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 著 吴万伟 译
在当今学界，科研越来越成为公司型大学的典型特征。如果你拒绝加入团队、拒绝平庸、拒绝歇斯底里的抱怨和诽谤，拒绝连续炮制若非不道德至少无关紧要的研究成果的话，怎么能不处于遭放逐的状态呢？从公共生活中退出的隐身空间如今占据了太多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将其转变为想象力的死区，同时对其衰败迹象和热衷地位和利润的争夺进行毫无人情味的辩护。学界太多院系的领袖头脑空洞、缺乏自信、与世隔绝、无开放的眼光和社会责任意识。太多的管理者对企业文化的工具逻辑亦步亦趋，不仅缺乏眼光、知识的整体观，而且根本无意考虑大学应该在民主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太多的个人陷入没完没了的委员会中不能自拔，淹没在自己和他人都认可的平庸之中，倘若有人竟敢跨越雷池一步，破坏官方定下的调子和文明规范，就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追求卓越已经成为空洞无物的招聘口号，它与教师的实际工作或科研没有多大联系，他们常常受到惩罚，或者对科研充满怨恨。有一点是清晰的：太多国家的高等教育的伦理和政治想象力已经大幅萎缩。很少有人做什么来处理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和其他地方的新穷人的低层劳工大军问题。而且，老师们越来越频繁地被告知科研的最重要领域是课题申请写作，科研比教学活动、社会参与或其他形式的公共研究都更加重要。此外，学生也常常被告知应该感觉良好而不是刻苦学习和专心致志，与此同时却背负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太多的大学老师不再询问学生在思考什么而是询问他们感受如何。人人都渴望成为幸福的消费者。如果学生们被告知所有让人感觉良好的东西都很重要，感觉不舒服的东西都不利于学习本身，那么，教学的批判性本质就遭到了破坏。
这是学界版的美国电视访谈节目---心理咨询专家菲儿博士（Dr. Phil）解答疑难问题。它显示幼稚化的教学法不仅贬损学生而且贬损教授。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期待教授们扮演使用舒适地带的话语讲话的心理治疗师的角色，很少支持他们授权学生去直面难题，探索难以接受的真理或辨认出自身偏见等。这不是建议学生们在学习时应该感到蹩脚和糟糕，也不是建议教育者不应该关心学生。相反，最具建设性的关心学生意味着为他们提供知识、技能和理论严谨性，这些能为他们提供参与冒险和敢于冒险的思想挑战，以便建立起批判性联系培养能动性意识，学会独立思考，成为具有批判能力和社会责任的公民。学生应该依靠与他人一起在思想、情感和伦理能力的成长而感觉良好，而不是鼓励他们从感觉困难的教育过程中撤出。关心学生还意味着教师担负起保护学生的重要责任，使其免受仇恨言论、种族主义、羞辱、性别歧视的侵袭，以及个人或机构对其尊严的攻击。
在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到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等众多理论家看来，放逐是定义大学教授角色的核心隐喻。作为反对派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在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在萨义德为大学作为关键的公共空间的辩护中也是如此。他们在将文化当作权力机制运动场的过程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虽然生活在边界领域---一只脚在内，一只脚在外，既是放逐者又是圈内人；但认真看待人类却相互依存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家总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形式。在《知识分子的代表》中，萨义德认为，放逐指代一种参与和批评的空间，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可提醒教育者认识到，他们占据这个空间，往往扮演了类似角色，其职责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挑战正统思想和教条观念（而不是制造这些东西），拒绝轻易与政府或企业合作”，同时提供一种社会参与模式，用来重新定义大学教授作为积极参与公民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这种具有政治含义的、无家可归的、反对派知识分子概念---处于放逐之中，生活在边界区域，占据不断变化的、混乱的教学法空间，持续维持批判、表达不同观点和乌托邦潜在可能性---为一代又一代教育者提供了概念框架，使他们能够反对致命的工具主义和反动派意识形态，正是这些塑造了当今公立学校和大学的教育模式。
