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均GDP位列世界倒数第二，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575美元，一些地区已经超过10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这背后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自1980年以来达到了大约9.8%，如此高的增长率且持续时间如此之久，是伟大的经济增长成就。
但是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开始持续下行。2012年一季度开始，增速放缓至7.5%左右的水平。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为7.4%，预计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将下滑至7%以下的区间，10%左右增速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关于中国经济下行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经济学界有很多争论。林毅夫认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而更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如祝宝良、吴敬琏、蔡昉等。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概念；他表示，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2014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又更加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
该如何认识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哪些内涵？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哪里？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出简要分析。
二、时间序列平稳性分析：中国经济下行是结构性问题
针对关于中国经济下行是周期性还是结构性的争论，我们使用时间序列方法对中国1980-2015年（2015年为预测值）的经济增长率数值进行分析。我们把中国1980-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数值视为一组时间序列，并检验该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平稳性是说明一组时间序列统计特性是否稳定的重要标准。具体来说，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有严平稳 （Strict Stationarity）和宽平稳（Weak Stationarity）两种：如果一个时间过程yt的性质不受到时间变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在任何时间集合的联合概率分布不受影响，我们就称这个时间过程是严平稳。如果一个时间过程yt的期望、方差和协方差都独立于时间，即不受时间变化的影响，那么我们称该时间过程是宽平稳（也称为协方差平稳）。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我们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15）中的中国GDP增速数据来进行检测。
考虑到要检测的数据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问题，我们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 方法来检验该序列是否能够通过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ADF方法的基础模型为：yt=c+ρyt-1+αΔyt-1+β△yt-2+…+ et, t=1,2,…。y0是初始观测值。因增长率波动性较强但并不具备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故我们的ADF检测模型中不包含趋势项。
ADF检验的结果显示：中国1980-2015年（2015年为预测值）的经济增长率数值形成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但是仔细观察数据，我们发现在这36年的数据中只有两年的数据低于5%： 1989年、1990年。考虑到1989年和1990年的经济下滑与1989年政治风波显著相关而属于特殊时期，我们把这两年的数据剔除，再加入IMF对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预测值，分别为：2016年6.3%，2017年6%，2018年6.1%，2019年6.33%， 2020年6.33%。对此新时间序列的ADF方法检测结果（见表1）显示该过程变为不平稳。
注：原假设是数据存在单位根。时滞由SIC方法自动选择。
参考上述平稳性定义，以上的平稳性变化显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的大变局：时间过程yt的概率分布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的持续下行主要不是一个周期性问题（虽然存在周期性因素），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长远问题。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一个比较之前30余年增长较低的新区间。
我们可以拿日本做一个参照：根据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的研究，如果拿人均教育水平、寿命水平、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占比、人均耗电量等因素作比较，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大约还有40年。40年前，日本刚刚结束了长达14年平均9.7%的高速经济增长，滑落至持续18年平均3.6%的增长，最终在1992年日本进一步滑落至0.8%的平均增长区间（见图1）。
图1.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历史变化
三、从三个视角看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具有深刻的背景，原因复杂、内涵丰富。这里从三个角度做出分析：
（一）“赶超效应”变小，学习空间收窄
一个经济体在比较落后的时期可以具有一个“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即如果具有足够的条件，其增长速度会比发达经济体较快。根本原因是落后经济体可以通过学习、引进发达地区的成熟技术来跳跃式地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从而节约自己研发的成本和时间，这也被称为“后发优势”。但是随着该经济体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来越近，它的学习效果和赶超速度就会放缓。这种经济增速的回落即是以上所说赶超效应变小的结果。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赶超效应”是从“收敛”的角度进行解释的；内生增长理论则是从技术扩散和模仿成本的角度进行解释。我国经济增速近年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技术水平与发达经济技术前沿更加接近，赶超效应缩小的效果也显现出来。
从后发优势出发，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原因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水平是当年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日本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台湾和韩国也都以同样的水平实现了20年8%左右的增长。
因此从赶超效应和后发优势的角度出发,既要认识到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速适当下行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不必惊慌，也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尚有较大增长潜力，回旋余地较大。
（二）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增长方式粗放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FP）又称“索洛余值”，用于衡量经济增长率中可以被资本和劳动增长率所解释的其余部分。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文献看，Young认为中国1978-1998年间TFP增长率为1.4%，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是15%。Lau和Park估计1983-1995年间TFP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零或负值。郑京海和胡鞍钢估算的1991-2001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平均1.85%。储丽琴、陈东和付雷发现中国2002-2007制造业TFP增长率远低于日本70年代，1980-2007年中国经济TFP增长率均值为-0.73%。邹心勇和赵丽芬对1978-201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发现32年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度平均增长率为1.49%，而且2006-2010之间出现了显著下降。陈红蕾和覃伟芳计算出1980-2011年中国全要素增长率是1.2%。符栋栋计算了中国1985-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缓慢（2000-2014年均值仅为-1.87%），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综合看，从TFP测算的相关文献可以基本确认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型”模式。
学术界对于TFP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里保持了较高增速，但是因为TFP过低这种增速难以长期持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TFP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问题。克鲁格曼1999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比较高的增长是与前苏联教科书中的“集约式”增长一致，而“粗放式”增长则与主要靠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增长一致。克鲁格曼认为如果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则一定会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难以持续。因此，可持续的高速增长需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就是“集约式”增长。克鲁格曼因此警告亚洲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过低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相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克鲁格曼的观点有误,林毅夫、任若恩总结了相关观点，指出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embodied）以及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而TFP 仅仅测定的是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因此不能单纯从TFP 低判断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不可持续的。
