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延续“温和向下”趋势，但仍保持在快速增长区间，全年预计增长9%左右，与“潜在增长率”大致吻合
总体看，当前经济运行延续去年以来的“温和向下”趋势，有的指标略有加速，有的指标略有减速，但都没有出现极端倾向，保持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区间”以内。上半年GDP增长仍将超过9%，下半年可能略微低一些，但全年还可实现9%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不仅明显高于“十一五”规划预期7.5%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而且比今年年度计划确定的8%还高一些，最终将低于2003年10%、2004年10.1%和2005年9.9%的增长速度，回到2003年的增长水平(9.1%)。
从近期看，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是一个既无高通货膨胀，又可防控通货紧缩，同时能够创造较多就业机会的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9%左右，意味着经济运行“稳中求进”，既不“过热”，又不“过冷”，属于“中性水平”，没有太大的系统性风险。这也是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实施“双稳健政策”的目标追求。在这个增长背景下，所有的扩张性或紧缩性措施的力度都不宜过大、过猛，应保持微调水平，以较温和的方式对过快领域进行调控，引导市场主体的预期，将国民经济运行持续控制在“平稳较快”的轨道上。
二、粮食生产继续向好，稳定粮价压力增大，应尽快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建立粮食生产补偿和粮价稳定的机制，防止“谷贱伤农”
在中央一系列“三农”政策措施推动下，今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依然很高，农业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小麦有望增产，“十一五”开局年农业景气趋势依然向好。今年粮食方面，令人担心的不是能否增产，增产多少，而是粮农能否增收，增收多少，如何增收。
多少年来，粮农一直处于“增产——降价——减收——减产——涨价——再增产——再降价——再减收……”的周期性循环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产量最高的1998年、1999年，年产粮食分别高达5.123亿吨和5.0839亿吨，随着粮价下降，农民收入减少。观察一年之后的变化，农民人均纯收入1999年、2000年连续两年只增长2%左右，既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7.6%和7.4%的速度，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水平最低的年份。由于增产不增收，农民只好减少生产，结果粮食产量连续4年下降，到2003年降为4.307亿吨，回到上世纪80年代底以前的水平。持续减产后，粮价上升，农民又扩大生产。在政府取消农业税的激励下，近两年农民粮食生产的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接近最高时期的1996年-1999年的平均水平。
今年，在连续两年粮食较大幅度增产基础上继续增产，从国家粮食安全角度看是一件好事，也是我国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支撑。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不能长期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关于粮食问题，应当始终同时考虑两个战略：一个是粮食安全战略；一个是农民增收战略，两个战略不能偏废。
怎样才能既从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出发，促使粮食产量在较高的水平上平稳增长，又保证种粮农民的粮产收入持续增长，防止“谷贱伤农”呢?建议实行“鼓励生产、稳定粮价、搞活流通”的方针；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尽快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建立粮食生产补偿机制以及粮食价格形成和稳定机制。通过建立新机制，来稳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当然，粮食产量的宏观管理，也应有阶段性目标，应确定一个均衡产量，不是粮食越多越好。当前，全国每年新增人口750万左右，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37和0.45左右，包括生活和工业用粮在内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年均360公斤，在这种情况下，“十一五”时期，粮食均衡产量大体上可掌握在年均4.8-5亿吨的区间内，低于下限意味着粮食供给相对不足，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高于上限则意味着粮食供给相对过剩，会出现“谷贱伤农”。
三、工业增长总体上健康，过剩产能调控要有针对性，掌握好措施力度，不要全面开花，防止紧缩过度