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太多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将教育文化转变为企业文化，如今以撤出公共空间使其变为私人问题和无关话题为特征。在这种观点看来，教育基本上由市场力量推动的，这种力量破坏了任何可靠的教育观，即把教育视为与更广泛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公共利益。很多院系都缺乏团结、活力、公共奖学金和诚信，而所有这些基本上都被和日益庞大的新管理者阶层所忽略。在此背景下，放逐与其说是一种选择倒不如说是教师们不得不接受的条件，遏制政策和程序使得临时教师只能获得短期聘任合同，承担沉重的课时任务，既没有时间用来思考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工作条件。在此情况下，放逐成为一种状态，很容易被操纵从而生产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关键要素，即诺姆乔姆斯基所说的“旨在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劳工奴性”。[1]
这种背景下的放逐是对教师新奴役形式的抗议，它限制和关闭了对话、研究、表达异议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空间。这是一种被迫的放逐，这种放逐注定不断扩大教师的无力感和破坏其自主意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放逐的概念，不忘这种压迫性放逐的复杂背景，其中市场力量一方面破坏教师权力，一方面强化其劳动强度。相反，放逐必须被视为或被理论化为更大的政治性话语和赋权话语的组成部分，它与斗争和抵抗的情感和意识形态空间联系在一起。放逐不是遭遏制和去技能化的压迫性空间，而是能够成为复兴的公共空间和积极行动主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在放逐者---即那些拒绝新自由主义社会和政治暴力机器的人中间形成一种新语言、对政治的新理解和新的团结形式。他们拒绝将教育定义为利润之源、商业模式和“感觉良好”教学法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说，在某些情况下放逐是值得欢迎的。尤其是在考虑到他作为犹太公共知识分子和体现公民勇气的大无畏典范而处于边缘化的亲身体验时，我们应该不会对他的评论感到吃惊。在此必须理解和强调的是，像阿多诺和萨义德的立场一样，鲍曼的立场并不是在赞美边缘化。相反，虽然有这些伟大学者的支持，但放逐是在确认要在有时候显得震耳欲聋的学界疯狂形式和与外界隔绝中继续前进，而这种隔绝是不断试图破坏大学作为民主的公共空间的势力推动下造成的。鲍曼写道：
但是，我需要承认，我的社会学家使命观未必与该职业的共识重叠。丹尼斯·斯密斯（Dennis Smith）将我描述为“彻头彻尾的外人”。我若否认这个说法就是不诚实。事实上，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并没有真正“属于”任何学派，学术团队、思想派别、政治组织或利益团体。我没有申请加入任何一个组织，更没有做过引得人家邀请加入的事情；我也没有被任何组织列为“我们中的一员”（至少不是合格的成员）。我觉得我的幽闭恐惧症已经不可救药---在封闭的房间里我感到惴惴不安，很想知道门外面是什么；我命中注定要终身成为外人；缺乏学界圈内人不可缺少的品质：对学校忠诚、遵循规范程序、愿意遵守学校认可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标准。不过，坦率地说，我并不在乎。[2]
虽然我并不想将边缘化或遭放逐的处境浪漫化，但它们或许代表了大学硕果仅存的若干空间，人们能够在此形成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全面认识，挑战常常令人窒息的学科竖井，同时与大学之外更广泛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为大学作为公共利益而斗争是充满活力的构成性文化和民主本身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放逐或许是新自由主义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剩余空间之一，因为民主被推向更加边缘的境地，个体必须学会与他人一起工作才能培养一种有意义的联系、团结的意识和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素养，而这都超越了对狭隘利益集团和零碎的单个政治议题的忠诚。放逐或许是一种培养双重意识的空间。这种意识超越支配和压迫结构，指向诗人克劳蒂亚·兰金（Claudia Rankine）所说的对共同体、政治和公民素养的新认识，其中社会契约复兴成为一种放任自己共同缺陷的休战状态。她写道：
你想有归属感，你渴望属于这里。在与她人的互动中你不断等待看到他们承认你是一个平等的人。他们能感受到你的心跳，你也感受到他们的心跳。你们会一起生活---共同生活。那就是休战。你宽恕了所有这些时刻，因为你在一直等待被看见的时刻。作为平等者，作为另外一个人。作为另外一个第一人称。与此相伴的是放手。我不了解宽恕，但它是一种“我还在这里”。这不仅是我没有地方可去，而是因为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我相信另外一种活法的可能性。让我们犯其他种类的错误；让我们染上其他毛病。[3]
染上“其他毛病”与渴望权力的自私欲望和渴望加入常常令人窒息的确定性圈子的归属感意识格格不入，这正是所有意识形态派别原教旨主义的定义性特征。染上“其他毛病”也意味着需要为新民主公共空间、喧闹的对话和一种在同情和尊重他人的观念指导下的第三空间的出现提供条件。在此情况下，批判性的交流和教育之所以重要不是作为个体任性放纵的表现而是张开双臂拥抱他人的公共行动。前者只是简单地审视自身，后者则表达一种在放逐的空间体验他人生活的意愿，而这预兆和提前预告了民主的到来。这将是一种民主，知识分子的思想指导批判，体现诚信意识，重新恢复教育为正义和平等服务的要求。
