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等传入中国的地理知识中，包含有“海族”即海洋生物知识。学界对这些“海族”知识已有一些研究，但不够充分。艾儒略《职方外纪》和南怀仁《坤舆图说》的“海族”文本，针对不同的内容，参考了欧洲不同类型的资料。其中包括地理学书籍，如16世纪中期马格努斯的《海图及对北域的描绘》《北方民族简史》、奥尔特利尤斯的《寰宇大观》等。为了使描述更为精准，当涉及具体论题时，相应研究著述也会成为艾儒略和南怀仁参考的对象。因此，尽管可能有主要的参考对象，但他们的作品可以被视为他们当时能够接触到的各种资料与信息的杂糅。这些“海族”文本知识，既有古希腊罗马自然史传统的印记，又有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动物故事集文本传统的影响，还有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的“科学”的“新”知识，呈现了当时欧洲知识界的整体面貌。
关键词： 海怪；耶稣会士；艾儒略；南怀仁；奥劳斯·马格努斯；亚伯拉罕·奥尔特利尤斯
明末清初之际，随着西欧耶稣会士如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及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1623-1688）等的入华传教，大量当时欧洲的天文、地理、数学等方面的知识都被译介至中国。其中，地理学方面的内容以利玛窦所绘的《坤舆万国全图》及南怀仁的《坤舆全图》最广为人知，与这些地图相对应的文本资料是艾儒略所著的《职方外纪》及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对于这些地图与文本资料中的地理学内容，学界已有颇多研究，但本文将要讨论的这些资料中所绘及记载的海洋生物即“海族”却鲜被问津。谢方对《职方外纪》的校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开端，他试图对该书中“海族”一节中所涉及的“海中族类”一一进行解释。[1]2014年，邹振环对这些资料中的“海族”首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分三个主题——“飞鱼”、“远洋航海中令人恐惧的鱼类”与“大航海时代拟人化的鱼故事”——对这些记载中的海洋生物进行了信息溯源和科学分析，同时强调这些这些记载是“地理大发现以来关于海洋的新知识”，并为中国人“带来了大航海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新知识传统。”[2]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如赖毓芝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讨论在《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中的生物插绘的欧洲根源与流变，但其所处理多为陆地上动物，如无对鸟、骆驼鸟等等，甚少涉及海洋生物，因为其并未能找到这些海洋动物图像和文本的来源[3]。这些研究既有开拓之功，也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不过在“海族”知识溯源方面也留有继续研究的空间。本文以艾儒略和南怀仁的“海族”文本为中心，首先考察其在文字叙述上的来源，而后追问它们在西方知识体系中的脉络与地位，同时讨论这些“海族”的宗教背景及其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关系。
一、欧洲制图学传统中的“海族”知识：马格努斯和奥尔特利尤斯
耶稣会士所带来的“海族”知识主要见于前述《坤舆万国全图》《职方外纪》《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这其中既有文本资料，又有图像资料，本文集中讨论文本资料，关于“海族”的图像资料笔者将另文论述。“海族”文本资料主要见于《职方外纪》与《坤舆图说》，而后者中的“海族”资料大体承袭前者。
《职方外纪》是艾儒略于1623年在杨廷筠的协作下完成的。此书有多种版本，1996年中华书局所出版的谢方校释本最为详实可靠。该版本包括正文五卷，前四卷论述五大洲的国家、城市等信息，末卷即第五卷以海洋为主题，包括有“四海总说”、“海名”、“海产”、“海状”、“海舶”及“海道”等节，“海族”一节亦在其中。除却两种海鸟，《职方外纪》中“海族”一节囊括了二十种海洋生物。《坤舆图说》是由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完成于1674年，分上下两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上卷自“坤舆”至“人物”，分十五条，皆言地之所生。下卷载海外诸国道里、山川、民风、物产，分为五大州，而终之以“西洋七奇图说”。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4]书中的海洋部分便在下卷中的五大洲之后，有“四海总说”、“海状”、“海族”、“海产”及“海舶”五节以海洋为主题的内容。除此之外，《坤舆图说》最后所附图片除却“七奇图”，另附有“异物图”二十五幅。从内容来看，该书的“海族”一节几乎一字不易地摘抄了《职方外纪》中“海族”一节的所有条目，仅添加了三种海鱼：麻鱼、海虾蟆与风鱼。而在《坤舆图说》的最后，该书最后的“异物图”部分也包含了五种海洋生物，即飞鱼、狗鱼、西楞、把勒亚和剑鱼，每种生物后的解说文字与“海族”一节中的解说基本一致。
