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希尔顿 著 吴万伟 译
小说有什么用？伯纳德·哈里森（Bernard Harrison）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几乎所有喜欢戏剧、小说的人长期以来都视为想当然的传统看法。文学如果有什么用途的话，那就是“理解自我的基本工具之一。”与此同时，文学有力量让我们“沉浸”在不熟悉的处境和社会中，“让我们不是作为冷漠的观察者而是当事人身临其景。”
文学以这样一种方式揭示出“人类生存的某些条件，将读者带到批评性审查和自我审视的栅栏面前。”
而且，正如熟悉东西方经典的读者都明白的那样，“任何文化和任何时代的伟大文学的读者都不仅限于本文化或本时代的人，而是扩展到全人类的。”
这本厚书是在哲学上对“每个普通读者有关书本的常识观点”所做的有创造性又有说服力的辩护。哈里森认为，普通读者相信文学提供了认识人类生活的宝贵见解，那是无法被心理学/社会学或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复制或取代的东西。相信文学有能力为读者提供有关个人和社会及人类生活条件的深刻见解一直是“学界文学研究是人文学科的基石”这个观点的基础。
但是，在学界内部，传统的文学研究---哈里森所说的文学人文主义的辩护者最近几十年备受法国理论家如米歇尔·福柯和雅各·德里达的攻击。他们似乎证明文学提供人生见解的观点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福柯主义者、解构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学界左派其他人认为高雅文化尤其是文学文化除了“传播错误的但有说服力的人类生活条件的版本以便为种种形式的剥削辩护”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
哈里森在回答这些观点时的理论创新是求助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意义和语言的描述。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位哲学家的观点似乎让崇拜维特根斯坦的人感到意外，因为他往往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者。但哈里森坚持认为，把维特根斯坦当作“维也纳人或剑桥的德里达”是错误的。在面对后现代主义批评时，相信文学是模仿或模因论的观点难以招架，哈里森采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即“语言是公共机构”挑战当今的理论观点，即“意义由语言内部的因素所决定”，因而“无法提供接触超越语言的现实的机会”。
哈里森认为，语言不是自足的统一体，而是“大众认可的行为系统，这些行为被认为在语言表达中扮演了某些角色。”词汇、句子和其他语言实体因而与世界联系起来，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具体的物品而是因为“我们使用词语的方式”建立在构成人类世界的“现实”的基础之上。
因为语言与人类活动存在内在联系，包括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世界的互动---作家甚至小说作家在使用语言时都不可能不间接地提到人类生活。哈里森指出，未来的创造性作家很早已明白：作家“不能让语言服从于他的愿望。”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根本没有私人语言这回事。作家使用的语言“拒不服从他的意志，因为那不是他的财产。”那是“远远超越其生存时代的时间范围的共同财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对作家、读者和批评家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等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任何文本的意义---比如宪法---不过是争夺权力的斗争。他们认为宪法（像任何文本一样）本身没有意义。在反驳那些担心对宪法的随意性解释可能消耗其意义的人时，费希说没有必要担心。“宪法的意义不会被耗尽，因为它不是意义的仓库。”相反，语言与人类实践---和文本之外的人类世界联系起来的观点意味着文本不仅仅是任由当权者随便提供的解释来填充的真空，而是某些真实的东西。正如哈里森所说“文学文本能够发起回击。”
虽然哈里森为“文学人文主义”的辩护使其站在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过萨谬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到现在的批评传统一边，但他单独挑出利维斯（F. R. Leavis）的观点，预兆了维特根斯坦有关意义与人类世界关系的观点。利维斯强调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虽然他常常被指责过于笼统和模糊，但能够通过把人生理解为社会认可的实践构成的人类世界而非自然科学研究的物质世界或个体心智的笛卡儿观念，这种理解自然具有了哲学上的准确性。
瞥一眼利维斯偶尔纯洁的文笔会让你常常发现他“不必要地让诋毁者有可乘之机”。不过，哈里森称赞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在原则上仍然值得持续辩论。
文学批评--体面的文学批评---从来不仅是表现情感反应或者“内心情感”的问题，而是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提出需要进一步调查的观点，其方式完全类似于科学假说，即以实验或理论批判的形式提出的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假设。
如果哈里森因为背后的哲学共识而愿意忽略利维斯的缺陷，对新批评尤其是对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做出这样的妥协，他就未必愿意了。哈里森刻意与新批评的观点即优秀文学的标志是作家将文本的“各种因素吸引到单一连贯的统一体”的能力（体现在布鲁克斯的《精致的翁》（The Well Wrought Urn）保持距离。就统一体的概念来说，他相信至少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德里达、德曼（de Man）、福柯、克莫德（Kermode）和其他很多人”的批判。谨慎的文学人文主义者放弃了统一体，也放弃了“文学作品的意义”的概念，转而倾向“作品的方向或多种方向”的概念。布鲁克斯断言，最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模仿现实的混乱和不协调而是“在更高和更严肃的程度上，通过将其统一在新模式中而战胜体验中显然对立和冲突的因素”，对此，哈里森显然不以为然。
虽然哈里森想把他自己的“反应性”批评和布鲁克斯及新批评的批评区别开来，但他提供的例子---虽然本身令人印象深刻，似乎涉及到难以与新批判使用的意义和统一体概念区分开的内容。哈里森在深刻分析《格列佛游记》第四部后得出的结论是，该书的结构设计是要求助于理性普遍主义的哲学心理学并要检验其声明的破坏力，并充分和详尽地描述人类在道德和政治面前面临的选择。很好，但这种认识性描述难道没有使用哈里森声称的要抛弃的“意义”和“统一体”概念吗？
同样，在讨论18世纪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的时候，哈里森的细读“显然是要宣扬某种连贯的道德观”，这么做也显露了“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思想教条”的浅薄。哈里森的解读很有说服力，但我们很难看到在本质上它与包括布鲁克斯《精致的翁》的分析在内的最优秀新批评解读有什么不同。
当然，主要问题不是哈里森与新批评的差别而是他在文学人文主义遭受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攻击时从哲学上为其进行强有力的辩护。包括新批评的崇拜者在内的所有关心文学的人都受惠于伯纳德·哈里森的论证，他用详细和不辞劳苦的理论细节阐述了21世纪“几乎所有喜欢戏剧、小说的人长期以来都视为想当然的传统看法”的哲学可靠性。
詹姆斯·希尔顿（James Seaton），密歇根州立大学英语教授，著有《从柏拉图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人文主义替代选择》。
译自：Know Thyselves by James Seaton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know-thyselves/article/2001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