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颜色革命”一词频频见诸各种媒体，“颜色革命”的浪潮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对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局势、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的战略环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本文拟对此做一简要分析和探讨。

“颜色革命”一词是来源于西方的说法，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是比较宽泛的定义，是指21 世纪初期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除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外，还包括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众选举时，涂了紫色墨水按手印，故名）、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为黎巴嫩国树）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另一种是比较狭义的定义，专指某些独联体国家近两年来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本文采用后一种界定，主要讨论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变革问题。

“颜色革命”与上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所谓“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是与暴力革命相对立的一种革命类型，就是借天鹅绒的平和柔滑来比喻和平转移政权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过程。其最开始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1989 年11 月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民主化革命”。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对抗，在不发生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更替，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后来这一名词也泛指上世纪80 年代末在中东欧国家先后发生的政治剧变。之所以称之为“颜色革命”，一是因为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的“革命”都是在某种颜色的标志下进行的；二是西方政界和舆论推崇这种以群众示威行动迫使国家政权易手的“天鹅绒革命”斗争方式，故以美好的花朵和颜色加以褒扬。[1]

一、“颜色革命”三级跳 从2003 年开始，“颜色革命”像一个幽灵在欧亚大陆的独联体国家跳来跳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席卷了三个独联体国家，完成了一个“三级跳”。

第一跳开始于高加索地区的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2003 年11 月2 日的格鲁吉亚议会大选结束后，支持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以萨卡什维利为首的反对派指责谢瓦尔德纳泽政权在选举中有舞弊行为，不承认大选结果，并发动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11 月23 日，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大批国民警卫队和其他军人陆续倒向反对派的情况下，谢瓦尔德纳泽最终不得不接受下台的苦果。萨卡什维利在随后的大选中当选为新总统。由于格鲁吉亚盛产玫瑰，萨卡什维利每次活动时都拿一枝玫瑰花作为标志，支持者也多手持玫瑰参与行动，所以该事件又被称为“玫瑰革命”。

一年以后，“颜色革命”从亚洲跳到了欧洲大陆，俄罗斯斯拉夫文明的摇篮乌克兰爆发了“橙色革命”。在２００４年11 月21 日的乌克兰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亲俄罗斯的现任总理亚努科维奇获胜，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指责选举存在舞弊行为，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并号召支持者长时间围堵政府机关。反对派还指责对方用阴谋手段给尤先科下毒致使其毁容。美国和欧盟也公开指责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乌克兰进行了第二次总统选举。在12 月26 日的重新选举中，尤先科顺利当选。橙色的栗子花是基辅市花，橙色也是尤先科竞选阵营的代表颜色，尤先科的支持者都以橙色标识参加活动，所以该事件被称为“橙色革命”或“栗子花革命”。

仅仅过了3 个月，“颜色革命”的第三跳就从欧洲跨到了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的政局动荡也是从议会选举开始的。2005 年3 月13 日，吉尔吉斯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反对派认为议会选举存在舞弊现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控制了南部的一些大城市，要求总统阿卡耶夫下台。随后，抗议浪潮从南部向全国蔓延，反对派势如破竹。声势日大的反对派抗议示威队伍挺进首都比什凯克时，政府大楼、总统府、国家电视台等重要国家机关和部门，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被反对派所占据。阿卡耶夫及其家属被迫逃离祖国，经哈萨克流亡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新议会于3 月28 日举行会议，选举巴基耶夫为新总理。4 月11 日，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通过投票表决，接受阿卡耶夫的辞呈，同时决定2005 年7 月10 日举行总统选举。因为吉首都比什凯克的市花是黄色的迎春花，发生革命的时间正好是迎春花开的季节，所以吉尔吉斯斯坦事变的被称作“黄色革命”，也叫“柠檬色革命”。

需要指出，关于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是否属于“颜色革命”存在不同的认识。比如，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瓦连京?博加特廖夫指出，从表面看，三场“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国情、起因、方式和结果等方面的不同，吉尔吉斯的“革命”与“颜色革命”有着明显的差异。[2]更耐人寻味的是，此次革命并没有改变新议会的选举结果。反对派领导人与新议会达成了妥协，这似乎有点不合逻辑，也引起一些反对派群众的不满和抗议。所以，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反对派对选举不满，倒不如说是对阿卡耶夫总统个人的厌恶和仇恨。

笔者认为，吉尔吉斯“黄色革命”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的“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两点：一是具有一定的暴力倾向，出现了一些示威者以木棒、石头和汽油弹袭击军警和政府机关以及抢劫店铺的打砸抢现象，这一情况与上述两国的和平示威有所分别；二是美俄的战略争夺不明显，两派在对外政策上没有大的分歧，主要是国内政治派别的利益和权力之争。从整体来看，吉尔吉斯的事变虽有暴力现象的发生，但基本上还是属于“街头政治”和“天鹅绒式革命”，而且外部争夺不能构成判断事变性质的依据，所以，笔者还是同意主流的看法，把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纳入“颜色革命”的范畴。

二、“颜色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这次“颜色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原因非常复杂，简单地说，可以分成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两部分。

（一） 国内因素

1.法律上的民主制度，实际上的威权政治

苏东剧变的基本成果是西方的基本政治原则和价值观念在原苏联国家落地生根,历史性地转变了原苏联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没有也不可能使这些国家在一夜间被彻底改造。从理论上讲，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就已经在宪法层面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军队实行了国家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仍然处于某一党派或个人长期的威权政治统治之下。有美国学者认为，一些独联体国家使用民主的语言但却在实行他们自己的“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甚至厌倦了这样的伪装。当权者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和对反对派的打压，系统地操纵着选举。[3]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绝大部分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原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员。在民主的形式下,大量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就为反对派的夺权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革命的理由，为反对派通过“天鹅绒式革命”夺取政权提供了可能性。[4]

2.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改善 这些国家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后都面临着两个主要的历史任务：一个是完成独立进程，一个是完成社会经济转型。苏联解体以后，国与国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中断了，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比如，格鲁吉亚独立后，经济出现了雪崩式下滑，近年来虽有所恢复，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仍没有超过独立前的水平。格鲁吉亚的贫困现象极为普遍,根据一个抽样调查,到2002 年为止,格鲁吉亚90－95 %的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5]吉尔吉斯在独立后经济严重滑坡，人民生活急剧恶化。最近几年，吉经济逐步回升，但它仍是独联体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429.1美元，贫困人口所占比例达38％。吉的外债达19.2亿美元，为全年税收总额的5倍。[6]独联体很多国家的生活水平至今都没有恢复到苏联时期的水平。国内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显著改善，导致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和求变的心态。

