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我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从民主的发生来看，民主不是商品，不能拿来贩卖；从民主的内容来看，“程序民主”固然重要，“实质民主”更为根本；从民主的形式来看，民主不限于普选，协商也是民主；从民主的价值来看，民主既有目的价值，也有工具价值；从民主的标准来看，民主没有通行的国际标准，各有各的模式；从民主的发展来看，民主无法速成，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从民主的效果来看，本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不是万能钥匙；从民主的目标来看，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依然在路上。
【关 键 词】西式民主/中国式民主/科学民主观
在“言必称民主”的时代，究竟何谓民主、民主意欲何为却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今天，面对“民主灌输论”“民主速成论”“程序民主至上论”“民主目的论”“选票至上论”“民主一元论”“民主万能论”“民主终结论”等论调的纷纷来袭，我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①。
一、民主的发生：民主不是商品，不能拿来贩卖
民主不会横空出世，民主制度不是“飞来峰”，任何民主都只能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只能从本民族的文化血脉中衍生出来，只能与本民族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的民主观，“黑格尔认为民主因素只有作为形式上的因素才能灌输到国家机体中去……其实恰巧相反，民主因素应当成为在整个国家机体中创立自己的合理形式的现实因素”②。也即是说，民主因素无法通过外部灌输，必须依靠各个国家的内生演化才能发生发展。习近平也说：“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③每个民族的民主都一定带有本民族的独特基因，都一定要与本民族的水土相服。民主不是商品，不能随意拿来贩卖，更不能靠进口来弥补。“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没有社会经济的基础”④，这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民主低质化的重要原因。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首先与这个国家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中国和西方文化精神各具特色，性质迥异，没有理由采取相同的民主模式。文化基因对民主的影响远比想象的要大，而身在其中的人们却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说，文化所隐含的远比它所展现出来的要多，更奇怪的是，它在本国人民面前隐藏得尤其有效。这也正是很多国人不顾一切要求抄袭西方民主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民主精神古已有之，但近代以来，西方推进民主的进程也是极其艰难和曲折的，西式民主直至今天依然在途中。中国的文化血脉中民本精神凸显，民本精神本身包含着民主的价值，这与西方对民主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因而推进民主的进程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既要发展民主，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文化实际，简单移植西方的民主。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列宁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的，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会影响经济，也会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⑤。古希腊产生了很好的民主理念，但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没有流行起来，更没有转化为相应的民主实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和制度基础。古往今来，任何超越历史阶段的输入型民主，其结果都是民主的异化。比如，美国的开国元勋和美国宪法的奠基者们对民主制度并不看好，为了与“民主制”相区别，他们把自己的制度称之为“共和制”。“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曾在制宪会议上公开指出：“民主制是最坏的政府形式。”⑥可见，同是为了发展民主，若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民主的形式也必然不同。
“民主输出”是西方国家的“崇高使命”和“伟大目标”，是西方主宰世界的一种方式。然而，它们大概并不知道，民主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它过往的全部历史⑦。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一直强调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并非具有普世性。20世纪以来，西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但这种外部强加的民主往往“水土不服”，那些急欲贴上“西式民主”标签的国家大都跌入了“民主陷阱”，因为“民主所造成的代价比它带来的好处要高昂得多”⑧。
二、民主的内容：“程序民主”固然重要，“实质民主”更为根本
民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看待民主，既要看到民主的实现形式，更重要的是透过形式的外壳把握民主的实质。“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是对民主的异化”⑨，是西方话语的陷阱。“程序正当”固然重要，但“结果正义”更为根本。“一旦程序正义被当作正义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是结果非正义。”⑩
任何民主都离不开恰当的实现形式，离开了必要的程序设计，谈不上民主。但是，同样的民主形式在这里可能酿成美酒，在那里可能是一剂毒药。任何民主形式的设计，必须立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立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为这个国家的成功实践所检验，否则就难以避免水土不服的结局。“程序正确高于一切”的“游戏民主”在现实中是玩不转的。
有的民主，程序是完美的，形式是真实的，但内容和实质是虚假的。资本主义民主大致属于这一类。这类民主的“虚假性”在于，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11)。这类民主的“真实性”在于，它的程序设计非常华丽，可谓一俊遮百丑。但是，形式上的民主不等于事实上的民主，“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12)。西式民主由于“资本逻辑”这一先天的基因缺陷，打扮再美丽的民主也仍然无法掩饰其内容上的空乏。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排斥群众的)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13)。西式民主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亦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产生了断裂。缺乏价值理性的维度，工具理性的膨胀必然走向理性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
有的民主，内容是真实的，形式是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大致属于这一类。这类民主的“真实性”在于，它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实质性民主。但社会主义民主也必须通过好的形式来实现，必须有好的程序设计。社会主义民主从形式上来说具有典型的“发展性”“阶段性”特征。今天，我们已经摸索出一套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国实现形式，但还处于初级阶段，民主的实现形式还有很大的发展和完善空间。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不能拘泥于形式。既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既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归根结底，民众的支持度是政权合法性之所在。过去10来年，西方许多独立的民调机构发现，中国中央政府的民众支持率远高于号称民主社会的西方政府。美国皮尤中心(PEW)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2009年和2012年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分别为30%和29%，英国为30%和30%，法国为32%和29%，意大利为25%和11%。2013年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你可能认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合法性或权威性几乎全是由西方式的民主功能所带来的。但是，民主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民主本身并不能保证合法性。”(14)
