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比·温斯伯格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讨论的新书：
《恢复对话：数字时代对话的威力》
《一起孤独：我们为什么更多期待技术而是对方》
《阅读评论：网页底部的爱好者、仇恨者和操纵者》
《上钩：如何制造养成习惯的产品》1.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在1957年写道“当我们不使用手的时候，烟雾给我们用手做的事；同样，当我们不思考的时候，时间给我们用头脑做的事。”有了智能手机，再也不产生议题了。手和大脑被持续不断地占据了，我们忙着发短信、发邮件，表达喜欢，发微信，观看 YouTube视频和玩糖果粉碎游戏。
据调查机构（eMarketer）所说，美国人平均每天在数字媒体上花费五个半小时，超过一半的时间花在手机上。在有些群体中，这个数字更高。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贝勒大学的女生报告说，每天平均使用手机10个小时。18岁到24岁的人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早上醒来立刻去拿手机。起床之后，按照美国一份报告的说法，我们每天要查看手机221次，平均4.3分钟一次。这个数字实际上或许过低，因为人们往往低估了自己使用手机的情况。在2015年盖洛普调查中，61%的人说，熟人查看手机的频率比他们更高。
我们向工具人的转变以前所未有的突然性在进行着。第一部触屏iPhones在2007年开始发售，第二年是第一部安卓手机。智能手机从占市场的10%扩张到40%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消费者技术都更迅速。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达到50%只是出现在3年之前。但是今天，如果不拿智能手机就意味着你是个怪人、或边缘化的人或上了年纪。
一夜之间，社会发生大转变，原来是人们在大街上行走左顾右盼，如今在街上行走则低头看手机。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相信它们能让我们更安全，更有效率，更不无聊或就像装在口袋里的电脑一样在做任何事时都更有用的话，我们就不会总是抓住智能手机不放。但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用户描述其感觉时却使用“沮丧”和“注意力不集中”等词汇。在2015年皮尤调查中，70%的受访者说，手机使他们感觉更自由了，30%的人则说他们觉得手机简直就是个皮带链子。18岁到29岁的人中有将近一半认为，他们使用手机是“回避周围的其他人。”2.谢丽·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其聪明和善于观察的新书《恢复对话》中关注了社交媒体和移动媒体客户端令人担忧的方面。特克尔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学，绝非反技术主义者。但在考察了人与电脑的关系的职业生涯之后，她用具有颇具说服力的案例证明新的通讯革命破坏了人际关系的质量----不仅破坏亲友关系而且破坏与同事和恋爱对象的关系。她刻画的画面既熟悉又令人心碎：在运动场和饭桌上，父母常常心不在焉，孩子们因为得不到父母全身心的关注而感到沮丧；朋友相聚时各自忙着与虚拟的网友交流；大学教室里，教授们面对的是一片三心二意的多任务模式行动者的海洋；约会文化则是无限选择破坏了做出情感承诺的能力。
特克尔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沉醉于手中玩意儿的年轻人无法形成独立的自我，该话题她曾在《一起孤独》（2011年）中探讨过。在那本书中，她考察了与机器人玩具互动的方式，以及“一直保持联系”对青少年人格发展产生的影响。她认为，手机和短信干扰了青少年把自我与父母区分开来的能力，为其成年过程制造了其他障碍。制作脸书形象改变了自我的呈现方式。沉浸在游戏阿凡达中能成为逃避现实生活困难的手段。年轻人还面对因为不断上传在线数据而丧失隐私等新焦虑。
在新书中，她表达了一种既有哲学性又有心理分析特征的观点。她指出，因为年轻人没有学会如何独处，他们正在丧失移情能力。特克尔写道：“正是独处能力让你能够向他人伸出手，将其看作不同的、独立的个体。”没有内省能力，陷入社交媒体的虚拟世界中的人会形成“我分享故我在”的情感，为他人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持续不断的数字表现使青少年经历一种只是作为“切断联系的焦虑”的孤独满足感。
