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的草原遗珍宾大博物馆所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所藏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主要由任萨姆（Isabel Ingram）与威廉麦尔（William Mayer）夫妇于一九三〇年在中国北方地区收藏。收藏地域包括了山西、陕西、内蒙古、北京与河北。这批藏品最初共有四百七十七件，后有十三件遗失。这批数量巨大的藏品几乎囊括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所有类型，其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极为丰富。

宾大博物馆中国厅内景

对于在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似乎可以被称为收藏中国文物的黄金时期。大量博物馆负责人和文物采集者都在不同的基金或政府资助下涌入中国，伺机进行田野调查与搜集中国文物。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批文物的收藏者，至少在他们于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时，并未卷入这一股收藏热浪之中。

婉容与英文老师任萨姆

任萨姆（一九〇二年～一九八八年）的父亲是北美公理会的成员，早年被派遣到北京，是组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主要成员之一。任萨姆在北京出生并长大，成年后前往美国卫斯理学院学习艺术史，并且在一九二二年获取本科学位后旋即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中国后，任萨姆从她姐姐那里接替了一个家庭教师的职务。这个职务十分特殊，因为她的工作地点是在当时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的住所北京故宫，学生则是溥仪的皇后婉容。本文之所以称Isabel Ingram为任萨姆，正是因为溥仪曾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这么称呼她。任萨姆父亲的交际圈以及她在故宫里的特殊地位，让她能够有机会与当时在北京的学者、探险家以及旅行者们建立起联系。任萨姆的后辈保存的一张照片可以让我们窥得当时他们生活的一角。一九二四年，泰戈尔在徐志摩、林徽因的陪同下游北京。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便藉此机会向溥仪引荐了泰戈尔，因此溥仪在御花园「召见」了他。也许是在会见结束后，庄士敦又在自己北京的家中招待了泰戈尔一行，任萨姆便也在客人的行列之中。这张照片所展现的，正是任萨姆与他们在庄士敦院中庭前的合影。令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溥仪和婉容被冯玉祥的军队驱出了故宫。于是任萨姆和庄士敦便都结束了他们的宫廷教师生涯。

任萨姆（前排右）与泰戈尔（前排中）、林徽因（前排左）及徐志摩（后排左）的合影

此后不久，任萨姆回到美国，担任当时费城艺术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霍拉斯·翟荫（Horace H. F. Jayne，在中国，翟荫并不以费城艺术博物馆、宾大博物馆或大都会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而闻名，而是以随同后来臭名昭著的华尔纳前往敦煌揭取壁画而著称）的助手。任萨姆藉这个在博物馆工作的机会，重新拾起自己艺术史方面的训练，先后在《宾州博物馆期刊》上发表了对中国绘画与佛教塑像研究的文章。当时的费城还处在如日中天之时，博物馆也抱着与欧洲博物馆一争高下之心，大举收藏。据费城艺术博物馆档案记载，一九二八年，任萨姆曾随同翟荫前往中国和日本。这次旅途的主要目的便是购买大型的木建筑以供展览。正是在这一趟从美国驶往中国的游轮上，任萨姆结识了威廉麦尔。这个在太平洋上结缘的人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并且与她一起收藏了宾大博物馆的这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

任萨姆与威廉麦尔于一九二九年左右共结连理。麦尔与任萨姆的家庭背景稍有不同，他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平民家庭。因为家中兄弟姐妹太多，麦尔并未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是早早离家谋生。成年后麦尔选择参军。一九二八年，他是首次以一位美国军官的身份被派驻中国。此后的十年间，麦尔一直在美国驻华或者驻菲律宾使馆担任军事观察员。抗日战争期间，麦尔又被派往重庆成为驻华武官。虽然从麦尔的教育背景来看，似乎他应与收藏中国古物无缘。但事实上，麦尔在这一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收藏中似乎是主导者，他对这类青铜器的收藏抱有很深的兴趣。因为麦尔的工作原因，任萨姆与其结婚后，继续留在了中国。而在结婚后不久，他们便踏上了搜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旅程。