3.政治腐败严重，社会分化加剧

这些国家取得独立后，原苏联时期的国家机器和政治精英绝大部分都保留下来，原有的各种弊端和转型过程中的丑恶现象，包括个人集权、权力寻租、法律虚设等现象都腐蚀着这些国家的机体。在乌克兰，官商勾结、任人唯亲、利用私有化侵吞国有资产、逃税漏税等腐败现象比比皆是。2000 年，库奇马总统的一个前保镖泄露了几百个小时的总统私人谈话录音带，显示大量的徇私舞弊、收受贿赂、阴谋镇压反对派的事实。[7]国家安全局的一些官员，指责亚努科维奇犯有盗窃和袭击罪，并与攫取了乌克兰许多国有财产的腐败商人有密切联系，他们不想为这样一个人服务，暗中给反对派提供支持。吉尔吉斯前政权腐败盛行，总统家族和政府高官大肆贪污受贿，几乎所有赚钱行业都被总统家族和政府高官所控制。政治腐败和社会问题突出严重损害了政府的信誉，加剧了人民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最终失去了民心。另外，这些国家贫富分化十分严重。中亚国家在涌现出大批富翁的同时，失业成为普遍现象，人均月工资只有几十美元，百姓不满情绪上升，民众对现政权无力解决社会问题感到失望，很容易受人操纵搞街头革命。 4.地区和族群的对立是“颜色革命”中不能忽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这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中,对立双方不仅以当权派和反对派来划界,以民主和反民主来分野,而且还以不同地区和族群的对立为特征。地区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地区族群、宗教、文化、历史的差异所形成的社会两元化构造,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还形成两大阵营最基础的框架。乌克兰是以东部和西部地区为两大阵营，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是在南方和北方势力之间展开。离开了这一背景,不可能全面理解“颜色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性质。[8]

5.新生政治力量快速发展，反对派队伍不断壮大

独联体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随着民主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外部民主压力的加大，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难题和和社会思潮的快速变化，很多执政党和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不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现象。与此同时，由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不和谐因素，给反对派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加上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长期扶植，反对派的力量迅速壮大。他们大都推崇西方民主体制，反对个人集权和一党长期执政。这些人深谙选举政治的运作程序，善于利用经济政治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发难，有相当的社会号召力，对现任领导人构成极大威胁。

6.当权派长期执政，反对派指责选举不公

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大都长期执政，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近年来都面临着是继续执政下去还是进行权力交接的问题。由于处于转型期，很多国家尚没有形成一套国家最高权力正常交接的机制。在独立之初为讨好西方、凸显民主，均照搬美国模式，立宪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此轮换届使两大问题突出出来：其一，现任总统是否还会参选，如要参选势必要突破现行宪法的限制，而修宪有可能引发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激烈的对抗；其二，如现任总统决定不再参选，问题就在于将权力交给谁，自己选定的接班人能否得到国民的认可，其过程能否保持平稳？长期执政加上治理不善，很容易使民众产生逆反心理，给反对派以可乘之机。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三国的政局动荡，都是由选举引发的。选举中的操纵和不公正，如贿选、来自官方的种种限制以及官方对媒体进行控制等都引起群众不满，是政局突变的直接导火索。

（二） 国外因素

从这轮“颜色革命”的外部背景和原因来看，主要是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战略争夺和意识形态竞争。有学者认为，俄美欧之间的战略博弈是“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通过各种手段来对后苏联地区各国施加影响,使之与俄罗斯保持最大的距离,这正是美国、欧洲在这次“颜色革命”中的重要目标。[9]

1.俄罗斯国力的衰落及其独联体政策的失误

首先, 继承前苏联主要遗产的俄罗斯,无论其“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均有较大下降,面对转轨时期处境困难的独联体各国,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提供相应的援助,降低了俄罗斯在各国人民中“领导威信”,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乘虚而入,影响不断扩大。赵华胜教授认为，俄美竞争无疑是“颜色革命”的背景之一。但与冷战时期的苏美竞争有所不同,这场竞争的制胜手段不是坦克和飞机的数量,而是“软国力”和“软力量”。在这在场竞争中,美国占有明显的上风,处于战略进攻的态势；俄罗斯不仅在“硬”国力上而且在“软”力量上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全面下风。在政治文化上,俄罗斯提不出任何可以与美国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相抗衡的概念；在经济模式上,俄罗斯不是值得仿效的样板；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一代也缺乏吸引力。在独联体国家的年轻人中,亲俄感情已经日渐式微,而亲美和亲西方的情绪却不断涌涨。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在与美国的争夺中处境艰难。这一总的态势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恐怕也难以改变。[10]

其次,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存在失误。俄罗斯一直把独联体视为其无可置疑的势力范围,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前苏联时期的高官为主的当权派身上，与各国反对派之间缺乏联系。俄罗斯的做法激起各国反对派的反对和广大民众的不满。实际上, 10 多年来,俄罗斯严重缺乏对各国国情和现状的深入研究, 缺乏系统的符合各国实际情况的外交政策。当“颜色革命”爆发后,俄罗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和西方挖自己的墙角。[11]

俄罗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后院”和维持自己的战略生存空间，一方面不断批评、警告美国、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要“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主要利用历史形成的纽带联系和政治支持施加影响。比如，在乌克兰的总统选举中，当亚努科维奇宣布自己获胜时，就迫不及待地承认并发出贺电，结果反而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被动。由于各种历史的、现实的限制，俄罗斯的具体作为很少，也无法给亲俄的政治势力提供现实的帮助，在争夺中明显处于下风，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

2.美国及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大力推动“颜色革命”

反观美国和西方，在布什政府的“民主扩展”战略的指导下，抓住有利时机，政府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双管齐下，始终掌握着竞争的主导权，取得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1）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反对派

自“9?11”以后开展反恐战争以来，布什总统一直强调在海外扩展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也在降低，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许多美国的分析家都认为，布什应该放弃这种扩展民主的意识形态使命，转而采取一种更实用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切实有效地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12]

但是，布什很固执，在其第二任期更加突出了在世界范围“扩展民主”的战略。如果说，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对外政策的关键词是“反恐”的话，那么在第二任期对外政策的关键词则是“自由”和“民主”，也就是在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以“扩展民主”战略继续为美国获取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利益。布什在2005 年1 月20 日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中，连续用了49 个“自由”（34 个freedom 和15 个liberty），可称是一个21 世纪的“自由宣言”。布什宣称：“我们获得和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把自由扩散到全世界每个角落”。