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海族文本资料与在地图上出现的海族图像资料应该是相互对应的，因此这些海族文本资料的编撰也是耶稣会士地图制作工作的一部分[5]。对于这些海洋生物的文本与图像资料，洪业提到“西人旧图往往有这些玩意儿”[6]，但后来学者的研究都并没有从地图学的角度来追溯它们的西方传统，而仅仅从博物学的角度来对这些动物进行考证，因此在考证时往往有所疏漏。欧洲文明对于“海族”的了解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如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作品及老普林尼的《自然史》，但是在地图学上，尤其是在地图中海洋空白处绘上海洋生物这样的传统却并非如此。出生于瑞典的天主教神甫奥劳斯·马格努斯（Olaus Magus，1490-1557）可以被称为在这一传统中的先驱。1539年，马格努斯在意大利威尼斯印刷出版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为主体的《海图及对北域的描绘》（Carta marina et description septentrionaliumterrarum）（下简称《海图》）。这幅木刻地图由九张对开的图板组成，高约1.2米，宽约1.5米。由于印刷成本及售价高昂，该地图在当时只出版了数个印本。与之前的地图相比，马格努斯的这幅作品除了更为详实和准确，更因为绘制在地图上的各种动物植物及人类活动的图像而闻名。但是到16世纪80年代时，原版海图已经无法看到，取而代之的是由意大利版画雕刻师安东尼奥·拉弗雷利（Antonio Lafreri）在1572年发行的尺寸更小的版本。直到1886年，一份《海图》的彩色原版才在慕尼黑市立图书馆被发现，之后又有一份于1962年在瑞士被找到，现藏于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
在完成《海图》之后，马格努斯又花费了16年时间为地图完成了一本注释性质的拉丁文著作——《北方民族简史》（Historia de gentibus septenrionalibus）（下称《简史》）。该书于1555年出版，全书由22个分册组成，共有778个章节，并配有十分丰富的木刻版画插图。此书影响巨大，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被再版多次，并被译为意大利语、德语、英语等六个版本。与海洋生物相关的部分在该书的第21册《海怪》（De piscibus monstrosis）。该册共50章，分别讲述在海图上出现的各种海洋生物，以及与它们相关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以及在当时的各种传闻报导。
今天学者在研究早期耶稣会士介绍到中国的地理资料时，往往都会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追溯到比利时地图学家亚伯拉罕·奥尔特利尤斯（AbrahamOrtelius，1527-1598）于1570年刊印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而将南怀仁的《坤舆全图》追溯到约翰内斯·布勒（Johannes Blaeu，1596-1673）刊印的《新世界地图》（Nova Totius Terrarum Orbis Tabula），并认为其上的动物形象主要参考自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1516-1565）出版于1551至1558年间的卷帙浩繁的《动物史》（Historiae Animalium）。[7]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的“海族”部分资料则被认为是如他自己在该节文首所说的那样，是根据他自己“舶行所见”而得来的资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在讨论海洋生物部分时，所采用的许多图像与文字叙述都或多或少与马格努斯的《海图》及《简史》有关。马格努斯在这两部作品中的“海族”部分开一代风气之先，几乎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有海怪形象和传说的主要来源。这些描述对后来的地图、地图集以及各种与海洋生物相关的书籍都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今天市面上地球仪或者地图上海洋部分中点缀着的鲸鱼形象，依旧可以追溯至马格努斯的《海图》。而奥尔特利尤斯的《寰宇大观》是第一本现代世界地图集。在该地图集中的“冰岛”部分，奥尔特利尤斯经常援引马格努斯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论述。同时，地图中大部分怪物都是直接或间接参照马格努斯《海图》中的怪物演化而来。同时，康拉德·格斯纳也并不例外地在其《动物史》第四卷中大量引用了马格努斯的图像与文字。[8]由此可见，马格努斯在欧洲早期地图学甚至动物学传统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对于早期传教士传入的“海族”文本抑或图像资料的研究，不应该仅仅着眼于一两部可能为当时欧洲传教士参考对象的著作，而更应该将其放入当时欧洲知识传统和体系中来理解，从而可以进一步讨论它们给当时中国带来的影响及其原因。
