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农民工”是对进城打工农民的一种称呼，是“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叠加，即“在工地上我就是工人，回了老家我就是农民”[1]，这些像候鸟一样定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迁徙的流动人口，从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效动力，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和繁荣。
在城市空间中，“农民工”的身影经常是“不可见的”，他们或者被屏蔽在建筑工地的围墙内，或者被封闭在厂房里，或者在深夜从事着城市的环卫及其公路的维修与保养，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白天是他们的夜晚，城市的夜晚是他们工作的时间。但是，他们的身影会在每年的“春运”中浮现出来，会在因拿不到工钱而被迫自杀的新闻中出现，会在一次次矿难的深度报道中出现……“不可见的”农民工以“可见的”图象、叙述再现于“大众传媒”之中。而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包括笔者和本文的读者），关于农民工的想象、理解无疑通过这些大众传媒的中介，或者说过滤。
简单地说，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之后，农民工一般被称为“盲流”，一些新闻记者和社会学者也以报告文学或社会学调查的方式开始关注农民打工问题[2].不久，就出现了《外来妹》（1991年）等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随着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民工潮”成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发表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刊物《佛山文艺》、《外来工》获得了几十万的销量，“打工文学”也成为这个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中引人注目的热点。但与农民工相关的话题更多的是关于维权、拖欠工资等法律或社会问题，这包括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等安全事故、“河南人惹谁了”等地域与身份的歧视、春节前后农民工因拿不到工钱而出现自杀或报复承包商的事件以及外来工与外籍老板之间的劳资矛盾等等。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农民工归入“弱势群体”，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3]，农民工也逐渐地成为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2003年借“孙志刚事件”，新一届政府废除了实行近二十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年底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钱的行为成为新一届政府确立亲民形象的重要举措，关于政府帮助农民工追讨欠款的新闻也大面积出现在官方/主流媒体的报告中。而最近的政协十届常委会，又提出“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的说法[4].
这些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中浮现出现的农民工表述，成为建构农民工想象的重要媒介。尽管大众传媒在某种意义上是“小众”[5]的，除了电视或者准确地说是无线电视可以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外，其他的媒介方式包括有线电视都被封闭在无论是人数还是地域上占大部分的乡村之外，这与大众传媒作为现代都市传播方式有关，但是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在当下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大，这与其说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出现的标志，不如说是大众传媒成为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抑或“在权力交换与重组中变动不居的”的文化的“共用空间”[6].
在这个空间中，农民工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所借重，有时甚至成为支撑彼此矛盾叙述的修辞，比如“民工潮”一方面表述为中国实现非农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标志，另一方面也被表述为“现代奴隶”、“包身工”等社会苦难与底层的象征。而媒介自身的背景也影响到关于农民工的表述，比如下面我要分析的《三联生活周刊》使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来指称矿难与《真理的追求》使用“包身工”来指称农民工，虽然都借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典文本，但是其不同的选择与这些刊物自身在90年代的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农民工”的叙述，并非来自于“农民工”的自我建构（当然，在“打工文学”中参杂了些许自我想象），而是“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的追认、整合和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农民工”的话语可以读解为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统识”的争夺战，农民工在不同时期、不同媒介中被再现为不同的身份，是不同意识形态运作或协商的结果。
所以，本文并不是对农民工现象进行社会学、政治学或经济学方面的分析，而是把“农民工”作为不同的文化表象进行意指实践的“表征/再现”，或者说一个不断被建构为“他者”的景观，正如赛义德在《东方学》中把西方文化尤其是东方学研究领域中的关于中东或近东的文化表述作为建构西方主体身份的一部分，而关于农民工的表述，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同样的功能。这些在大众传媒中指认“农民工”的不同方式，与“农民工”在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因此，我的工作就是呈现这些大众传媒中关于“农民工”的表述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及其权力关系。或许，这样一篇研究报告很难被“农民工”所阅读，这依然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再现而已，但我希望这是一种关于再现的再现。
一、“农民/工”的起源或谱系
“农民工”来自于工人与农民的组合，而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农民”及其所从事的生产似乎有着久远的历史，但农业生产是在与工业生产相对比的结构中才获得意义的，因此，“农民”也是在与工人的关系中获得意义的，可以说，农民的命名与工人一样，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或者说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是现代性叙述的衍生物[7].而关于农民/工人以及阶级的话语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逐渐确立起来的，或者说晚清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创造了近代的工人阶级，随之农民也获得了新的含义，这成为讨论“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背景。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叙述中，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被描述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个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8]，可以说，工人阶级在经济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即工业化大生产，在政治上属于革命的主体即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在进步论和目的论的历史叙述中被预设为人类历史的主体，而农民的位置则被排斥在历史主体之外。
一方面，农民是工人阶级的来源，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农民被强制剥夺土地而变成除了出卖劳动力“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9]，支撑这种叙述的历史经验是英国的圈地运动，而与这种叙述相伴随的是用“大工业生产”取代“农业生产”，即“大工业在农业领域中引起的最有革命性的一件事，是剿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而用工资雇佣劳动者去代替他们”[10]，在这种现代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叙述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前身，而工人阶级是农民转化的结果，这种叙述直到今天依然成为对“农民工”持乐观态度的依据。
另一方面，农民或者准确地说是“法国农民”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被比喻为“一袋马铃薯”，即“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1]，这就决定农民如果作为单个的马铃薯，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但他们被装进“袋中”又是一个阶级[12]，只是他们不能自已把自己装起来，或者换作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13]，这种叙述是为了解释路易·波拿巴如何获得小农支持的，但也在政治上否定了农民的自主性，当然，农民阶级更不占据历史的主体位置。
在这种以生产关系为参照标准的历史叙述中，农民阶级由于其落后的生产关系而处于低级和需要被历史“剿灭”的命运上。如果按照经典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并没有给农民阶级预留下任何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农民阶级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但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按葛兰西的说法是“反《资本论》的革命”[14]，也就是说发生革命的区域不仅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而是那些以农业为主体的工业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就使得纯粹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被历史验证，反而是像中国这样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作为同盟军而完成的革命，农民恰恰处在历史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赋予了农民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体位置，或者说把农民建构成一个“阶级”，是对第二国际时期卢森堡、葛兰西无法在西欧发达国家发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克服。
进一步说，农民是被线性进步的历史观排斥在历史之外的[15]，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视野下所展开的对历史目的论、进化论、阶级还原论的批判，为反思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中的尴尬位置提供了可能。吕新雨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文中从第三世界/中国的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去物化或者说符号化的分析，推论出当代工人阶级丧失历史主体性的原因是“资本离弃了工人”，而“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对传统农民主体性的否决，可以被视为当代工人主体性失落的前提”[16]，并提出“不是马克思所期望和设想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在它所确立的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旧世界的反抗，恰恰是这种革命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获得成功，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其实都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结果，而是农民革命的结果”[17].这样，用农民替换工人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结构中把农民与工人放置同等的历史位置上，就颠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赋予工人阶级历史主体性的叙述。可以说，农民阶级不但没有离开历史，反而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叙述也建立在以沃伦斯坦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弗兰克的依附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普遍主义的批判之上，通过对“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划分，把东方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结构内部的因素或者说把西方/东方、中心/边缘作为共时的结构来处理，从而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中以西方为中心的进步观[18].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农民工”看作是从农民演化为工人的过渡状态，从而预设着历史的进步与进步中的代价，就掉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叙述的陷阱，尽管这种叙述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背后预设着乌托邦的前景，或者说用“明天更美好”的允诺来化解今天的苦难。
但是，现代化/工业化依然是当下世界或中国的宏大叙事，“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对农民、农业的掠夺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苏联，都是同一个历史动机的不同演绎”[19]，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的问题也不得不放置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诸如社会主义革命、户籍制度等深刻影响中国当下社会生活的“历史事件”，都与这个“宏大叙事”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其说这些“历史事件”阻碍了或逃离了“宏大叙事”，不如说它们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20]，历史也远没有终结[21].