当然，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其“扩展民主”战略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是关注所有国家的民主问题，只是特别对那些对美国具有重大的全球战略和地缘战略价值的国家表现出对其“民主”进程的关心。从已经发生“颜色革命”和目前正在受到“颜色革命”威胁的国家来看，几乎都处于关键的地缘战略区域，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支持“颜色革命”已经成为美国“扩展民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3]美国政府对“颜色革命”的支持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两手就是：一是公开为反对派摇旗呐喊，制造有利于发对派的国际舆论环境，进行赤裸裸的政治干预；二是提供实实在在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每年用在所谓“推动全球民主”方面的总支出高达10 亿美元。美国官员辩解说，美国资金从没直接提供给反对派政党，大多数情况下，资金都是通过非官方组织、选举培训组织或人权论坛送出。

需要指出，吉尔吉斯的情况比较特殊。俄罗斯对吉尔吉斯的事变一直保持低调，而热衷于推动“颜色革命”的美国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也没有流露出过多的喜悦，国务卿赖斯仅仅表达了希望吉尔吉斯“成为和平演变的成功例子”，并强调“美国跟俄罗斯在这个前苏联共和国发生的动乱问题上没有利益冲突”。美国如此低调，主要是因为吉尔吉斯的情况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相比有些特殊。美国担心，在吉尔吉斯这样一个伊斯兰教传统浓厚的国家搞西方式“民主”，极有可能被宗教极端势力利用，从而引发“伊斯兰革命”。到那时，吉尔吉斯非但不会成为民主国家，反而可能会出现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和成为恐怖主义的“新温床”。 （2）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政府密切配合

在“颜色革命”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量的支持、帮助反对派的工作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具体实施的。当然，非政府组织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具有很强的官方背景，接受政府资助并为政府的对外政策服务，比如国际共和政体协会、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等；有的纯属民间个人建立的非政府组织，最典型的如索罗斯基金会，完全从个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出发，积极参与“颜色革命”，在中亚国家的政治风波中推波助澜。尽管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与政府行为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由于它们的出发点都是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和扩展美国的利益，客观上对美国政府的“民主扩展”战略起到了密切配合的作用。

三、“颜色革命”的基本模式和美国及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主要手法

1.“颜色革命”的基本模式

从格、乌、吉三国“颜色革命”发动和进行的过程来看，就像克隆出来的一样，基本上遵循着同样的模式：

第一步，准备阶段。在发动“颜色革命”前，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和国外支持者都经过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和舆论准备。可以说，准备阶段从苏联瓦解、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方面，十几年的独立和转轨进程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上积累了相当多的矛盾并日益尖锐化，为“颜色革命”的发生创造了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用非政府组织在这些独联体国家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草根性”工作，扶植反对派的发展和壮大，为发动“颜色革命”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第二步，开始阶段。反对派抓住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的契机向当权派发难。所有的“颜色革命”的直接起因都是由于选举。在竞选阶段，双方的激烈较量就已经开始，最初选举的结果都是对现任当权者有利，随之引发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抗议的理由都是选举舞弊，并开始发动群众抗议活动，由此拉开了“颜色革命”的序幕。

第三步，相持阶段。国内反对派与国外支持势力相互配合，逐步取得舆论和民意的优势。反对派利用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地区矛盾等问题向当权派展开猛烈攻击，调动一切反对现政府的势力，迅速扩大抗议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围困甚至冲击议会和政府机关，在国外支持势力的配合下，逐渐在国际舆论和国内民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第四步，反对派获胜。在大规模群众抗议和一边倒舆论的压力下，军队、警察等强力部门或宣布中立或干脆倒向反对派，当权者被迫承认失败，要么同意重新举行选举，要么辞职，要么逃往国外。

2. 美国及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主要手法

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阐述，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第一，美国竭力制造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和政策依据，夺取外交与道德上的制高点。早在1992 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针对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支持自由法案”，为美国对独联体国家内政的干预开了“合法”的绿灯。“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干涉主义”等口号式理论甚嚣尘上。美欧都以推广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现在的布什政府以近似宗教的狂热，不顾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声称推广民主、自由是美国和所有民主国家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大搞极富进攻性的民主外交。

第二，美国动用雄厚的外交和经济资源大力推动国际“民主运动”。美国武断地把不合自己心意的国家定为“邪恶轴心”或“暴政前哨”国家，威胁其他“不够民主”的国家改进民主，督促美国的盟国全力配合美国的民主外交。与此同时，美国对一些国家投入了巨额的以推进“民主”、“改革”为目标的选择性经济援助，通过各种渠道从价值观念上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逐步形成了左右这些国家政治走向的能力。此外，美国政府非常注意通过各种“交流”项目，培养亲美骨干分子。这些“交流”项目，有些是美国政府出面组织的，但更多的是由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操办，以所谓民间的“非官方”色彩掩人耳目。

第三，如果说10 多年前美国和平演变的重点是做上层人士的工作，那么今天“美国化”的工作已深入到最基层的“草根”，十分注意培养不同层次的代言人。美国及西方一方面通过非政府组织展开活动，另一方面帮助当地建立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然后借助这些组织煽动“民主运动”。据美国有关机构统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动下，从上世纪90 年代至今，东欧、中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增加了四五倍，目前中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超过了1 万个。

第四，通过“帮助”有关国家改革或重建其司法制度，为发动“天鹅绒式革命”做好司法上的准备。美国一向认为，司法制度是一国政体重要的组成部分。近10 多年来美国利用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和建立三权分立制度的机会，不断加强所谓的“司法交流”，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这些国家司法制度的权威性与合理性，并向其灌输西方的司法理念和制度规范。

第五，在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同时，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对这些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在发动“革命”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进行全方位培训，内容包括向反对派和当地公众传授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竞选方法等，向参选人介绍选举策略，帮助他们草拟竞选口号和出版报刊，以及提供竞选经费及电脑、传真机、印刷机等各种设备。

第六，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有关国家的情报。为了更好地对他国施加政治和经济上的压力，西方国家的间谍组织经常采用一些非传统的方式，比如同各种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等，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成为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决策依据。第七，从国内外发动全方位的媒体攻势，制造“颜色革命”势在必得的舆论氛围。在“颜色革命”发生前，美国便利用传媒对相关国家的民主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权状况进行大肆抨击，对该国民众进行反政府煽动；当“革命”形势出现后，即开始对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领袖大加赞赏和支持，给反对派以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而一旦“革命”成功，美国媒体便迅速将消息传遍世界，借此推动“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八，对“颜色革命”的成功者予以鼓励，将其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2005 年5月10 日，布什在访问格鲁吉亚时大赞格“玫瑰革命”，并称该国是“和平民主的伟大典范”，是“全世界的自由灯塔”。2005 年1 月26 日，希拉里?克林顿和另外一位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提名尤先科和萨卡什维利角逐下一届诺贝尔和平奖。[14]