二、《职方外纪》《坤舆图说》中“海族”文本释读与溯源
在了解欧洲地图学中关于海洋生物图像和文本部分的传统以后，早期耶稣会士介绍入中国的“海族”知识可以据此而被更加清楚的认识。如前文所述，《职方外纪》的“海族”一节与《坤舆图说》中的该节大体内容重合，只是后者的内容稍有增加。在正式介绍海族之前，艾儒略说道：“海中族类，不可胜穷。自鳞介而外，凡陆地之走兽，如虎狼犬豕之属，海中多有相似者。今聊据舶行所见，述一二以新听闻。”[9]《坤舆图说》“海族”开篇亦云：“海族不可胜穷，自鳞介外，凡陆地走兽，海中多有相似者。”[10]这种“凡陆地之走兽，如虎狼犬豕之属”，都能在海中找到相似者的观点，在中世纪欧洲已经十分流行，更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老普林尼，他在《自然史》中写道：
因此，这个庸俗的概念很可能是真的，即无论在自然的任何其他部分产生了什么，都同样会在海中发现。同时，海中还有许多在其它地方并不存在的物体。 在海中找到的物体，不仅仅包括陆生动物的形态，还有非动物物体的形态。只要有人费心去查看葡萄鱼，剑鱼，锯子鱼和黄瓜鱼，他就能很容易明白这一点。黄瓜鱼无论是外形还是气味都非常接近真正的黄瓜。[11]
这一观点也出现在马格努斯《简史》之《海怪》一册的前言中。在正式讲述他在《海图》中绘制的众多海洋生物之前，马哥努斯颇费周章地论述道：
“ 那些无论是在天上地下，抑或地底，甚至家中器皿中的物体，在深海之中都能找到对应者。海洋是如此之辽阔，繁衍的种子不费吹灰之力便能结出累累果实。壮阔的自然孕育出众多巨大怪异的物种。这些物种又无时无刻不在繁衍着新的物种。它们浑浑噩噩，随着潮起潮落，随着海流的涌动，上下翻滚，互相叠加。它们似乎依靠自身便能繁衍出各种形态，又似乎在依照别的什么法则进行繁衍。无论大自然在繁衍些什么，我们确信大海之中有许多独一无二的事物，在别的地方绝对找不到的事物。”[12]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与艾儒略相比，南怀仁在此处的行文更为精简，且少了“如虎狼犬豕之属”及“今聊据舶行所见，述一二以新听闻”两句。
接下来，笔者在艾儒略所记载的“海族”中选取其中数种加以分析。
艾儒略首先记载的是“把勒亚”：“一名把勒亚，身长数十丈，首有二大孔，喷水上出，势若悬河。每遇海船，则昂首注水舶中，顷刻水满舶沉。遇之者，亟以盛酒巨木罂投之，连吞数罂，则俯首而逝。浅处得之，熬油可数千斤。”[13]《坤舆图说》亦有类似记载。谢方注释曰：“把勒亚，即鲸（whale），拉丁语balae，把勒亚为其音译。蓝鲸为世界上最大动物，最长达30米，重150吨。”[14]邹振环亦认为“把勒亚是鲸鱼拉丁语Balaena的音译，”并讨论了鲸鱼的特性以及早期欧洲对鲸鱼的认知。巴勒亚为拉丁语balaena的音译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balaena虽然经常被译为鲸鱼（whale），whale的词源却很明显并非balaena。除了balaena，在拉丁语中，还有其它一些词汇可以用来指代鲸鱼，比如pristis与cetus。事实上，在马格努斯与那些来华欧洲传教士的年代，包括balaena在内的这些词汇还都可以用来指代任何其它大型海洋哺乳动物，如海豚，甚至海怪。[15]马格努斯也在其《简史》中提到了名为balenae的动物，[16]他描述道：“巴勒雷（balenae）是一种长100或300英尺（约30或91米长）的庞然大‘鱼’，身躯宽广，极其伟岸。”[17]但是艾儒略所描绘的把勒亚的状貌却并不见于马格努斯的balenae章节或者《海图》图像中，balenae的哺育场景以及其对幼崽的保护是该节和图像的主体。艾儒略笔下的把勒亚更符合马格努斯对斐瑟特（physetere）的描述。[18]斐瑟特又被称为pister，pristis或prister，如前文所说，这个词也被用来称呼鲸鱼以及其他大型海洋哺乳动物，这个词在《简史》1998年英译本中常被译为“喷水怪（spouter）”或“利维坦（leviathan）”。文中说道：
“喷水怪或利维坦是海怪家族的一员，长200肘（约91米），极残暴之能事。它会给海员带来危险，有时候它会高高立起，高度甚至超过船的帆桁。将之前吸入的水，从头顶如洪水般喷出。连最稳固的船舶也常常会被它淹没，海员也会因此面临着极度的危险。”[19]
《海图》为斐瑟特所配图像中，正是竖起身子的喷水怪在用头顶两孔喷水，试图攻击船只让其沉没。在对付斐瑟特的办法方面，马格努斯也提到了木桶，但具体描述与艾儒略所述方法稍有差异。《简史》中说：“战争的号角便是专治它的克星，因为它无法忍受尖锐的噪音。投掷巨大的圆桶，既可以给这怪物制造障碍，也可供它嬉戏玩耍。比起石块或铁弹丸，长枪利炮所发出的巨响，更有震慑作用，使它心生怯意。”除去号角、圆桶和长枪利炮，《简史》中另一章还提到了可以将碱水从船的两侧倒入海中。[20]由此看来，艾儒略笔下的把勒亚虽然名字源于拉丁语balaena音译，但是其具体特征更加符合马格努斯笔下的斐瑟特。而斐瑟特既指鲸鱼以及其他大型海洋哺乳动物，还可以指代海怪。从这个角度来看，巴勒亚与斐瑟特是比较接近的。
