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弗洛德曼 亚当·布里格尔 著 吴万伟 译

西方哲学史可以用众多形式呈现。可根据时间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哲学。也可根据竞争性传统分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还可根据核心研究领域分为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当然，也可从性别和种族的批评视角将其视为欧洲白人男性的禁脔，是该群体创立和专享的一门学科。

哲学家之手从来就不干净，也从来就没有打算弄干净。

虽然这些描述丰富多彩，但它们都忽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19世纪末期哲学栖身于现代机构（研究型大学）之中。哲学的这种制度化使其成为只能在学界进行严肃探究的一门学科。这个事实成为当今哲学连续遭遇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请看如下简单的细节：哲学在迁居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家。哲学家无处不在，除了当大学老师之外，他可以当外交官，也可以是靠退休金过活的老人，或靠磨镜片为生。此后，如果想成为“严肃的”思想家，他们就应该成为到研究型大学做学问的哲学家。与苏格拉底的意向相反，哲学家变成了像其他学者一样的专家。即使他们向学生讲授苏格拉底的智慧和美德，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可是苏格拉底眼中的哲学家明明是质疑者、牛虻和非专家的啊。

正如法国思想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哲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社会隔离，被“纯洁化”。这种纯洁化是对两大事件做出的回应。首先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大约在1870年起，自然科学开始作为与哲学有清晰区别的学科，社会科学的出现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了。在此之前，科学家很乐意自认为是“自然哲学家”---研究自然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的先辈则认定自己是“道德哲学家”。第二个事件是将哲学置于现代研究型大学中使其成为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列的一门学科。结果，从前作为学科女王的哲学被迫失去家园，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把世界一分为二。

这并不是说哲学在19世纪之前君临世界，不受任何挑战。哲学的角色在过去若干世纪里在不同国家出现过很多变化。但自11世纪教会学校出现以来，在关心我们是谁和我们如何生活的意义上，哲学一直是大学的核心。在科学研究文化发展之前，哲学、医学、神学和法学的冲突是自相残杀的战场而非差别巨大的文化冲突。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更古老的领域集中起来构成宏大的知识统一体---该统一体指向美好生活的目标。不过，这种统一体在20世纪越来越严重的专业化压力下崩塌了。

因此，20世纪初期的哲学家陷入存在的窘境：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占据理论和机构空间的整个区域，哲学陷入无处藏身的尴尬处境，还剩下什么角色可扮演呢？现有的若干可能性是：哲学家可以做（1）学术知识生产的综合者；（2）为学界跨学科研究提供逻辑支撑的形式主义者；（3）把学界的见解介绍给世界大众的翻译者；（4）将研究焦点集中在伦理学、认识论、美学等独特哲学问题上的学科专家；（5）以上情况的某种混合体。

哲学要想在学界获得安全的地位，它就需要有自己特有的清晰领地、神秘语言、成功标准和特别关心的话题等。

所有这些角色都有可发挥的空间。但就制度现实而言，哲学家似乎没有什么真实的选择。他们需要拥抱现代研究型大学的结构，但这个结构是由边界清晰的各个专业所构成。这是新近确定边界和纯洁化的学科获得生存资本的唯一方式。“真正的”或者“严肃的”哲学家必须经过挑选辨认，接受培训和通过认证才行。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成为哲学正宗的支配性标准。

这种纯洁化行为诞生了我们当今认识的哲学概念。结果，大学的制度性命令逐渐开始推动理论议程的探索，虽然很少有人承认这一点。如果哲学要在学界获得安全的地位，它就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清晰领地、神秘语言、成功标准和特别关心的话题等。

因为采取了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结构形式，难怪哲学家要落入羡慕物理学和感受到自己缺陷的深渊。哲学采取了自然科学的知识生产方式，却没有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描述世界方面取得进步。哲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取得认知科学那样大的进步，关于这些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但人们忽略的问题是哲学过于成功地模仿自然科学的制度形式。我们也炮制研究论文；也使用学界的同一枚硬币：同行评审的著作；也开发出普通人根本不知所以的专业细分。在所有这些方式上，我们都显得非常“科学”。

简单地说，我们的主张就是：哲学根本就不应该被纯洁化。“脏手”不是被视为问题而应该被理解为哲学思考的本土条件---她无处不在，哲学在本质上是间隙的、学科间的、跨学科的东西。哲学就是乱涂乱画，哲学家之手从来就不干净，也从来没有打算弄干净。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层。伴随着现代研究型大学出现的纯洁化行为不仅仅是知识领域的区别化过程，而且是知识与美德的分离过程。虽然现在看来有些怪异，但在纯洁化之前，哲学家（自然哲学家）被认为在道德上比其他人更优越一些。18世纪的思想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写到“哲学家应该比其他人更伟大、更优秀。”哲学被理解为爱智慧，就像投身上帝的牧师一样，哲学家往往被视为献身于事业的圣徒，要求具有相当程度的道德品质（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和无私）。因此，追求智慧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美德。哲学提升学习者的地位。认识美德和拥有美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广泛理解的哲学要点是成为好人而不仅仅是积累学问或者生产知识。

正如历史学家斯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注意到的那样，19世纪的学科崛起改变了这一切。隐含性的学科民主为每个人迎来了“在道德上与科学家平起平坐”的时代。科学家的特权角色是提供实现无论是善还是恶的目标所需要的中立性知识。这终结了任何依靠知识获得提升自我的观点。纯洁化让人们不再觉得用目的和功能谈论包括人性在内的本质问题行得通了。19世纪末，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就已经证明在试图建立选择某种生活方式的共同标准时，哲学已经失败。这就是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对哲学在社会上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和在学界被边缘化所做出的解释。本来存在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让哲学取代宗教成为社会的粘合剂；但可惜的是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人们懒得再去倾听哲学家们的相互争吵和辩论。

一旦知识与善分离，科学家被视为专家，我们就不再奢望从他们的研究中吸取道德指南或者教训。科学家的权威来自非个人性的结构和方法，而非科学家本人的优秀品质。单个科学家与常人没有任何差异，正如夏平所写，他或者她“没有任何特别的权威指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在许多人看来，科学变成了支票簿，科学家变成了为权力、官僚机构和商业利益服务的“去道德化”工具。

这里，哲学也模仿科学塑造了一种可被称作“天才竞赛”的文化。哲学思辨活动演变为旨在证明一个人在提出或驳斥论证时显得多么聪明的竞赛。今天，超级积极的学术研究生产热潮使得哲学家被困在电脑上。像科学一样，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技术操作，唯一的差别不过是我们操纵的是文字而非基因或化学元素。哲学家追求美好生活，即竭力成为模范公民和谦谦君子（虽然常常失败）的常识性观念已经一去不复返。成为专家之后，我们只能见树不见林。如今，哲学的要点是精明而不是善良。这是哲学陷入溃败的核心原因。

作者简介：

罗伯特·弗洛德曼（Robert Frodeman）和亚当·布里格尔（Adam Briggle）在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与宗教系任教。他们新著有《获得终身教职的苏格拉底：21世纪哲学的制度化》。

译自：When Philosophy Lost Its Way By Robert Frodeman and Adam Briggle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6/01/11/when-philosophy-lost-its-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