四、正确认识四对关系，客观把握“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的背景和原因错综复杂，国际国内因素相互交织，要拨开迷雾客观准确地把握“颜色革命”的性质、原因及其发展趋势，我认为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四对关系的基础上。

1.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颜色革命”与苏东剧变具有很强的继承关系。

1989 年的苏东剧变，先是东欧国家纷纷脱离了苏联的控制，全面倒向西方，最后苏联这个庞然大物于1991 年底轰然倒塌。这被视为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巨大成功。因为国体和政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颜色革命”。苏东剧变的关键内涵有两点：一是苏联的解体，二是所有苏东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向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全面转轨。

笔者认为，这次从2003 年起开始的“颜色革命”浪潮实际上是苏东剧变历史进程的延续，可以说是第二波，内涵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现有的民主制度下政治竞争过程的公正性与合法性问题的斗争。苏联解体后，这些独联体国家虽然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但是掌权的一直是独立时就执政的政党和领导人，因为他们掌握着庞大的行政权力和政治资源，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反对派无论在力量上还是斗争策略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具备了与执政党分庭抗礼的能力。这些“颜色革命”普遍带有反腐败、反独裁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势力代替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但是并没有改变原来的社会政治制度。既然建立了民主制度，实行选举政治，那么执政党的改变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因为这些转轨国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和国际国内环境，在政权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引发了政治危机，造成了政局的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变革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颜色革命”。 第二，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公开支持亲美反对派上台掌权，把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与布什政府的“全球民主扩展”战略联系起来。独联体国家虽然普遍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需要来看，这些国家在政治运作和政党制度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把这些国家看成是“半民主”或“部分民主”国家。格、乌、吉三国都参加了北约和平伙伴合作计划，格、乌还是在独联体内与俄有离心倾向、受西方青睐的古阿姆集团的成员，吉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还允许美军建立了空军基地。但是，三国前政权在外交上既在美俄间搞平衡又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与俄特别联系的做法仍使美欧难以放心。最近两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独联体国家进入了总统和议会选举的周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不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对这些转轨国家来说是非常微妙和敏感的。美国的“民主扩展”战略恰好遇到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岂能错过。于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公开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在大选和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从结果来看，美国只付出了很小的成本，就收到了无法估量的政治和战略利益。 2.从“颜色革命”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来看，既有错综复杂的国内因素，也有昭然若揭的国外因素，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构成这次“颜色革命”的内因，西方的民主扩展战略则是外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一位原因，外因通过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影响而促进和阻碍事物的发展。从这三个国家发生政治危机的原因来看，国内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前政府在解决国家自身问题的时候，出现和积累了很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和矛盾，造成许多人对当权者不满，给反对派提供了发展壮大的社会土壤以及向当权派挑战的借口。外部势力利用了国内的这种矛盾激化的状态，推动了这些国家“颜色革命”的进程。也就是说，不能认为“颜色革命”完全是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并不是美国想在哪个国家搞“颜色革命”，哪个国家就引起政治危机，说到底还是这些国家内部问题引起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讲，只有当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社会上不满情绪不断高涨时，外部因素才可能产生作用。若不是社会自身渴望变革，若不是社会的忍耐已超出极限，美国和欧洲都无法将事态引向自己期望的轨道。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要否认美国在“颜色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是为了澄清一些人认识上的误区。 3.从“颜色革命”的进程和实质来看，美俄战略争夺与这些国家内部政治派别斗争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其中国内政治派别的斗争构成这次变革的主要矛盾，而美俄的战略争夺是次要矛盾。

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是非主要矛盾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因素，可以影响和制约主要矛盾的发展。对这次“颜色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其中的反对派成了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在整个过程中，俄罗斯和美国都在力图影响事件的进程和发展方向，但是从结局来看，还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无论在认识还是研究“颜色革命”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抓住主要矛盾，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面。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美俄的战略争夺，特别是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推动，不仅构成了这场斗争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卷入了这场斗争，对政局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颜色革命”的结果总体上对美国也是有利的。 4.从“颜色革命”与美国的“全球民主扩展”战略的关系来看，后者是前者的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因素，而推动“颜色革命”的发生则构成美国“全球民主扩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实施途径之一。

总结布什政府的全球霸权战略，从政治和安全层面来说，主要包括三点内容：第一，从技术和资金投入的角度讲，保持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的绝对优势。第二，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讲，利用一切机会抢占世界关键地区的控制权。布什在第一任期，利用两场所谓的反恐战争，不仅推翻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美政权，而且借机在周边国家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大力推行“民主扩展”战略。推广民主包括两种手段：硬的一手是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软的一手是实施“大中东计划”和在独联体国家推动“颜色革命”。当然，从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重点国家的选择来看，不仅具有意识形态的意味，而且明显带有地缘政治的考虑。 2005 年5 月18 日，布什在华盛顿国际共和政体协会发表讲话时说，与发动战争相比（单单是美国通过军事手段扶植的两个“民主典范”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国目前虽然已经投入3000 多亿美元和10 多万的军队，但前景依然难以预料），推动“颜色革命”来扩展民主的成本和代价要小得多（在推动三个国家的“颜色革命”过程中，美国仅仅花费了不足46 亿美元），当然这需要许多必要的条件。布什声称，格、乌、吉三国的“颜色革命”“仅仅是开始”，在中亚、高加索和中东地区，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颜色革命”。因此，美国政府将建立一支由外交人员和文职官员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随时待命，直接介入世界各地的“民主革命”，“填补这些国家在动荡后出现的真空”。

五、“颜色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颜色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虽然是一些独联体国家内部的政治变革，表达了民众追求进步和民主的良好愿望，但由于这些国家所处的重要地缘位置和新的执政者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念和外交倾向，加上一般都有美国和西方国家插手和干预的背景，所以必然对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格局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简单地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颜色革命”浪潮必然使本来就不太安定的独联体各国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格、乌、吉的“颜色革命”给独联体各国的政治反对派提供了夺取政权的新模式和巨大的精神鼓舞，他们纷纷表示要“趁热打铁”，推进本国的“颜色革命”。现在独联体各国的政治反对派已经出现联合斗争的趋势，他们遥相呼应，跨国联络，借此壮大自己的声势。国际舆论普遍关注“颜色革命”是否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对那些还没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构成冲击,甚至包括俄罗斯本身。就在吉尔吉斯反对派取得胜利之后,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甚至蒙古的反对派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颜色革命”已成为一些独联体国家当政者的梦魇。已经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政局也不稳定，由于政权更迭后权力分配不公和积重难返的国内经济政治难题，政治势力出现了重新分化组合的趋势，给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造成了重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媒体危言耸听地炒作吉、乌等国都有发生“二次革命”的可能。“颜色革命”的威胁使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当政者提高了警惕，表示不惜动用强力维持政权，这将使矛盾更加激化，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