像更早的作品那样，特克尔从临床医师和人种志学者的角度考察这种移情能力的丧失。她收集了自2008年以来进行的数百起访谈，许多高中生和大学生是首次配备智能手机。纽约北部一所私立中学感到恼火的教师描述了学生不与老师进行眼神交流或对身体语言做出反应，在聆听和与老师谈话中遇到麻烦，不能从他人角度看待问题，伤害了他人时才会认识到，不能基于信任建立起友谊。一位老师告诉她“就好像他们都有处于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s spectrum）边缘的迹象。”特克尔甚至试图量化这种危害性，不断引用一项研究，证明在过去20年里标准心理学测试测量出的大学生移情能力下降40%。
她注意到，对年轻人来说，交友艺术越来越成为成功地将注意力分开的艺术。与没有全身心关注你的人说话令人恼火，但这种状况越来越成为常态。特克尔已经注意到“友谊技术”的巨大演变。首先，她看到孩子们投入很多努力改善其在脸书上的形象。最近，他们更喜欢阅后即焚的照片分享程序（Snapchat）和抓拍图片的应用程序（Instagram），用户能相互分享手机拍摄的很多图片。这两个平台都将异步性和瞬时性结合起来，让你能塑造自我展示，同时比脸书头像看到更多因果关系和瞬时性内容。Snapchat的用户并不担心记录无法被删除。你若显得过于热衷预先策划的形象才是罪恶。
在特克尔看来，更加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媒体暂时缓解了无中介人际关系的尴尬。苹果手机的视频通话功能（FaceTime）还没有开始流行是因为一个大四学生说“你得用手拿着手机放在眼前，根本无法做别的事。”接着是更年轻的青少年，还是普通数量的手臂却使用视频通话功能替代与其他人面对面的交流。其优势是“你可以随时离开”，“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做别的事。”
年轻人从来不使用智能手机与对方通话。他们对现场对话的评论非常说明问题：“我从来没有真正学会靠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做好的工作。”“即使我和朋友在一起，我也通过在线表达观点。这样我感觉更自在些。”一名打算上常青藤大学的高中生担心大学会要求“很多现场谈话。”从集体来看，特克尔写到，青少年“很清楚地表明没有经过彩排的你来我往现场对话会让你感到‘不必要地’出现差错。”阅读这些描述，你可能心情复杂，一方面对逃避个人交往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对人类设计新型交流方式的精巧感到钦佩。一群学生解释说，当他们现场在一起时，会将在线对话“置于”面对面交流之上，即便人们都在同一房间里。
家庭关系也发生了新数字模式和规范的变化。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演变成为特克尔所说的“短信大战”。她讲述的其中一个故事是被成为柯林（Colin）的年轻人，与父母就他和兄弟姐妹没有能满足父母的期待而产生的分歧。他发现把冲突转向谷歌聊天工具Gchat，会让交流变得更顺畅一些。
当他暂停下来询问是否丧失了某些东西时，这个问题既是针对他也是针对我自己，柯林用商业隐喻做出反应，“建议面对面表达不同意见的价值是什么呢？”
他找不到答案。他的家人通过在线交流小心处理分歧。柯林认为作为家人，他们的做法更有“建设性”。
不用说，作为心理分析师特克尔并不认为“建设性”是思考家庭问题的健康方式。父母选择用数字方式管理冲突以便控制情感，摆脱争吵中的“混乱和不理性”成份。她写道，“但是对孩子、伙伴或配偶说‘我选择在你面前消失是为了与你对话’意味着可能造成很多伤害。”
能够有足够多的控制力在聆听他人说话时控制自己的情感是移情的基本要求。如果父母不这样做，如果直接求助于短信或电邮，孩子不会学习这样做，也不会认为它有价值。
将短信或聊天用来作为浪漫的缓冲器可能同样有害。特克尔花费几页的篇幅讲述了亚当的故事，那是36岁的建筑师无法摆脱一场长期恋爱的阴影。亚当觉得他能够在女友特萨（Tessa）面前展现出“更好的自我”，如她希望的那样更开放和更少动辄为自己辩护。通过短信而不是电话与她交流给了他在交流中“好好斟酌一番再说话”的机会。他仍然痴迷于数字浪漫体验，在3年时间里每天发短信几十条。
他挑出了一次争吵后发给特萨的一条短信。亚当说，这次争吵之后，他非常害怕，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在短信中他发送了一张脚的照片，试图弱化紧张关系，脚下他写道“在看到我穿着鞋子和袜子时，请尽量控制你的性欲。”亚当说，面对面时，他的焦虑可能让他试图一再要求特萨原谅他。他的恐慌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在线交流时，他使用幽默表达出对其恋爱关系持久存在的信心。所以，短信交流的不是“真实的”亚当，而是他渴望的那个亚当。