三、民主的形式：民主不等于选举，协商也是民主
民主不等于选举，民主和选举不能等量齐观、等同视之。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却大都沉迷于“选举”这一初始环节，“人民主权”被置换成“人民的选举权”，民主被简化为选举，选举又进一步简化为投票，而对于决策是否民主、管理是否民主、监督是否民主却并不感兴趣。比如，极力鼓吹“民主化第三波”的亨廷顿就认为，“民主的精髓是最高决策者通过普选产生”(15)。且不论这里的“民主选举”是否是打折扣的民主，更不提如此厚此薄彼是否是别有用心，单论如果过分强调选举，就必然导致民主机制的失调，民主链条的断裂，民主就只能止步、定格于“选举”这一外在的形式。
在西方，普选权蜕化为统治集团窃取国家政权的工具，异化为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玩一次(16)。正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卢梭在批判英国代议制民主时所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17)西式民主就是选民一人一票选举政治家，选举之后的事选民就管不了了，顶多等下次再来投一次票。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8)。选举民主的周期性休眠正是西式民主的病根之一。
其实，民主是基于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的长期实践之上的，采取何种民主形式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状况、人口结构、宗教信仰、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意识、国民素质等多因素相结合，否则很难有效运转。民主的形式并非只有一种，“选举”是民主，“协商”也是民主。习近平说，“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19)。不能以一种民主形式代替、否定另一种形式，好的民主常常是多种形式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选票至上论”者将“选举”视为民主的唯一标志，将“普选”抬升为民主的唯一形式，将“选票”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将“有没有普选”作为衡量民主国家的唯一门槛，这是片面的。马丁•雅克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西方，民主(普选)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已经几乎成为一条公理。但这是错误的。”(20)须知，“选举”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和实现形式，但并非民主的全部和实质。西式民主坚持选票至上，迷信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21)，两者之间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承认“选举”，但反对“选票至上”。“选票”只是民主的一种辅助工具，而不是民主的指挥棒。“选票”的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获取选票的能力与治国理政的能力并没有直接的关联。“选票”一旦上升为特殊的“以太”，可以左右政党的政纲，可以决定治国理政的思路，政党围着选票转，政客为了选票邀宠于选民，民粹主义将变得不可避免，最终受伤的就是整个国家和人民。
四、民主的价值：民主既有目的价值，也有工具价值
“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22)，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过去强调民主只是手段，其实是片面的。
说民主是目的，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也号称是为了民主，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争得民主”(23)；是因为民主构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指针，人的发展本身就包含人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实现；是因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当代中国的价值目标。说民主是手段，是因为民主不过是保障民主革命胜利果实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因为民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24)，是因为民主不过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因为通过民主的方式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国家的发展繁荣，增进人民的安居乐业，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如果因为推行某种水土不服的民主形式，导致政局动荡，社会纷扰不安，人民无法安居乐业，甚至民不聊生，那么，这种民主就是不合时宜的，就背离了民主的初衷。实际上，西方大部分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主张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制度安排，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
“极端民主派”认为，民主是最高的目的，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依靠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片面的。其实，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民主既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25)，既可能解决问题，也可能加剧问题。马丁•雅克也指出：“认为民主之重要高于其他任何事……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事事围着民主转，那这样的观点也只不过是将西方狭隘的心态暴露无遗。”(26)然而英国牛津大学欧洲问题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先生却是西式民主的高级营销员，是十足的“民主目的论”者。尽管他也发现，“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在经济增长率、通胀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预算赤字、腐败、透明度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指标方面，都不如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国”(27)，但是，他依然不遗余力地为印度民主摇旗呐喊，“印度，加油！……印度必须在政治上击败中国”。在阿什先生的逻辑中，“民主”的印度一定比“独裁”的中国好，这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其实，西方推销民主也是从目的和手段两个层面着力的。从目的来说，西方惯于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势，将“民主”包装成点石成金的“魔杖”，制造“西方的繁荣乃拜民主所赐”的神话，渲染“民主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从手段来说，“民主”成了西方大国政治和外交干涉的遮羞布，成了西方世界追逐经济利益和思想霸权的有力武器。
我们既要重视民主的目的性价值，也要重视民主的工具性价值。从目的来说，要逐步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和程序设计，拓展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民主空间。从手段来说，任何民主制度的安排都一定要服从、服务于良治和善政，都不能扰乱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能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不能破坏人们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不能降低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那种忽视民主的“目的性”，并以此为借口拖延乃至拒斥民主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样，抛开民主的“工具性”而奢谈其“目的性”，以为民主就是一切，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的想法也是天真的。