第二，“颜色革命”的结果必然对大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争夺，当然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美国的强势地位有所加强。

对俄罗斯来讲，周边独联体国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缓冲地带。欧盟和北约的东扩，已使俄罗斯重建势力范围的努力遭到了挫折，俄感到巨大压力，俄罗斯的最后希望就是加强独联体的团结和合作。普京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再次强调了独联体国家的重要性，“我们把独联体地区看做我们的战略利益范围”,俄与独联体应“逐步地在更加有效地运作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框架内加深多边合作”。“颜色革命”更加重了俄的危机感，造成俄美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有学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决定性因素在不断侵蚀着俄罗斯的传统安全。从外部来说，北约、欧盟东扩和美国对独联体利益诉求的力量不断增强,构成了对俄罗斯传统安全的最强有力的外部挑战。从内部来说,俄罗斯的传统安全与独联体国家的自主安全诉求的矛盾日益突出。独联体各国自主安全意识的增强,将从内部瓦解俄罗斯传统安全的基础。这两种因素内外夹攻必然使俄罗斯的传统安全陷入“窘境”之中。[15]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走向看，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加大与北约尤其是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力度,培植本国安全部队的保卫能力，相互之间加强战略合作,共同构成对独联体的离心力量。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对独联体的兴趣远远不及对欧盟和北约的兴趣,双方有意于加强在“入约加盟”领域的战略合作,携手融入欧洲—大西洋空间。有人认为，“颜色革命”是前苏联地区去俄罗斯化的最新体现。随着“颜色革命”浪潮的蔓延,独联体的命运也越来越让人担心。西方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日益加强,并最终有可能导致独联体的瓦解,俄罗斯苦心经营的俄乌白哈四国“统一经济区”也有可能名存实亡。目前最让俄罗斯担心的是,随着“颜色革命”的发展, 有西方背景的“古阿姆”组织以后或许不仅仅是经济联盟,很有可能成为脱离俄罗斯、向西方靠拢的政治联盟。[16]

美国利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把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再利用“颜色革命”之机扶植亲美政权，可以使它对中东地区形成合围之势,挤压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范围,减轻自己的战争压力。同时,从长远来看，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战略意义十分重要。美国进入中亚，是其打压俄罗斯、遏制中国、控制中东和南亚的称霸全球的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还在使其军事存在扩大化、长期化，还在以军事存在来带动政治、经济的全面存在，从而牢牢控制中亚。另外，美国势力进入中亚地区，对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颜色革命”在吉尔吉斯的成功和对其他中亚国家的潜在威胁，为中亚三股恶势力再度活跃提供了新的契机。

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是影响中亚国家及周边地区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在各国政府、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的联合打击下，这三股势力已经受到遏制，但他们在中亚地区仍有根基，想借“颜色革命”之机东山再起，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事件”就显示了这种趋向。中亚地区许多国家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美国向中亚地区挺进，造成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斗争，必然影响到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样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利益。[17]

第四，美国极力支持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除了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以外，其经济上的目的就是控制这个地区的油气资源和输出管道。

在全球油价不断飙升的压力下，作为世界最大石油消费国和追求全球霸权的国家，美国需要确保石油来源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里海周边地区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美国如果控制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以及相应的输油管道，就可以在能源供应问题上执世界经济之牛耳，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

第五，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看，由于“颜色革命”的浪潮和“大中东计划”的逐步推进，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亲美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对坚持走非西方政治发展路线的国家而言，来自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压力越来越大。根据某些西方政治分析家的观点,这次“颜色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革命浪潮。所谓前三次“民主浪潮”是指18 －19 世纪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 世纪中叶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民主改造”和亚洲、拉美独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20 世纪90 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

“颜色革命”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产生了很大的意识形态冲击，这是显而易见的。目前，美国大力推动的“颜色革命”和“大中东计划”对我国还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从国际战略的高度和我国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对我国具有间接的、潜在的威胁。从长期来看，如果美国改造中东的计划和推动“颜色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成功，多数中东地区和独联体国家走上了西方式的多党制、议会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我国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舞台上将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来自国际国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从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教训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建立“和谐社会”方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眼光。

在今后的国际斗争中，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不仅要重视“硬实力”的建设和作用，还要注意“软实力”的建设和作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曾提出了“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个口号。现在，虽然大的历史背景和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颜色革命”问题上很明显不完全是一场“硬实力”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是一场“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场斗争的结果将不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实力，而是外部大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对这些国家人民的吸引力。目前来看，美国显然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六、“颜色革命”的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关于“颜色革命”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一是对已经发生“颜色革命”的格、乌、吉三国的政治走向的分析和判断；二是对那些具备“颜色革命”的基本条件、有可能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的未来政治局势发展进行初步的分析和预测。

1.“后颜色革命”国家的政治走向

为了行文上的方便，我们姑且称格、乌、吉三国为“后颜色革命”国家。“颜色革命”成功后，这些国家的政治走向为世人所关注，这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命运，对那些存在“颜色革命”可能性的国家具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格局的演变也构成重大变量。“颜色革命”前积累的复杂问题都是苏联解体以后各国在转型过程中产生和积累起来的，一次“颜色革命”不可能将其根除，“后颜色革命”国家保持了转型国家的不稳定特征。从最新的形势发展来看，“后颜色革命”国家的政治局势发展表现出以下几点共同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各国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具有以下所有的特征，这里只是从总体上归纳出一些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发展趋势。

第一，经济形势没有明显好转，甚至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苏联解体后，特别是近年来，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日趋紧张。目前，关于能源供应价格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如果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继续恶化，俄罗斯按照国际市场行情大幅提高出口价格，必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新上台的领导人拿不出切实可行的经济改革措施，加之在对外关系上的处理失当，使乌克兰的经济面临窘境。最近乌克兰国内经济增长势头减缓。2004 年乌克兰的经济增长率为13%，2005 年1-5 月则降为4.7%，预计全年增长率为5.5%，创下乌克兰五年来经济增长的最低值。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扬，乌克兰政府大楼前出现了多次示威和抗议活动。2005 年3 月抗议浪潮中发生的打砸抢烧，使吉尔吉斯经济损失巨大，据吉媒体称，由于元气大伤，缓过劲来至少需要5 到10 年。所以，吉新政权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进行改革、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任务。2005 年5 月26 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了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的一篇文章，称“玫瑰革命”使格鲁吉亚认识到，发动一场革命要比改变一个失败的国家容易得多。尽管如此，萨卡什维利仍许下诺言，要给人民一个“民主与繁荣”的格鲁吉亚。但是由于自然灾害和与俄罗斯关系紧张，格经济增长起色不大，2004 年格鲁吉亚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共54.5 亿美元，但截至2005 年5 月1 日外债已高达18.33 亿美元。[18]

