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瑞·罗宾 著 吴万伟 译
公共知识分子作为原型是充满矛盾的存在，被撕扯到两个相反的方向。
一方面，他应该是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演讲中所划定的两种志业的结合体：既是学者又是政治家。公共知识分子不单是学者也不单是积极分子，而是身兼二职，既拥有庄重的目标又不懈追求赤裸真理的修道士。请想想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独特和自我清醒意识到的风格意识，其一举一动都让人关注其风格和体现风格的人。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更加接近明星，与韦伯所的学者或行动者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他缺乏两者的诚信和深刻性。他让我们觉得面前站着一个过分关注观众反应的演员，或过分在乎别人接受自己观点的智者。请想想伯纳德·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
但是，对形象和风格、读者和接受的关注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来说不仅不是对立的，事实上还可能为此使命服务。公共知识分子居于韦伯的两个使命之间，因为他渴望其写作能够为世界做些什么。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谈到列宁时说，“他从来没有写过一句本身有趣的话，但是他创造了几乎全新的媒介，一种介于写作和行动之间的表达方式。”
公共知识分子不仅对更广泛的读者群感兴趣，不仅热衷在个人评论版推销自己的观点以便卖出更多著作。她渴望的不是扩大市场或急于塑造自己的品牌。她也不是解释者或思想普及者。相反，她是文学界的史诗般政治人物，她认定自己的写作是具有改造潜力的行动模式，是为世界播下思想的种子。她寻求的转变或许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变革，或许是行为举止或者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又或许是人类遗产方面的革新。她的着眼点是明天或今天。但无论其目标或时间框架如何，公共知识分子都渴望其写作产生影响，拥有像权力本身具有的那种威力。
但是，要拥有那种影响力，她必须打动读者的敏感神经。这并非因为她希望按摩或安慰读者而是因为她渴望将其撕裂。她的目标是彻底改造读者，将其变成与从前不同的人，把读者从通常状态中拉出来。我心中想到的公共知识分子并非对读者冷漠无情；其工程若没有读者参与根本就无法完成。但是，存在一个非常细小的界限将她需要读者和她迎合读者区别开来。就是在这个细小的边界上，她必须站稳立场和保持平衡，该边界决定了他是思想家还是演员，是知识分子还是娱乐明显。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说过“我想改变两千万人的思想。”并非巧合的是，此人将这个界限拉断了。
虽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政治演员，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但将她与娱乐明星或者热衷出名的家伙区别开来的是她的读者是并不存在的。与普通记者或者企业学者不同，她的写作针对的是还没有成型的读者。她从来不对现实读者讲话；她对可能的读者讲话。他的共同读者是并不普通读者。
这个现象的原因与其说与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思想有关---我的精英主义不是为先锋派作家或哲学家国王辩护，而是认定公众的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存在。正如约翰·杜威所说，公众从来不是简单的存在，他们总是被塑造出来的。公众是由所在群体创造出来，同时融合了其他群体的行动。资本作用于劳工，迫使男男女女不停地工作，使其家庭处境悲惨。但是，那些工人还不是公众。当有人说---有人写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他们就变成了公众，变成了愿意和能够为共同处境做些什么的公众。正是这些词的写作，正是命名“全世界无产者”或“我们人民”甚至“没有名称的问题”的过程，将民众唤醒，变成了公众。在为公众写作的行动中，知识分子创造了写作的目标对象：公众。
这就是为什么有关专业术语还是通俗话语的辩论没有抓住问题关键的原因。该辩论的隐含假设是公众就在那里，等待有人对其讲话。以文笔晦涩难懂著称的学院派哲学家如阿多诺显然没有面对公众讲话的愿望，拥有通俗气质和效率的随笔作家如哈兹利特（Hazlitt）显然有这种愿望。但是，阿多诺和哈兹利特都对希望出现但并不存在的公众讲话。阿多诺直言不讳地说“瓶子中的信息”是他打算收录在《道德的最低限度:残生省思》（Minima Moralia）中的10篇片段的标题。就哈兹利特而言，正如斯蒂芬·柯林尼（Stefan Collini）所说，