五、民主的标准：民主没有通行的国际标准，各有各的模式
“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是西方特有的价值观，而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文化传统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民主的形式和途径必然各不相同，判断民主的标准也必然是多元化的，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民主没有通行的国际标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必然是独特的。西方有西方的标准，东方有东方的标准。即使“在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形式都不同，民主的运用程度也不同”(28)，每个国家都有权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尊重民主标准的多样性，不搞一元化，这是基本的国际准则。亨廷顿早就指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29)然而，西方凭借对“民主”概念的垄断，将“西式民主”上升为政治宗教和政治圣经，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传经布道。西方奉行的霸权逻辑就是：我即民主，民主即我，谁不与我共舞，就是民主的敌人。他们将根植于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模式这个“特殊”当作“一般”，在民主问题上竭力推行西方标准，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逻辑，对其他的民主模式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干脆将其归于专制与威权体制的行列(30)。国内也有人跟着起哄，“他们奴隶似地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把它叫作‘纯粹民主’或一般‘民主’”(31)。其实，没有一般的民主，只有具体的民主；民主越是纯粹，就越是走向了民主的反面。
尽管西式民主模式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但它既不是完美的模式，也不是唯一的模式，更不是最后的模式。西方国家自己的问题扎堆，西式民主的“试验田”更是沦为内乱、贫困、分裂的代名词，这套民主模式又如何能成为裁判他国的标准，又如何能成为他国效仿的榜样呢？“脱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并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特色的民主体制！”(32)
“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33)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民主观，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你不可能把一些外国的、与中国的过去完全不符的标准强加给它”(34)，用西方的民主模式衡量和要求中国是不适宜的。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5)。习近平也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36)民主是个好东西，评价一国的民主制度好不好，只能拿事实来说话。离开实践的检验，根本无法评断一种民主制度、一种民主形式的优与劣，甚至无法评断其是不是民主的。
现在，国内外有一股势力污蔑中国“不要民主”，实际上他们要的是西式民主，是“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西方议会”那一套。我们批判他们这些谬论，绝不是不要民主，而是为了发展“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只能脱胎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内生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架构，契合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定力，不必在乎别人说三道四。
六、民主的发展：民主无法速成，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
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37)。每一个既成的民主形式都不过是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因而都只能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民主，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民主模式。没有民主速成论，只有民主过程论。
资产主义高举着“民主”的旗帜来到人间，但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产物。在西方，妇女、少数民族(种族)、土著居民为了争取形式上的民主权利经历了漫长的斗争。“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历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选权——也只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38)比如法国，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即宣示“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妇女直至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此时距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155年。再比如美国，《独立宣言》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千百万黑奴却被排除在这“人人”之外，美国黑人的民主权利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废除了种族限制之后才获得的。西式民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在实现现代化之前实现了普选，“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与经济腾飞是同步进行的”(39)。可见，将资本主义制度与民主制度画等号是何等的浅薄。
民主不可阻挡，但也无法速成。民主依赖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等诸多条件，“民主必须自己慢慢地成长”(40)，而不应该是催熟的。期待一朝一夕建好民主大厦，结果往往会是一座危楼。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通过了《魏玛宪法》，该宪法被认为是当时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41)。当时便有人断言，德国将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但是，事与愿违，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而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理想的设计完全没有变成现实。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在于把民主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今天，西方依旧在推销“民主速成论”，一些国家依然在做着“民主速成梦”，其实，泰国、乌克兰、埃及、伊拉克等国家的民主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一个过程。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42)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迷信西式民主可以在中国速成的理由，中国必须遵循民主发展的基本规律，走“中国式民主”之路，千万不能落入“民主速成论”的话语陷阱之中。中国式民主的突出特点是增量民主，是渐进式民主。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43)这是建设“中国式民主”的重要方法论。