二、“盲流”与民工潮
“民工潮”第一次出现在1989年春天，“引起了全社会的震动，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2]，当时的媒体普遍使用“盲流”来指称“农民工”。“盲流”是对“盲目流动”的简称，这来自于1952年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要“克服农民盲目地流向城市”的政策，到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还依然使用这个名称。
当时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震动，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农民是不能进城打工的。乡下人/城里人作为一种不仅仅是区域分隔更是等级或阶级分化的身份标识，使农民户口/城市户口成为众多社会身份中分外重要的一个。这种户籍制度或者说严格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更好地从农业生产中积累原始资金而不得不采取的制度安排[23].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启动的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后是城市双轨制的改革。但1984年出现卖粮难以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调整了农业生产的结构，当时的政策是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就地解决农业人口非农化的方案没有形成民工流动。随着“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1986年农业一号文件），农民开始离开乡土，这样就出现了由西部向东部、乡村向城市、欠发达向发达、内陆向沿海的内部移民，当然，许多农民工不仅流向城市或大城市，也流向东部乡村经济发达的地区，或者流向劳动力缺乏的宁夏新疆等西北地区[24].
这究竟是新出现的现象，还是“重演的故事”[25]呢？从历史上看，“民工进城”并不是80年代末期才出现的现象，按照上一节所分析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必然造成农民向工人的转化，因此，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的工业化运动，“民工潮”就已经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民工潮”是一个重演的故事，但是，这种历史追溯固然能够把民工潮的问题引向对现代化/工业化的讨论中，但却忽略了80年代末期出现的民工潮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动力，这种微妙的变化可以从“民工”与“农民工”的不同称呼上呈现出来。
与建国前出现的“民工”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或者说作为既得利益的“工人阶级”是受到社会/国家保护的，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才与晚清以来形成的“民工”具有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后者的“民工”基本上与“工人”是同义词的话，那么这里的“农民工”却不是工人阶级。在1953年出版的《民工卫生》中可以看出这里的“民工”是指建国初期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劳动人民。这本书属于《爱国卫生丛书》，其分类为“工厂卫生、矿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卫生、部队卫生、交通卫生、个人卫生、学校卫生、民工卫生、妇女卫生、孩子的卫生……”等等，“民工”既不属于“工厂”也不属于“农村”，而是属于“大工程的工地——广大的露天工厂”，但在具体的叙述中，“民工”又与“工人”混合在一起，比如《怎样搞工人生活》一节中，“工人生活，就是民工到工地后的衣、食、住、行，也就是工地环境卫生”[26].这充分说明，“民工”从事着工业劳动，但是他们又不属于工厂里的工人。在这里，“民工”的处境已经类似于“农民工”了。
“民工潮”引起了一些新闻记者的关注，于是，出现了一些关于“民工潮”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在80年代文学、文化地形图中占据着特别突出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报告文学充当了新闻调查的功能。葛象贤、屈维英在对1989年春节后出现的民工潮进行三个多月的追踪寻访的基础上，于1990年出版了《中国民工潮——“盲流”真相录》（简称《真相》）的报告文学，把刚刚出现的“民工潮”比喻为“中国古老的黄土竟然流动起来了——那象黄土一样固定的中国农民开始象潮水一样流动起来，而且势头很猛”，这里的“黄土”与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一样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特有的修辞方式。“那黄土啊，是多么的长久，多么的厚重，多么的闷寂，多么的慵懒，多么的灰面土脸，黄里巴吉。我们亲身经历了那里‘学大寨’、战天斗地、改土造田，然而黄土依然是那样的黄土，黄土地上的农民依然象黄土那样沉郁、冷漠、恋乡、僵化……，依然是那样的穷困潦倒，不追求如何目标，生下来时老天安排他们怎样生活就一直照样生活下去，直到死了归葬黄土，而下一代也是如此。”[27]在这种静止的、去历史化的叙述中，中国/黄土/农民变成了循环往复的、没有生机的存在，正是这种静止的状态赋予“民工潮”以流动的形象，正如作者手记所写“当脚下的黄土也流动起来的时候，中国就会真正、彻底地变”。
在《真想》一书中，作者把“民工潮”比喻为“倒插队”，把“工仔楼”、“工妹楼”命名为“知青点”，认为民工青年到城市打工是与60年代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好相反的历史运动，“这是因为历史虽不会重演，但有时却十分相似，甚至细节”[28].“上山下乡”与“民工潮”确实是建国后发生的两次比较大的人口流动，如果说前者是为了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29]，那么后者则是为了解决农村中的人口剩余问题[30].暂且不谈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动力，这种“相似的历史”的叙述已经抹去历史自身丰富的差异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叙述与“农民工”背井离乡是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重提“上山下乡”的历史记忆是为了建立历史的相似性，以便在这种类比中，把“民工潮”镶嵌到已经断裂的历史之中。
在《真相》中，还把“民工潮”类比于美国19世纪的“西进运动”。“19世纪席卷美利坚合众国的‘西部浪潮’——生气勃勃的美国人疯狂般地向西部移民，吸引他们的是土地、草原、财富和机会”[31]，而在杨湛被收入“珠江三角洲启示录丛书”的《汹涌民工潮》的结语中则提到“在美国，200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迁往农村的人口远远超过迁往城市的人口的现象”[32].这种把从乡村迁往城市的“民工潮”与从东部城市向西部开拓的美国人放置在一起的叙述，无非为“民工潮”预设了一个美好的前景，而这个美好的前景被进一步表述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33]，从而作为“民工潮”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证明，但是美国“西进运动”与中国“民工潮”之间的历史差异在于前者不仅仅是与农民有关的运动，还是包括大地产商在内的以土地换金钱的“开发西部”，可以说，“西进运动”在土地市场化基础上形成的金融资本成为美国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过程[34].