“熟悉的风格”被有意作为不适合新时代的声音使用，那是重新塑造向已经感受到陈旧过时的读者讲话模式的尝试。这种风格为渴望重新创造与受过教育的读者建立“已经丢失”的亲密关系的后代批评家服务。
不管这个风格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总是对着并不存在的读者讲话。
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很少与其风格有关。也很少与其职业位置有关，无论他们是从学界写作还是为小型期刊写作。与住在中产阶级郊区、波西米亚或终身教授职位等也没有多少关系。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他们在为已经存在的现有读者写作。
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出生于反对1960年代司法自由主义和1970年代市场保守主义的时代。渴望面对陷入民权革命和里根革命两极化的国家讲话，桑斯坦转向公民共和主义，以此作为复兴的美德自由主义的基础。政治学如今被视为民主公民协商公共利益，利益和偏爱受公共理性指导。通过理性的辩论，公民将改变其欲望和观念。
虽然当今的桑斯坦仍然相信个人的偏爱能够被改变，相信政治是对那些偏爱的改造，相信重新约束那些偏爱和改造工具。在一系列野心勃勃的书---与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合写的《轻推》（Nudge）和《为什么轻推》中，桑斯坦主张“自由意志论家长制”。其目标不再是公民相互协商其目标和观念，相反，国家应该助推民众做出更好的选择。
桑斯坦的言论的最简单例子可以在学校咖啡馆中找到。研究发现在午餐时放置食物的顺序---开始是新鲜水果，在眼睛高度的胡萝卜条---对孩子们吃什么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不是指导我们做选择，选择建筑师---设计菜单的规划大师或者我们做选择的空间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对我们来说更好的选择。更好是因为我们已经定义了那个词。桑斯坦否认他有干涉民众的目标和欲望。他坚持说，我们并不总是有必要的信息，或拥有追求那些目标和目的所具备的最佳手段；而选择建筑师能给予我们那些信息和手段。
虽然谈论菜单和默许场景，桑斯坦追求的目标其实是一种新型政治，正如他和泰勒所写，政府“不仅更小而且更谦虚。”这种新型政治“可能作为当今不必要的两极化社会的可靠中间道路。”它“提供真正的第三条道路---能够打破当今民主社会某些至少可以追踪的辩论。”桑斯坦也旨在追求新的自我。他和泰勒说，世界上有两种灵魂：经济人和人。将其区别开来的是其是否有能力获得渴望的目标。经济人有很多工具理性，这种人很罕见；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存在，除非出现在经济学杂志上。人的工具理性很少。政治学的目标是将这些真实，非常真实的人变成某种与虚拟经济人一致的人。
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挑战是想象力和意志力。
正是渴望的改造---改造自我、改造社会（特有的自我变成自我之一）成为桑斯坦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志，也成为其失败的标志。就政治而言，桑斯坦愿意创造一种看起来像现有政治的那种政治。其背景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管理型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其意识形态是我们已经表示臣服的市场极端主义：桑斯坦认定“尊重竞争是在行为上知情管理的核心。”其行动者是我们已经拥有的消费者。正如桑斯坦的乌托邦清楚说明的那样，不需要公众的消费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桑斯坦写到，选择建筑师“可能利用人们从前的选择或者最合适不同群体甚至全民中每个人的途径的信息。”如此细腻地迎合每个人的具体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选择建筑师作为“个体化的家长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当今的选择建筑师无论可能偶尔出现什么样的自由意志论下降---欲望的巧合或许因为当今的粗糙技术相形见绌或者完全忽略---将来将会被克服。因为选择建筑师拥有对我们每个人的需要的详细了解，我们每个人都将很高兴地在选择方面得到矫正。我们将知道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选择，受到需求的激发，却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干扰。在此，我们见证的不是被唤起的公众而是被解散的公众。