在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执导的电影《她》中，恋爱伙伴通过人工智能提供情感支持，无需真人。这里，真人认为他在没有具身化的对话中塑造的自我更迷人。由此转向正面讨论情感计算的目标；不是让机器变得更像真人，而是更接近于人们在模仿机器人。特克尔评论说，数字媒体把人们置于“舒适区域”，他们相信他们能分享“适当数量的”自我。但是这种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感觉是幻觉，是恰到好处谬误（Goldilocks fallacy）。在恋爱关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本无法维持理想的距离。她最后总结案例说“技术让我们忘记了对生活的了解”。3.为什么太多的数字参与无论是在线还是离线都会损坏移情能力呢？特克尔在这个联系上显得最虚弱，这使她匆匆求助于梭罗寻找独处价值的说教。更好的答案，考虑人类如何在纯粹数字关系中互动或许更有道理。这是东北大学传播学教授小约瑟夫·里格尔（Joseph M. Reagle Jr.）间接关心的话题。在《阅读评论》中，他的焦点集中在人们通过数字体裁建立联系的方式，他认为这种体裁的特征具有社会性、互动性、短暂性、异步性和普遍性。在他看来，“网页底部”包括了脸书分享到公告牌系统BBS再到亚马逊上用户产生的书评文章等所有东西。
里格尔调查这种多样的画面是在追求他称为“亲密好运”（intimate serendipity）的目标，他用这个术语表示成功的在线交流，人们能够以文明的方式在网上表达观点的地方。他在若干令人吃惊的地方发现了建设性批评，如提供书迷小说反馈意见的“β阅读器”，上面有最喜欢的作家的评论。他还发现大众智慧文化的宝石，如有关旨在“挽救我们孩子的生活---4/5星星”的一氧化碳检测器的亚马逊评论。但是，总体上，里格尔考虑的网页对话存在特克尔辨认出的类似倾向：自恋、放肆、不在乎他人的感受。这是一个没有移情的世界。
匿名评论是最糟糕的，导致恶毒的暴徒行为。但是，煽风点火者、网络恶霸、发送煽动性邮件和帖子的人甚至毁掉经过身份认证的温和对话。没有人找到如何防止戈德温法则的运行，即在线辩论总是堕落为类似纳粹的东西。更糟糕的是有关女权主义或女性公正表达意见等讨论遭遇的仇恨言论和骚扰等。包括暴露匿名用户的个人隐私（doxing）如家庭地址和孩子照片以实施敲诈等可怕现象。另外一种恶行是“以形象为基础的骚扰和视觉厌女症”，涉及到用威胁他人的方式合成照片或传播色情图片。因为巨魔丛林（trollplex）的形成，强奸和暴力等威胁达到每小时50起，里格尔将其定义为在数字领域内针对目标进行的非合作性攻击。
他诊断这种偶发性残酷部分源于男性量化女性魅力的冲动，这让我们想起脸书的起源是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寝室工程比美网站（Facemash），其创造动机不过是将哈佛学生的美貌排名。推特也好不到哪里去。迪克·科斯特罗（Dick Costolo）在被推出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之前，在去年的公司内部论坛上写道“我们吸纳平台上的辱骂和调戏等，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年了。”以校园为基础的新社交平台（Yik Yak）似乎专门为学生设计，用来匿名诋毁老师和分享欺负人的闲话。但是，虽然描述了所有这些丑陋的东西，里格尔并不想抛弃评论，包括路透社、《平板》（Tablet）和《今日美国》等在线体育栏目最近都删掉了评论。他写道“评论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找到更有效地使用它的方式。”
里格尔是正确的，放弃评论意味着抛弃网络的民主前景。但他的“找到培养充满活力的自尊的方法，从而能处理无处不在的评论”的替代选择并非解决问题之道。我们不能通过加大管理网页力度处理炫耀残酷性的情感魔兽。我们需要不那么破坏人性的网络。4.如果我们在因特网上做的很多事都对我们有害，或对其他人有害，我们或许应该少做这种事。但是，结果并非这么简单。很难戒掉的行为与强制性行为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因特网上瘾综合症”的说法首次出现在1995年学界一篇嘲讽性的文章中。一年后，有人严肃地提议将其收录到《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中。在那个阶段，强制性数字行为要求你链接课桌或手提电脑，这是限制性因素。但在1990年代后期，电邮和手机技术的结合让人们与技术的非温和关系变得熟悉起来，就像床边放置的黑莓手机诱惑你的不停闪亮。