在开始讲述任萨姆和麦尔的收藏旅程之前，有一件与任萨姆相关的传闻值得在这里讲述并澄清。根据胡嗣瑗的《直庐日记》记载，在一九三一年的三月份，当时已经天津静园的溥仪给他发了一份「手敕」，其中提到了溥仪向当时代表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在中国采购的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出售中国古画之事。所录溥仪「手敕」原文如下：

有前充皇后英文教习英人蓝菘引一美国人自称为该国博物馆馆员某者，来看内藏书画，检购十二件，内有三件因谐价相去大远，命其剔去，但教习遽手颤欲泣，争执再三，既知未可终强，则谓其余九件非一律听其买去不可，匆匆划出价码而去。后查视竟多取去一件所划之价与原拟数目不及十分之一。最可怪者，当其来时，本欲叫陈曾寿与之面议，任教习固请『不必叫来，免生冲突』云云，显有他意。随派人往觅该美人，则为已携所购画卷赴京，及觅到该教习，竟谓价经说定，不能翻悔，一气驳回。

李成《小寒林图》

此事后来闹到法庭上，才从史克门这里追回了他顺走的这几幅画，其中有一幅便是今天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北宋画家李成名作《小寒林图》。今天学者通常都认为溥仪所提到的「皇后英文教习英人蓝菘」便是任萨姆。溥仪后来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也曾提到了任萨姆，并也是将她记载为「英人」。尽管任萨姆为美国人，可能她的家族是由英国迁往美国，并向外介绍时都自称英国人，因此溥仪认为她是「英人」。但后来溥仪依旧记得任萨姆这个名字，为何当时在天津又以「蓝菘」称呼她呢？其实溥仪这里提到的蓝菘很有可能并非任萨姆，而是同样曾担任婉容家教的任萨姆的姐姐 Ruth Ingram。与Isabel相比，Ruth更有可能是蓝菘的译音。

在讲述完这一插曲后，让我们重新回到任萨姆和麦尔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收藏上面来。今天看来，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中国北方，已经兴起了一股收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热潮。究其原因，应与当时在欧美正盛的斯基泰（Scythian）研究有关。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斯基泰人是居住在黑海与里海周边、以及南俄草原的游牧人群。而这批人群在当时的波斯帝国的记载中，被称为塞人（Saka）。今天的学界多将其定位为公元前七世纪至四世纪生活在欧亚草原上的伊朗语族人群。

一七六三年，装饰有斯基泰动物纹饰的精美金银器在南俄草原首次被发现，随后激起了当时俄罗斯贵族们的收藏热情。随着动物纹饰的金器的大量发现，斯基泰研究在十九世纪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研究热点。到十九与二十世纪时，大量类似的动物纹饰的青铜器在南俄草原之外的广大欧亚草原地区被发现，这些在中亚、蒙古与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在当时也被称为斯基泰式，或者中﹣斯基泰式（SinoScythian）青铜器。埃利斯·敏斯（Ellis H. Minns）是一位从事斯基泰研究的著名英国考古学家，在他的关于斯基泰研究的著作中，讨论的地域范围便从东欧草原一直扩展到蒙古高原。也许正是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的热潮，激起了任萨姆与麦尔的收藏热情。敏斯在赠予麦尔的一张欧亚草原带的地图上写道：「来自地图中极西之外的埃利斯·敏斯，赠予来自地图中极东之外的威廉麦尔。这象征着对于斯基泰研究的兴趣，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除了敏斯，在任萨姆写给当时已经是宾大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翟荫的信中，她还提到了数位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的著名学者。

除了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热潮，也许还有其它原因让任萨姆与麦尔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收藏产生了兴趣。随着动物纹饰的金器的大量发现，斯基泰研究在十九世纪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研究热点。到十九与二十世纪时，大量类似的动物纹饰的青铜器在南俄草原之外的广大欧亚草原地区被发现，这些在中亚、蒙古与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在当时也被称为斯基泰式，或者中﹣斯基泰式（SinoScythian）青铜器。埃利斯·敏斯（Ellis H. Minns）是一位从事斯基泰研究的著名英国考古学家，在他的关于斯基泰研究的著作中，讨论的地域范围便从东欧草原一直扩展到蒙古高原。也许正是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的热潮，激起了任萨姆与麦尔的收藏热情。敏斯在赠予麦尔的一张欧亚草原带的地图上写道：「来自地图中极西之外的埃利斯·敏斯，赠予来自地图中极东之外的威廉麦尔。这象征着对于斯基泰研究的兴趣，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除了敏斯，在任萨姆写给当时已经是宾大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翟荫的信中，她还提到了数位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的著名学者。