要认识桑斯坦的观点是多么反公众，请允许我回顾历史绕道论述一番。请让我带领诸位回到75年前，约翰·杜威（John Dewey）创造的世界，并向诸位介绍罗斯科·费尔伯恩（Roscoe Filburn）。
罗斯科·费尔伯恩是俄亥俄州第五代农民，不喜欢被人呼来喝去，所以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种植11英亩的麦子，仅仅因为联邦政府规定他不应该种植更多。1938年的农业调整法案授权政府确定年度收成限额---如果受影响的农民投票支持这些限额，在政府组织的全面公决中得到三分之二超级多数的支持。1941年，81%的农民赞同政府的11.1英亩限额。费尔本不是支持者之一。他种了23英亩麦子，因而遭到起诉，并被罚款117美元。该案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1937年后，法院一直依靠对商业条款的广泛解释来为联邦政府扩张干预经济的权力辩护。但是，费尔伯恩种植的麦子完全是为自己农场使用，不会对本地市场或其他州的经济造成影响。在维卡特诉费尔伯恩（Wickard v. Filburn）中，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判定，虽然费尔伯恩为自己农场种植麦子产生的影响或许“本身微不足道”，但若考虑到“类似情况下的许多他人集中起来”就绝非“微不足道”。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聚合效应”（aggregate effects）原则为政府干预经济开了绿灯。
在桑斯坦的《轻推》的背景下，维卡特诉费尔伯恩案读起来就像消失的古代文明的记录。像农场种植限额这样得到全体一致支持的规定，可能影响到每个人（不管个体情况差异如何），是轻推政治的其他形式，恰恰因为它们影响到每个人，无论你的具体情况如何。但是，那是公共权力：他们创造了共同体，通过强加在每个人身上一个问题，却没有提供桑斯坦一直寻求的其他选择。要求经济行动者将自己看作“众多起来类似情况下的”阶级的一部分，重新将选择退出市场的私人决策作为集体授权书的选择，迫使男男女女从政治上思考问题。它们将我们变成了公众。
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式。通过给读者提出要求，他们强迫人们算算账。他们唤醒了公众---如果没有别的，至少是集体起来反对其写作的公众。民主公众总是在反对和冲突中形成：杜威说“公众要形成，就需要打破现有的政治构成。”读者大众也是如此。有时候，其构成是反对作家提出的目标：想想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或亚历山大·米歇尔（Michelle Alexander）的《新种族隔离主义》的读者。有时候，公众是因为反对作家而形成的：想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读者。不管负面影响如何，公共知识分子强迫人们思考问题，确认分裂存在，要求读者就分歧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
恰恰是公众意识---被作家要求所唤起的；由分歧和被迫表明立场而构成的---是桑斯坦的写作所逃避的东西。不仅是桑斯坦的写作而且是其背后的庞大知识界和他试图挤入的政治界都有此问题。
任何熟悉美国黑人作家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的人都会充满期待地阅读其《在世界和我之间》：不仅是作者可敬的思想、卓越的天赋而且是公众在当今文化中没有见到过内容。从他的博客、文章和不同层次的评论家的交往，我们知道科茨是位才华横溢了解读者口味的作家。不是任何读者而是渴望获得美文享受和将智慧应用在当今最具争议问题上的读者。
任何一位阅读过《在世界和我之间》的读者都将发现这些期待得到了满足。本书第一页就是以一具尸体为开端，最后一页让人带着恐惧结束。从马基雅维利到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Shklar），尸体和恐惧都是现代政治经典的试金石。考虑到这本将才华与热门话题相结合的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在世界和我之间》作为对公共生活和学界的主要干预，或者是当今公民文化的标志性读本。
但是，那些政治主题---尸体和恐惧的存在本身应该令我们感到警惕。因为科茨的写作背景是充满了公共辩论带来后果的谨慎故事的悠久传统，令人恐惧的尸体成为道德探索之所。
该传统的一极站立着霍布斯，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将身体作为调查的起点；正如《利维坦》的读者所知，其终点是政治和公众的消亡。只有能够解决所有道德和政治争议问题，并在不受抗拒的情况下将其判断强加在国民身上的君主，才能够提供对身体的保护，在必要时为人提供免于恐惧的自由。
传统的另外一极站着马克思，他明白在工厂劳作的劳工的身体是有关人类支配的文明冲突的战场和人类生存的终结。霍布斯在身体上看到可能为了和平和繁荣而毁灭政治和公众的一系列主张；马克思在身体上看到一系列主张，它可能开启全新的政治形式和全新的共和国的成立。