手机技术和社交媒体的更进一步结合让数字接触对年轻人来说变得更加熟悉，虽然他们因为太小还没来得及用黑莓手机或受电邮的诱惑。最简单的习惯性行为就是查看社交圈的更新，确认朋友发的帖子。你可以点击2009年脸书启动的“喜欢”按键做到这一点：它们包括谷歌+上的+1s ，视觉社交网站Pinterest上的pins，Instagram上的心，推特上的第一星，后来是心。最成功的移动应用程序创造了独特的重复手动，就像社交神器（Tinder）上的猛击，Instagram上的双击，在Snapchat上按下观看内爆的涂鸦，或在愤怒小鸟（Angry Birds）上点击来弹射愤怒小鸟等。
当特克尔写道“网络教导我们需要它”时，她用的是隐喻。虽然因特网本身或许缺乏意图，但那些设计为与其互动的人肯定像她描述的那样有目的。20年前，大学毕业生最热门的工作是在高盛集团或摩根斯坦利银行。如今，斯坦福大学或加州理工大学或哈佛毕业生渴望在社交媒体公司的产品管理或设计部门工作。让你准备好从事这种职业的学科是软件建筑学、应用心理学、行为经济学---使用我们对人类脆弱性的了解以便设计建造强制性工程。
硅谷最成功的应用程序设计者是斯坦福说服技术实验室的校友，该实验室是该大学的人类科学和技术高级研究院的分支机构。它1998年由佛格（B.J. Fogg）创办，该中心的网站说，他的毕业设计是“使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展示电脑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佛格给本科生上课，也为技术公司主持“劝说性的新兵训练营”。他称自己创建的机构是captology，该术语源自“作为劝说技术的电脑”的首字母缩略语。那是很得体的名称，描述了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并让人很难逃脱的学科。佛格的行为模式涉及到通过使用他说的“热触发”而形成习惯，就像脸书上的新闻链接和照片基本上是脸书朋友的发贴所组成。
佛格的学生尼尔·埃亚勒（Nir Eyal）在《上钩：如何建造养成习惯的产品》中提供了实用指南。埃亚勒曾经是游戏设计者和斯坦福商业研究生院的“应用型消费者心理学”教授，他解释了为什么像脸书这类应用程序是如此有效。他写道，成功的应用程序制造一种“可持久的常规”或行为循环。应用程序激发需要，并提供临时性解决办法。他写道“无聊、孤独、沮丧、困惑、犹豫不决等情感常常带来些微痛苦或恼火，促成几乎即刻的常常没有来由的行动来驱逐这些负面情感。渐渐地，这些纽带凝固起来成为习惯，一旦感受到某种内在的扳机，用户就转向你的产品。”
应用程序的金融价值很大程度上由消费者在使用它时所花费的时间多少决定，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使用转变为广告收入。对美国脸书用户来说，平均“花费时间”是每天不寻常的40分钟。是什么驱使了如此程度的投入？埃亚勒写道，脸书的扳机是FOMO，即害怕掉队。社交网络用联系在一起和确认的感觉减缓了这种恐惧，允许用户唤起承认。在脸书上，人们确认自己的社交地位，通过增加喜欢、评论和朋友的数量来量化地位的提升。在埃亚勒看来，登录就是向大脑传递了对多巴胺的点击，同时伴随着对另一次点击的渴望。设计者利用了自动贩卖机心理学常识。“奖励”的多样性---当你登录后得到的东西---对痴迷至关重要。
埃亚勒认为分享照片的应用程序（Instagram）是更让人手痒痒的扳机。“Instagram是熟谙心理学和技术的娱乐团队给用户推出形成习惯的产品的例子，用户随后将其变成了日常生活离不开的组成部分。”他写道。在他看来，其天才是无法笼统化的掉队恐惧，围绕“害怕丧失特别时刻”创造出忧虑。往Instagram上传一张照片就减轻了那种不安。脸书2012年收购这个只有13个员工的创业公司Instagram，付出了十亿美元的折扣价。这“展示了养成习惯的技术创造的巨额金钱价值。”换句话说，Instagram上瘾性太强，脸书必须拥有它。
当然，在脸书或者分享照片的应用程序Instagram上发帖也促成了害怕掉队的全球性积累。埃亚勒描述的是创造焦虑和缓解焦虑构成的封闭循环，虽然没有用人性术语充分欣赏它。别人在做什么？他们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他们？在书的最后一部分，埃亚勒提出了伦理学议题，他说开发者应该只兜售他们相信的产品。但是，他的书大部分读起来就像烟草产业的文件，操纵香烟中的尼古丁水平。设计者应用心理学现象如投资偏见引诱用户上钩，一旦你花费时间将工具个人化，你使用它的可能性就更大。埃亚勒写道，但应用程序应该只有在提供了奖励如有趣信息之后再寻求投资。另外一个工具是理性化，让你觉得如果人们花费了太多时间做某事，它肯定有价值。