第三种关于“民工潮”的修辞方式是把“民工潮”比喻为“出国潮”。在《真相》中“从民工潮我们联想到了这几年另一股波及全国的潮水——出国潮。出国潮的弄潮儿多是青年学生和中青年知识分子”[35].把“出国潮”的群体指认为“知识分子”，并建立一种关于知识分子从中国的“士”阶层以来都是“在流动中谋生”的叙述，用这种叙述来参照“中国的农民，亘古以来就象胶着的黄土。现在他们竟也流动了起来”的历史意义。这种农民/知识分子的叙述依然延续了社会主义话语中对农民/知识分子的划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一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动力”的观念，“因为这是由静到动、由僵到活的变化，而且发生在中国社会的根基部分。从此中国社会不再是构筑于凝固的黄土之上，而是浮载于流动的黄土之上了”[36]，因此，在农民/知识分子的对立中，就遮蔽了另外两种移民，一种是通过教育体制由农村转入城市的少数精英，另一种则是或合法或非法（偷渡）的跨国打工的事实。而在《汹涌民工潮》一书中描述“民工潮”现象时也把国内移民比喻为跨国移民，比如把聚集在珠江三角洲的操持各种方言的农民工比喻为“联合国”，把农民工没有正式户口的处境比喻为没有“绿卡”，“因为她们没有一张长期留居城市的‘绿卡’——也许移居美国所需的那一张‘绿卡’，也没有在中国之内从农村移居城市的长住户口那样难搞到吧”[37]，这无疑暗示着“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而无法享有合法“身份”的处境，而没有“绿卡”的非法身份却成为充当廉价劳动力的保证[38].
“民工潮”与“出国潮”之所以能够构成转喻关系是因为在“打工/出国”的背后是“黄金海岸”的诱惑，正如《汹涌民工潮》的内容提要中所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土观念最强的中国农民再也抵不住南国商品经济繁荣的诱惑和吸引，纷纷背离祖先眷恋了数千年的故乡本土，从全国各省区地向珠江三角洲滚滚流动，5000万民工蜂涌南下，投奔‘黄金海岸’”[39]，在这个意义上，资本/金钱成为解释“民工潮”的历史动力，诸如商品经济、竞争意识、“炒鱿鱼”“跳槽”等新词汇作为取代“铁饭碗”的标志，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只有能自救，上帝才会拯救你——‘打工仔’们，你别无选择”[40]的逻辑，也成为对新的游戏规则进行辩护或论证的话语方式。
可以看出，关于“民工潮”的叙述是在一系列转喻性的修辞中完成的，“民工潮”被比喻为“倒插队”、“西进运动”、“出国潮”，在这些“高难度”的历史对接中，所要实现的是对“民工潮”的乐观主义叙述，诸如“在对民工潮三个月、上万里的追踪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是一股股到处横流的盲目的祸水，而是一幅离开农村、离开家乡的农民走向新的生活，追求现代文明的气壮山河的进军图”[41]，或者“民工潮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是社会的进步”[42].而这种历史对接的实现不仅把放弃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作为“历史的进步”，而且“民工潮”之前的中国历史被以静止化、去历史化的方式彻底否定掉，这种在分享由农业到工业的线性现代化逻辑下虚构了一个创世纪开端式的进步叙述，成为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逻辑的一部分。
三、“外来妹”与跨国想象
在上一节中，我提到“民工潮”的一个修辞方式是类比于“出国潮”，如果联系到90年代初期两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1991年）与《北京人在纽约》（1993年），就可以看到在“外来妹/女性”的“城市想象”与“北京人/男性”的“美国梦”之间有着更为微妙而复杂的性别逻辑和欲望逻辑。
90年代以来，电视作为强势媒体的地位凸现出来，并且从覆盖地区上说，电视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传媒”。《外来妹》是最早反映广东地区外来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1991年播出后获得极大的成功。讲述了一群来自偏远山区的姑娘到广州打工的经历，呈现了这个群体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过程中的众生相，以一个成功步入管理层的形象昭示了外来妹的希望。“从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外来工尤其是外来妹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作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如《外来妹》这样的电视剧也“大都仍在‘城市/乡村’、‘文明/愚昧’的二项对立的表达中，把离乡离土的姑娘表现为勇者，一种战胜陋俗、战胜偏见的成功者”[43].为什么在“民工潮”刚刚出现的历史时刻，诸如《黄山来的姑娘》、《外来妹》等女性成为“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显影的方式呢？这种把农民工/女性的身份叠加在一起的表述，不仅仅遮蔽了男性农民工的存在，而且是把阶级问题转移为性别问题的重要策略。
《外来妹》主题曲是《我不想说》（“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城市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这首由杨玉莹演唱的情歌，传达的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而“你”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情人，不如更是“城市”、“城市的天空”，在这个意义上，这首歌表达了乡村姑娘对“城市”的向往，“不管明天什么季节”都会“擦擦脚下的鞋”，走上通往城市的“长长的路”，乡村/城市的欲望逻辑就建立在女性/男性的性别关系之上。
如果对照刘欢演唱的《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的问》（“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Once，once again，You askme，问我到底爱不爱你，Once，once again，I ask myself，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热情已被你耗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Once，once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Once，once again，I ask myself，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Once，once again，You ask me，问我到底恨不恨你，Once，once again，Iask myself，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在这种男性爱恋的独白中，表达的是“我/中国”对“你/美国”的一往情深，但“你却并不在意”。在“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的苦苦“追问”中，与其说表达了“北京人/男性”对“美国梦”的“重估”，不如说更是一种“无奈与失望”[44].在这里，北京/纽约、中国/美国的欲望关系也是放置在男性/女性的性别关系之中来完成的。
尽管“外来妹”与“北京人在纽约”使用了不同的性别策略，但个人主义式的成功故事，就成为“类似‘美国梦’式的表述，固然关乎‘个人’话语与空间的构造，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无疑会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还原为‘阶级’话语的构造”[45]，或者说，这种由乡村/城市到中国城市/美国城市的等级分明的想象中，共享了同一个逻辑，就是资本力量强弱下的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的欲望关系，在这种中心/边缘的逻辑中，“北京”既是中国乡村的“城市”，又是美国纽约的“乡村”，而正是这样一种国际间的落差、城乡的落差，还有性别的差距，使资本增值获得了可能，或者说寻找差异是资本内在的逻辑[46].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外来妹”作为农民工的指称本身，是用一种突显性别的方式，而不仅遮蔽了男性打工者，更重要地是实现着一种阶级话语的转移，或者说把阶层的流动具象化为性别场景，从而消解农民工自身所携带的阶级想象。
四、打工文学与自我想象
随着90年代市场化/商品化以来，纯文学期刊普遍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但是以刊登打工文学为主的《佛山文艺》及其半月刊《打工族》却获得了市场上的成功，它们成为“打工仔放在裤兜里的杂志”[47].《佛山文艺》原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地市级文艺刊物，80年代末期，开始把读者定位在外来工，以发表打工青年写作的文学作品为主，发行量增加到四五十万册，号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之一”和“中国首家文学半月刊”[48].1993年《外来工》从《佛山文艺》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综合刊物，2000年11月《外来工》正式改名为《打工族》，原因是“外”字带有歧视性。
对比《佛山文艺》与《打工族》两份杂志，从封面上说，属于同一个风格，都是青春靓丽的女性。《佛山文艺》的封面为单身女性，《打工族》则略有不同，上半月的封面为单人照，下半月为双人照[49].或许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这些封面女郎几乎都不是有名有姓的影视明星，而这种始终如一的设计风格与其说是编者把阅读对象定位为“男性读者”，不如说是为了迎合初高中文化水平的打工青年。