放逐的隐喻提供了参与具有颠覆性、可转换性和解放性的政治和教学法工作的理论资源，那么，设想大学作为牵制空间意味着什么呢？其工作可能既挑战把高等教育视为新自由主义工厂的主流观念又挑战很多保守派人士和某些所谓的进步声音中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谈论我们在大学里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将教学作为课堂恩惠的情况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学是这样一种场所，人们在此进行批判性思考，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敢于冒风险，即使这意味着偏离普遍接受的规范标准和官僚程序。[4]
放逐不是愤世嫉俗的处方或合理性论证，也不是放弃自己作为知情的、积极参与的大学教师的角色。相反，它是一种可能性空间，其中在企业文化和简单化的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大学现实受到新的大学观的挑战，这种观点将大学视为公共利益，扩展和加深了教师、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重新定义大学的使命。在充斥暴力、战争和压迫的时代，大学必须创造一种构成性文化，该文化支持学生担负起批判性参与政治的公民角色，清楚了解他们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关系和机构，从而挑战它们、改变它们、问责它们。在此意义上，放逐是一种批判性对话的空间，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异议者姿态，是拒绝将现状正常化同时在想象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未来的空间。这是具有深度政治性和道德含义的空间，它让教育成为有关能动性和政治学的任何可靠观点的核心，努力创造使民主成为可能的公共空间和构成性文化。
注释：
[1] Noam Chomsky, “The Death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Reader Supported News, (March 30, 2015). Online at: http://readersupportednews.org/opinion2/277-75/29348-the-death-of-american-universities
[2] Efrain Kristal and Arne De Boever, “Disconnecting Acts: An Interview with Zygmunt Bauman Part II,”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November 12, 2014). Online: http://lareviewofbooks.org/essay/disconnecting-acts-interview-zygmunt-bauman-part-ii
[3] Meara Sharma interviews Claudia Rankine, “Blackness as the Second Person,” Guernica (November 17, 2014). Online: https://www.guernicamag.com/interviews/blackness-as-the-second-person/
[4] Kristen Case, “The Other Public Humanitie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13, 2014). Online:http://m.chronicle.com/article/Ahas-Ahead/143867/
译自：Exile as a Space of Disruption in the Academy By Henry Giroux
http://miietl.mcmaster.ca/site/exile-as-a-space-of-disruption-in-the-academy/
作者简介：
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系公共利益研究院讲座教授，麦克马斯特教学改革与卓越研究院保罗弗莱雷批评教育学讲座教授，加拿大瑞尔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杰出客座教授，《挖掘真相》董事会成员。吉鲁著述甚丰，最新著作包括《青年的反叛》（Paradigm, 2013）、《美国的教育赤字与反青年战争》（Monthly Review Press, 2013）、《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战争》（Haymarket Press, 2014）、《有组织的遗忘的暴力：超越美国扼杀想象力机器的思考》（City Lights, 2014）、《赌场资本主义时代的僵尸政治》（第二版）（Peter Lang 2014）、《可抛弃的未来：景观时代的暴力诱惑》与（Brad Evans）合著（City Lights Books 2015）、《新专制主义时代的危险思考》（Paradigm Publisher 2015）。《多伦多星报》将亨利·吉鲁列为改变加拿大人思维方式的12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