特克尔反对使用“上瘾”这个词，因为它隐含着“你必须抛弃上瘾之物”的含义，我们并没有打算“抛弃因特网”。但在描述他们所做之事时，她的很多主题自然落入药物滥用、戒绝和重新发现的语言中。人们口头描述在线阶段是获得刺激，或提到切断社交媒体联系是戒毒或突然停止做习惯之事。这个产业忍不住那样谈论“用户”和“设备”。技术的丧钟是情感的也是身体的。但你阅读得越多，你越可能觉得我们已经处于新鸦片战争中，其中市场营销者采用上瘾作为公然的商业战略。这次推动者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糖果颜色的应用程序。5.虽然描述了各种人际关系的数字危害的画面，但特克尔仍然对我们能够获得对技术的控制感到乐观，或如她的书名所说，恢复对话。甚至不记得社交媒体之前的时代的青少年也表达了对没有社交媒体生活的怀旧情绪。他们在注意力不分散却仍然体验友谊的地方是无手机的夏令营，在六个星期之后返回后，他们变得更有思想和更有同情心了，只不过重新跳回到“机器区域”。
我们如何能够享受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快乐和好处，同时抗拒其自我消耗的反社会一面呢？特克尔持续她纠正措施的笼统讨论，或许因为目前并没有很多好的办法。她认为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使用单一任务模式，培养面对面的交流，为自己设置限制，如在家庭餐桌上远离手机。她建议人们阅读梭罗的《瓦尔登湖》。
作为消费者，我们也给技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设计建造更少干扰的应用程序。如果产品设计当前有良心的话，应该是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他是佛格在斯坦福的学生，不久前还一直在谷歌担任工程师。哈里斯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的若干演讲中认为，“注意力经济”把我们推向以我们认定无成效的、不令人满意的花费时间方式，但我们控制这种倾向的能力有限。技术公司参与到“冲到大脑干细胞底端的竞赛”，奖励不是给予帮助我们更聪明地花费时间的人而是持续让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赌场拉杠杠的人。
哈里斯渴望工程师在设计消费者技术时考虑人的价值如“善于花费时间”的观念。他的很多建议是“助推”式的微调和信号，鼓励人们更多有意选择。如谷歌邮箱或脸书刚开始问你渴望每天花费多少时间在上面开始，在你接近临界值时提醒你。短信应用程序或许可以重新设计以关注占特权地位而不是干扰。媒体播放程序（iTunes）可以贬低常常被删去的游戏的级别，因为用户发现它们太容易上瘾了。
这些是非常有帮助的建议，更有思想性的应用程序、能控制应用程序的程序。这些似乎对解决问题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创业经济的指令，渴望人文主义的数字设计到现在为止已经很多。只要软件工程师能够直接给孩子交付免费的上瘾的产品，根本不能指望那些本身就是强制性用户的家长去实施控制。我们不能通过要求更少诱惑力的自动售货机来为自己辩护，说我们反对作为劝说技术的电脑。
译自：We are hopelessly hooked by Jacob Weisberg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6/02/25/we-are-hopelessly-hooked/
本文谈及的新书：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by Sherry Turkle
Penguin, 436 pp., $27.95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by Sherry Turkle
Basic Books, 360 pp., $17.99 (paper)Reading the Comments: Likers, Haters, and Manipulators at the Bottom of the Webby Joseph M. Reagle Jr.
MIT Press, 228 pp., $27.95Hooked: How to Build Habit-Forming Productsby Nir Eyal with Ryan Hoover
Portfolio, 242 pp., $25.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