊资料，当然很好。但在对新政的评价上，窃以为还要掌握分寸，“过犹不及”，切切！
您的家落户在北京，对您潜心研究学问大有好处。学问的重镇还是在北京，生活虽不及穗、沪繁盛方便，但做学问却是无可比拟。（1999年9月24日来信）
2001年初，我出站留所工作。沈老师非常高兴，认为“近代史所人才济济，您能在所工作，是极好的去处”（2001年3月4日来信）。此后，我的生活基本上稳定下来。沈老师又为我推荐一篇论文《张之洞与清末法制改革》，发表在《近代中国》第12辑上，并嘱我代为约稿，特别说明：“我刊不问是否名家，只求稿件质量第一，此点请您约稿时务必代为把关。”（2001年6月10日）印象中，后来与沈老师只是在2006年北京与苏州的两次学术会议上见过面，看到沈老师日渐瘦小的身躯，但精气神仍然十足，我默想他老人家一定会长寿。沈老师每次都嘘寒问暖，指点学问，并不忘特别提醒我注意用眼（他知道我的视力不好）。沈老师还不时寄给我他的新著，如《曾经沧桑》、《晚清女主——细说慈禧》等。我也曾给沈老师寄过几本小书，如《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每次都会收到沈老师热情鼓励的来信，每次都是那么一如既往的客气、认真，令人感动，催人奋进。
需要沉痛检讨的是，沈老师曾多次在来信中叮嘱，如有机会到沪，务必到其府上叙谈。我于2007、2013年曾两次过沪，均因行程匆匆，未敢叨扰沈老师。总以为来日方长，将来会有机会的，不曾想天不如人愿，不亦悲乎！
2015年4月18日，沈老师驾鹤西去。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沈老师了，我为自己失去一位良师而悲恸，更为中国史学界失去一位大家而痛惜。从网上看到《新民晚报》等媒体关于沈老师去世的报道，大都冠以“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仿佛又听到沈老师一阵“哈哈哈”的爽朗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