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马丁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评论的两本书：

《存在主义者咖啡馆：自由、存在与杏子鸡尾酒》

《存在主义时刻：萨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崛起》

华生医生对福尔摩斯说“等一下。”“你怎么搞清楚的？”福尔摩斯刚刚找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他解释了他的推理过程。让福尔摩斯感到恼火的是，华生回应说，“当然，这非常明显。”这就是哲学的工作方式。读者---或苏格拉底的听者应该感觉到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再明白不过，稀松平常得没有人懒得去提它。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常常遭遇的事，用伊拉斯谟（Erasmus）的话，就是往往被当成“傻瓜”（foolosopher）。米歇尔·福柯说他写的每一句话都是同义反复。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最后一句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没有话说的时候，最好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的心里可能就想到了这句话，当他宣称已经戳穿了两个花招的时候：一个是解决了西方哲学的问题；另一个是显示出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哲学家不一定要绕弯子。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他人就是地狱”就是一句让人忘不了的名言。另外一句是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开头“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当然，哲学家也可能让人好奇地莫测高深，如萨特的“敌对的相互性的二元论实践”。他到底想说什么？有人告诉我“那是对我的婚姻的描述”。萨特继续论证说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都包含在这个术语中，但他事实上最初不过是描述拳击的。（如果当体育评论员，他不可能成名。）马丁·海德格尔对地中海的一小群海豚的赞美是这样的：“西方和现代性的诞生地相信自己的岛屿本质，仍然在回顾这次逗留。”想想若这句话是BBC知名自然节目主持人大卫·艾登堡爵士（David Attenborough）说的，会如何？

“萨特自己把其哲学观归功于心情非常糟糕的一天，当时他只有7岁。”

这最后一句精华是我从萨拉·贝克维尔（Sarah Bakewell）的新书《存在主义者咖啡馆》借来的，该书令人爱不释手，内容丰富。贝克维尔把几十个思想家集中起来，为他们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你是存在主义者，你已经不是了。这是非常明显的暴露。你在开玩笑吧！或者，正如萨特所说，我们对自己身份的信仰恰恰是“严肃性”造成的。大力水手（Popeye）说，“我就是我，那就是我”。萨特则说，“我不是我，我是我不是的地方”。存在主义重新塑造性别、性倾向和民族，将其视为问题而不是事实，将人类接受悖论和自相矛盾的潜力变成获得自我解放的钥匙。当然，附在上面的是高度焦虑性的价签。

帕特里克·巴尔特（Patrick Baert）的书《存在主义者的时刻》更多集中在萨特的社会学上，提出了一个吸引人的问题：考虑到其观点的复杂性，这位法国哲学家如何变成战后时期的大明星呢？这不仅仅是俏皮话。巴尔特非常清晰和有说服力地指出，萨特与维希政权的合作清除了大部分潜在对手，如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而抵抗运动神话赋予萨特一种卡萨布兰卡风格的神秘色彩，即使他在战争期间其实并没有做过什么突出的事。口袋中握着出版家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的事实并没有危害他的声誉。

福伊尔书店（Foyles）的一个人曾告诉我，阿尔伯特·加缪的《局外人》仍然是最容易被偷的书，小偷往往是十多岁的男孩子。或许贝克维尔和巴尔特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即在青少年时期，你应该是存在主义者。当然，加缪认定他在小孩子踢足球时已经掌握了他的所有哲学。

同样，萨特自己把其哲学观归功于心情非常糟糕的一天，当时他只有7岁。在那个日子之前，萨特一直是家里的“天使”。他有长长的金黄色头发，母亲认为他本来应该是个女孩子。后来他的外公有了个想法，他可以看起来更有男子汉气概，所以劝说他到理发店剃掉卷发。母亲回家后看到儿子，自己一下子扑倒在床上啜泣起来。就像颠倒过来的童话故事，她的小王子转变成了“讨厌的家伙”，萨特后来说。就这样开始了他特别吸引女性的风流人生，虽然他看起来就像在圣母院大教堂外闲逛的人。甚至西蒙·德·波伏娃也说他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the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长得最丑的学生。

你能在这个故事里看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大部分吸引力：世俗的超验性。一方面，你除了外观外什么也不是：你无法被某个幽灵般的本质或灵魂拯救。另一方面，你是虚无，不能被减弱为单纯的容貌。

