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此文为钱穆先生致余英时先生书札，谈论文写作问题。

关于撰写论文之体例方面，穆别有几项意见，供弟采择：一、在撰写论文前，须提挈纲领，有成竹在胸之准备，一气下笔，自然成章。弟之原文，似嫌冗碎软弱，未能使读者一开卷有郎然在目之感，此似弟临文前太注意在材料收集，未于主要论点可以沉潜反复，有甚自得之趣，于下笔时，枝节处胜过了大木大干，此事最当注意。二、弟文一开始即有近人言之已详可不待再论云云，此下如此语例，几乎屡见不一见，鄙意此项辞句，宜一并删去。三、附注牵引别人著作有一零七条之多，此亦是一种时代风尚。

鄙意凡无价值者不必多引，亦不必多辨，论文价值在正面不在反面，其必须称引或必须辩白者自不宜缺，然似大可删省，芜累去面精华见，即附注亦然，断不以争多尚博为胜。四、正文中有许多枝节，转归入附注，则正文清通一气，而附注亦见精华，必使人读每一条注语，若条条有所得，则爱不释手，而对正文弥有其胜无穷之感，万不宜使人读到附注，觉得索然少味，则专减却其先读正文之影响。何者宜从附注转归正文，何者宜从正文转归附注，何者宜直截割爱，何者宜加意收罗，当知正文附注只是一片文字，不宜有所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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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近人论学，专就文辞论，章太炎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可为论学文之正宗。其次是梁任公，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一气而下，有生意、有浩气，似效太炎各有胜场，即如《清代学术概论》，不论内容，专就其书制言，实大可取法。

近人对梁氏书似多失持平之论，实则在“五四”运动后梁氏论学各书各文均有一读之价值也。其次陈援庵，其文朴质无华，语语必在题上，不矜才，不使气，亦是论学文之正轨。如王静庵则为文有大可议者，当知义理考据文章，义各有当。静庵之文专就文论，不在章梁之下，而精洁胜于梁，显朗胜于章，然其病在不尽不实。考据文字不宜如此一清如水，繁重处质以轻灵出之，骤读极易领略，细究实多罅漏。近人宜此讥任公，不以此评静庵，实则如言义理，可效王氏，若言考据，不如依梁较合。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至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氏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覆之情味。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当，殊觉不适。弟此一论文就穆直感观之，似受陈君行文之影响实大，此或穆一时觉其如此，弟或不在下辈前有此意想，然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覆，颇近陈君，穆亦有意为弟下笔删去十之三四，而弟文所欲表达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减，并益见光采，此层大可留意，不知弟以为如何也。

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穆此条只论文字，不论内容，弟谅不致误会，然文字亦大须注意。

上所论者乃大体，此一条乃论文之字句章节，与文体略有辨。穆平常持论，为学须从源头处循流而下，则事半功倍，此次读弟文时时感到弟之工夫，尚在源头处未能有立脚基础，故下语时时有病。只要说到儒家道家云云，所讨论者虽是东汉魏晋，但若对先秦本源处留有未见到处，则不知不觉间，下语自然见病，陈援庵、王静庵长处，只是可以不牵涉，没有所谓源头，故少病也。

弟今有意治学术思想史，则断当从源头处用力，自不宜截取一节为之，当较静庵援庵更艰苦始得耳。陈寅恪亦可截断源头不问，胡适之则无从将源头截去，此胡之所以多病，陈之所以少病，以两人论学立场不同之故。弟今采取之立场，则万不可截去源头者，此层盼试细思自可得其意。

弟之才性，为文似近欧阳，不近韩柳，盼多读欧阳公文字，穆于欧阳公，常所深契，然韩柳境界万不宜忽，欧阳不从韩公入门，绝不能成欧阳也。清代文字，最盼能读《碑传集》。弟之文路，多看《鲒奇亭集》为近，自全祖望上参黄宗羲《明儒学案》各家之序，此是绝大文字，以黄全为宗，再参以清代各家碑传，于弟此后治学术思想史行文，必有绝大帮助。

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穆前举叶水心、王船山两家乃参考其意见，至于行文，弟似不宜学此两家耳。弟之行文，似是近于清深喜往覆之一路。弟近洪，不近龚，此两家亦多妙文，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盼弟能勿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