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堪称难忘的一年。这不仅来自于令人失望的整体表现，更由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生的诸多深刻变化，无论是好是坏。

最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初达成的巴黎气候协议。就其本身而言，该协议远远不足以阻止全球变暖，以达到相对工业化前水平增加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但它确实知会了大家：世界正义无反顾地向绿色经济迈进。在不太遥远的某一天，化石燃料将成为过时的玩意。因此，任何敢在当今投资煤矿的人都要掂量一下自己的风险。随着越来越多的绿色投资纷纷涌现，我们希望资助这类项目的人们能抵消强大的煤炭行业游说势力，打败那种为了实现其自身短期利益，而置全球风险于不顾的人。

事实上，摆脱由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利益占主导地位的高碳经济的过程，仅仅是全球地缘经济秩序的几项重大变化之一。此外随着中国占全球产出和需求的份额不断扩大，许多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将在年内正式启动，成为由新兴国家领导的第一个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同时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断阻挠，由中国带头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依旧顺利成立，并在这个月开始运作。

美国确实针对中国货币采取了更为明智的举措。它并未阻止人民币被纳入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此外，在奥巴马政府同意后适度调整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五年之后，美国国会最终也批准了这项改革，这算是对新经济现实的一点认可。

而去年最具争议的地缘经济决定则与贸易有关。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原本是要纠正之前对发达国家有利而导致不平衡的贸易协定的，但这个谈判多年来断断续续，几乎已被忽略，并终于在静默中寿终正寝。鼓吹自由贸易，但拒绝放弃对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补贴，美国的伪善成为了多哈谈判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美国和欧洲用一个构建于重叠的贸易集团和协定之上的，先分化再逐个击破的策略，取代全球贸易谈判。

这样一来，原本计划的一个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已经让位给了不和谐的管理贸易体制。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的大多数贸易将通过协议来管辖，充斥着长篇累牍的条款和复杂的原产地规定，这些都与效率和货物自由流动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美国通过秘密谈判缔结一项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最差劲的贸易协定，即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今又为协定的最终批准而陷入了苦战，因为几乎所有民调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及许多共和党人都在考虑反对此协定。现在重点并不是在协定的贸易条款，而是其中的“投资”一章，此章严重制约了对环境、健康和安全的监管，甚至制约了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金融监管。

尤其是该章节给予了外国投资者在认为某国政府规定违反了协定条款（内容超过6000页）时，在国际法庭对该政府提起诉讼的权利。在过去，这类法庭会以外国投资者必须得到“公正与公平待遇”为理由，认定政府的新法规无效，即使这些法规是非歧视性的，只是为了在过分的危害出现时，保护好其公民。

由于条款极为复杂，实力强大的公司可以对那些财政状况不佳的政府发起耗资巨大的诉讼，即使是那些保护地球免遭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的法规也受到威胁。唯一安全的是那些涉及香烟的条例（烟草企业针对乌拉圭和澳大利亚政府要求烟盒上必须贴上吸烟有害健康的适度警告而采取的诉讼，已经引来了太多负面关注），但在无数其他领域依然存在诉讼的可能性。

此外，“最惠国”条款保证企业可以获得在任何一个东道国协定所提供的最优待遇。这就建立了一个竞相杀价的机制，这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所作出的承诺完全相反。

即便奥巴马鼓吹新贸易协定的方式，也暴露了他的政府与新出现的全球经济有多么脱节。他多次表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决定由美国还是中国，来订立21世纪的贸易规则。但正确的做法其实是利用集体决策来订立规则，聆听各方的声音，并通过透明的方式。奥巴马却希望走从前的老路，让美国公司为实现美国公司的利益来编写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这是无法让任何致力于民主原则的人所接受的。

那些寻求更紧密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有着特殊的责任去大力提倡全球治理改革：如果决定国内政策的权力被割让给超国家机构，那么起草、实施和强制执行规则和条例的过程，就应当尤其服从民主原则。不幸的是，这些情况并不总在2015年出现。

在2016年，我们应该希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走向失败，并开启一个贸易协定不再锄弱扶强的新时代。而巴黎的气候协议可能会成为一个好预兆。它让人看到了维持真正全球合作所需的精神和心态。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英文原题：The New Geo-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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