萨特说服漂亮的德·波伏娃爱上他。唯一的问题是加缪更英俊潇洒，是左岸女戏迷喜爱的男演员和抵抗运动英雄。贝克维尔虽然谈论了“具身化的认知”，却忽略了萨特和加缪的冲突之源，萨特唯一一次公开承认感到妒忌。萨特难道不是花费三年时间追求才最终把后来成为女演员的旺达·科萨切维茨（Wanda Kosakiewicz）弄到手吗？在他最终诱惑她来到法国南部的一家旅馆，她迅速冲向浴室，很快呕吐。她最终醒过来了。1943年，加缪出现在林荫大道上，几天后或者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睡在一起了。萨特永远不会原谅他。哲学家很少表现出哲理性。

加缪总是闯进来。在一次串酒吧中，他看到萨特用老把戏勾引另外一个姑娘。加缪问“伙计，你干嘛这么麻烦呢？”萨特回应说“你正眼看过我的杯子吗？”急切之中，他要证明自己比加缪“更有智慧”。

令人感到新鲜的是，贝克维尔并没有轻信加缪传说中的魅力，更多地偏向萨特-波伏娃轴心。波伏娃作为“应用存在主义”的最伟大著作的作者而出现。《第二性》为女人而做，就像萨特为失败者而做的一样，是精彩的回忆录。加缪看起来像一条冷鱼，你不能真的搞明白大交易到底是什么。

谈到《局外人》，贝克维尔满足于概述情节（没有情节），忽略风格。《局外人》的关键是它有两部分，第一部分（高潮是沙滩上阿拉伯人被谋杀）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设计的“零度写作”经过压缩的最简话语中；第二阶段是对重写的反叛---以19世纪更正式的法庭话语---重新描述第一部分发生的事。这是轻描淡写和过度夸张之间的冲突，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诱惑和密集劝说之间的冲突。巴尔特对准二战结束后的这个阶段是对的，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战争继续在进行，现在更加公开了。

巴尔特本可能搞清楚为什么是海德格尔的名声，尤其是哲学家中最公然表现纳粹立场的人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却能够全身而退。他从来不用麻烦地说“啊，我很抱歉，那是误会（malentendu）”的事实当然让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觉得更亲近。德里达从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destruktion）引申出解构（deconstruction）。贝克维尔采用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话，海德格尔在内心是个诗人，因而故意让人看不懂。

世界历史上最令人好奇的一幕出现了，萨特和加缪在波伏娃去纽约几年后前往纽约。无论是在对立性还是相互困惑方面，欧洲和美国的“二元论实践”都是精彩地戏剧化的。三人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联邦调查局人员更亲近加缪，对萨特和德波伏娃则持续感到怀疑，甚至到了1960年代时期还是如此。“啊，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们没有搞清楚。”

萨特成功的关键之一是他完全期待有人跟踪监视他。他的伟大著作《存在与虚无》使他弯腰透过钥匙孔观察，后来突然意识到当他自己不监视他人时，有人在观察他。凝视成为争夺支配权的场所。令人振奋地预料到明星文化和社交媒体，萨特意识到人人都在一直监视他人。

所有通常的嫌疑犯都出现在《存在主义者咖啡馆》，而且还有很多不寻常的嫌犯。像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美国人都举起了存在主义者的旗帜。莱斯特（Leicester）的“局外人”柯林·威尔森（Colin Wilson）值得单独写一本书。萨特有他对传记的怀疑，最令人印象深刻地表现在他的小说《恶心》中，洛根丁（Roquentin）在地下挖出罗邦侯爵（Marquis de Rollebon）的传记，你必须选择是活着还是叙述。当然，他在两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怀疑仍然存在。

贝克维尔说你没有必要沮丧和苦恼不堪才可以成为存在主义者，这是正确的。但是，你必须非常开朗和高兴吗？我忍不住想当她写波伏娃“惊叹于生活的辉煌才华”时，听起来更像贝克维尔自己。这就像游客：你在车上匆匆走过，看到了所有的古怪人。毛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是“幸福的哲学家？”他未必会感谢你这么描述他。

存在主义的关键问题一直是：活着的感觉如何？但是泡沫下面没有说出的焦虑是：死亡的感觉如何？贝克维尔很聪明地描述了一杯咖啡，但是要抓住《存在与虚无》第二部分就要困难得多了，那是富裕、焦虑和冲突旁边没有涉及的东西。我不断想起约翰逊博士的朋友的话：“我自己一直竭力要成为哲学家；但是我不知道欢快之心总是不知不觉就闯进来了。”

译自：What does it feel like to be dead? by Andy Martin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s-and-books/what-does-it-feel-like-to-be-d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