从长期看，工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大瓶颈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资源瓶颈；一个是技术瓶颈。“十一五”规划对如何突破这两个“瓶颈”，已做了战略部署和中长期安排。但是，短期工业政策措施如何努力与之协调、衔接，防止出现过大的短期波动，使短期增长与中长期目标保持比较好的吻合，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工业经济发展整体上健康，目前仍处于良性循环之中，近期运行还未出现改变此良性循环的明显迹象。今年头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虽然仍增长16.2%，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回落了0.7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增长14.2%，同比回落了2.8个百分点，在国际轻纺市场的产品销售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轻工业增长还存在继续回落的可能。由于钢铁、有色金属、汽车、机械设备、通讯器材和基础原材料的国际市场需求依然较旺，整个工业品出口形势仍然良好。1-2月，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4.2%，表明工业品外销势头依然强劲，少数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并没有恶化我国工业品出口的整体市场环境。从国内看，工业品市场虽仍保持比较旺盛的总体景气状况，但没有在前期快速增长基础上进一步升温。工业增加值连续4年保持在年增长16-17%的水平，月度、季度起落幅度不超过2个百分点，出现了典型的平稳较快增长趋势，今年以来并未改变这种状况，表明工业增长的稳定性较好。
分行业看，部分行业特别是原材料、制造业前期投资过多、过快，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过剩产能。根据有关部门资料，到去年年底，钢铁产能已达到4.7亿吨，在建7000万吨，拟建8000万吨。去年粗钢产量3.4936亿吨，增加6887亿吨，增长24%，明显快于经济增长和工业增长。有人估计“十一五”期间钢铁产能要剩余2-2.5亿吨。汽车产能方面，去年年底已形成1000万辆左右的产能，在建、拟建合计有1000万辆左右。去年实际产量不到600万辆，产能利用率不足60%(发达国家一般为70-75%)。据已有资料估算，“十一五”期间即使在600万辆基础上每年以80万辆左右的边际消费量递增，年均销量也只有大约840万辆，期末过剩有可能将达到1000万辆。除了钢铁和汽车外，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等行业产能的过剩情况更为明显。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目前产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规模较大，存在“潜在过剩”。如果“十一五”时期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制造业、重化工业增长比“十五”有所放慢，那么这些行业的增量需求会逐步减少，在其供给继续保持惯性扩张的情况下，供求缺口扩大的压力将增加。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企业库存增加，工业品产销率趋降，2月为97%，同比降低0.3个百分点；价格下跌，工业品出厂价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又下降3%左右，比2004年的6.1%、2005年第三季度以前5%以上的水平进一步下降；企业利润下降，亏损企业数增加。除了这些短期的负面效应外，更重要的是长期的负面效应：水、土、矿等自然资源消耗量大，生态环境压力增大；过多的供给强化本国出口企业的恶性低价竞争，迫使工业品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口，引发更多的外部限制，降低了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强化了“快速增长的国民总产出过于依赖快速扩张的总投入”的不良循环。如不尽快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将会破坏产业经济健康发展，导致通货紧缩，这会加大总量经济波动的风险，引发繁荣后的衰退，妨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降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因此，今明两年把控制过剩产能作为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既必要，又及时。
但是，调控过剩产能要注意针对性，掌握好措施力度，不要全面开花，防止紧缩过度。具体建议是：
第一，注意三个“结合”。一是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相结合。通过促进企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缓解产能供大于求的矛盾。二是存量调节和增量调节相结合。存量方面，既要逐步淘汰低水平、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不安全的小锅炉、小煤窑，又要通过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在细化分工基础上延长产业链，实现部分产能的转换和替代；增量方面，主要措施是严格行业和市场的准入，利用合理的规模标准、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新产能的形成。三是供给调节和需求调节相结合。加强需求侧管理，通过扩大需求渠道，以求消化产能，提高产能利用率，减少产能控制中的浪费。譬如，保持汽车、船舶、大型装备制造及房地产业的平稳增长，持续推进高速公路、铁路、桥梁及地下油、气、水、排放设施建设，加快新农村建设，都将有利于消化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水泥、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产能调控，要“控”，但更重要的是“调”，“调”可以减少一些浪费。
