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在18世纪前后，东西方开始踏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欧率先挣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成功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并凭借其领先的经济实力树立了全球的霸权，从此整个世界历史都为之改变了。
关于西欧为什么会率先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史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并得出了很多假说。例如，Robert Allen倾向于从生产要素的成本角度对此进行解释，Douglas North更强调产权保护的作用，而Charles Kindleberger等学者则认为贸易的扩大对西欧的率先崛起具有最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应当肯定，上面的理论都从一定角度对西欧的领先进行了解释，但依然有不少现象并不能被已有的这些理论所完美解释： 首先，现代增长并没有局限在某一个或几个地区，而是迅速扩展到了西欧各地。虽然一些理论可以解释英国或荷兰为何可以在发展中获得一些先机，但依然无法解释为什么整个西欧地区可以很快共享高速的发展。其次，在18世纪以前，部分地区的快速发展可以由制度因素得到解释，但在18世纪后，增长速度对制度因素的依赖似乎减弱了，而这是现有的理论较难解释的。最后，和前现代的经济增长相比，现代增长具有更强的稳健性。战争、自然灾害等外生的冲击会对前现代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干扰，但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干扰程度则要小得多。这一重要特征，也是现有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在2005年发表于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论文“现代经济增长的智力起源”(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中，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oel Mokyr对西欧的领先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在Mokyr看来，现有的研究显然忽略了“知识”这一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和前现代的经济增长不同，现代经济增长对于知识有着很强的依赖。由于知识可以迅速传播，因此基于知识的增长也可以迅速突破地域、制度条件的限制，得到迅速扩散；另一方面，更多科学知识的应用也增强了人们应对自然的能力，这就让外生冲击对增长的负面影响大大减少了。
那么，为什么在18世纪前后，知识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突然变得重要了呢？Mokyr认为这一切源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历史研究者在考察经济发展问题时，也经常提及启蒙运动的影响，但他们通常将关注点集中在启蒙运动对制度因素(如产权保护等问题)的影响上，而忽略其对知识因素的影响。在启蒙运动中，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强调认识自然规律对于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重要性，并提倡用实验的方法探寻各种规律，他们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培根计划”(Baconian Program)。在Mokyr看来，培根计划的提出对于增强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培根计划的提出激励了人们投身科学研究的热情，由此大大增加了知识的数量；另一方面，培根计划也使得知识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大为增强了，这让很多既有的知识都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
在这两个方面中，Mokyr特别强调了后一方面，即培根计划对知识可及性的强化作用。在论文中，他给出了知识可及性能够得以强化的几个原因：其一，从技术角度讲，培根计划让更多的知识被更为统一的术语记录下来，并催生了学术杂志等传播知识的刊物。这些都让获取知识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其二，培根计划重塑了社会文化，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看法。 人们变得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科学发现，并鼓励同行来学习相关知识。其三，培根计划也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很多新的制度。大学、学术会议等有利于知识传播的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建设和发展。其四，培根计划也催生了人们对知识的需求。人们开始更尊重知识、愿意为获取知识支付代价。这些都更好地激发了知识的创造和传播。
在从理论上阐述了启蒙运动对经济增长可能起到的作用后，Mokyr教授进一步对启蒙运动的强度进行了量化。
Mokyr教授统计了《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对各个国家进行描述的行数进行了统计，并用这一数值除以当地的人口数，由此构造出了“启蒙运动指数”(Enlightenment Index)。(在统计描述各国启蒙运动状况的行数时，Mokyr教授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仅考虑了提到这个国家的行数，而第二种方法则在上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包括了提到该国具体地区的论述的行数，因此他得出的“启蒙运动指数”事实上有两个版本。当然，在数值上，两个版本的指数是较为一致的)。通过对各国的“启蒙运动指数”进行比较，Mokyr发现英格兰、苏格兰、荷兰等地区的这一指数都要大大高于传统上被认为是启蒙运动中心的法国。
当然，用“启蒙运动指数”来对启蒙运动的强度进行刻画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其一，它所依据的《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相关论述的篇幅可能受到《全书》作者主观偏好的干扰；其二，它只反应了各地总体的启蒙运动状况，而不能反应和科技知识相关的启蒙运动的状况。
为了克服以上问题，Mokyr教授又用学术期刊的创办状况来对启蒙运动强度进行了重新的刻画。他发现，从时间上看，新学术期刊的创办呈现了明显的加速态势，在17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创办的刊物占到了1650-1800年创办刊物的绝大部分；从新创刊物的内容上看，科学、技术等科目占据了很大部分。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在西欧成功转向现代经济增长之前，确实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科学知识启蒙。值得注意的是，在空间分布上，瑞士、低地国家，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创办的期刊最多，西班牙最少，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只居于中游。而从创办刊物的内容上看，英国刊物的“科学性”也并不占优势。这说明，在整个西欧启蒙过程中，英国在知识启蒙上并没有特别突出。由此，Mokyr认为虽然启蒙运动可以解释西欧的率先崛起，但对于英国领跑欧洲，则要继续寻找其他答案。
随后，Mokyr还用学科社团的创建数作为度量，重新考察了启蒙运动的变化，其得到的结论是同用创办期刊数作为度量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的，限于篇幅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结起来，Mokyr的这篇论文强调了知识在西欧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察角度。不过，Mokyr本人并没有为他的观点提供深入的实证分析证据，而只是给出了一些简单的证据，这点当然是非常遗憾的。但从另一角度看，这或许也为希望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的学人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方向。
【文章来源】 Mokyr，J., 2005,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2), 285-251.
【原文下载链接】http://jnls.cup.org/home.do;jsessionid=A46CFBAB877B4717A8A47D2FE524B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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