从内容上看，《佛山文艺》偏重于文学，即使是“打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打工的切身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而栏目设计也多为“新人类物语”、“生为女子”、“实力派文本”、“爱到真时真亦假”、“新民间话本”、“风味吧”、“人生百态”、“另一种感觉”等青春时尚的话题。《打工族》的定位是“一份讲述打工一族自己故事的综合文化期刊”，其栏目安排多为“成功高速路”、“打工警世录”、“心灵之约”、“蓝珠热线”、“打工法眼”、“打工奇情”、“打工众生”、“打工呐喊”、“为自己喝彩”、“情感流水线”、“丑陋的打工人”、“打工e 人类”、“打工俱乐部”、“开心互助营”等与“打工生活”相关的话题来展开，文章几乎都是打工者写作的，也有一些编辑与打工者之间的对话或互动，使《打工族》这一“全国首家面向打工者的畅销期刊”营造一种“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宣传语）的氛围，以获得打工者们的认同。
虽然两份刊物的内容有些差别，但是从在刊物上投放的广告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发家致富、培训学校或医疗保健类的广告，销售商品的广告也多为百元以下的物品（目前刊物的定价为4元左右），包括页尾上的征婚启事也大同小异，从这些征婚广告中，也可以看出其读者群多为广州和海南，这说明，两个刊物的受众基本上还是同一个群体，编辑只是在趣味上做了区分（两个刊物的编辑几乎是重合），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对同一个读者群进行再分层，充分显示了两个刊物的市场能力。而这些杂志对打工者询唤出了什么样的想象，或者说打工者在这些杂志中找到了什么样的自我认同呢？
《佛山文艺》最早是因为刊登“打工文学”而获得成功的。而“打工文学”这个命名本身则延续了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修辞方式当中用题材或作家的身份来区分文学创作的惯例。80年代末期张伟民在《大鹏湾》发表了反映打工生活的小说《我是打工仔》，90年代初期，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实》出版并畅销，“打工文学”也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在这个时候，以《佛山文艺》为代表的打工刊物成为首发打工文学原创作品的杂志。而在本文所分析所有关于农民工的话语中，也只有“打工文学”是来自于“农民工”自己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只有“文学语言”这一似乎最廉价的媒介方式才有可能为“农民工”所使用。
“打工文学”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打工者写的文学作品，二是描写打工生活的作品，一般说来，这两种含义是彼此重叠在一起的，即打工者写的表现打工生活的作品。而关于“打工文学”的讨论竟也与“民工潮”使用了相似的修辞方式，比如把“打工文学”类比为“知青文学”或者是美国在西部开发中所涌现出来的“西部文学”即美国的“打工文学”[50]，这种叙述依然是在“知青下乡带来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辐射，而打工者进城则标志着农业文明接受工业文明的洗礼”[51]的都市/乡村、工业/农业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
如果从文学风格上来说，“打工文学”几乎都是现实主义作品，因为这种再现方式使生活/文学变得更“透明”，也更容易把自我投射到文学语言中。简单地说，“打工文学”大致包含三个主题：复杂的城市想象、作为外来人/都市人/边缘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和打工者与老板的矛盾斗争[52]，其中老板与打工者的压迫关系往往放置到老板（男性）/打工者（女性）的性别修辞中来完成[53].而最近几年，发表在《佛山文艺》上的“打工文学”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很少看到反映打工者自我奋斗或坎坷打工路的作品，而更多地是都市情爱故事。这可以从2001年和2002年的“编者提示”中看出，比如“或许，后现代社会一切传统的东西都被解构了，爱情也一样，已经没有了统一的标准”（2001年10上半月）、“女人与男人的战争，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游戏？”（2001年11上半月）、“有这么多自作多情的男女，这个世界于是变得很好玩”（2001年11下半月）、“怎一个‘情’字了得——本期奉献的是：现代社会里形形色色的情爱故事”（2001年12月上半月）、“都市的生活很精彩，都市的人们也很无奈”（2001年12下半月）、“这世界做女人不易，其实做男人更难”（2002年1下半月）、“现代情感，丰富而迷离；不断追寻，不断失落”（2002年2上半月）、“这一代‘新’人，真是说明都无所谓了。没有目标、没有责任，只有自己”（2002年2下半月）等关注都市情感、现代生活和人生感悟的主题。
更多展现打工生活的是《打工族》，在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我想，打工族（包括我在内）都想把自己在打工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挫折等倾吐出来，都渴望有自己诉说心声和得到指点的空间”[54]，这不仅仅是读者/打工族的心声，更是编者所试图创造的“空间”，但是，填充这个空间的却是赚人眼泪的亲情故事、离奇的情爱写真或根据社会法制新闻写成的报告文学，“诉说心声”已经变成了善恶分明的伦理剧或道德剧。打工者在正义与邪恶的叙述中确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念，在“许多用金钱买不来的幸福”和“‘万能’的金钱在无价的真情面前，是那么渺小”[55]的温情中获得精神上的优越感，在“我们被人群抛弃了，但是我们不能抛弃我们自己”[56]的自我励志中完成对现实遭遇的“想象中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佛山文艺》、《打工族》等打工杂志与其说为“农民工”提供了通过“文学”来再现生活的空间，不如说更提供了一份抹去现实苦难的精神与道德的抚慰。
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与“包身工”
在《三联生活周刊》等以都市中产阶级为期待读者的杂志中，关于农民工的论述并不多，除了那些讨论新富阶层的专题中涉及贫富分化的问题时农民工往往作为“贫困”的标志之一而出现外，农民工只出现在特大安全事故的新闻中，尤其是关于矿难、矿工的报道。仅2001年和2002年就有《煤坑怎样变成墓穴？——矿工和矿主用生命赌博》（2001年第32期）、《南丹矿的死亡“阴谋”》（2001年第33期）、《为了61个阶级兄弟》（2001年第49期“封面故事”）、《鸡西矿工活着的代价——“生产必须违章，不违章不能生产”》（2002年第27期）、《繁峙矿难调查：黄金打破平衡——丰富的黄金与国家级贫困县》（2002年第28期）等五篇重点文章。
煤矿工人是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现在农民工成为非国营煤矿的主力军，在这些中小型煤矿中，安全生产存在着严重的隐患，使得煤矿事故频频发生，关于“矿难”的新闻，也成为“大众传媒”报道最多的生产事故。在这些报道中，往往集中在安全生产的角度，而《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第49期）把山西吕梁矿难的新闻作为“封面故事”，却使用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作为标题，其封面是从漆黑的矿井中埋头奋力往外爬的矿工。之所以使用这个名称，文中并没有过多地论述，似乎是因为“吕梁一个星期两起特大事故，那是61条人命啊”[57]，但是从读者的角度，使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依然可以唤起其作为中学语文经典课文的记忆。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一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报告文学，讲述的是1960年山西省平陆县修路民工不幸发生中毒，为了抢救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从卫生部、空军领导机关及指战员、北京的特药商店、平陆县委会、邮电局、交通局及广大群众都投入了救援，终于把急需的药品“二巯基丙醇”及时送到、抢救成功的故事，反映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课文结尾句）。“阶级兄弟”指的是“农民阶级”，即山西省为支援三门峡工程而修建的一条从芮城风陵渡到平陆南沟的省级公路的民工，正如我在第二节中所论述的这里的“民工”更像今天的“农民工”，他们在农民阶级作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意识形态叙述中被建构为“阶级兄弟”，尽管这种阶级情谊也是特定意识形态叙述的产物[58]，但是《三联生活周刊》借用的这个名称并没有突出“阶级兄弟”的概念，或者说，讲述了一个正好相反的故事。
这篇报道从“过去的一个月里，死亡在山西不再是什么重大事件”的司空见惯的“矿难”入手，反思的是政府对煤炭业的管理制度。80年代国家为了缓解能源紧缺而鼓励发展小煤窑，煤炭也成为贫困地区发家致富的依靠，但2001年6月份，国务院又下达了《关于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和乡镇煤矿的紧急通知》，而政府对煤矿并没有给予任何补偿，于是，这篇深度报道就建立了这样一种叙述“20多年前，依靠行政手段保证着煤矿安全领导的权威性，然后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现在哪怕安全管理机构制定出再完备的制度，也已经不被管理对象包括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尊重和遵守，因为这种安全管理实质是‘人治的法规’”，尽管“人治的权威性，在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导入后，已经被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利益取向所消解。然而，对领导权威的路径依赖仍在持续并进一步强化”，因此，“为了61个已经死去了的阶级兄弟，我们必须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少的代价，找到那么一个好的制度的权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制度的权威的缺失也许是比腐败更严重的问题”[59].