第二，政治、经济腐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有些以反腐败起家的反对派领导人上台后成为新的政治、经济腐败者。

利用广大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心理，反腐败是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时争取民心的一把杀手锏，但在成功地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新的领导人不仅在治理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腐败问题上成效不大，而且有些人自己也成为新的腐败者。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总理季莫申科在权力斗争中就相互指责对方存在腐败问题，并已经导致了季莫申科政府的解散。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乌克兰新总理叶哈努罗夫上台伊始就把惩治贪官作为自己烧的第一把火。他明确表示，将严厉惩处那些败坏乌克兰经济的财政金融官员，其中前内阁2/3 的部级高官将卷铺盖走人。吉尔吉斯新政权开始惩治腐败，但腐败现象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权钱交易已经渗入各级政权机关和各个社会领域，即使处理了一部分旧的腐败，还会产生新的腐败。巴基耶夫的一些前支持者更是公然倒戈，发动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统辞职，集会者指责新政权开始与犯罪势力勾结，重新分配社会财产。这个问题如不很好解决，必将影响新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

第三，“颜色革命”成功后，曾经的政治同盟者在权力分配问题上斗争激烈甚至反目成仇，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给未来的政局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媒体提出“二次革命”的可能性，这未免有耸人听闻和炒作之嫌。

乌克兰“橙色革命”阵营在革命成功后就一直为权力分配而暗中较量。尤先科政权因腐败指控而面临的政治危机在2005 年下半年日益加深。尤先科在2005 年9 月8 日解散了美女总理尤丽娅?季莫申科领导的政府。9 月22 日，尤先科签署总统令，任命叶哈努罗夫为政府新总理。尤先科在签署了将总理解职的总统令之后指出，季莫申科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政府工作的首位，这包括企图把曾经属于她的乌克兰统一能源系统公司的10 亿美元债务一笔勾销，维护某些私营企业和商人的利益。季莫申科阵营也在尤先科拒绝配合中毒案的调查、尤先科阵营曾经试图暗杀季莫申科、竞选资金丑闻等问题上向尤先科一派发难。

在对待乌克兰“橙色危机”的问题上，俄罗斯和美国都采取了低调，避免卷入乌克兰内部争斗。有分析说，俄希望借此改善俄乌关系，并打击热衷“颜色革命”的俄反对派。“颜色革命”是俄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之一，而“橙色危机”将有利于揭穿俄反对派以民主和自由为幌子攻击俄政府的实质。一些美国智库认为，从“橙色危机”看，目前来评价“橙色革命”的成果还为时尚早。[19]

吉尔吉斯的政权更迭，导致各政治派别纷争迭起。吉国内有40 多个合法登记的政党，还有5000 多个非政府组织，它们不但成分复杂，而且在政权更迭时你争我夺，擅自占据各种领导岗位，斗争激烈。特别是，反对派两大“领袖”巴基耶夫和库洛夫之间存在分歧。前者代表南方势力，是发动“颜色革命”的“功臣”；后者则代表北方势力，因出面制止大规模抢劫和恢复社会稳定而享有盛誉。新总统巴基耶夫与总理库洛夫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组阁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较量，至今也没有平息。[20]2005 年9 月19 日，巴基耶夫总统将总检察长别克纳扎罗夫解职，而后者是与前总统阿卡耶夫政权进行斗争的最著名人物之一。仅3天后，吉议员叶尔金巴耶夫遭不名枪手枪击身亡。这也是半年来第二名吉议员遭暗杀。议员卡拉别科夫称，吉尔吉斯历史上从未有过比巴基耶夫更糟的国家治理者。

俄罗斯《专家》杂志9 月26 日发表文章认为，乌、吉出现了“颜色革命”后综合征。

乌克兰已经发生的和吉尔吉斯斯坦即将发生的两个政治危机向全世界表明，“颜色革命”的后果与反对派领导人在推翻前政权时所提出的理想相距甚远。[21]

为了推翻谢瓦尔德纳泽政权，格鲁吉亚反对派政党曾结成“倒谢”统一阵线。谢下台后，由于国家权力分配不均，其他反对派政党“工党”、“统一党”和“社会党”对此极为不满，明确表示不与新政权合作。俄罗斯《晨报》2005 年4 月14 日报道说，格鲁吉亚反对派准备向总统萨卡什维利发起坚决斗争。此外，格新政府还要面对阿布哈兹、南奥塞梯、阿扎尔三个地区分离倾向严重的挑战。由于此问题有俄罗斯的背景，所以肯定是一场长期的、复杂的斗争。

第四，在对外政策上发生显著变化，新领导人由最初的露骨的亲美路线转而实行比较务实的、平衡的外交政策，特别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出现明显的改善迹象。这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表现得比较突出，吉尔吉斯在外交上则一向比较注意在与大国关系上保持平衡。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说到底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在短时间内，由于当权者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国家对外政策的走向可能与国家利益出现一些偏差，但最终还是要回到符合国家利益的路线上来，否则必将面临灾难性后果，导致国家失败和领导者个人政治前途的毁灭。“革命者”和“国家领导人”是两种不同的角色，当事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具有本质的不同。当反对派领导人一跃而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过去那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比如敌人主张的我都反对）和口号式的政治主张（比如反俄亲美）必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对外政策回归到比较务实的、平衡的路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某些规律是不能忽视的。“地缘政治中存在着明显的边际效应，它可表述为：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地缘的远近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22]中国古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小国在大国战略争夺的夹缝中实行“远交近攻”的战略是非常危险的。“颜色革命”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却无法改变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后颜色革命”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亲近西方的同时，出于安全考虑和对俄罗斯能源、市场的依赖，又不得不从现实出发与俄改善关系。