科茨站在这两极之间或两极之外的什么位置？
在有些人看来，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冒犯。这是非洲裔美国作家探讨非洲裔美国人体验到的白人专制主义：他与霍布斯或马克思有什么关系？当然，一本要求在白人注视下阅读的书已经赢得了自主权，可以免受白人欧洲裔美国人经典判断的束缚。
我们应该抗拒那种行动的诱惑。当前尤其是在白人自由派读者中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把黑人作家和黑人体验当作某种自成一格的独特体验，完全与文化的其他部分隔开。但更重要的是，那种立场在科茨坦率承认的意图和信仰面前消失了。科茨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把身体的脆弱性和身体恐惧仅仅当作黑人特有的体验。他给儿子（即书的读者）写信说，“请记住我和你是跨越大西洋的强奸后所生的孩子。请记住伴随着该事件的更广泛意识。记住这个意识从来不会最终成为种族性的，必然是宇宙性的。”科茨说，黑人的暴力和恐惧体验是更加强烈的、更容易察觉的人类体验，是美国白人逃避的体验。那种不加掩饰的人文主义---在死亡暴力面前形成的古老普遍主义---要求我们让科茨与霍布斯以及更具当代特征的理论家如施克莱对话。
那种人文主义也让《在世界和我之间》成为典范。虽然许多人表达了对文本公然的反政治立场感到沮丧，但仍然存在一种政治，虽然频率可能低一些。那是我们已经太熟悉不过的命名体验，黑人尸体并不匆忙处理，一种令人感到陌生的坚持，这不仅是黑人的问题也是白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科茨的人文主义真正发人深思之处：它是对那些相信自己安全的白人的挑战，他们相信的安全是以牺牲黑人体验为代价的。
虽然他的文本不是直接针对白人的---事实上，它似乎常常并不针对任何人---科茨要求白人证明我们不相信自己是和黑人分开的，我们理解我们无法逃避分配给非洲裔美国人的命运的派生性影响。其挑战的方式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们试图证明他错了的欣然同意本身---通过词汇总是通过词汇---只能证明他的正确。科茨说，你的行动---你容忍黑人公民遭到监督、监禁和杀害却照常生活；你们白人在这么多黑人死亡中照样悠闲自如---已经显示你没有欲望或意图或需要来终结黑人的悲惨处境。因为这是你们处境的前提条件。
阿伦特说，她的任务是思考我们在做的事；科茨将思考我们没有做的事作为其任务。在人们对语言变得越来越敏感，并用最细小的词汇细腻区分审视政治的时代，科茨要求我们忽略自己的词汇，关注自己的行动。他使用词汇宣称词汇的无效，揭露我们陷入缺乏行动的深渊。在这么做时，他创造了行动的可能性，围绕像种族隔离和终止大规模监禁等议题，这是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密集报道并引起激烈争论的文章中推动和宣扬的议题。那是公众有时候被唤起的方式：通过宣称他们无法被唤起，宣称其语言已经如此腐败以至于再也不能作为表达冤屈的手段。那当然是阿多诺的途径。这似乎成为科茨的行动方针。
但是，不仅对美国黑人的状况而且对美国容忍这种状况感到震惊的公众或许根本不是公众。相反，它或许是我们这些读者---我们所有人，黑人、棕色人种和白种人。
自从冷战结束之后，我们已经一本正经地渴望这些文本，普遍谴责强加在人体身上的残酷性。在1989年后，当知识分子宣称他们对20世纪的意识形态野心感到疲惫不堪，据说我们现在能够相信的唯一原则是残酷性---以及它激发的恐惧---是罪恶，是最糟糕的罪恶，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所有政治都应该建立在这个否定性的基础之上，它将限制旨在把大楼伸向天空的意识形态建筑师。朱迪丝·N·施克莱是在文章“恐惧的自由主义”中第一个提出该论证的人。但是，像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迈克尔·伊格纳蒂耶夫（Michael Ignatieff）菲利普·古勒维奇（Philip Gourevitch）等哲学家和记者都详细阐述过这个论证。
在第一个十年，恐惧自由主义在巴尔干和卢旺达的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的受害者中找到物质证据。9-11袭击之后，它是伊斯兰主义者和萨达姆分子的恐怖主义受害者。但两种受害者引发了美国和西方列强的人道主义干预。