这种叙述一方面把煤难事故归结为“比腐败更危险的”人治的管理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作为消解“人治”的良方，但作者认为“使得安全规章制度退居到最次要的位置”的原因是“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而并没有解释“对产量的刻意要求和大量开发”的动力又是什么。这种对政府/官方的制度批判，似乎非常符合《三联生活周刊》所代表的民间立场或市民社会的声音，但是却忽略了矿难事件背后的发展主义/现代化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政府/人治的制度使“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造成了今日矿工的历史悲剧，不如说“市场至上”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生产必须违章，不违章不能生产”的原始资本主义初期的残酷。
对这种现实残酷的表述在诸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1989年以后出版的“老左派”杂志中表现的更为充分。在这些基本上延续了经典社会主义立场的论述中，“不能丢弃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8期）和“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中流》1998年第3期）的立场使他们对于“私营企业主是不是资产阶级”、“私营企业主是不是社会主义劳动者”、“资本家能不能当劳模”、“资产阶级能不能入党”、“私有化”、“股份制”等问题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这些讨论从90年代初期杂志创刊开始，一直延续到2001年7月1日中共建党八十周年被停刊为止[60].除此之外，诸如《“拉美模式”给我们的警示——谈21世纪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12期）、《质疑新自由主义规则下的全球化》（《中流》2001年第4期）、《知识经济的底蕴和中间阶级的政治内涵》（《中流》2001年第7期）等问题也成为是他们讨论的话题。
与《三联生活周刊》借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修辞不同，针对非法劳务、打工妹等问题，“老左派”们借用《包身工》来指称这些“原始的资本主义”下的苦难。与《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样，《包身工》也一篇中学语文的经典课文，是左翼作家夏衍写的报告文学，讲述的是生活在旧上海/旧社会的东洋纱厂的“包身工”的故事，揭示了帝国主义/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榨，进而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早在1994年《真理的追求》就转载了《妇女生活》（1993年6期）上的一篇《今日的包身工——三十一个中原打工妹在石狮的遭遇》[61]的文章，这篇文章记述了90年代初期河南打工妹去石狮的“三资企业”打工却遭受“无休止的高强度劳作”的故事，作者把“这种对雇佣工人疯狂剥削和残酷虐待的丑恶现象竟又死灰复燃”的现象类比于《包身工》的历史语境，这一方面暗示着“三资企业”如同当年日本在上海的纺织工业，从《请看今日中国“原始的资本主义企业”》（《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2期）和《私企外企工人境遇堪忧》（《中流》2001年第6期）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修辞方式，另一方面，这也就把“当下”比喻为“旧社会”，进而来批判或颠覆了“当下”的合法性。
用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学课文来指认当下的社会现象，这与其说是要借用课文自身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性[62]，不如说是对原有课文的一种挪用。如果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是用社会主义时期的故事来批判“人治的规则”，而《包身工》则是用旧社会的故事来取消“当下”的合法性。这样两种借用“农民工”问题来完成的对现实的批判，一个虽然用“阶级兄弟”但却不谈阶级问题，另一个则继续使用“阶级”、“剥削”等词汇，而前者的叙述恰恰是建立在对后者叙述的拒绝之上的，因此，这种叙述回避了后者所揭示的阶级矛盾，但是承认阶级矛盾的事实并意味着要接受后者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需要的或许是另外的叙述可能性。
六、“弱势群体”与底层想象
在官方媒体中，“农民工”一般在农村或农业问题中来论述，把“农民外出打工”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直到2002年，在前总理朱镕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民工”被放置到或命名为“弱势群体”。“工作报告”中要求“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这是在“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应“首先必须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培育和提高居民的购买力”的第四条“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这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中提出的[63].
“弱势群体”原是指身体有残疾或智力有障碍的群体，在已故作家王小波的一篇流传广泛的杂文《艺术与弱势群体》的文章中，“弱势群体”就指非正常智商的人群[64].而《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弱势群体”具体包括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进城农民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四类群体，之所以要把他们划归为“弱势群体”，是因为“目前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还覆盖不了他们，需要政府单独立项拿出钱来援助”[65]，“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之外的处境使得他们成为“弱势群体”，但是，这里的“弱势群体”依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就是城市，城市之外并不在“弱势群体”之内。
与“农民工”相比，下岗职工、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原来都在单位制的庇护之下，而现在他们成了体制外的人群，“弱势群体”似乎成为对“体制外”的保护。因为“‘单位制’是改革前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以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的，只不过，它所追求的不是经济效用的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用的最大化”[66]，所以进入单位制，就意味“生老病死有依靠”，但是随着90年代中后期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或者准确地说，是把住房、医疗、教育产业化/私有化的举措已经使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种种制度安排“今非昔比”，因此，体制（单位制）内/外已经很难作为社会身份的标识。在这个背景下，“弱势群体”与其说处在“体制”之外，不如说他们处在“社会就业”之外，或者说他们被社会所淘汰，但问题在于，“农民工”并不像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一样被社会所放逐，“农民工”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在这个意义上，“弱势群体”对于“农民工”来说，与其说承认了“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不如说是依然没有给“农民工”作为工人或劳动者的身份，而被放逐到“社会”之外。