其实，关于TFP的这点迷思与一个经济体是否处于赶超型经济（后发经济体）有关。Jorgenson和Griliches1967年证明，索洛余值中相当大的部分可以被解释为要素质量的变化。但他们的工作是基于美国经济的数据，而美国并非赶超型经济，而是世界技术的前沿，因此资本中包括技术进步的部分比较低。而东亚经济体作为赶超型经济，其资本中包括技术进步的部分则比较高。因此，不能用单一的标准看待TFP大小。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也就是上述的赶超空间变小，TFP将越来越反映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部分，也就是越来越反映技术进步。青木昌彦指出“（对于中国而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将比以往更重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之一就是经济增长由过去主要依赖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更多依靠深化改革驱动，更多依靠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驱动。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增长对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从历史上看，中国政府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中就已经正式提出了要求实现从粗放模式向靠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约模式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距离目标和要求还很远。
（三）产业升级遭遇体制性障碍，影响效率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统计概念，其本身无法说明经济遇到的具体问题。理解中国经济增长遇到的具体困难还需要从产业的角度进行分析。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中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升级特征。笔者2015年在《同舟共进》发文指出以资本密集型为特点的高端服务业发展关系整个经济体的效率水平，高端服务业通过技术、资本和其他关系效率性的服务，影响到农业、制造业以及低端服务业的发展，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必须尽快排除相关体制性障碍推动高端服务业发展。所谓体制性障碍，主要是指由非市场化力量形成的国有部门垄断，比如很多高端服务业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准入设限较多。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因“刘易斯拐点”到来渐渐消失，赶超空间收窄，“制度红利”的发挥已成为中国经济中高速持续增长的关键动力。
四、中国经济增长非制度性引擎的经济学分析
体制改革属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引擎，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若干重要的非制度性引擎。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作为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除了以上提到的“双引擎”之外，《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增长引擎，一共是“三大引擎”：
第一个引擎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有13亿6000万人口，其中劳动力资源超过９亿人，世界第一。这个资源不仅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力量和生产力量，也蕴含着发现机会、发现点子、发现新可能配方的巨大力量。鼓励大众创业、创新，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上促进生产率提高：一是会鼓励发现，创业创新意味着新技术、新配方、新组合，这必将促进效率的提高；二是会优化资源配置，创业本身就是资源重组，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富资源的重组，是对市场机会的捕捉和利用，这可以将没有得到最有效利用的资源更优化利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创业本身就是扩容市场，提高分工水平，这也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大众创业、创新也可以扩大就业、促进竞争、打造积极活泼的商业文化，有利于提升市场经济活力。
第二个引擎是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增加公共产品有效投资。主要是：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内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项目，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信息、电力、油气等重大网络项目，清洁能源及油气矿产资源保障项目，传统产业技术改革等项目、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项目。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讲，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一是可以增加投资，我国的许多公共品如基础设施依然十分落后,投资建设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同时也是投资增加、刺激经济。二是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比如修路可以使交通便利性提升、信息网络等建设可以使沟通便利性提升。三是公共品具有外部性，外部性又称为溢出效应，是指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个人造成的影响。比如教育的作用不仅将提升被教育者的知识水平，被教育者也可以同时提升其所在团队组织的平均知识水平，从而提升整体效率。增加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方面的投资，将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举个例子，我国的乡村教育目前存在大量问题，亟需解决，投资乡村教育，不仅是提高当地GDP的问题，更是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长期增长率的问题。因此，建议政府要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的投资。
第三个引擎的内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提到但没有以增长引擎的方式提出来，这就是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一路一带”建设等“三个支撑带”为代表的区域发展新战略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从经济本质上看，这些战略核心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为什么说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大引擎呢？这要谈到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角度：市场规模。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分工是国民富裕的根源，因为分工可以带来技术的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那么决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市场规模。 亚当斯密说：是交易力量的大小限制了分工，而这种力量，就是市场规模。比如，很多交易只能在城镇进行，因此城镇的分工要细于农村。水路交通扩大了市场，所以河岸和海岸附近时首先得到经济发展的地方。四大文明都是依赖河流诞生的。斯密指出，不是因为河流具有什么神秘的作用，而是水路交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规模。从市场规模的视角出发，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战略在本质上是使市场规模扩大、促进分工发展、提升生产力水平。
而且，重点经济区域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意义可能非常大。 英国的大伦敦地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大伦敦地区的经济规模占整个英国经济的20%以上，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如果我国也能打造出一个或几个大伦敦区这样的经济带，那么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当前提出和推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都是具有这个增长内涵的重要战略。另外，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对公共品、公共服务的投资，也将带来创业、创新的机遇，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也推动了以上两大增长引擎的发挥。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原因及增长动力。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打破了过去30年数据的平稳性，应当被解读为结构性而非周期性问题。我们从“赶超效应”、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升级三个角度分析了“新常态”的内涵。最后，文章分析了三个非制度性增长引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
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速调整是经济规律，但是调整的幅度大小则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成效。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尚未形成最后的稳定区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0万亿美元，如果希望维持6-７％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绝非易事。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内涵是市场化升级，经济增长由粗放型转向讲求质量效益的集约型，这仍需克服巨大困难、努力争取才能实现，如不能实现则可能出现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情况。
综合来看，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同在。“新常态”既是一个非周期性的趋势，不可抱有等待周期回升的侥幸心理；也是一个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效率的契机。中国应该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个层面同时回应挑战，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