七、民主的成效：本土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不是万能钥匙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近年来的流行语，但这绝不意味着民主是把万能钥匙，可以单打独斗，单骑走天下。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民主并非万能”，这就是历史给出的答案。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根据20多年来的观察，终于鼓足勇气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将民主放归到一个正常的位置。福山最新的政治学发现表明，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三块基石：强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三者的顺序至关重要，民主并不是第一位的，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有效统治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遭到失败，比如非洲，民主加剧而不是修正了现存的问题(44)。根据福山的理论，如果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强政府、法治也是个好东西，而且是更好的东西。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极端民主化不是个好东西。“民主”与“集中(权威)”相辅相成，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不存在没有制约的“纯粹民主”(45)，也不存在没有例外的“一般民主”，“完全的民主等于没有任何民主。这不是怪论，而是真理”(46)。讲民主，人人都欢迎，讲集中，好像就是“独裁”“专制”，这是片面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没有集中的民主，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能是无政府主义；没有民主的集中，就不是真正的集中，而只能是专制主义。现在有的人所要的“民主”，“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状态，同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是对民主的反动和破坏”(47)。这种极端民主化，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是行不通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并非是无条件的好东西，民主的适应范围和作用边界是有限度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48)任何民主形式都有其产生的土壤、适应的范围、生长的条件以及作用的边界，一旦超出自己的适应范围和边界，民主也会无能为力，也会结出恶果。西方民主理论认为，西式民主要具备5个条件：现代化，中产阶级的壮大，受教育程度，外部的强大压力，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可调和性(最好是单一民族国家)。有的人“相信一般‘民主’万能，可以包治百病，而不了解……它的有用和必要是有历史局限性的”(49)。比如美国，政府关门就是美式民主的杰作，奥巴马的“高铁梦”就是政党纷争的牺牲品，美国人的“禁枪梦”更是沦为“白日梦”。纵观世界，泰国的民主乱象、乌克兰的民主乱局、埃及的民主困境、伊拉克的持续内战、利比亚新政府的软弱无力等等，无不警醒我们，如果民主蜕变为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如果民主以政府的软弱涣散为代价，如果民主导致了政府的劣政，恐怕就走向了民主的反面。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意味着西式民主是破解中国问题的万能钥匙。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在于没有民主，只要搞了西式民主，这些问题均会迎刃而解。这就是所谓的“民主万能论”。其实，西式民主也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只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西式民主没能解决反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再增加一块失败的“试验田”。近年来，西方社会已经开始深刻反思自己的民主制度，我们一些人却依然对它顶礼膜拜，这是值得深思的。
八、民主的目标：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依然在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将会消亡”。这一“民主消亡论”特指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将会“自行停止”，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列宁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50)，“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51)。但同时，民主也是一种管理形式，作为管理形式的民主将始终有其存在的价值，不会消亡。
“历史终结论”的实质是“民主终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地缘政治灾难，很多西方学者失去理智，福山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傲慢地向全世界发布他的草率结论：西式自由民主已经发展到顶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一时间，“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弥漫全球。其实，“历史终结论”本质上并非是说历史本身的终结，而是说西式自由民主模式的终结。因此，“历史终结论”，准确地说是“民主终结论”。
然而，民主的发展真的止步于西式民主模式了吗？实践是最好的裁判。“民主终结论”问世后的20多年，西式自由民主模式从顶峰跌落、名声扫地：拉美和苏东，要么掉入陷阱，要么陷入休克，梦醒后纷纷弃西方而去；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要么花容失色，要么寒冬来袭，往事不堪回首；美国和欧洲，要么陷入危机，要么濒临破产，至今自身难保；亚洲、非洲、中东等西式民主的“试验田”，要么陷入内战，要么重回专制，恍如一场噩梦。20多年来，从不迷信西式民主的中国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中国模式”在全球性的寒冬中依然傲立枝头，一花独放。福山2009年在反思时也慨叹，“历史似乎没有终结”，“‘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式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52)。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违背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知道，“民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列宁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53)这说明，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归根结底要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很难想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迥异的不同国家却能共享一套普世的民主模式。我们还知道，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很难想象，生产力永无止境地奔涌向前，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体制却可以任凭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违背了民主发展的辩证法。从专制到民主，从低级民主到高级民主，从较高级民主到更高级民主，从民主到民主的消亡，这是民主发展的辩证法(54)。民主推进到哪一步，是由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决定的。现阶段，西式民主还是低品质的民主，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指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55)。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软肋”和“硬伤”，不过是民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低级民主阶段。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低级民主历经几千年，而从低级民主走向高级民主依然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式民主不是终点，“民主终结论”否定了人类理性认知和实践发展的无限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认识的一般规律。“民主终结论”，实际上是将一种自由民主制度代替现存的所有政治制度，是将暂时性的自由民主制度变成永恒的制度，是将西方特殊的自由民主价值变成全球普世的价值。“民主终结论”不仅没有给西方人自己改革、创新民主模式留下任何空间，也否定了其他国家量身打造发展模式的可能性。这种以过去的认识成果来结束思维的做法，意味着温柔的理性蜕变为理性的暴力，意味着有限的理性上升为万能的理性。这种以西方民主模式为标尺对非西方国家说三道四的做派，意味着理性的僭越，意味着理性变成了非理性。这种一致性对多样性的压制，意味着人的创造性抑制着人的创造性本身，意味着过去的创造性终结了创造性的未来前景。这种同一性对差异性的扼杀，意味着西方从自恋情结走向自虐的行为，意味着理性的建构功能变成了社会的伤害力。