尤先科上台后大力奉行亲西方外交路线，首位总理季莫申科在职期间从未访问过俄罗斯。然而，作为负责任的领导人，显然不能低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力。多数乌克兰人都能收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等俄国媒体的节目，此外乌克兰非常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一旦俄罗斯切断能源供应或者抬高能源价格，对乌克兰来说都意味着经济危机。2005 年9 月30日，新总理叶哈努罗夫首次出访就奔莫斯科，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克里姆林宫传递一个信号，即乌克兰新政府希望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叶哈努罗夫１９４８年生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萨哈－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叶哈努罗夫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俄罗斯情结。他表示，将积极谋求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参与独联体范围内统一经济空间的活动等，同时依然重申了政治上谋求与欧洲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尤先科总统最近表示，新政府是最务实的一届政府，有信心处理好面临的种种问题。 格鲁吉亚新政府执行了一条完全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就是促使俄罗斯撤出在格鲁吉亚的军事基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它在格鲁吉亚的4个军事基地。目前两个基地已撤除，但双方在其余两个基地撤除时间问题上长期争执不下。第二个步骤是加大与北约尤其是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力度,培植本国安全部队的保卫能力。现在格鲁吉亚军队的核心是由美国教官培训的部队。这本身就显示了格鲁吉亚一边倒的安全政策。与此同时,格鲁吉亚显示了强烈的加入北约的兴趣。第三个步骤是加强与同样发生“颜色革命”的独联体国家的战略合作,共同构成对独联体的离心力量。[23]俄对格鲁吉亚局势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并以各种手段确保其既得战略利益，不会甘心和容忍美国独自控制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政权更迭后俄罗斯加强了与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阿扎尔三个民族分离地区的政治联系，邀请三地领导人到莫斯科磋商，并加大对三地的经济支持，以此增加制约格新政权的筹码。格鲁吉亚新政府要想解决三个民族分离地区的问题就离不开俄罗斯。俄媒体评论说，尽管萨卡什维利有美国的支持，但离开了俄罗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萨卡什维利2005年5月25日表示，俄军事基地撤除后，格鲁吉亚永远不会成为其他国家军队的通道或战略基地。5月30日，两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签署协议，宣布俄罗斯将于2008年最终完成俄驻扎在格鲁吉亚的两处军事基地的撤除工作。萨卡什维利指出，格俄就俄撤出军事基地达成协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一协议符合双方的利益，有助于使两国关系结束紧张状态，从此走上新的轨道。基地问题的解决为格俄双方改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吉尔吉斯斯坦是东西方激烈争夺的重要舞台，而且是中亚惟一既有美军基地又有俄军基地的国家。面对外部势力的争夺，吉政府力求两面讨好，在俄美之间搞平衡，企图为国家获取最大利益。吉新政权的领导人，过去曾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据报道，巴基耶夫在2004年3 月曾应美国国会邀请而率团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共商”吉政党建设及议会和总统选举问题。但是，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并未实行“亲美反俄”政策，反而强调要与俄保持友好关系。2005 年4 月12 日，临时外长奥通巴耶娃在访问俄罗斯时郑重承诺：吉尔吉斯新政府将把发展与俄罗斯、哈萨克等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作为吉外交政策首选。同时，新政权也不可能一头扎进俄的怀抱。库洛夫说，吉是一个小国，没有权力对美国说“是”，对俄罗斯说“不”，反过来也一样。他还说，“美国人给我们钱，但俄罗斯人给我们工作。吉公民从俄带回来的收入占国家预算的将近一半”。2005 年7 月，吉新政府也曾敦促美国政府尽快制定从中亚地区军事基地撤离的军事时间表。此事令美国政府大为光火，因为美国在吉尔吉斯的军事基地是被“颜色革命”推翻的阿卡耶夫总统批准建立的。不久，在美国的威胁利诱下，例如美国答应提供2 亿美元（相当于吉全年国家预算的60%）的长期无息贷款，吉政府很快改口同意美军继续驻留。2005 年7 月26 日，巴基耶夫在与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会谈后表示，美在吉空军基地的存在期限将根据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并在两国双边关系框架内加以确定。显然，吉尔吉斯要求美国制定撤军的最后期限只是提高对美国的要价，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可见，吉现政府执行的是一个务实的、平衡的外交路线。然而，要在大国夹缝之中求生存和谋利益，实在很不容易，关键是要在俄美之间找到平衡点，否则就会遭到两面夹击。 在“后颜色革命”国家的对外政策逐渐调整的同时，俄罗斯也在反思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失误，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独联体政策。2005 年８月１６日俄罗斯副外长卡拉辛在《俄罗斯报》发表的访谈中阐述了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俄反对通过暴力形式实现独联体国家民主化，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区局势动荡和极端主义势力抬头；独联体国家都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以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毒品贸易的任务，俄罗斯将努力捍卫本国在独联体地区的利益，俄这方面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吻合；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俄罗斯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俄不会迫使其他独联体国家做出有损它们本国利益的事。俄罗斯的政策调整显然也将从另一方面推动这些国家恢复和发展与俄罗斯的正常关系，从而适当抵消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和控制。

2.“颜色革命”浪潮将冲向哪里？

“颜色革命”在独联体国家中是否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连锁反应？从政界、学术界和国际舆论的分析中来看，基本上没有人认为“颜色革命”浪潮已经结束。布什2005 年5月18 日在华盛顿国际共和政体协会发表讲话时说，格、乌、吉三国的“颜色革命”“仅仅是开始”，在中亚、高加索和中东地区，今后还会有更多的“颜色革命”。很多国家的反对派受到格、乌、吉三国“颜色革命”成功的鼓舞，发誓并坚信能够仿效这些国家的革命模式推翻现政权。