第二，促使审批公开化、技术化、法制化。在现行的核准制下，行业产能形成上首先与行政审批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审项目、批工程的过程，不仅有很强的非技术化倾向，弹性权限较大，且时常受“条子”、“人情关系”的影响，导致“审批膨胀”。要控制产能过剩，首先要使审批科学化、标准客观化、准入法制化，最大限度地限制审批人员的弹性权限，堵塞“条子”和“人情关系”的口子。这是对产能形成的“事前控制”，是遏制产能过剩的治本之途。只有把“事前控制”与“事后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如前两年的电力)的周期性反复。
第三，更多地运用市场参数进行调节。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的形成靠市场参数如价格、税率和利率等来调节。对于仍处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产能调控在一定程度上须以行政力量施加影响。但这种影响应当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步缩小。为了使企业行为逐步走向市场化、理性化，增强对市场信号的反应能力，从对政府依赖转变为对市场反馈，宏观管理部门应当更多地运用价格、税率和利率等市场参数来调控产能的形成和变化。在调控过程之前、之中，应及时发布有时间序列数据的产能信息，使企业形成合理预期，理性地作出扩大还是缩小产能的决策。
第四，注意短期静态平衡与长期动态平衡的衔接。为了避免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周期性循环，在调控产能时，要注意短期静态平衡和长期动态平衡的协调、衔接，对当前调控措施会在什么时候产生多大紧缩效应进行预估。根据这个预估来选择调控的力度、时机和节奏。这就要求调控者对产能和需求的未来变化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和把握。
第五，更灵活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产能”虽然是一个供给概念，但它要需求来消化，脱离需求单纯压产能，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人、财、物浪费。科学的产能调控，应从供给和需求两侧采取协同措施。在需求调节中，应灵活、有效地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兼顾扩大出口和扩大内需。由于产能过剩时期下游行业的竞争比较激烈，不容易消化上游行业的过剩产能，比较好的选择是加快发展那些不产生短期竞争性供给的行业，比如，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和新农村建设，不仅不会形成短期竞争性供给，而且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四、建筑业持续繁荣，房地产景气度趋降，投资和价格调控不应“一刀切”，不宜下猛药，政策应着力于“慢放气”和“均衡发展”
建筑业快速增长，农村路、电、气、水设施和全国大跨度公共设施的建设有所加快，房地产投资增长进一步减速(19.7%)，明显低于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6%)，但仍在高位运行。整个房地产业的供给能力累积式提升，房屋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原来住房投资和房价超常规增长的地区，正在逐步从“有价无市”向“价跌量升”的方向演变，局部性住房“买方市场”在逐渐形成之中。上海居民的住贷减少，楼市成交量2月份月环比下降45.65%，房价下降1.1%。虽然目前还很难断定是否“泡沫”破灭的早期信号，还要看连续几个月的趋势，但这是前期没有出现的现象。北京去年末的空置房增长31.6%，其中，住宅空置增长10.5%，今年头两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又增长28.3%，同比提高10.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86%。这些数据可能意味着，北京房地产的“卖方市场”正在逐渐被“买方市场”所取代，只是人们还没有强烈地感受到。
在长三角房地产投资增幅减缓、市场温和调整、房价缓慢下跌时，东北、中西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和供给继续快速扩张，房价快速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资料，70个大中城市今年2月房价同比升幅较大的前5个城市有：大连14.6%，呼和浩特12.2%，深圳11.1%，成都8.3%，南宁8.1%。
总体上看，全国房地产业已出现较前两年更为明显的“泡沫”，但各地发展的情况不一样。无论是绝对价格水平，还是各地的相对价比，差异都很大，表明各地房地产业发展的非均衡程度较强。针对这种形势，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一是采取力度更大一些的措施控制房地产的景气度，在优化住房供给结构基础上，调节需求，稳定市场。但是，目前房地产的需求控制不宜下猛药，不宜直接将“泡沫”捅破，而是“慢放气”，使泡泡慢慢变小，用“边际调节”逐渐降温，促使房地产市场“软着陆”。这样代价小一些，也不会伤到市场的元气。上世纪90年代那一次房地产市场整顿，下的是猛药，时间长，代价大，伤了市场的元气，恢复起来很困难。本轮房地产繁荣和上次不一样，它不是空转，不是空炒，而是有实际需求的，尽管有一部分属于投资和投机性需求，但自主性消费需求构成住房总需求的主要部分。
二是实施均衡发展的房地产政策。时间均衡上，通过灵活运用利率和信贷条件约束，控制增长速度，延长发展时间；空间均衡上，通过对不同地区土地供应的弹性差异，灵活调节地区房地产市场，特别是稳定落后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势头，以此带动其经济发展，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五、服务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投资增加，但外部约束多，创业难，经营管理成本高，应尽快改善工商税务和金融信贷环境
