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克鲁顿 著 吴万伟 译
英国作家和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认为，自我审查的危害比国家审查更大，因为它彻底关闭了对话空间。它对当今就最紧迫问题进行的公共讨论所造成的伤害在大西洋两岸都有显现。
任何言论自由的讨论都需要对付两大重要议题：玩笑和种族。玩笑不是观点，但同样能构成很大的冒犯。开玩笑应该拥有与表达观点一样的自由吗？种族议题一直是现代社会受到深度自我质疑的话题。最近历史上最可怕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人们觉得有仇恨犹太人的自由，而且法律保护宣扬仇恨的言论的传播。美国黑人受到压迫和被排除在公民权之外的言论在近期也得到不受限制的、破坏性的宣扬和鼓吹。这些观点仍然受到法律保护。此类案例难道不能为当前这些认为言论自由本身不好的观念辩护吗？那些可能遭受集体仇恨攻击的族群难道不应该得到法律保护免受迫害吗？
这两个议题是我们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法国《查理周刊》事件提醒我们玩笑引起的冒犯如此之大以至于引发针对玩笑的极端暴力反应。当经常在演出中讲反犹主义笑话的法国喜剧演员迪厄东内（Dieudonne）被禁止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很多地区演出时，我们当然不应该感到吃惊。不过，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冒犯可能在还没有发生时就让人感受到了。有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搜查任何一句有关妇女的无辜话语以便找到隐含的性别歧视内容。甚至在语法允许的方式使用男性代词指代不特别指明男女的场合都可能引起冒犯，这种用法如今在美国大学校园里也遭到禁止。这不是你希望冒犯别人。你是在反对那些自命的冒犯专家，他们在过去很多年里已经精通了感受冒犯的艺术，没有什么比看到无辜者落入用语不正确的陷阱中更让人开心的事了。
典型的情况是，玩笑试图揭穿事物的真相（降低某人的威望），这样就可以对所嘲笑之事感到自在。大部分民族性笑话都属此类，是处理民族多样性的方式，帮助人们对自己的族群感到满意，同时不受其他族群的威胁。有时候是你自己的族群真相被揭穿，如很多犹太人笑话，这些笑话显示，某些犹太人的怪癖是让人觉得好玩的古怪嗜好而非威胁。笑话之所以受人欢迎就是因为它们让事物变得温和，让纷乱的现实不那么咄咄逼人。这里有个北爱尔兰难题的著名笑话：有人在街上拦住他人，用手枪指着此人的胸膛。他问：“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那人回答说：“无神论者。”他接着问：“天主教无神论者还是新教徒无神论者？”这种幽默不仅指明了教派冲突的荒谬性，而且指出该议题不过是个借口的事实。那不过是仇恨的借口而非对仇恨做出的反应。它提醒我们，感受冒犯的艺术常常是小心眼的人试图凌驾他人之上的小伎俩而已。
当然，有些笑话格调不高，或表达令人讨厌的或恶劣的态度。我们教育孩子不要讲这种笑话，或有人讲这种笑话时不要笑出来。幽默应该受到道德判断的指导。我们希望将笑话引向接受和宽恕，远离恶意和蔑视。但是，我们该如何对付引起冒犯的笑话呢？通过立法反对冒犯根本不可行。任何立法、新设立的罪名或惩罚都无法将讽刺、宽恕和善意引入擅长感受冒犯者的心中。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教派分子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都是如此。虽然我们有道德义务去嘲笑他们，但他们也会让嘲笑变成危险之事。但是，我们不应该罔顾这个事实，即违规越界者不是我们而是他们。那些动辄怀疑遭人嘲笑，或每当发现有人嘲笑自己时就怒不可遏的人才是真正冒犯他人的人。
那么，种族主义言论又如何呢？这与其他种类的受保护言论有差别吗？或者有什么特殊理由将其视为犯罪？大屠杀能论证禁止就大屠杀发表言论的做法的合理性吗？许多人认为如此，在法国，立法机构甚至更进一步将那些否认大屠杀存在者视为罪犯。种族主义观点不会因为我们禁止表达就消失。事实上，禁止它们反而使其获得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纳粹的反犹宣传中最具破坏性的不是那些邪恶观点的表达，而是压制那些试图反驳他们的人。正是因为缺乏言论自由才导致反犹主义观点放肆得失控，本来能揭露其荒谬性的论证失去反驳的机会。与此相反，美国黑人赢得平等的公民地位部分原因就是自由讨论，正是这些讨论说服了普通美国人相信种族主义俗套观念的不理性和不公正。正是普通人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才战胜了种族主义者。
这个案例对我们英国人特别重要。为了压制“种族主义”观点而监督公共空间已经造成了公众的精神分裂，产生一种必须小心穿越雷区的意识，以免闯入引来爆炸弹在眼前爆炸的危险地带。这个炸弹是被民众埋藏和装填的，许多人认为种族主义指控是破坏我国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有用方式。因此，在明知正确应该坚持或明知错误应该反对时，警察、官员、市议会议员和教师却都犹豫不决。我们在罗瑟勒姆（Rotherham）和其他地方的性侵案中看到这种情况，人们不愿意单独挑出某个移民社区指责一直是无法采取行动的原因。我的小说《消失者》就试图探讨我们社会因为自我审查而陷入多么深的道德混乱陷阱。正是这种自我审查阻止了教师、警察或社会工作者在最明确他或她应该行动的时刻去采取行动。
自我审查的危害性之所以比国家审查更大就是因为它彻底封闭了对话空间。因为大规模移民，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和具有潜在创伤性的变化，却没有受惠于公共讨论，似乎我们对未来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如今不仅是英国本土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已经开始感受到困惑和怨恨的深度。只有讨论才能防止困惑和怨恨的蔓延。那些尝试激发讨论的人已经遭受政治迫害和人身攻击，这样的暗杀是可忍孰不可忍。结果是最需要理性辩论之处恰恰丧失了理性辩论的空间。
关于感受冒犯的艺术，我想最后说一句。就这种艺术而言，没有什么地方是比美国校园更适宜的温床了。校园中一种全新的恐惧文化已经开始占据年轻人的心。在讨论涉及种族、性别、立场、性政治等世俗教条的任何问题时，教授都被要求要发表“触发警告”，以免他误入可能引发学生生活中曾经的创伤记忆。在女性主义或同性恋方面有非传统观点的演讲嘉宾也会得到“触发警告”。有些大学校园甚至为学生提供安全屋，如果学生遭遇非传统观点的污染，受到惊吓的他们可以到那里寻求安慰。
这听起来虽然很好玩，但你必须小心不要笑出来，至少在你还没有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话。那些渴望让学生的心灵维持一种得到悉心照料的脆弱状态的人成为校园监督者，见到反对就退缩，从来不敢论证，结果本来作为混乱世界中理性的最后堡垒的大学反而成为培养各种糊涂蛋的家园。这个例子栩栩如生地揭示出一种路径，即言论自由遭受攻击进而关闭获得知识的大门。难怪我们应该尊重言论自由，难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要坚决捍卫言论自由，因为他知道这是自由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了言论自由，我们就根本无法真正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作者简介：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英国作家和哲学家，著有《建筑美学》（1979）和《文化的重要性：围城里的信仰和情感》（2007）等。
译自：Self-censorship and the loss of reasoned argument by Roger Scruton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6-02-03-scruton-e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