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格尼尼 著 吴万伟 译
最近，我参与了十多个人的聚会，探讨东西方的自我观。无论这次会议的理论前提还是经验现实都制造出一种怪异的不和谐音。围桌而坐的人虽然都是同一种生物，但他们告诉对方其自我观是多么的不同。理论上的自我的显著差异在普通人的互动中完全是难以察觉的。
在东方，人们通常认为，自我若独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自我具有不可克服的社会性。
愤世嫉俗者或许得出结论说，这还有待更多的证据证明，似乎还需要更多证据---哲学家的抽象猜测与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也有更仁慈、也更可靠的解释。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概念之所以认识不同，不是因为自我不同，而是因为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人们所关心自我的方面不一样。他们对“自我指什么”的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答案，这是因为这个明显的单个问题事实上包含了任何数量的不同问题。
这个解释也把帮助论证了跨文化和跨学科探索的价值合理性。要点不在于达成扎根于尊重差异的温暖的、普遍的相互理解，而是要看到我们的问题不仅值得提出来，值得考虑他人观点，不仅打开新的视野，而且应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熟悉的思想领地。
但是，如果谈及自我观，对根本差异和本质共同性共存的这些解释似乎特别有道理。就拿东方对自我概念的最常见粗线条特征概括来说：其关系性。在西方，自我首先被理解为自主的自我，其存在与他人的存在区别开来。而在东方，人们通常认为，自我若独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自我具有不可克服的社会性。
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很多。日语中有关“我”就有十多个不同的词，到底使用哪个词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背景。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真实的，但如果我们将其视为表明了西方人的整体自我观的其他观点，我们就误解了它的含义。这将落入异化的陷阱，这是导致外国人恐惧症和将外国他者浪漫化理想化的源头所在。许多身份在西方也是关系型的，如父母、子女、群体成员等等的身份。我们认为，不同的自我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何时、何地表达自我的哪个方面的差异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更多或更少强调自我的不同方面呢？我认为，答案主要在于伦理学。有关自我的概念认识通常都被认定为是描述自我的客观现实的尝试，这事实上是全世界的思想家常常思考的内容。但是，自我的哲学思辨通常不仅具有描述性而且具有规定性。比如，像孔子这类思想家知道，人们能够选择孤立地生活，就像严格的个人主义者那样。没有人际关系的生活完全可能，只是不好而已。仍然有些自我宁愿过这样的生活，虽然它可能贫瘠、乏味。因此，自我概念的差异与其说是形而上学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是伦理学上的差异。
因此，东方对自我的描述并没有向西方人提出的问题提供一整套对立的答案，虽然有人认为存在其他值得提出的问题。如果我们想知道支撑自我的持久身份的东西是什么，在我看来，东方的自我观并没有威胁到休谟和洛克的传统描述，其中自我的承担者是心理学的持久性。与东方的有成效接触所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持久的自我是单独依靠自身的资源还是与社会和其他人的交往才能最好地维持下来。
西方哲学家对这些问题从来不是完全盲目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明确谈到社会自我问题。一般来说，他们弱化关系性，强调个别性。现在，许多西方人质疑这一点，觉得我们是否变得过于原子化，过于互不来往。而东方人思考自我的方式是我们在思考该如何改变时的宝贵资源。
正如西方重新思考关系性的重要性一样，它也需要思考什么关系最重要。此刻，这似乎是明显缺乏思考的东西。我们担忧“独自打保龄球”，担忧社会纽带减弱，但是，能够修复此问题的人际关系是家庭、还是朋友、邻居、社区、国家、社交媒体、利益团体或者宗教的关系呢？比较哲学向我们显示，可能的答案不止一种，或许还有没出现的其他伟大传统呢。
从跨文化的哲学接触中，我们也有其他的收获。首先，当然存在一些价值观，至少在理解隐含的哲学方面是有好处的，这些哲学思想指导民众的行为，对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都有益处。
比如，虽然儒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但是经过官方几十年打压其哲学，中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其思想中有多少儒家特征。因此，跨文化哲学不仅是是理解他人文化而且是了解自身文化的方式。这特别重要，因为国民开始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比如，在日本，西方个人主义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有些研究显示那种传统、服务和克制自我并没有得到年轻人的重视（虽然应该注意到人们对古老价值观的消失的哀叹就像价值观本身一样古老。）
但是，我们应该小心普遍尊重的氛围并不能阻止真正的审查。在向其他传统学习时，人们需要看到好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坏的一面。比如，不强调个体性的糟糕一面可能是过分顺从和缺乏反对不公不义的勇气。当自我靠关系性来定义时，自我可能受到社会的更多限制，更加缺乏灵活性。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自杀率相对更高。北朝鲜是更加显著的例子，提醒我们意识到放逐自我可能变成做可怕坏事的工具。
当然，别人也能从外国哲学中借用有益的因素。李瑾有关亚洲和西方家长在育儿方面的差异显示，任何地方的孩子都能从不同的养育方式中受益，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更多考虑与其他人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关注自身的能力和性格发展。
我们还可以考虑儒家和谐观的政治价值，正如贝淡宁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国模式》（中文版近期将由中信出版集团推出---译注）中敦促我们认识到的那样。和谐出现在社会关系良好之时，而要达到良好，就需要对不同意见和利益冲突持开放态度。和谐不是渴望死气沉沉的一致性。贝淡宁说，“孔子的《论语》中最著名的话是“君子和而不同”，这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的常识。”
但是，这种修改因为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价值观多样性有其局限性，它意味着不只一种具有合理性的价值观，而且这些价值观可能互不相容。比如，从更大的共同体而言是收获，但可能造成个人自主性的真正价值的丧失。因此，如果我们提出哪套价值观是正确的，哪套是错误的，这就表明提出了错误的问题。任何一套价值观都有其缺陷和优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不同文化中的自我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非常微妙。如果它们真的正面凝视我们，我们就要知道如何对付。当人们说外语时，你要么需要找个翻译，要么学习这种外语。但是，当人们拥有的假设有微妙的差异，那就很容错过关键差别。如果我们不能把握这种差别，就不仅切断了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也断送以有用的方式思考自身生活方式的机会。
作者简介：朱利安·巴格尼尼（Julian Baggini），《哲学家杂志》创始人和编辑，著有20多本书，其中包括《桌子的美德》《自我的窍门》和《重新获得自由》等。
译自：What Is the Self? It Depends By Julian Baggini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6/02/08/the-self-in-east-and-west/#more-159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