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夏拉巴 著 吴万伟 译
亚里斯多德和马克思的共同点或许不多，但是他们对人生目的的看法却很一致。亚里斯多德将最高级的幸福定义为“追求卓越，直到人生潜力的最大极限。”在马克思看来，理性的、人道的社会的标志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变成“不仅是生活手段而且是生活的首要目标。”给予人类最大满足感的东西不是休闲，不是娱乐，不是消费，而是创造性的活动：古代圣贤和现代性的先知都如此说。
当今美国的工作生活鼓励或允许的创造性活动有多少呢？“创造性”是个不好定义的词，所以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很难引发争议的说法是自工业化时代以来，劳动大军中的“去技能化”一直是科学管理的目标，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加快进行。西蒙·海德（Simon Head）在最近一本非常宝贵的书中追踪了电脑化的企业体系(CBS）的快速传播：那是岗位流动和企业过程软件，旨在消除工人甚至中层管理者生活中的任何主动性、判断和技术残余。他写道，电脑化企业体系“被用来将雇员的知识和经验边缘化”，这样“雇员自主性受到更具攻击性的监督和控制形式的袭击。”海德引用了1995年的报告，“美国大公司中75-80%参与了企业过程再制造，在未来几年将增加他们对此做法的承诺。”在2001年的预测中，那年信息技术上的企业投资的75%都用于电脑化的企业体系。该系统非常昂贵，但这钱花得值：不安全的、可替换的工人意味着降低劳工开支。
在近250年前，资本主义最早和最深刻的批评家就预言到去技能化的最终结果：
那个把整个人生都花在从事个别简单操作的人，其效果可能总是一样或者非常相似，没有机会利用其理解或实践其发明以找到解决从来不会出现的困难。因此，他自然丧失做事的习惯，通常变得愚蠢和无知，人类可能变得这样。他思想的迟钝麻木使他不仅不能在理性对话中欣赏他人或说出有意思的话，也无法构想慷慨的、高贵的、细腻的情感，因而无法形成有关私人生活日常义务的很多公正判断。但是在进步和文明的社会中，这是贫困劳工的生活状态，即大部分人肯定拥有的状态，除非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它。
亚当·斯密虽然有先见之明，但他没有预见到国家变成多人拥有的企业子公司，没有兴趣防止“大部分人”的愚笨。
最近一些年，去技能化还伴随着旨在把我们的非工作生活和工作生活变成利润中心的全方位的、饱和的广告钳形攻势。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 B. Crawford）精彩迷人的新社会批判著作就以熟悉的现代折磨开始：登飞机。你放鞋子、钱包和钥匙的塑料框？有些市场营销天才突然想到那里面可以加上广告。克劳福德的塑料框底部是口红广告，看起来像闪存驱动器，所以他差一点没有能取回包含他演讲内容的闪存驱动器。过了安检之后，他想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想想。但这根本不可能---周围全是商店、大型广告牌、电视和“机场通常的刺耳噪音”。公共空间的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在为了私人商业利益吸引你的关注。有一个例外：商务舱候机厅，这是机场里足够安静可工作的唯一地方，商业武士们坐在那里设计调整创造性的营销和经营策略，如何直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包括机场其他地方的蠢货。
这些司空见惯的沮丧感觉让人产生了对注意力的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独创性反思。虽然我们很少这样想过，对我们注意力的控制即是公共利益又是个人权利问题。在机场、地铁、公交车、大礼堂、街道、学校等公共场所，甚至像电视、报纸、社交媒体等准公共场所，我们的注意力都被出售给越来越多的广告商。克劳福德认为，这等同于环境污染或滥用公共资源。
有些资源是我们认为共同拥有的，如呼吸的空气和饮用水。我们认为它们理所当然，但它们轻易得到才让我们做的一切成为可能。我认为不受噪音干扰正是这种资源。更准确地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宝贵的东西是不被考虑的条件。就像清洁的空气让呼吸成为可能，在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安静让思考成为可能。在我们与有某种关系的他人在一起时，或当我们与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交流时，我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这种安静。但通过机械化的手段强迫你听到某些东西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对于那些坚持新古典经济学背后的理性选择心理模式的人而言，它并非不同的问题。在该观点看来，决策制订是根据单一维度的功利性或欲望将所有选择排列后的结果。广告无论多么诱惑人，都不过是信息，我们拥有信息越多，选择就越好或越自由。消费者有权被诱惑和劝说狂轰滥炸，无论多么干扰注意力，就像工人有权接受任何用工条件，无论它多么损坏你的尊严和健康。政府在买卖双方或者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任何干预都是家长制作风，对美国自由来说就是灾难。
虽然连经济学家也开始放弃这些简单化的个性和自由观，它们仍然指导执政党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且在法律和政策中根深蒂固（并非巧合的是，这些都对卖方和雇主有利）。克劳福德提出了个性和选择的不同模式，既有传统性又有新颖性。《头脑之外的世界》的主要问题是用信息丰富的旅行详细阐述这个模式，涉及神经科学、实验心理学、思想史、大众文化、技术手艺、体育等等。