服务业方面，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都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这与“十一五”规划吻合，符合三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也是在制造业就业弹性趋于下降格局下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国家的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在前两年快速增长基础上，今年头两个月的餐饮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旅游业增长超过13%，其中，航空业的私人消费需求日趋旺盛。汽车销售量增加促使其保有量增加，带动规模不断扩大的汽车消费服务；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快速增加，物业服务快速增长，居民大宗消费服务业进入加速扩充阶段。
生产性服务业更是出现了加速发展势头。在今年1-2月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生产性服务领域的投资表现突出，其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投资增长40.8%，铁路运输投资增长244.8%，交通运输设备投资增长53.1%，金融投资增长127.5%。这对缓解服务业发展“瓶颈”，消耗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实现产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目前的突出问题是工商税务、金融信贷和经营管理环境偏紧，外部约束较多，特别是包括软件开发和应用在内的科技研发服务，税负门槛仍偏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条件不够好，行业创业艰难，市场竞争条件比不上印度等信息业成长较快的国家。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与工业、农业融合，增加服务领域就业机会，须全面改善服务业的工商税务、金融信贷和经营管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行业回报率。
六、“投资过度、消费不足”格局正在变化，目前不是投资挤消费，而是出口挤消费，可采取“控投资、扩消费、稳顺差”策略
今年1-2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6%，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2.5%。这个增长关系是否合理?是否可以继续判断为“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呢?应做深入分析。按现行统计，2003年以来各年的投资增长一直保持在26%以上，高于1981年-2005年年均21%的增长速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004年以来保持在13%左右，低于1981年-2005年年均15%的的增长速度，统计仍然显示“投资过度、消费不足”。但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统计口径偏差；二是消费增长趋势变化；三是净出口率变化。
从统计口径看，在按支出法统计的GDP中，房地产计入“投资”而不是“消费”，这在90年代以前城镇居民住房作为福利进行分配的体制中是合理的，但随着住房商品化进程加快，买方和租房成为城镇居民(常住和暂住居民)主要的大宗消费开支。如果将现行统计口径进行切合实际的调整，估计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要比已有数据高2个百分点以上，2004年以来的增长速度也有可能不是13%左右，而是在15%125[上。
从消费增长趋势看，即使按现行统计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也表现出强劲势头。前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3%左右，明显快于1998年-1999年6.8%、2000年-2003年10%左右的增长水平，消费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增强。
从最终消费率、投资率(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之间的关系看，最终消费率由“六五”年均66.1%、“七五”63.4%下降到“八五”的58.7%和“九五”的59.4%，进一步下降到“十五”末期的54%左右，并不完全是投资率提高所致。因为1993年以来的投资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即使是近两年也没有持续超过1993年的投资率水平。实际上，最终消费率下降与净出口率上升相关。“六五”年均净出口率为-0.32%，“七五”为零，“八五”上升到0.98%、“九五”进一步上升到3%，“十五”在2%以上。这说明，在净出口率发生急剧变化条件下，投资和消费并不经常是此消彼长的，投资率不提高，消费率也可能因净出口的替代、挤出作用而下降。当前的问题，不是内需中投资需求挤了消费需求，而是外需挤了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调整优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应当与调整优化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结合起来。
今后几年，可考虑采取“控投资、扩消费、稳顺差”的需求管理策略。“控投资”就是要促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适当减速，从目前的26%逐渐调回到长期平均增长水平(21%)附近，但不能压到15%，如果投资“硬着陆”，急剧减速10个百分点以上，可能会造成经济衰退。“扩消费”就是要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继续促使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保持近两年的增长速度。“稳顺差”就是要控制净出口规模，对外贸易争取“略有盈余”即可，但调减顺差规模不能用力过猛，要以微调方式逐步实现，以防振荡太大。