艾儒略接下来记录了一种名为“斯得白”的鱼。“一鱼名斯得白，长二十五丈，其性最良善，能保护人。或渔人为恶鱼所困，此鱼辄往斗，解渔人之困焉，故彼国法禁人捕之。”[21]《坤舆图说》的记载与之基本一致。谢方注释曰“斯得白：不祥。可能为鲸之一种。”[22]邹振环则认为斯得白可能是一种海豚，该条目“可能得之他本人的所见或所闻。”并且讨论了古希腊和基督教传统中的海豚形象。但是从艾儒略对斯得白的描述来看，“长二十五丈”这一点并不符合海豚的特征。根据名字的对音及其特性，斯得白应是奥尔特利尤斯《寰宇大观》中所录的一种名为斯特皮德（Steipereidur）的动物。该动物出现在此地图集的冰岛地图部分：“斯特皮德（Steipereidur），鲸类中温良之辈，遇渔民与其他鲸类相斗，则助渔民。故而有禁令，禁止残杀此类鲸鱼。长至少100肘。”[23]此描述几乎与艾儒略所述完全一致，同时名字的发音也十分接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斯特皮德被奥尔特利尤斯录《寰宇大观》中，但实际上该书中的“冰岛”地图以及文本都并非由奥尔特利尤斯之作。此冰岛地图首次出现在《寰宇大观》的1590年版中，应是由一位主教古布朗杜尔·托拉克松（Gudbrandur Thorlaksson，1542-1627）完成后被奥尔特利尤斯收录。[24]
斯得白之后是薄里波，《职方外纪》中记：“一名薄里波，其色能随物而变，如附土则如土色，附石则如石色。”[25]南怀仁《坤舆图说》的记载与其一致。关于薄里波，谢方注为不祥，[26]邹振环则认为此应是章鱼，因为章鱼具有变色的能力，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中便已有记载。邹振环的分析是具有说服力的，只是这样的分析依旧并未能提供对该名字“薄里波”的解释。从名字对音及其特点来看，薄里波与马格努斯《简史》中所描述的薄里普斯（polypus）十分接近。该书中提到：
“在挪威海岸上，有一种多足怪（polypus），顾名思义即有很多脚的生物。他背上长管子，并以此出海。管子时而被放置于身体右侧，时而挪于左侧。他的足肢时常四下舒展，就像在空地里一样。所有靠近、寻觅血食的活物都无法幸免于他带齿的钳子，都为多足怪的足肢与钳子所缚。每次进食时，他会将食物堆积于藏身之洞——然后食肉去皮，将皮投于洞外，以诱捕猎物；偶尔他也将剩螃蟹的外壳或坚硬的表层扔到洞外作为诱饵。他甚至可以根据所附礁石的颜色来改变身体的颜色，尤其是当它见到天敌鳗鱼（conger）的惊恐刹那。他共有八条腿，中间四条尤其健壮。躯干虽小，却有强壮的足肢加以弥补。他亦有细小的足肢隐藏于阴影之中，极难察觉。正是通过这全副装备，他自给自足，左腾右挪，自卫于悍敌，且牢牢护住猎物。”[27]
除去名字发音的接近，马格努斯所描述的薄里普斯亦有“根据所附礁石的颜色来改变身体的颜色”的能力。虽然薄里普斯有许多与章鱼接近的特征，如“八条腿”、小的躯干、变色能力，但是《简史》中给出的更多细节，比如“带齿的钳子”，却又与章鱼相去甚远。正因为如此，马格努斯试图在《海图》中绘出薄里普斯时，所绘出的形象并非章鱼，而与龙虾相差无几。后世学者早已指出了马格努斯对龙虾和章鱼这两种动物的混响。[28]
艾儒略接下来记载了“仁鱼”：“一名仁鱼，西书记此鱼尝负一小儿登岸，偶以䰇触伤儿，儿死，鱼不胜悲痛，亦触石死。西国取海豚，尝借仁鱼为招，每呼仁鱼入网，即入，海豚亦与之俱；俟海豚入尽，复呼仁鱼出网，而海豚悉罗矣。”[29]《坤舆全图》记载与之基本一致。关于此鱼，谢方注为“不详”。[30]邹振环则认为此鱼“可能也属于海豚之一种”，并且引述了亚里士多德所记载关于海豚救孩童的故事以为佐证。虽然艾儒略的论述表明他了解的“仁鱼”是不同于海豚的一种鱼，但邹振环的观点依旧可以成立，因为艾儒略所理解的海豚应该并非囊括了今天所有被归类于海豚的动物，毕竟今天的动物学科与艾儒略的时代已差异甚大。同时除了亚里士多德，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1200-1280年）在其《论动物》（De Animalibus）中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论动物》是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一部系统的自然史作品，也是十六世纪之前的唯一一部。与亚里士多德的故事稍有不同且与艾儒略所述更接近的是，在故事的最后海豚因为思念那个去世的男孩而亦郁郁而终。[31]但除了海豚，仁鱼亦有可能是马格努斯笔下的对人类十分友善的鳐鱼（ray）。在题为“关于一些鱼的残暴和另一些鱼的良善”的一章中，马格努斯如此写道：
“我们要来谈谈一种名叫暴罗犸（Boloma）的鱼。暴罗犸，海狗鱼之属，生活于意大利、挪威和哈菲斯科（Haafisck）的海域。暴罗犸贪婪成性，成群结队，悄然出击。它们伏击咸水海中的泳客，利齿戮之尚且不足，更用自身体重将人拉入海中溺亡。它们咬人专挑柔软的地方下嘴，如鼻孔、手指、私处。当此之际，鳐鱼（ray）会挺身而出，为暴罗犸施加在泳人上的暴行主持公道。鳐鱼在海中呼啸而过，用它们天然的武器鱼鳍以暴制暴，将攻击溺水者的暴罗犸以武力驱赶走，尽其所能促使溺水者游到安全处。鳐鱼对溺水者的保驾护航会一直持续到他神魂俱灭。许多天后，他会随着海洋净化自身的自然力量，被大海‘吐’到岸上。”[32]