与此同时，“农民工”也成为社会苦难和社会底层的象征。2000年前后，“民工”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中国先锋艺术家的作品中，成为他们进行艺术再现和借重的对象。早在1996年，行为艺术家罗子丹在其“都市行为艺术”系列中，就有一部是《一半白领，一半民工》（1996年12月）的作品，具体“行为”是罗子丹把自身装束分成了两半边——一半穿是高级白领服饰，一半是粗旧的补丁衣服和漏出脚趾粘着干泥的布胶鞋。把“白领”与“民工”并置在一起，既暗示他们都处在同一都市空间中（甚至都可以称为“打工族”），又突现彼此之间的在身体语言、行为方式上的对立。
2001年8月，舞蹈家文慧在未建成的远洋艺术中心中排演了《与民工一起舞蹈》的现代舞，演员由十几名专业舞者与30名民工组成，舞台是正在向着艺术中心改建、四壁裸露着水泥的旧纺织车间（远洋艺术中心是远房地产公司出资改建的，由先锋建筑师张永和设计），道具是20台缝纫机和汽油桶，用来再现20世纪70年代纺织厂的场景。演出时并没有固定的舞台，观众和演员混在一起，民工们则赤裸着上身，唱着山歌，在黑暗中打亮手电，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喊话”等。策划人之一吴文光的解释是“这是一个旧工厂，即将被变成一个所谓的艺术中心，这几乎是中国目前时代转变中的典型的一个例子，旧的工厂被淘汰，新的所谓的艺术中心即将进入，但中间充满了一种过程的东西，这个过程就使我们想到了民工，民工是这种改变的身体力行的改变者”[67].在“工厂”到“艺术中心”的变迁中，与其说“民工”是其“身体力行的改变者”，不如说房地产公司更是这幕带有后现代风格的“现代舞”剧的导演，或者说，当“旧工厂”暗示着工业文明的终结时，为什么“民工”这一同样从事着工业劳动的“工人”却被放置到了“废墟”的中心，这究竟是如同王兵拍摄的纪录片《铁西区》（2001年）一样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还是仅仅由“纺织厂”变为“艺术中心”的变迁中，暗示着一个“非物质性生产方式”的到来[68]呢？
曾经参与策划《与民工一起舞蹈》的先锋艺术家宋冬2003年11月在今日美术馆进行了《与民工在一起》的展览，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举办的《我们在一起——“民工同志”当代艺术展》[69]的开幕式，这个艺术展包括行为艺术、装置、多媒体、雕塑等艺术形式，分3大主题及展区：第一展区提供了近年来有关民工的数据资料和相关记录；第二展区的主题是民工纪念碑，以巨大的雕塑和摄影图片，体现出民工的工作环境和状态；第三展区的作品描述出民工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而宋冬的作品是此次展览的核心部分，具体行为是：他与200多个赤膊民工合作，穿插在参观人群中，让人们时刻感受到民工的存在，其中在一个长廊中安排几十个民工并肩站立“注视”着走过的人群，似乎把日常生活中“农民工”被“注视”的关系颠倒过来。按照宋冬的解释“美术馆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办的，而房地产开发是使民工大量进城的一个原因，这种关联本身就是作品的一个元素。在美术馆与民工近距离接触的体验，也是作品的一个元素。而我找的民工都要付费，付费本身也是作品中的元素”[70]，这似乎延续了《与民工一起舞蹈》的主题。
在这些强调“现场感”的行为艺术中，艺术家自觉地把“民工”放置到“舞台”主角的原因解释为搭建“舞台”自身的恰恰是“民工”，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民工/大多数/人民作为历史动力的想象，或者说他们的艺术工作是把建造美术馆、艺术中心的“民工”变成在美术馆、艺术中心表演的主角，这似乎恢复了“民工”的主体位置，但是，如果说“房地产开发是使民工大量进城的一个原因”，那么使“民工”走进美术馆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艺术家及其支持艺术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样两种“再现”中，后者究竟颠覆了前者，还是两者具有共谋的关系呢？不过，至少这种“再现的再现”使前者的逻辑暴露出来，这或许也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策略吧。
与此相关的是，在2000年前后出现的一些“地下电影”或“地下纪录片”中，“农民工”也成为被关注的主题，这包括《北京弹匠》（朱传明导演1999年）、《铁路沿线》（杜海滨导演2000年）、《希望之旅》（宁瀛导演2001年）等“地下纪录片”，《安阳婴儿》（王超导演2001年）、《陈墨与美婷》（刘浩导演2002年）、《盲井》（李杨导演2002年）等“地下电影”。“地下电影”和“地下纪录片”是指采用“体制外制作”的方式完成拍摄、“私自”送往国际电影节参赛、获奖后不能在国内公映的影片[71].这些影片一方面在国内因为是“体制外制作”，所以被指称为“独立制片”[72]，或者“民间影像”（尤其是对一些独立纪录片），这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90年代中国文化空间中对于“官方/民间”的话语表述方式；另一方面这些影片在国际电影节/西方视野中往往被读解为“持不同政见者电影”，或者说是“后冷战时代的冷战式情境”下的产物[73].这种“体制外制作”加“国际电影节”的模式，成为90年代以来第六代导演不其然地选择的“浮出历史地表”的方式。
早期的“地下电影”/第六代往往更多地讲述“长大成人”的故事，比如经常以摇滚人的生活作为自画像[74]，而90年代末期则出现了诸如上面提到了这些表现城市打工者、下岗工人、妓女等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的影片。这几部电影的导演都是第一次拍电影，而且影片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欢迎和褒奖[75].这种由对社会边缘人群的关注转向一种底层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内在于“第六代”的影像策略之中。他们一方面关注于内心/个人，另一方面也强调对“当下”/现实进行“记录”，这种诉求建立在对“第五代”讲述历史寓言的美学反动之上，正如第六代的代表性人物张元这样说：“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体，他们能把历史写成寓言很不简单，而且那么精彩地去叙述。然而对我来说，我只有客观，客观对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边的事，稍远一点我就看不到了”[76].这种对“客观”的美学追求，既使他们转向自恋式的青春书写[77]，又使他们把“我”/摄影机作为“文化现场的目击者”[78]或时代的见证人，因此，记实的风格成了他们影像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世纪末出现的“地下电影”依然在讲述他们看到的故事，或者说自己的故事。在人性/人道主义的叙述中，摄影机所拍摄/记录的底层与他们自己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这种转向底层的视野又不其然地应和着国际电影节对这类影像的渴求。
从“电影的事实”来说，这些拍摄底层的电影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欢迎，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际/西方指称中国的另一种影像修辞。在一篇《地下电影拍摄指南》的网络文章中，提到男主角应该是“处在失业或者某种不正常的状态”，女主角则是“性产业从业人员或失业的纺织女工”，影像风格要多用“长镜头和昏暗场景”，而且“一定需要一个很好的英文翻译，因为你的这个片子将会面对非常多的国外观众”[79]，这篇带有某种嘲讽色彩的文章，却道出了游戏其间的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则，“地下电影”与国际电影节的权力关系依然制约着这些影像的表达[80].