理性选择理论超然的、自主的自我认定哲学家所说的“无所依存的观点”的可能性。在追求认识论确定性时，我们“对存在采取超然的立场，它受到从不受我们主观性影响的视角约束进行批判分析。”同样，道德自主性要求（解释康德的思想）我们“从所有物体中抽象出来，它们应该对意志没有任何影响，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或诱惑的干扰，而是体现自身至高无上的权威。”
虽然这些论述确认和定义人类反抗压迫性的传统权威的自由方面，在历史上没有产生多么有用的效果，但是在推向边界时，它们并没有坚持住。总是存在最初的条件和前提，我们从前的经验让我们注意或忽略的东西，总有现成的口味、判断和承诺等。在做判断和选择时，我们不可能从所有这些东西中抽象出来，因为这些综合起来就是我们自身。我们的自我不可能脱离环境和偶然情况的限制而存在。我们是在特定状态下的人。“我们的行为不是受孤立的选择时刻所决定，而是靠我们看待处境的方式，我们适应处境的方式确定优先顺序；这是我们以特定方式适应世界历史的功能。”
这在实践中的意义体现在克劳福德超级详细的技术和手艺描述，如骑摩托车和修摩托车（他是前一本畅销书《塑造灵魂的手艺课》（企鹅出版社））、吹玻璃、散点厨师、制作口琴和其他要求很高的技术。从心理学上看，这些描述都非常敏锐。每一种技术，初学者都需要遵循法则和行业传统。持续不断地集中注意力和纪律强化逐渐产生更广阔的可能性和行动自由的增加。将活动的历史内在化，认同从业者共同体，能够和愿意推动手艺的进步，创造新东西。任何共同努力所要求的集体关注创造新视角，真正的个性得到更准确的认识和更可靠的确认。根源性、服从和自我克制因而成为自主性和精通的条件。克劳福德总结到：
真正的能动性不是源于自由选择的环境（如购物）而是矛盾的、在难以察觉的方式服从环境的过程中，无论这个事物是乐器还是花园或建造一座大桥。当我们在某个实践领域非常能干，我们的认识受到实践训练，我们变得更适应处境的相关特征，而对旁观者来说，这些都是看不见的。通过技能训练，在世界上行动的自我呈现出确定的形式。它逐渐适应已经抓住的世界。
但是，个人性格在自由民主世界有什么重要性呢？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式中，工作、文化和政治是相互独立的。就像在其他市场一样，在政治市场里，我们也被给予众多选择，告诉我们他们是谁，计算我们的偏爱并做出选择。我们就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 Blue）与象棋大师的比赛那样决定下步怎么走，每次都从头开始计算。当然这个比喻并不完美：计算机没有习惯、偏见、冲动或记忆缺失；它们的注意力不受限制。新古典模式需要很多简化的假设如前哥白尼圆形轨道系统。但是其他选择---承认人类不是简单地将功利性最大化，有随意性的偏爱和不受约束的欲望而是存在人类利益的等级差异，其中有规模和节奏限制，我们反而能够繁荣，这将颠覆我们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
除了其他东西外，它意味着对工作的现状和未来的厌恶，虽然太多美国人很幸运地拥有工作：不仅待遇不高，不安全而且同样重要的是，重复、有压力和彻底的确定性。工人能够抗拒这种贬低的唯一方法是（亚当斯密指出）集体行动。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怀疑工会，反而相信完全自主的个人能够自由和平等地与大企业主协商的神话；同样的教条是，他们认为这种协商的唯一适当话题是工人工资而不是其意义。
超越个人自主性这个自由模式之外或许还意味着承认消费主义能带来公民后果。正如空气中的小颗粒能够堵塞肺，影响社会的身体健康一样，没完没了的广告信息流（或排山倒海或隐隐约约）能够堵塞我们的思想，干扰我们的注意力，最终影响社会的心理和公民健康。即使聪明的、直截了当的广告如果数量足够多也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日常遭遇的倾销和操纵性广告肯定加快我们的低能化。克劳福德既开玩笑又很认真地乞求说：“请不要在销品茂的每个角落都安装大喇叭，甚至在门外。请不要在懒散的学院足球比赛的间隙用震耳欲聋的喧嚣占满每个时刻。请给我一个方法关掉出租车后座上的监控喇叭。请让酒吧的角落里播放百威淡啤广告的闪烁传送系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已经在酒吧里了。”
这---毫无疑问《头脑之外的世界》里有很多---不过是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文德尔·巴瑞（Wendell Berry）等伟大保守派激进分子或者激进的保守派对过多管理的、广告充斥的、病态社会的批判。他们都怀疑必然的进步，在享受新技术的好处时警惕新技术的代价，能区分传统的恩惠和残酷，同样迫切渴望保留前者和废除后者。我们很幸运马修·克劳福德更新了这个宝贵的文化评论异议者传统线索。但我们的生态---注意力、想象力和公民美德等在越来越快地衰退。无论人们说什么，所有这些或许很快都无关紧要了。
《没有头脑：为什么聪明的机器让人们变笨了》Basic Books, 2014.
亚当·斯密《原富》1776.）
令人鼓舞的是，另外两本书虽然以各自的时代方式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远见：大卫·波斯沃斯（David Bosworth）的《虚拟美国的美德的崩溃：大萧条时代的道德根源》(Front Porch Republic Books)和克雷格·兰博（Craig Lambert）的《影子工作：填充你日子的看不见的没报酬的工作》(Counterpoint)）。对于描述人性的学科分支---应用性“行为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力很大的例子，请参阅《轻推：改善有关健康、财富和幸福的决策》（Richard Thaler and Cass Sunstein (2009)）
译自：The World Beyond Your Head: On Becoming an Individual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 by Matthew Crawford by George Scialabba
http://www.goodreads.com/author/show/1385874.George_Scialabba/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