除了当时的斯基泰研究热潮，也许还有其它原因让任萨姆与麦尔对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收藏产生了兴趣。弗朗斯·拉森（Frans August Larson）是任萨姆家族的世交，他一直居住在蒙古地区，与蒙古地区的活佛交从甚密，影响颇大，并且自称公爵。也许与「拉森公爵」的交往也让任萨姆对蒙古地区的文明与历史产生了兴趣。值得一提的是，从当时学者的研究来看，许多外国的考古学家都对中国文明的「外来因素」或者「外来说」充满兴趣。中国北方的斯基泰式青铜器也许便可以作为这些观点的重要证据之一。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固然与当时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或者「西亚起源说」密不可分，但作为当时在中国的既非政客亦非学者的普通外国人，也许收集这些所谓「斯基泰式青铜器」，能够为他们作为外国人而在中国生活而正名吧！

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初，任萨姆与麦尔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斯基泰式青铜器」的收藏之旅。根据今天宾大博物馆档案馆所藏的任萨姆整理的收藏记录，他们的藏品大体收集于蒙古地区、张家口、陕西地区、山西地区与北京。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六日任萨姆寄与翟荫的信件中，她兴奋地写道：「我们对这批藏品感到非常自豪，它们代表了我们一年的努力、以及从西安到绥远及蒙古的旅行。在蒙古东北部、绥远与陕西北部，我们找到了最为丰富的资源。如果北京还有哪一家古董店我们没去搜罗过的话，那只能是因为这家店并非肉眼可见。」从麦尔夫妇留下的档案来看，他们的旅行路线大体是沿着长城而行，由陕西北部一直旅行到张家口、内蒙古与北京。而这些地区既是古代中国文明中农耕和游牧交界与交错的地区，也恰恰是今天我们为所熟知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出土区域。

这批藏品于一九三一年初收集完毕，并被运往北京。关于这批藏品的消息便在当时北京的外国学者与收藏者圈子里传开了。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当时弗利尔美术馆在北京的代表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写信向麦尔表示感谢，因为后者曾向他展示了这一批藏品。瑞典学者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当时正在北京为斯德哥尔摩博物馆以及一些私人藏家收集中国艺术品。在看到这批藏品之后，他赞扬了这批藏品的质量，并协助任萨姆与麦尔对这批藏品进行分类、命名、描述与记录。此外，他还向自己在瑞典的学者朋友描述了这一批藏品，以至于当时已有学者在论文中引用藏品中的物品作为论据。

也许因为当时任萨姆与翟荫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或者是因为当时宾大博物馆的雄厚财力，任萨姆与麦尔很早便决定将这批藏品中的一大部份售予宾大博物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任萨姆便向翟荫致函提出此事。宾州大学博物馆积极响应，马上向任萨姆支付了一千美元的预付款，让他们将藏品运往美国费城。然而在四月份，当这批藏品终于到达费城时，却并没有引起翟荫更大的兴趣。他在给任萨姆的信中提到，他为藏品中「缺乏善品和大件」而感到失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博物馆，无论是收藏者还是参观者，在审美与收集热情上还是主要集中在较大型的青铜礼器上。因此宾大博物馆最初并不想接收这一整批藏品，翟荫在信中建议道：「博物院将选出藏品中的一部份抵付之前的一千美元预付金，而后将剩下的部份以不低于五千美元的总价格分散卖到其它地方。」但是，麦尔在回复的电文中并没接受这个建议，他提议将这批藏品先留在宾大博物馆，以保持这个收藏的完整性。这批藏品一直保持暂存的状态到一九四一年。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翟荫辞去了宾大博物馆的职务，前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职。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宾大博物馆向任萨姆提出以两千美元的总价购下这一整批藏品。在获得任萨姆的同意后，这一交易就此完成。从那时候起，任萨姆与麦尔的这批藏品便被静静地放置在宾大博物馆的仓库中，鲜有问津者。前文提到，麦尔夫妇卖给宾大博物馆的这批藏品，是他们在一九三〇年收藏之旅中所获藏品的一大部份。除此之外，他们自己还保留了一小部份藏品。今天这一小部份藏品却比宾大博物馆中的藏品更加为人所熟知。