有外国学者对塞尔维亚（2000）、格鲁吉亚、乌克兰的民主“革命”的成功进行了总结，归纳出7 条共同的要素：第一，半独裁而不是完全的独裁政权；第二，当权者不受欢迎；第三，联合并很好地组织起来的反对派；第四，具有快速的使人相信选举结果被弄虚作假的能力；第五，足够的独立媒体向国民传达选举舞弊的信息；第六，反对派具有动员大规模抗议示威的能力；第七，军队、警察等国家强力机关的分化。[24]这些分析对我们观察“颜色革命”的发展趋势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笔者认为，简单地说，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一般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从理论上讲已经在宪法层面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军队实行了国家化，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仍然处于某一党派或个人长期的威权政治统治下；第二，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官场腐败，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反对派拥有足够多的、可利用的攻击当权派的借口和发动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的社会基础；第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长期渗透，各种“草根性”政治组织大量存在。另外，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但这只是发生“颜色革命”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 据此，从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尽管俄罗斯现政府对“颜色革命”比较警惕，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俄罗斯难以发生“颜色革命”。[25]从“颜色革命”浪潮的发展态势和美国“民主扩展”战略来看，最有可能受到冲击的国家包括：东欧的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白俄罗斯被西方国家称为欧洲“最后一个独裁堡垒”，并且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在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基本上所有国家在政治上都已经倒向了西方，白俄罗斯是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抵御西方的最后一块缓冲地，已经成为急于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的美国和西方的眼中钉。美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表示希望其发生民主变革，对其反对派提供公开的支持。西方国家利用非政府组织颠覆白俄罗斯政府的努力也早已经开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目前的统治比较稳固，虽然反对派摩拳擦掌，发动了多次示威游行，但现政府基本上能控制国内政治局势，是西方民主扩张计划的严重障碍。阿塞拜疆地缘位置十分重要，被美国石油公司视为重要的能源进口基地，同时又是更丰富的中亚油气资源过境的关键地区。2005 年5 月25 日，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汗石油管道正式开通，哈萨克斯坦也与阿塞拜疆达成协议，可以利用这条管道出口石油。然而，俄罗斯媒体却提醒说，阿利耶夫和纳扎尔巴耶夫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在输出石油、赚回美元的同时，还可能换来“颜色革命”！石油管线的开通意味着美国将加强对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控制，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扶植亲美派上台执政。[26]为了控制阿塞拜疆，美国一方面加强与阿当局的合作，另一方面积极展开活动，为在阿推动“颜色革命”做准备。与此同时，外国非政府组织也在加紧活动。在“自由之家”公布的2004 年世界各国言论自由形势报告中，阿塞拜疆在194 年国家中名列第158 位，并被冠以“不自由国家”的头衔。正是受到西方明里暗里的支持，阿塞拜疆反对派的活动有越来越积极之势。阿利耶夫总统尽管不断受到西方的指责，但目前其政权基础比较牢固，短时期内反对派实力尚不足以对其构成严重威胁。

2005 年5 月13 日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地区发生大规模反政府骚乱，事件虽然反映了了一些民众对当局的不满，但制造骚乱者多是与贩毒分子、恐怖分子有联系的武装分子，不是亲西方的民主派。美国与西方国家抓住“安集延事件”不放，谴责乌当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屠杀”，并要求进行国际调查。这引起了卡里莫夫总统的强烈不满，乌当局最终将怒火撒在美军基地上。7 月29 日，乌外交部向美驻乌使馆发出照会，要求美军在180 天内撤出汗阿巴德军事基地。8 月26 日，乌议会批准了要求美军撤出上述基地的决议。很明显，乌兹别克将成为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重点国家之一。

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最为关键，它是中亚最大的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俄罗斯战略安全的下腹部，地缘战略位置异常重要。就目前的情况判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显然不合美国的心意，他与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正在全力以赴防止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引发“颜色革命”，同时也做出最坏打算，准备以“安集延方式”解决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现政府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社会经济政策上的回旋余地较大，控制政治局势的能力较强，反对派势力在短期内发动“颜色革命”也不是很容易。总之，以上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发生“颜色革命”的基本条件，美国和西方国家也都不遗余力地在政府和非政府层面加紧努力，但“颜色革命”是否能在这些国家发生并取得成功，关键要看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发展状况，毕竟，再强大的外因也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注释：

[1]参见：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邢骅：《“颜色革命”的冷思考》，载《共产党员》，2005 年第6 期，第48 页。

[2] 具体内容参见：《吉尔吉斯事变不是“颜色革命”》，载《瞭望新闻周刊》，2005 年4 月4 日，第14 期，第10-12 页。

[3] Charles King ,“A Rose Among Thorns: Georgia Makes Good”,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04.

[4] 参见：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载《国际观察》，2005 年第3 期，第1-2 页。

[5] 转引自：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载《国际观察》，2005 年第3 期，第3 页。

[6]王正泉：千龙专稿《吉尔吉斯新政权面临三大难题》，http://www.qianlong.com/ ，2005 年8 月9 日。

[7]Adrian Karatnycky，“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5.

[8]赵华胜：《原苏联地区“颜色革命”浪潮的成因分析》，载《国际观察》，2005 年第3 期，第4-5 页。

[9]孙凌云：《“颜色革命”与国际关系专题研讨会――黄仁伟、冯绍雷、潘光、沈丁立、赵华胜等著名专家观点综述》，载《国际观察》，2005 年第3 期，第17 页。

[10]孙凌云：《“颜色革命”与国际关系专题研讨会――黄仁伟、冯绍雷、潘光、沈丁立、赵华胜等著名专家观点综述》，载《国际观察》，2005 年第3 期，第18 页。

[11] 参见：何志龙、赵兴刚：《中亚“颜色革命”的根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年第2 期。

[12]参见：Michael McFaul,“Democracy Promotion as a World Valu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28, Issue 1, Winter 2004, pp.147-148。

[13]参见：牛新春：《从“颜色革命”看“新布什主义”》，载《参考消息特刊》，2005 年4 月14 日。

[14] 参见：张西明：《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十大手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 年5 月19 日；邢骅：《“颜色革命”的冷思考》，载《共产党员》，2005 年第6 期，第49 页；南菁：《浅议街头政治》，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 年第7 期；中国新闻网2005 年5 月14 日电：《指美间谍遍布俄鼓动“颜色革命” 俄出三招应对》；雷达：《传媒力量强大 美传媒助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载《人民日报》，2005年4 月3 日。

[15] 谭再文：《“颜色革命”与俄罗斯传统安全的“窘境”》，载《国际观察》，2005 年第3 期，第21 页。

[16] 陈先才：《“颜色革命”与美俄战略之争》，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83-384页。

[17]以上“颜色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还可参见：张发岭：《世人关注的“颜色革命”》，载《思想政治课教学》，2005 年7-8 期。

[18] 以上数据转自：常喆：《颜色革命国家未见民主繁荣 正在面临二次革命》，载《环球时报》，2005 年6 月22 日。

[19] 《乌克兰内斗美静观其变 俄重新审视颜色革命》，载《环球时报》，2005 年9 月19 日。

[20] 王正泉：千龙专稿《吉尔吉斯新政权面临三大难题》，http://www.qianlong.com/ ，2005 年8 月9 日。

[21] 《乌克兰与吉尔吉斯出现颜色革命后综合症》，新华网，2005 年9 月27 日。

[22]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 , 1998 年1 月第1 版 , 第16 页。

[23] 谭再文：《“颜色革命”与俄罗斯传统安全的“窘境”》，载《国际观察》，2005 年第3 期，第21-23页。

[24] Michael McFaul，“Transitions from Post 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6, Number 3 ,July 2005,p.7.

[25]参见：孙凌云：《“颜色革命”与国际关系专题研讨会――黄仁伟、冯绍雷、潘光、沈丁立、赵华胜等著名专家观点综述》，载《国际观察》，2005 年第3 期，第16 页。

[26]参见：徐冰川：《美暗借石油管道输出颜色革命》，国际在线，5 月26 日。

来源：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