在世纪之初，“农民工”在政府文件中被显影为“弱势群体”，在先锋艺术中被再现为“舞台的主角”，又成为影像工作者底层叙述的能指，不管这是现实的紧张已经到了不得不在话语层面获得指认，还是建构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关于“农民工”的话语已经脱离了早期在现代化逻辑下所建立的乐观主义叙述，而成为一种社会苦难的象征。
七、“自由迁徙的梦想”与“孙志刚”事件
上文的结尾部分讨论了先锋艺术家和影像工作者把民工作为艺术再现的中心，而在这些青年艺术家当中，有许多是所谓的“北漂一代”，也就是80年代末期“流浪北京”的“最后的梦想者”[81].当时，他们也称为“盲流”，但后来就成了“自由职业者”。这里的“自由”是对立于城乡或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户籍制度和单位制来说的，当然，单位制与户籍管理密切相关。他们来到北京/中心，似乎与民工不同，因为他们是“梦想者”，但是从社会身份来说，却与民工处在相同的位置上，都在社会主义单位制之外。但是，随着90年代以来，社会自由空间的增加，某些梦想者以种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或者说进入了权力中心，而这种“成功”被作为个人奋斗的典范[82]，同时也是社会进步和“自由”的标志。
在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第1期的“封面故事”里讨论了《自由迁移的梦想与贫富分化的代价》的问题。“尽管在此之前，异地置业已经成为一些城市房地产业中十分活跃的成分，但定位于‘漂’一族，仍然显示了嘉悦对自由迁徙概念的敏感和尊重”，因为“尽管大部分地区对户籍管理仍然有种种限制，但是，当住房成为商品以后，以往‘漂’在各地的自由迁徙者有了落地生根的机会”，显然，这里的“自由迁徙的梦想”的主体指称的是“漂”一族，而作者把“落地生根”的功劳归于“当住房成为商品以后”，或者引用社会学家的话“真正突破原有制度的，还是城市的购房制度与租房制度的放开”[83]，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开发或者说住房商品化成了打碎户籍制度这一“自由迁徙的铰链”而实现“宪法没有规定的自由”的历史动力，但是，问题是又有多少人能够享受到这种“自由迁徙”的幸福呢？
同年的《三联生活周刊》又刊登了一篇《自由迁徙的铰链》的文章，开头评论了2001北京市人大审议通过的《北京市促进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条例》，其中规定“长期在本市经营并有较大贡献的私营企业的负责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及其配偶和一名未成年子女可以办理本市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的限制”，这确实对于“像刘萍这样在北京发财的外地老板来说，应该是值得纪念的”[84].作者接下来论述户籍制度与“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活跃在城市出现了‘漂一族’，他们和进城民工一起汇入了‘白领’或‘蓝领’的外来人群”之间的冲突。在作者看来，“北漂族”是人才流动的标志（这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北漂族”作为“梦想者”的修辞），这种在“市场条件下的人才流动”使“户籍成了一条残存的铰链”，并引用社会学家郑也夫的观点“户籍现在与社会不合拍的关键在于选择了市场经济”，似乎废除户籍制度的理由来自于“人才”的自由竞争与流动，但是，正如在打开的三十二开杂志中，一边是领到“北京户口”的私营企业主的三口之家，一边是下雨天骑车穿过马路的茫茫人群，暂且不说农民工，就是“漂一族”/白领们距离“在北京发财的外地老板”的“自由迁徙的梦想”又有多远呢？
联系上文《三联生活周刊》对“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论述，在关于“自由迁徙”的问题中，也依然采取了类似的策略，通过对计划经济/国家制度的批判，来确立“私营个体经济”/白领的自由，而作为同样是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是不是就不存在“自由迁徙”的问题呢？这种在户籍制度/“自由”的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的视野终于在“孙志刚”事件中聚集到“农民工”身上。
2003年4月份，孙志刚在收容过程中被打死的事件首先在网络论坛中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直到6月份温家宝总理废除强制收容和遣送的制度[85].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孙志刚的“大学生”身份是其引起轰动效应的关键，这种大学生/农民工的相遇似乎不是历史的偶然。从某种程度上说，90年代以来实现自主择业的大学生与农民工在市场的意义上都是“自由的劳动力”，或者说仅仅是层次不同的劳动力而已，但是恰恰因为孙志刚的“大学生”身份而不是“打工者”的身份，才使打工者的遭遇借“大学生”的外衣突显出来。
不过，在网络论坛中也出现了“孙志刚该死”的帖子[86]，这种叙述投射了一种排外或仇外的情绪，其论述逻辑是建立在对于“广州人/本地人与打工族/外地人”的内/外的区分之上，再叠加上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使这种“当地/外地”的“自然”划分变成一种“等级”，这种等级确立了广州人比外来人具有优越性的逻辑。而这种排“外”的身份认同往往通过建立对外部的贬低，即自我主体的建构来自于对他者的妖魔化[87].比如“河南人惹谁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农民工”的一种变项的歧视，关于“河南人”的种种劣习几乎汇集了关于农民工的所有负面特征，这种“污名化”的过程虽然包裹在地域的外衣，但也成为排斥机制的一部分；还比如2003年3月份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为配合雷锋的宣传活动把经典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为《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个注意歌》[88]，其中诸如“小农意识要去掉”、“装修进了房主家，手脚不净就要犯事儿了”、“不许随地大小便”等一些对民工的贬低。
当站在“内部”的立场上来对“外部”发言时，无非是为了维护“内部”的利益，而内部的利益是外地人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因为外地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确实比当地人具有更大的就业“优势”（后发优势），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发言似乎代表了内部的弱者/受伤害者，这与第一世界的劳工组织反对全球化，反对资金流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具有相似的逻辑。但问题是，这种事实并不意味着是外地人的错，所以论述者以受害者的身份把怨恨发泄到比自己更弱势的外地人身上，实际上是把自己重新想象或建构为一个比外地人更有优势的强者，这种把内部的权力压迫关系转移为内与外的权力关系并没有动摇真正的压迫机制。因此，这种论述不仅借重了内/外的不平等权力结构，而且以维护内部受损者的利益为幌子，实际上转移或遮蔽了压迫力量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论述就由一个带有弱者抵抗的话语转变为了替强权辩护的措辞。
当然，在关于“孙志刚事件”中讨论最多的还是“户籍制度”，几乎所有的论述都涉及到废除“户籍制度”以获得身份自由[89]，但是正如上文已经提到，户籍制度的建立与50年代在国内外局势或者说现代化的诉求下从农村中提取剩余资本作为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原始积累有关，而且，如果废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则会形成无产阶级化/贫民窟，在这个意义上，户籍制度以及农村的土地承包制（非私有化），就防止农民/农民工沦为除了自由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城市无产者的危险，但是这又不能成为把农民/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而丧失“国民待遇”的借口，这充分说明现实情境的复杂性，或许是当下历史的悖论。
八、并非“断裂”的社会
在2001年7月出版的《南风窗》中，“热点聚焦”是《警惕“现代奴隶”现象》的文章。在展开的三十二开杂志中，这篇文章占据第八页和第九页的中间位置，文章标题下面是一张带着油画色彩的青年矿工拿着铁锹注目镜头的照片，文章的左边是延续上一页关于王志东离开新浪的新闻《神化的王志东和坚硬的新浪》，右边的补白是“舒适源于自然，我们出售自然；长虹空调自然风，为你生产真空气”的广告，从左到右依次为“网络新贵”-“现代奴隶”-“空调广告”，这或许只是一次偶然的排版效果，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对当下中国的一种不其然的描绘、指认或寓言。
王志东及其新浪网是世纪之交知识经济的代表，是以信息科技为标志的“第三次浪潮”的指称，而“长虹空调”的广告则用“自然风”来营造着都市生活中的“自然”想象，这些与《警惕“现代奴隶”现象》形成了某种错位或者说不和谐，似乎在同一时间与空间的叙事中出现了“断裂”。按照托夫勒“三次浪潮”的划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文明，而在中国社会这几种浪潮几乎并列存在，因此，当下中国被描述为“断裂”的社会[90]，但是，这份“断裂”毕竟被组接在一张纸板上，它们又是如何组接或缝合在一起的呢？
在“告别王志东”一节中有这样的话：“在没有王志东的日子里，中国的互联网业会有些暂时的感伤和落寞。或许，大家都需要时间，想想自己，想想未来。在业界，这种寒心的局面，也让每一位当初豪情万丈的创业者，不得不正视自己，正视这个既给个人带来无数机会，而又是资本全面说话的行业”[91]，互联网行业一方面为“个人”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又是“资本全面说话的行业”。而世纪末的网络经济神话恰恰建筑在“风险投资”的资本流动之上，如今只有新浪、网易、搜狐等几个大的门户网站还维持着再生产，大量的网络公司经过网络经济泡沫之后纷纷破产或倒闭，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这是知识催生了新经济，不说这依旧是资本运作的老故事。