一方面，鳐鱼与海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鱼，且对人类十分友善；另一方面，尽管“仁鱼”中的“仁”极有可能是意译，但“ray”的发音与仁鱼的“仁”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都说明仁鱼依旧有可能是指马格努斯笔下的鳐鱼。但是关于孩童在海中被救的故事确实是属于海豚，这有可能是艾儒略混淆所致。
剑鱼被列在仁鱼之后。艾儒略写道：“一名剑鱼，其嘴长丈许，有齬刻如锯，猛而多力，能与把勒亚鱼战，海水皆红，此鱼辙胜，以嘴触船则破，海船甚畏之。”[33]《坤舆全图》记载与之基本一致。谢方根据“齬刻如锯”这一特征认为此鱼是锯鲨（saw shark），它“长约1米，吻长锯形，两侧有尖锐齿状突出物，以吻锯击打斩食鱼类，分布於南非、澳洲和亚洲海域。”[34]邹振环则认为此鱼是剑旗鱼或剑鱼（xiphias gladius,swordfish），该鱼有“长而尖”的吻部，分布在温带和热带海域，全长可达5米，并且“经常冲出海面以剑状上颌攻击大型鲸类和鱼类，英国的军舰曾经被剑鱼击沉。”谢与邹根据艾儒略所描述的“剑鱼”的不同特点而将该鱼指向完全不同的两种海洋生物，且完全无法协调，且都对这些矛盾之处避而不谈。谢方所说的“锯鲨” 多生活在深海，身长很小，除了符合“齬刻如锯”这一描述，并不能符合艾儒略所述的其它特征，更不用说攻击“把勒亚”了。而邹所说的“剑旗鱼/剑鱼”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艾儒略“剑鱼”的描述，但是却无法避开“齬刻如锯”这一矛盾之处，尽管有关剑旗鱼攻击鲸鱼的故事往往都并非属实。[35]总而言之，这些也都说明了艾儒略的描述模糊不清和相互矛盾。那如何解释这些模糊和矛盾之处呢？或许这可以从艾儒略的所参考的资料源头得到解释。在马格努斯《简史》的《海怪》分册中，有一章题为“关于剑鱼、独角鱼和锯鱼”。顾名思义，在这一章中，马格努斯集中讨论了长着“剑”、“角”和“锯”的海洋动物。关于剑鱼和锯鱼的部分，他如此写道：
“由于此怪谙熟北方海域，他当之无愧地加入到了凶恶生物的行列。剑鱼与众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他与鲸鱼相似。他的头部丑如夜鸮。嘴巴深得惊人，如同大坑，不管是谁，只消看上一眼，便会为之震慑，吓得远遁。他双眼凶恶，背部似楔子，棱角分明，隆起如同一把利剑，吻部尖锐。此怪常常登陆北方海岸，专作小偷行径。此等不速之客总是对所遇船舶行破坏之事，钻洞打孔，使之沉没……锯子鱼亦是海中一怪，身体硕大，头顶高冠，冠硬带齿，如同锯子。此怪穿游于船底下，将船舶切开，水由是涌入，而他则待船沉没后以人为食。”[36]
根据马格努斯的描述，“剑鱼”其实并非长着似剑上颌的剑旗鱼，而更接近长着高高背鳍的虎鲸。[37]虎鲸又称杀人鲸，它们的捕食对象包括大型鲸鱼，即艾儒略文中的“把勒亚”。同时马格努斯还描述了“剑鱼”和“锯鱼”破坏船只的其它细节。由此看来，艾儒略极有可能选择性的将马格努斯这一章里的信息糅合在一起，从而出现了一种既可能是“剑鱼”又可能是“锯鱼”的海族。
“落斯马”被列在类似“鳄鱼”的“剌瓦而多”之后。《职方外纪》记道：“有名落斯马，长四丈许，足短，居海底，罕出水面，皮甚坚，用力刺之，不可入。额有两角如钩，寐时则以角挂石，尽一日不醒。”[38]《坤舆全图》的记载与之基本一致。谢方认为落斯马即为河马（hippopotamus），它“产于非洲，生活于湖泊和河流。”[39]邹振环则认为不然，因为河马不符合艾儒略的描述，如“居海底”、“罕出水面”这两个特征。事实上，除却这两个特征，其它描述如“额有两角如钩，寐时则以角挂石，尽一日不醒”亦非河马特征和习性，但是邹亦未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根据“落斯玛”的对音及特点，它应是奥尔特利尤斯《寰宇大观》中所录的一种名为罗斯塔格（Rostunger）或罗斯玛（Rosmar）的动物。该动物出现在《寰宇大观》的冰岛地图部分：“罗斯塔格（Rostunger），亦称为罗斯玛（Rosmar)。此怪长相类海中牛犊。四肢短小，以之行走于海底。皮硬，武器几乎无法穿透。眠则以两长牙悬于岩礁之上，十二小时不醒。”[40]关于罗斯玛的记载可以追溯到马格努斯的《海图》与《简史》，在题为“关于挪威的罗斯玛洛斯或莫西”的一章中，他这样描绘：
“挪威海岸，在靠近偏北区域里，生活着如大象般的巨鱼，人称莫西（Morsi）或罗斯玛洛斯（Rosmasrus）。之所以得此名称，或许是因为它们锐不可当的啃咬技能。……罗斯马洛斯或莫西有着像公牛一样的头部，全身都长满了粗硬且向下垂的毛发，如同芦苇或者玉米杆浓厚。它们可以靠牙齿的力量将自己举起，就像用梯子爬到岩石巅峰。那里他们能进食带露的青草，或淡水，然后在水中翻滚，之后回归大海。渔民只有趁它们在礁石上休憩，睡得非常香甜时，现将其尾部的皮肤剥离脂肪。当皮肤被剥开后，他们用强韧的绳索将其五花大绑在崎岖的礁石或附近的树上，之后用弹弓朝它头上投掷石头，将其唤醒，迫使它往下爬，这时绑在它身上的绳结会剥离它一大部分皮。”
在后面的一章中，马格努斯又接着讨论了罗斯玛洛斯坚韧的兽皮及其用途。[41]根据马格努斯的描述，罗斯玛或者落斯马实际上与海象十分接近。但在这描述中，既包括了一些海象的真实特征，也包含了一些属于“海怪”的想象成分，这一点从马格努斯所绘的罗斯玛洛斯的形象得到了很好地体现。[42]