那些拯救工程暴露了霍布斯游戏的本质：20世纪的进步派意识形态让支配的受害者成为其解放的代理人，恐怖自由派却无法假设这种代理人。如果残酷性和恐惧用来服务于普遍认同的基础，它们就必须被理解为无可争辩的可怕之事，除了暴徒外没有人能为其辩护。能够有资本符合这种描述的唯一一种受害者就是政治无辜者，可鄙的无能动性者，因为善良而不愿意伤害飞蛾的男男女女。将他们从痛苦中救出同时不求助于20世纪的意识形态群众政治的唯一方法是海外拯救：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君主将前来阻止人们流血。这与霍布斯的《利维坦》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最近一些年，自由派已经对这些工程感到筋疲力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人们很难在相信海外的拯救行动。他们凝视的目光开始转向内心；恐惧自由主义已经回家。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暴力、残酷性和恐惧的受害者。但同样的无效意识吞没了这些国际工程。想想大卫·西蒙的（David Simon）的《火线》（The Wire）。
科茨以很关键的方式与这些文本保持距离。他不相信美国黑人是无辜的。他也没有要求美国白人来拯救他们。如果有什么的话，他相信白人需要起来拯救自己。科茨告诉儿子：“我不相信我们能够阻止他们，最终他们必须自己阻止自己。”他也相信安全工程和寻找更安全之地的工程纯粹是异想天开；是逃避人类的有限性和脆弱性。
但是，科茨也不能免于推动朱迪丝·施克莱和后继者的命令的影响。他对恐惧的身体特征的理解让人想起迈克尔·伊格纳蒂耶夫、菲利普·古勒维奇最折磨人的段落：他写道“种族主义是痛彻心扉的体验，它摘掉头脑，切断气管，刺破肌肉，摘除器官、砸断骨头、打掉牙齿。”“在我年轻时，巴尔的摩的黑人意味着赤身露体面对世界，面对枪支、拳头、刀子、疯子、强奸犯和疾病的侵袭。”“当身体遭受攻击时，一切都被毁掉了。”虽然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并非没有疑问，描述的确有选择性，但暴露了作者和接受作品的文化的某些内容。
当与科茨对话的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谈到白人优越性时，他的焦点集中在文化霸权或白人殖民化黑人意识的方式。人们在科茨的书中很少发现这种理解；他的控制技术大部分与身体有关。不仅因为政治世界自1962年以来已经发生了改变，而且因为战后富人对意识和社会的那种痴迷已经让位于我们在桑斯坦等人身上看到的对法则的身体理解。就像桑斯坦辨认出生物政治最小值（biopolitical minimum）是其探索的主题一样，科茨探索的核心也是生物政治学最小值。
在鲍德温看来，恐惧是受害者拥有的一种情感，但它也是一种工具，代理人用以防身的工具。正如鲍德温在《下一次烈火》中所写，恐惧不仅是国家的代理人，从属阶级也能支配它。
要获得自由，人们不仅仅需要银行账户。他需要一个把手，一个杠杠，一个激发恐惧的手段。文明的理性、基督教的慈爱都不足以让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对你采取报复的权力带来的恐惧才能让人平等对待你，或似乎平等对待你，这曾经够好（现在依然如此）。
无论你是使用棍棒的打人者还是被打者，鲍德温说，恐惧都是一种将你与身外力量区分开来并战胜它的情感。在科茨看来，正好相反：恐惧是吞噬一切的体验，令打人者和被打者都心中充满恐惧。
像朱迪丝·施克莱及其后继者一样，科茨在发现极度冷漠后开始逐渐关注身体和恐惧。科茨曾经相信黑人民族主义，但在大学里他摆脱了这种欲望和扭曲。从那时起，他就拒绝上当受骗，不再相信任何集体性、政治或种种主义。科茨在身体和恐惧中发现了哲学的解毒剂，一种防范意识形态病毒入侵的认识论盔甲。
我开始看到分歧、辩论、混乱、甚至恐惧都可以成为力量。痛苦、沮丧、混乱和思想迷茫不是警讯，而是灯塔。在我看来，它开始让我认识到我的教育就是让人感到不舒服，不是圆我的美梦而是打破一切美梦的过程，所有那些让人感到舒服的非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神话，留给我的只有带着种种邪恶的可怕人性[着重号是笔者所加]。
这种施克莱式背景帮助我们理解科茨不知不觉陷入的困境，美国黑人的状况必须得到纠正，但没有任何政治手段能够做到：“我并不相信我们能阻止他们。”当然，科茨不相信“我们能阻止他们”的原因之一是他是在大失败时期所写；当你看到黑人自由极度缺乏之时，很难相信黑人自由的承诺。
科茨相信没有任何政治手段能改变美国黑人处境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他将那些手段从桌子上拿走了。他和阅读其著作的更大自由派群体对公共知识分子最擅长的分裂和唤醒政治非常警惕，而要改变那种状况就需要用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群众政治，难怪他他不知不觉落入现在的处境之中。
黑人渴望、白人不妥协和拒绝政治的这种结合---这种情绪在自由派左翼中仍然很流行---导致科茨不是像许多批评家指控他的那种悲观主义而是启示论，美国不可能主义的古老替代品。科茨想象的灾难不是黑人愤怒的爆发或反抗等社会灾难而是自然灾害，地球针对美国白人迷恋廉价石油的报复。
比泛非主义者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更激进的力量会像旋风一样到来。比所有非洲祖先更可怕的东西将从海上兴起。这两大现象相互都不陌生。那是带着锁链的手传递的棉花开启了这个时代。是我们的逃避将他们送往分割起来的树林中。穿越细分的树林，跨越蔓生区的交通方法是汽车，而围绕在地球脖子上的绞索，最终是梦想者本人。梦想者必须学会自己奋斗，必须明白其梦想之地，他们油漆成白色的舞台最终是所有人的死亡之所。