《警惕“现代奴隶”现象》的文章是对河南记者假扮民工到窑厂卧底险些丧命的新闻评论，引申出对“现代奴隶”的讨论。“这种‘现代奴隶’和‘古代奴隶’在某些方面几乎没有区别：他们没有自由，受人驱使，遭人侮辱，被人殴打，被榨尽最后一滴血然后被抛弃”，作者认为这是“我国劳动力市场严重地供过于求，就如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所说的那样，存在着弹性无穷大的劳动力供给”造成的。然后，作者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诅咒那些把工人视为奴隶的黑心老板不得好死，或是乞求他们发发善心，还是鼓动工人起来再来一次‘奴隶的起义’？”，作者承认前者“对现实毫无所补”，因为“经济学家早已告诉我们，处于市场经济下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希望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况且这些雇佣工人的老板们还给那么多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他们在聚集起自己私人财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作者并没有解释“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的“私人财富”与给社会创造财富的叙述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是通过否定“鼓动工人起来再来一次‘奴隶的起义’”来论证这种“聚集私人财富”造福社会的“康庄大道”。
在作者看来，“历史已经无数次告诉我们，一切以仇恨为起因，以分配为目的的革命都很难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进步，相反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倒退”，而“今日西方劳工状况的好转，主要是因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做大蛋糕’的效应。当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起来后，每个人的状况都得到了改善”。在这里，作者否定的是“以仇恨为起因，以分配为目的的革命”，肯定的是“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起来后”这种似乎已经被西方所验证的“未来景观”。与论证“私人财富”造福社会的逻辑一样，作者依然模糊了“做大个人蛋糕”与“做大社会蛋糕”的概念。作者认为从根本上铲除“现代奴隶制”的方法就是“加快发展”，因为“发展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多，在既定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下，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将会得到改善，劳动报酬将会得到提高”[92]，但问题还不仅仅是劳动力的绝对过剩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93]，更重要的是“现代奴隶制”恰恰是“加快发展”的动力，或者说“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的“加快发展”正是造成“现代奴隶制”的原因。如果说作者混淆“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修辞策略建立在“个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的话，那为什么只有老板们才是“理性的经济人”，才是聚集“私人财富”进而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而“农民工”则要以“现代奴隶”的身份/形式参与到“做大蛋糕”的历史进程呢？恐怕这依然是“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的资本逻辑在起作用吧。
在“长虹空调自然风”的广告文案中，一方面强调“高科技”即“依照国际最先进的‘CDA （舒适气流均匀分布）’原理，将对人体最有益的自然空气质量模型存储在微电脑芯片上，进而控制空调运转”，另一方面则强调“自然舒适”即“设计理念和技术依据来源于自然界，力求还原空气本质，营造仿生自然环境”、“营造舒适天地，空气这边独好。让人在家感受大自然”。这种建立在“自然/技术”的二元对立之上的叙述，是近代以来“自然/科技”的话语结构的衍生物，或者说这种把自然对象化/客体化的叙述内在于以人为认识中心的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94]，只不过广告的作用是把“长虹空调”作为克服“自然/科技”的神话，这种叙述不过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想象的一部分。
无论是“网络新贵”、“空调广告”还是“现代奴隶”，表面上的不和谐并不能排除它们共同分享同一个逻辑，或者说它们是资本运作的不同面向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这幅图画与其说张显着社会的“断裂”，不如说它们处在同一个意识形态逻辑之下。进一步说，这种无法把中国社会规划到某一阶段/浪潮中的困境与焦虑是来自于分类法自身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目的论的逻辑之上的结果，而且这种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支配下的“断裂”叙述与其说出现在90年代中期，不如说是中国近代以来被纳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世界历史”就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与“断裂”相关，是把中国社会比喻为“马拉松”。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用“马拉松”来比喻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是一种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不同的运作机制，人们在金字塔中虽然占有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但始终处于同一结构之中，而马拉松的游戏规则则是不断地使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95]，剩下那些坚持跑下去的就是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就业者（POPO族），在这个意义上，参与游戏的与被淘汰的处于结构性的“断裂”之中，这显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的游戏机制。
用马拉松这一时间性的比喻来替换金字塔这一空间结构的修辞来描述中国当下社会，似乎能够解释一部分中国社会的事实，比如下岗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永恒的失业，但是，被淘汰出局固然意味着被排斥游戏之外，但并非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因为这种不断被淘汰的机制本身就是游戏运行的保障，或者说是游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下岗职工无法继续参与到社会结构之中，不如说下岗职工以“下岗”的方式实现了这种结构的运行。另外，更重要的是，这种“马拉松”的叙述固然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事实，但也遮蔽了更多的廉价劳动力/第三世界的农民工被卷入工业化的过程。因此，固然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才能参与到代表“第三次浪潮”的高科技产业之中，但对于中国来说，也有更多的农民工加入到制造业等劳动力密切的行业当中来[96]，这样似乎彼此矛盾的劳动力流动恰恰如同本节开头中所描述的那幅图画，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向度上不具有“同时性”的“断裂”恰恰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
结语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农民工”再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中，被不同取向/立场的传媒所叙述，获得了不同的指认方式。简单地说，从80年代末期民工潮出现以来，对农民工的称呼大致经历了这样一种变化，从“盲流”到“外来工/外来妹”，从“打工族”到“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尽管这些称呼并非如此明晰地依次排列，但至少可以看出“农民工”由一种暧昧的阶级身份变成“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演变过程，尽管这种“工人阶级”的身份或者说迟到的命名在市场经济/财富作为比户籍更严格的区隔面前不意味着有更为实际的利益，但是“农民工”作为特定时期的一种社会修辞，其本身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的暧昧性，使这种混合的表征成为对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阶级的耦合，或者说是对农民阶级、工人阶级等阶级话语的再整合和再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与工薪阶层、中产阶级、新富阶层等一种新的阶级/阶层命名法逐渐取代了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等昔日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词汇。
然而，随着新一界领导人对于农民问题的重视，农民/农民工也开始在主流媒体中被突显出来，2004年就有两部反映“农民工”的电视剧投入拍摄，一部是第六代导演管虎拍摄的《生存之民工》，另一部是张纪中策划的《民工》，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着温家宝总理从去年年底替民工讨工钱以来大众传媒对于“农民工”的格外关注，似乎存在了十几年的“农名工”，终于由话语边缘转变为中心，这究竟意味着农民工的希望，还是又一次意识形态的挪用或遮蔽呢？
写于2004年10月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