卢芹斋（右一）

一九五〇年代，麦尔夫妇将自己保留的这一部份藏品出售给了著名的古董商人卢芹斋。一九六〇年，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又从卢芹斋的公司购买了这批藏品。一九九七年，在学者埃玛·邦克（Emma Bunker）的主持下，《赛克勒所藏东部欧亚草原的古代青铜器》一书出版，麦尔夫妇搜集的这一部份青铜器便在此书中被详细的公布。从所公布的材料的来看，麦尔夫妇从自己最初搜集的每一类型的藏品中，都选择保留了一件或数件保存状况较好或者比较有特色的藏品。而除了青铜弓形器这种器型，其它所有类型的藏品都能够在宾大博物馆藏品中找到着相对应的、且数量更多的藏品，如匕首、青铜刀、饰件等。在《赛克勒所藏东部欧亚草原的古代青铜器》一书中，学者卡瓦米（Trudy Kawami）在介绍麦尔夫妇的这部份藏品时提到：「尽管我们可以假设麦尔保持了他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收藏的完整，他的家族成员也许也还保留着几件，然而对于麦尔所收藏青铜器的其它部份的去向，我们依旧一无所知。」十七年前的疑问今天得到了解答，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说任萨姆和麦尔所收藏的大部份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都完整的保存在了宾大博物馆。

在介绍完宾大博物馆所藏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收藏者与收藏史以后，让我们将目光转向这批藏品的内容本身。首先我们可以借助当时的收藏与整理者的眼光来了解一下这一批青铜器。前文已经提到，虽然我们今天将这批藏品统一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麦尔夫妇在最初收藏与整理之时，主要参考的是当时的斯基泰研究，因此并未如此命名。在他们为宾大图书馆提供的藏品介绍与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出售给宾大博物馆的这一批藏品最初共有四百七十七件，被分成了两大类：「斯基泰式」与「中—斯基泰式」青铜器。其中的斯基泰式青铜又被分为了十七小类，他们分类命名的标准并不统一，其中既有以纹饰主题命名，如马、虎、鹿与猪，又有以类型或功能命名，如匕首、刀、勺、武器等。这些器物都被麦尔夫妇称之为「真正的斯基泰式青铜器」。而「中—斯基泰式」青铜器则被分为五类，包括带钩、饰品、马具等。之所以称之为中﹣斯基泰式青铜器，任萨姆解释说因为这些藏品「与那些纯粹的斯基泰式青铜器是来自同一地点或者同一批次的发掘」，「这意味着直接的文化交流，以及展示了强烈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动物纹饰方面」。从麦尔夫妇对这批藏品的分类与描述，可以看出当时人对于这一类材料的认知与审美。

而随着西方此类藏品的逐渐丰富，以及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增加，学界对于这类材料的认知逐渐发生了改变。在这里虽无需对研究史赘言，但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用的名称「鄂尔多斯青铜器」最早为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son）于一九三二年提出，后来中国学者田广金与郭素新进一步扩大这类青铜器的外延，他们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泛指中国北方地区出土的、所有与鄂尔多斯地区青铜器类似的青铜器。今天的学者还会使用「北方系青铜器」或者「中国北方青铜器」来称呼他们。随着今天对于这一青铜器群体研究的逐渐丰富，他们的分期与类型分析也已比较成熟。对照今天的类型分析来看，宾大博物馆所藏的这批藏品覆盖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的绝大部份类型。虽然藏品中并不包括如铜鍑这样的大型青铜器，但是在小型青铜器方面，宾大博物馆藏品往往覆盖了同一类青铜器中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类型，如各种青铜刀、青铜匕首和带钩等等。本文在这里将选取几件比较有代表性的藏品稍作介绍。