虽然科茨的无神论和这种毁灭性场景背后有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因素，但该论述很难摆脱神学色彩。鲍德温的标题《下一次的烈火》来自黑人圣歌：“上帝给予诺亚彩虹标志。再没有水了，下一次是烈火。”这两句诗歌是对创世记第9节故事的更恐怖翻译。洪水之后，上帝承诺诺亚他再也不会摧毁人类，彩虹将是上帝与人类结盟的象征。但相信上帝的鲍德温引用了不同结局的警告：这次是洪水；下一次是烈火。虽然《下一次的烈火》写于1962年，人们很难不将其解读为那个十年末期吞噬美国的都市熊熊大火。
科茨是比鲍德温更强烈的无神论者，但是，他的写作设想了一个比在黑人教会教导和浸泡之下长大的鲍德温能够想象的更具圣经色彩的外世灾难。鲍德温设想的不是洪水而是烈火，是人针对人点燃的烈火。但在科茨看来，正好相反：不再有火，下一次是洪水。
所以，拯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来自天空。美国黑人将天主接走。他们的痛苦将终于完结。只不过，它的终结也意味着所有活人的终结：死亡。黑人痛苦的答案不是唤醒民众，而是霍布斯所说的：毁灭公众。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桑斯坦和科茨纠缠在同一个地方：公众的毁灭。其作品的前提是不害怕把分歧和冲突摆上桌面的政治和将群众动员起来的政治恰恰不在桌面上。他们的作品的力量源于这个事实：它们不仅是前提而且是对我们居住的世界的再准确不过的反思。除了在过去20年里我们看到的间歇性的、稍纵即逝的唤醒之外，一个很难想象民众将被唤醒的世界：首先是对全球贸易不平等的反应；接着是对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的反应，现在是对大规模监禁的反应。我们希望我们知道更大、更具持续性的东西将会到来。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或到底会不会来。
正是在这里，在运动越来越短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寻找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不是担心将来可能没有知识分子了，而是担心这个事实，似乎没有公众的可能性。
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我想起了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他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奠基之作。我在读大学的最后几年读了它，它让我决心做完全不同于雅各比所说的大学教授。我要么成为自由职业者，要么作为大学教授却试图为雅各比在书中描述的那种消失的读者写作。我选择了后者，其他人选择了前者。不管我们选择的道路是什么，心中想着的仍然是《最后的知识分子》。它是一种刺激、一种审判官法官，也是一种提醒。该文本做了再也做不到的事：创造了一种公众。
从雅各比著作的角度看，公共知识分子的前景现在看来似乎更好了。毕竟，雅各比声称的驱使知识分子脱离公众的物质因素之一是大学生活的舒适和轻松。但那种生活已经消失：雅各比看到的学界之外朝不保夕的状况如今已经成为大学内部的常态。虽然朝不保夕常常驱使人们谨小慎微，但新一代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似乎已经把谨慎和学界潜规则抛到九霄云外。我们在《洛杉矶书评》、《n+1》、《雅各宾》等刊物上看到其身影。他们把智慧投入到大规模监禁、希腊危机等议题上，使用其文字作为武器反对学生贷款、蹩脚的工作和资本主义本身。
我们有的是手段，有的是物质材料。但我们缺乏民众。我们拥有松散的民众，他们兴高采烈、泛滥过剩，但很难想象民众能够持久存在。而公众在国家压迫或社会不妥协面前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深入和坚定。当今公共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想象力受到限制和意志力缺乏。不是终身教授职位，不是波西米亚的死亡，也不是专业术语，而是公众将不存在的恐惧，毕竟，我们拥有的唯一财富是公众，而他们将再也不存在了。
作者简介：科瑞·罗宾（Corey Robin），布鲁克林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本文是他在美国思想史学会年度会议上的主题发言的修改稿。译自：How Intellectuals Create a Public By Corey Robinhttp://chronicle.com/article/How-Intellectuals-Create-a/234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