艾儒略之后记载了一种“大如海岛”的海鱼或海兽：有海鱼、海兽大如海岛者，尝有西舶就一海岛缆舟，登岸行游，半晌，又复在岸造作火食，渐次登舟解维，不几里，忽闻海中起大声，回视所登之岛已没，方知是一鱼背也。[43]
南怀仁亦抄录了这种海兽。谢方注释仅提到这是“传说中之海鱼、海兽”。言外之意，该海鱼、海兽并不真实存在，因而他并未给出更多注释。[44]邹振环则对这种海兽进行了具体考证，认为这可能是指今天主要分布在美国东南部的巨海龟或者是经常在海岸边活动的大海牛。实际上，这种将海兽误认为海岛的故事在欧洲早已有之，马格努斯在其题为“如何在鲸背上系锚”的一章中便做了详细论述：
“这种鲸鱼的皮表如同海边的砂砾，因此它从海上浮起，露出背部时，海员常常以为它是一座岛屿，完全没联想到别的东西。怀着这样的错觉，海员在此着陆，往鱼背上打桩，用来系着他们的船舶。接着，他们取出肉食，生火烹饪。直到最后，鲸鱼感觉到背上火的灼热，潜入海底。在他背上的水手，除非他们能通过船上抛出的绳索自救，否则会因此溺亡。这种鲸鱼，与我之前提到的利维坦和普里斯特一样，有时候会将吸入的海水喷出，喷出的水云瞬间使得船舶倾覆。当风暴从海上升起时，他会浮出水面，在这骚动与风暴中，他庞大的吨位会让船只沉没。有时候他的背上带着泥沙，当风暴来临时，海员们会为找到陆地而欣喜若狂。于是在错误的地点抛锚止航，以为身处安全之处。殊不知待他们升起篝火，鲸鱼一经察觉，便迅速潜入深海，人船并获，拖入海中，除非锚锭损坏了，才可能幸免于难。”[45]
这种被船员误认为岛屿的鲸鱼被一些学者称为“岛鲸（Island whale）”。[46]这种类型的故事最早在亚历山大大帝致亚里士多德的书信中就能够找到，后来又出现在了《巴比伦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和《一千零一夜》中，可见其流传之广。因此这个故事被艾儒略录入书中并不足为奇。
除去以上讨论的几种能够找到确切资料来源的海鱼、海兽，《职方外纪》中还有一些海洋生物也能够在马格努斯的作品中找到类似的记录，只是在细节方面稍有差异。如一组被艾儒略称为“海魔”的海兽：“有兽，形体稍方，其骨软脆，有翼能鼓大风，以覆海舟，其形亦大如岛；又有一兽，二手二足，气力猛甚，遇海舶辙颠倒播弄之，多遭没溺。西舶称为海魔，恶之甚也。”[47]这一组海兽与马格努斯《海图》中被描绘为相互对峙的一组海怪比较接近，马格努斯在《海图》图例中如此写道：“两只硕大无朋的海怪。一只獠牙可怖。另一只角刺狰狞，眼内闪烁着烈焰般的光芒——它的眼睛周长达到16至20英尺。”[48]在具体描绘中，其中一只身体呈方形，[49]另一只则有“两手两足”。[50]艾儒略所提的“海魔”很可能是与马格努斯《简史》第二十一册的篇名“De piscibus monstrosis（鱼怪或海怪）”相对应。又如艾儒略提到的“海马”：“又有海马，其牙坚白而莹净，文理细如丝发，可为念珠等物。”[51]很显然此“海马”并非今天动物学意义上的海马，而比较接近马格努斯所描述的海马，“头部似马，嘶鸣喧哗。然而，他的蹄掌似牛，有分趾。海陆均可进食。尽管他体型大如公牛，却罕被捕获。尾部如鱼，分有两岔。”[52]马格努斯的“海马”常被解读为比较接近“海象”，[53]而海象牙齿则十分接近艾儒略的描述。又如艾儒略所述之“有蟹大踰丈许，其螯以箝人首，人首立断，箝人肱，人肱立断。以其壳覆地，如矮屋然，可容人卧。”[54]艾儒略对“蟹”的描述实际上与前文提到马格努斯所描绘的薄里普斯十分接近。[55]尽管在马格努斯的画笔下，“薄里普斯”是龙虾的形象，但在马格努斯的时代，龙虾和螃蟹这两字是可以互换的，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便在其《论动物》中以“螃蟹”为类属名指代包括龙虾在内的许多甲壳动物。[56]这也许是艾儒略在这里使用“蟹”这一词的原因。
至此，由以上对艾儒略《职方外纪》和南怀仁《坤舆图说》中的“海族”文本讨论可以看出，艾儒略文本中的大量描述都能在马格努斯的《简史》中找到其所据，其中一部分还能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传说或者自然史知识。此外，《职方外纪》中关于“斯得白”和“落斯马”这两种海兽的记载，是直接参考或者说翻译自奥尔特利尤斯所《寰宇大观》中冰岛地图的说明文字。
三、“海族”文本背后的中西文化交流
通过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海族”文本的溯源研究和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艾儒略和南怀仁著作的资料来源问题。《职方外纪》中的“海族”记述，艾儒略自称是“据舶行所见”得来的。同时，对于《职方外纪》文本的其它部分，有学者根据《职方外纪》的出版时间以及北堂书目，列出了可能为艾儒略参考对象的十本地理学书籍。而学者保罗则根据这一研究，对照了十本书籍之一的吉奥万尼·安东尼奥·马吉尼（Giovanni Antonio Magini）于1598年出版的《现代地图》（Moderne tavole digiografia），证实了艾儒略与马吉尼作品之间的联系很明显。[57]而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证实艾儒略的文本既有直接摘抄自奥尔特利尤斯的《寰宇大观》的部分，又有与马格努斯《简史》密切相关的部分。由此可见，这些耶稣会士在写作他们的地理作品时，针对不同的内容，参考了不同类型的资料。其中包括地理学书籍，如地图集及与地图集相关的说明文字。而为了使其描述更为精准，当涉及到具体的论题时，相关的研究著述也会成为他们参考的对象，如涉及动物时，当时的动物学著作便被用到。因此，尽管艾儒略和南怀仁可能有主要的参考对象，如《寰宇大观》，但他们的作品可以被视为他们当时能够接触到的各类资料与信息的杂糅。