七、“双剩余”问题突出，应多管齐下转化“内储”、控制“外储”，着力于贸易平衡
当前经济形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双剩余”——国内储蓄剩余和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
国内储蓄规模扩大的典型表现之一是存贷差增加。自1993年实现“贷大于存”向“存大于贷”转换以来，金融机构存贷差持续扩大，近一段时间一直保持在10万元左右，约占总存款额的1/3。存贷差扩大的原因很多，生产率提高促使国民收入形成加快和内需不足是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因。要促使“内储”向投资和消费转化，关键是增强扩大内需的政策力度。
1998年以来，国家先后采取了增发国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非公有制企业投资环境，增加公务员工资，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鼓励住房、汽车消费，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措施，这些措施对扩大内需产生了明显效果。今后还应出台一些新的措施，比如，通过完善最低工资法，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提高工薪阶层的购买力；通过加快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的医疗、养老、失业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解决后顾之忧，提高消费倾向，促使消费者愿意花钱；在人均收入普遍提高的背景下，为中高收入者拓宽个人投资渠道，改善资本市场投资环境，促进个人投资增长等。
外汇储备在1978年实现1.67亿美元后，到1992年这一时段有过3次大幅缩减：第一次是从1979年的8A亿美元降到1980年的-12.96亿美元；第二次是从1983年的89亿美元降到1986年的20.72亿美元；第三次是从1991年的217.12亿美元降到1992年的194A3亿美元。自1993年起没有下降，一直扶摇直上，到今年2月末8537亿美元，13年扩大43倍，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经济体。从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看，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扩大趋势还将延续。外汇储备规模扩大，对增强我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都有积极意义，但其风险也在不断增大。
通常，外贸依存度很高的经济体，外汇储备增加有其必然性。当国内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低收入者群体比重大，中间收入群体比重小，大众消费不足，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外需的情况下，贸易盈余持续增加，经常项目下的外汇储备就会持续增加。同时，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净出口持续增长，国内产业工人的工资不出现显著增长，这三个条件具备其中一二个，外汇储备就会持续增加。
出于国家的战略利益需要，须要选择人民币强势战略，这就要求人民币汇率保持中长期稳定，即使升值也要走渐进道路，不出现大幅升值后的大幅贬值，以增强世界对人民币的市场信用和信心。“渐进升值”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短期内不可能消除，但也会使资本项目下盈余增加。
控制外汇储备规模的政策重点应当放在贸易平衡上，而贸易平衡的实现又离不开扩大内需。因为无论是增加进口，还是减少出口，都要求国内需求来消化。转化“内储”和控制“外储”，关键是持续扩大内需，促使国民消费福利最大化。
八、今年通缩风险大于通胀风险，适时出台前几年没有落实的调价措施，争取GPI控制在2%左右
2003年开始加速的经济增长，没有伴随高通货膨胀，CPI上涨率最高的2004年七八月，也只有5.3%，此后几乎是逐月下降。今年2月，已降到1%以下，越过了“合理通胀区间”，即“价格走廊”CPI上涨1-5%的下限，持续3个月落到0%以下。这说明目前的趋势是通货紧缩风险在增加。即使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正在向国内传递，国内投资增长加快使得投资品价格如钢材、氧化铝、铜等重要基础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率依然较高，但由于整个制造行业前几年投资规模快速扩大，产能累积增加，供给能力大幅提高，煤电油运紧张的矛盾明显缓解，只要继续坚持“管住货币、微调信贷”的方针，将M2和M1增长速度控制在“货币走廊”(12-20%)中值附近，今年就不会出现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
今年防控通货紧缩的直接措施是，适时出台前几年没有落实到位的调价措施，比如，提高部分公用事业价格，特别是较大幅度地提高水价；提高城市垃圾处理、排污费用价格；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加快油、气价格形成市场化等。同时，还要建立具有长远意义的粮价稳定机制，防止粮价下降。在各种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今年CPI上涨率可以控制在2%左右，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理想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