41-37-22与41-37-23：西伯利亚野驴纹饰牌

藏品41-37-22与41-37-23是西伯利亚野驴纹饰牌，也有人认为表现的是大耳鹿。饰牌中表现了动物竖耳微蹲、回首而望的前半部份，两两纵向并置，其中有一个中间有竖栏分开。两个藏品的背后都没有扣环，这说明这两个饰件也许是通过饰牌中的孔来固定住的。类似的饰牌曾在河北怀来县的甘子堡墓地出土过许多，但由于这些物品并非由严格的考古发掘出土，所以其具体的使用细节并不十分明确。但是通过甘子堡墓地，我们可以得知这两个藏品大约是属于春秋时期的物品。

41-37-8与41-37-9：牛纹饰牌

藏品41-37-8与41-37-9为同一类型的牛纹饰牌。由于磨损，后者保存状况并不如前者那么好。拧绳纹边框内站立着一头两耳竖直、体型敦厚的牛。牛头正面与弯曲的牛角都朝向观看者，似乎带着一种攻击的野性。

每个饰牌的背面都有两个垂直的圆环，用来将其固定在衣饰上。这两个饰牌可能使用失蜡法铸造，并在表面镀上了水银。这种饰牌往往成对出现，但是宾大博物馆的这两件藏品却并非一对，而都是一对中的左面一只。类似的物品曾经在中国北方出土过，时间大约可以定位西汉时期。

41-37-229与41-37-230：青铜匕

藏品41-37-229与41-37-230为相似设计的青铜匕。青铜匕的把手部份装饰着数个小圆环，末端则是马头形状。后者的把手正面有两个相邻的圆环，其中一个环上坠这个一个椭圆形吊饰。前者的把手与勺子都要更直些，在把手正面上有一个环，背面有两个环，且都坠着一个8字形吊饰。同类型的青铜匕在山西吕梁和临汾地区出土过，其中一个在死者的腰部位置被发现，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三到十一世纪。同时在山西的这一地区，还曾出土过相同年代的类似圆环和吊坠装饰的青铜器，如铎形器。

双鸟纹饰牌第一型

双鸟纹饰牌第二型

双鸟纹饰牌第五型

腰带饰牌，即固定在腰带上的饰牌，在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私人收藏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中都极为常见。在宾大博物馆的这批藏品里，有一种被称为双鸟纹饰牌的腰带饰牌。今天的研究者发现，这种双鸟纹饰牌的双鸟纹有一个从最初的非常具体且生动的双鸟纹饰逐渐转变为抽象的圆形或者涡卷形的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在各个阶段的饰牌上都得到了体现。有意思的是，宾大博物馆的这批藏品中的双鸟纹饰牌几乎覆盖了这种转变的各个阶段。藏品41-37-171、41-37-172、41-37-173 和41-37-174是第一型。在8字型的饰牌上，两个动物的头部相互背对弯曲。 其中的动物很难确定为「龙」抑或为「鸟」。藏品41-37-175与41-37-176是双鸟纹饰牌的第二型。与第一型相比，这一型的饰牌纹饰更加接近「鸟」，尤其是鸟喙与眼睛十分清楚。藏品41-37-185、41-37-186、41-37-187与41-37-184则被称为第五型。在第五型中，大体构图与之前的几个类型保持着一致，只是鸟喙和眼睛都已经被圆形和涡卷状所取代，并且逐渐固定下来。一些学者也将其称为云纹。藏品41-37-177、41-37-188和41-37-189则构成了双鸟纹饰牌的第六型。此时，原有的构图已经无迹可寻，已被一个单独的涡卷纹所取代。这些各个型号的双鸟纹饰牌通常被断代于春秋时期及战国早期。有学者认为这种双鸟纹饰应该起源于东周早期的玉器纹饰。类似的双鸟纹饰牌通常在死者的腰部位置被发现，比如位于内蒙古的毛庆沟墓地。

双鸟纹饰牌第六型

尽管本文一直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称呼这批藏品，但值得强调的是，这批藏品并非皆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而是一批混杂的收藏。我们通常所说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年代限制一般为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大约公元三世纪。而任萨姆与麦尔收集的这批藏品中，有一部份来自与更晚些的年代，包括公元四世纪、辽代甚至金代。在当时的收藏条件与研究水平下，这种混杂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年代较晚的藏品的存在，让麦尔夫妇的这批藏品更具有多样性与研究价值。本文在这里略举几例。