结合邹振环、赖毓芝等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一方面，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地理学作品具有 “科学”和“新”的属性。当时的欧洲正在经历“地理大发现”时代，这些传教士带来的地理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海洋与陆地生物方面的知识，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属性。同时，当时的欧洲动物学研究已经初具雏形，这也对传教士们的资料选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尤其是这些海族文本的内容，还有古希腊罗马自然史传统的印记，与基督教神学以及基督教动物故事集（bestiary）文本传统的影响，[58]比如，《职方外纪》“海族”一章开篇“海中族类，不可胜穷。自鳞介而外，凡陆地之走兽，如虎狼犬豕之属，海中多有相似者”所表达的海洋动物观，在中世纪的欧洲是极为常见的，可以被视为基督教动物故事集传统的一部分。[59]而如前文所讨论的，这一动物观其实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普林尼《自然史》。可以看出，大部分“海族”记载都充满了夸张与曲解，有许多传说的成分，亦没有准确的动物学分类。这些夸张的记载反而让当时的读者怀着猎奇的心态去阅读这些著作[6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职方外纪》“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61]，其原因当与这些海族文本有关。由此可见，无论利玛窦、艾儒略，还是南怀仁，他们更多的是忠于自己参考的材料，他们的目标是尽量全面介绍当时欧洲的天文、地理、动植物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呈现的是当时欧洲知识界的整体面貌。
这些被传教士介绍进入中国的海族知识，与其他陆地动植物知识等都是源自欧洲的博物学传统。而这些在中国颇具系统与规模且图文并茂地出现的知识，可以说是欧洲博物学传统与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的第一次相遇和交流。在宫廷的耶稣会士和其它传教士的持续影响下，这些西方的博物知识而得以一直存在并流传于宫廷之中。今天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如《海错图》《兽谱》《海怪图记》等画册中，都能够找到这些西方博物知识的影响，其中《海怪图记》则是对“海族”知识的最直接的延续。但是欧洲的博物学传统与中国“博物”知识体系的这次的相遇和交流却并不是对等的，而是错位的。这些欧洲博物学知识虽然进入了中国的“博物”知识体系之中，但是并不没有被用来补充甚至取代的中国知识体系中的相应部分，而是多被当做来自远方的“异兽”，成为了清朝的帝国象征体系建构的一部分。[62]而这背后的原因还值得进一步系统探究。
本文原刊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
程方毅，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
参考文献：
[1]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49-153页。
[2] 邹振环：《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海洋动物知识——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社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78-87页。按，下引该文不一一注出。
[3] 赖毓芝，《知识、想象与交流：南怀仁<坤舆全图>之生物插绘研究》，《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董少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182页。
[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34页。
[5] Fangyi Cheng， “Pleasing the Emperor: Revisiting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of Matteo Ricci’s Maps,” in Journal of Jesuit Studies 6, (2019), 32-44.