总之，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式民主政治模式有其优越性，但也还存在广阔的发展和完善空间。今天，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推动中国式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9-390页。
③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④[新加坡]郑永年：《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联合早报》(新加坡)2014年5月6日。
⑤《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0页。
⑥James Madison Quotes, http://www.scmidnightflyer.com/madison.html.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5页。
⑧[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⑨张维为：《民主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980/9460436.html.
⑩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4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12)《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7、626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5页。
(14)[英]马丁•雅克：《西方比中国更民主吗？》，http://www.aisixiang.com/data/58766.html。
(15)[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17)[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1页。.
(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1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20)[英]马丁•雅克：《中国治理国家比西方更成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0/25/c_1112974106.htm。
(2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22)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2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3页。
(25)环球时报社评：《福山给出顺序，强政府、法治、民主》，《环球时报》2014年10月14日。
(26)[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75页。
(27)[英]蒂莫西•加顿•阿什：《自由应当超越独裁》，《国家报》(西班牙)2014年2月7日。
(28)《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9页。
(2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30)典型表现就是“两个凡是”：凡是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国家，哪怕其国内政局动荡、民不聊生，那也是民主国家，如菲律宾、泰国等；凡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国家，哪怕其国内政局安定、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那也是威权体制的国家，如新加坡、中国等。
(31)《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34页。
(32)[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ⅩⅢ页。
(33)《西方民主的病在哪儿》，《参考消息》2014年5月4日，原载《经济学家》(英国)2014年3月1日。
(34)[新加坡]李光耀口述，[美]格雷厄姆•艾莉森、[美]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美]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36)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37)《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38)[新加坡]郑永年：《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联合早报》(新加坡)2014年5月6日。
(39)[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40)[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41)[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董乐山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42)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5页。
(44)环球时报社评：《福山给出顺序，强政府、法治、民主》，《环球时报》2014年10月14日。
(45)《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5页。
(46)《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页。
(47)《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48)《西方民主的病在哪儿》，《参考消息》2014年5月4日，原载《经济学家》(英国)2014年3月1日。
(49)《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1页。
(50)《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51)《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5页。
(52)[美]弗朗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央公论》(日本)2009年9月号。
(53)《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5页。
(54)《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55)Bryan Caplan,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tics, Princetion: Princetion Univercity Press, 2008.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3][法]托克维尔编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4][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5]李羚：《邓小平协商民主思想及现代价值》，《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6期。
[6]李转、杨洪：《论延安精神的民主意蕴与当代价值》，《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6期。
[7]钟德涛：《建国前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述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年第1期。