铜马形牌饰

藏品41-37-36、41-37-37、41-37-38、41-37-39、41-37-40与41-37-41皆为铜马形牌饰。除了其中两个有所残损外，其它的几个都是大马背上附上一小马的造型。无论是大马还是小马，在前额上都有一个突出的菌状物。这种菌状物被学者认为是马前额的鬃髻式样。这种马形牌饰在早期的收藏与后期的考古中都有较多的发现，一般都被定性为匈奴遗存。但后来的考古证实，这种类型的牌饰更可能是鲜卑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除了铜马形牌饰，在山西、河北等地还出土过金马形牌饰，时代均为东汉晚期到魏晋时期。

「游戏道具」

藏品41-37-310、41-37-311与41-37-312在宾大博物馆的介绍中均被称为「游戏道具」。这种铜器实际上是模仿羊距骨的形状铸造而成，且在一侧铸有「飞马」形象。羊距骨又被称为羊拐骨，蒙语中称其为shagai，满语中称其为galaha。这种羊距骨实物最早在位于乌克兰境内的特里波列文化遗址中被发现，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两千年。这种用来作为游戏道具的羊拐骨在希腊罗马世界里被记载称呼为astragaloi。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游戏道具羊拐骨的使用是由草原族群自西向东逐渐传播的。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者在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中也发现了许多牛距骨。与羊距骨相比，牛距骨的体积要大很多，因此有些牛距骨上还刻有铭文，并且铭文宣称这个刻有字的牛距骨是为王所用。有学者便认为这些牛距骨在当时的功能可能与那些羊距骨并无差异。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铜羊距骨应该是北魏时期。此外，由铜、玉、甚至水晶制作而成的羊拐骨还在辽金元墓中大量被发现，其中有许多在一侧都加工有「飞马」纹饰。最后值得一提的时，如同宾大博物馆藏品，这些晚期的羊拐骨的中间往往都钻有一孔。这说明这些有其它材料做成的羊拐骨应该还有佩挂的功能。由此看来，这几件藏品可能是来自于辽金元时期的北方地区。

「骑马造像」

藏品41-37-295则是近年已被讨论得比较充分了的所谓「骑马造像」。该藏品残损较为严重，马的四蹄与尾巴皆已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出该藏品所表现的「猴骑马」的造型。这种猴与马相结合的图案早在汉代的画像砖中便能找到，有学者认为这可能起源于汉代的「猿骑」表演形式，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猴子能够防止马的疾病」的观念相关。到后来，这一「猴与马」结合的主题也被人以「马上封侯」的吉祥语来解读。可惜的是，这一类藏品多为在西北地区与内蒙古收集，至今尚无考古发现，但学者仍多推测其年代可能晚至辽代，甚至明代。该批藏品中还有一件类似主题的藏品，41-37-296。但这件藏品似乎更有可能表现是的「人骑马」像。并且尽管两者皆为饰品，穿戴方式却不尽相同。前面所说的「猴骑马」像为立体造像的吊饰，在中间偏上的位置有一穿孔。而藏品41-37-296 则只是单面成像，背面凹入且有三个穿孔，可能是用来固定在衣饰上的小饰品。

尽管在收藏之初，麦尔夫妇以「斯基泰式青铜器」与「中﹣斯基泰式青铜器」来称呼与归类这批藏品并不甚恰当。但是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与学术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这些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或者说中国北方青铜器，的确与欧亚草原带其它地区的族群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如刀、短剑、斧等器型都有着很丰富的欧亚草原带文化因素。宾大博物馆并非以欧亚草原地区的文物收藏而著称，但是除了这一大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之外，该博物馆还收藏了大量出土于南俄地区的梅可普（Maikop）文化的文物，其中包括了大量的金鹿、金格里芬等。因为这两批藏品目前都存于库房而未展出，所以并不为人所熟知，尤其是麦尔夫妇的这批藏品。但是坐拥此一东一西的欧亚草原文化的藏品，宾大博物馆也可称为欧亚草原带文物收藏的重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