[6] 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7页。
[7] Hartmut Walravens， “Father Verbiest’s Chinese World Map (1647)”, Imago Mundi, vo. 43(1991), pp.31-47; Gang Song and Paola Demattè, “Mapping an Acentric World:Ferdinand Verbiest’s Kunyu Quantu,” in China on Paper: Eruopean and Chinese Works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11, p.76；邹振环：《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海洋动物知识——以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汉文西书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社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80页；赖毓芝：《从麒麟到恶那西约：全球图像流动下的长颈鹿》，《中央研究院周报》第1554期（2016年2月）；赖毓芝，《知识、想象与交流：南怀仁<坤舆全图>之生物插绘研究》，《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董少新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1-182页。
[8]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pp.54, 70.
[9]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49页。
[10] 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丛书集成初编”《坤舆图说 坤舆外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6页。按，“海族”见该书第156~163页，“异物图”及其文字说明见该书第169~214页，下文不一一注出。
[11] Pliny The Elder, The Natural History, H. Rackham e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353), 1967, Volume III, Books 9, p.165.
[12]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translated by Peter Fisher and Humphrey Higgens,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8, p. 1081.
[13]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49页。
[14]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2页。
[15]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54,p. 70.
[16] Olaus Magnus, Historia de gentibus septentrionalibus, earumque diversis statibus, conditionibus, moribus, ritibus,superstitionibus, Romae: Apud Johannem Mariam de Viottis Parmensem, 1555,Liber XXI, p.738.
[17]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translated by Peter Fisher and Humphrey Higgens,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98, p.1091.该英译本直接将balenae译为鲸鱼（whale），在这里笔者将其还原为balenae。
[18] Olaus Magnus, Historia de gentibus septentrionalibus, earumque diversis statibus, conditionibus, moribus, ritibus,superstitionibus, Romae: Apud Johannem Mariam de Viottis Parmensem, 1555, Liber XXI, p.735.
[19]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p.1087.
[20]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p1089,p.1115.
[21]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49页。
[22]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2页。
[23]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17. “肘”为cubit，当时欧洲的长度单位，100肘约为46米。
[24] Haraldur Sigurdsson, “Some Landmarks in Icelandic Cartography down to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rctic, Vol. 37, No.4 (Dec. 1984), p.400.
[25]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49页。
[26]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2页。
[27]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p.1118.
[28]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49.
[29]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49页。
[30]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2页。
[31]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p. 32-33.
[32]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pp.1119-1120.
[33]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49页。
[34]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2页。
[35] Henry B. Bigelow and William C. Schroeder, Fishes of the Gulf of Maine,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3, p.351.
[36]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pp.1096-1097.
[37]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p. 72-76.
[38]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0页。
[39]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2页。
[40]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17.
[41]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pp.1111—1112.
[42]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138,p.135.
[43]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0页。
[44]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2页。
[45]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p.1108.
[46]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104.
[47]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0页。
[48]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12.
[49]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p.1081.
[50]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141.
[51]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1页。
[52] Olaus Magnus, Description of the Northern Peoples, volume III, p.1124.
[53]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80.
[54]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51页。
[55]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45.
[56] Joseph Nigg, Sea Monsters: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s Most Beguiling Map, p.48.
[57] [意]保罗（Paolo De Troia）：《中西地理学知识及地理学词汇的交流：艾儒略<职方外纪>的西方原本》，[日]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编：《或问（Wakumon）》2006年第11期，第67-75页。
[58] 关于此时欧洲绘图实践中的呈现海怪的传统，还可以参看切特·凡·迪泽，《海怪：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中的海洋异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年。
[59] Terence Hanbury White, The Bestiary: The Book of Beasts, New York: Capricorn Publications,1960, p.250.
[60] 关于明末清初时对这些地理学作品的猎奇心态，参见邹振环：《<职方外纪>：世界图像与海外猎奇》，《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第53-62页；谢辉：《<职方外纪>在明清时期的流传与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第111-116页。
[61]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11，第633页。
[62] 关于此观点，具体可参见赖毓芝，《知识、想象与交流：南怀仁<坤舆全图>之生物插绘研究》，《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董少新编，第141-1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